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实施策略

吴爱邦

（广州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其培育和践行离不开话语传播及其阐释。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指将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理论、精神等信息，以日常性、生活化或学术性的话语进行内外传播，经由受众认同、获取、接受而产生传播效果。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略，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方式。从话语理论上研究核心价值观传播，需要阐释价值意义、分析问题所在、探寻对策路径，以从价值观上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具有强大的思想指引作用，不仅有利于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而且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价值意识，从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一）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

意识形态话语因其特殊的价值内涵，为国家或政党进行文化领导、坚持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力量。核心价值观话语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是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的典范[1]，其大力传播彰显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保障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意义。

1.维护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需要

话语权是异质意识形态博弈的过程，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观施加重大影响[2]。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掌控全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以文化软实力为重要手段，通过隐秘的方式，渗透其价值观话语。他们利用日常生活、网络空间等场域与核心价值观话语进行博弈，以此获取我国人民的认同，并瓦解和消解核心价值观的公信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3]这揭示了西方话语传播的目的和本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较量主要以价值观的斗争为焦点，如何保障我国在全球化中、在现代化建设中不受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干扰和迷惑，坚守核心价值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大议题。

话语内容是话语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发展形态、创新程度关系着话语的品质和生命力。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核心价值观话语展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发展、新变化，具有优越的内在品质。它立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现实，采用“二十四”字的话语策略，构建起立体式的囊括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话语结构。在国家话语层面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话语内容，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价值承诺。在社会话语层面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话语要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现代化社会建设的价值承诺。在公民话语层面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体道德建设的话语准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规范个体道德的价值承诺[4]。核心价值观正是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凝练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系统，为推进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价值基础。因此，较之西方价值观话语，核心价值话语有着天然的优势。我国在同西方意识形态话语较量中，要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通过话语传播彰显价值观的优越性，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理解、认可甚至接纳核心价值观。

2.抵御错误社会思潮侵蚀的客观要求

错误社会思潮指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针锋相对、危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潮，其本质在于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5]。当前错误社会思潮呈现出去中心化、大众化、感性化等发展趋势，就话语形态而言，对核心价值观的挑战表现在个性化话语与理论话语的交锋、大众化话语与政治话语的碰撞。在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种交锋只会更为激烈，不仅冲击话语主体的政治认同和价值立场，而且削弱核心价值观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此外，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深，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助长了道德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侵蚀了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和共同精神家园，造成个体和群体价值认知、价值选择的困境，导致核心价值观话语的理解、解释和认同框架发生剧变。

面对“互联网+”的传播环境以及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变迁，只有在学理上不断深化对核心价值观话语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大力传播，才能抵御错误社会思潮的同化和异化。从价值观本质而言，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准则，是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砝码。无论是话语内容或者话语形式，核心价值观带有显著的科学性、人文性、实践性。国家层面的价值观，蕴含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取向，寓意文化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向度，透视文化强国战略的理论资源。社会层面的价值观，明示人民对于社会共同价值的追求，坚定“四个自信”，激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公民层面的价值观，涵盖私德、美德、公德三个维度，旨在形成优良的个体价值观，为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基本行为规范。因此，坚定核心价值观话语自信，将其融合于时代发展浪潮之中，以此涤荡错误社会思潮的干扰和侵蚀，有利于营造清朗干净的传播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质量。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同价值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共同表达、设定并认同的价值原则、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等方面的统称。核心价值观话语是新时代共同价值话语的象征，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丰富的共同价值意蕴，其由利益关系、价值信仰、社会交往等层面形成，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国族身份的集体认同[6]。核心价值观对民族的思想文化、社会理想、伦理道德等产生重大凝聚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精神纽带和价值支撑。

1.核心价值观话语的人民性

以整体性、普遍性的表达形式，核心价值观话语超越价值多元化的冲突和个体化的话语分歧，为凝聚和整合民族精神提供思想合力。它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统合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话语诉求，真切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维护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围绕人民性的立场，核心价值观话语融合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目标与基本价值目标，为人民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引。人民性既是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以人民为中心不仅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内核，而且也指引中华民族价值实现的路径。强化核心价值观人民性话语的传播，不仅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而且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2.核心价值观话语的民族性

核心价值观话语是一种典型化、规范化的传播符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渊源于中华民族的家国认同，是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论升华。从话语源泉看，核心价值观建基于我国悠久的价值观传统、丰富的价值观发展实践。它通过社会层面的“中介”，将个人层面的“家”与民族层面的“国”链接起来。以共同体意识建构为叙事目的，彰显国家、社会、个体三维的价值功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投射到具体的价值场域之中。国家、社会、个体价值三位一体，统一于民族这个共同体之中，上升到民族的高度，使话语内核和民族意识熔为一炉，激发起人民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凝聚起人民对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3.核心价值观话语的道德性

核心价值观话语通过逻辑性、层次性、多维性的展现，精准传达了民族性的伦理道德，活化了民族性的价值观标签，也赋予其民族的价值认知意义。从话语形式看，核心价值观聚焦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其结构合理、合情、合规，其叙事手法符合人民的伦理认知，具有稳定、开放的伦理意味。与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相比较，核心价值观淡化了政治色彩，把国家道德、集体道德、个体道德融合起来，使人民在高度凝练和精辟的话语形式中获取关键的话语信息，强化了人民的道德判断力。

从伦理学视角来看，价值认同对于稳固民族共同体起着根基性的作用。核心价值观凸显多维度和多层次的价值培育，拓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内涵，展现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对其话语进行理性的解读和大力的传播，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凝聚民族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基础。

经由政府职能部门的规模供给、主流媒体的推广、人们生活场域的环境建构等，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遭遇特定时代下话语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新旧话语媒介的博弈、话语传播与个体接受的张力等问题，涉及传播供给、传播媒介、传播效率等话语传播领域。

（一）话语供给与需求的矛盾

1.矛盾主要来源

一是垂直的话语传播模式。话语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透视出政党力量的主导作用。政府履行政治领导的职责，把话语作为核心价值观传播、认同和践行的重要方式，所提供的是一种系统化、规范化的话语供给。这种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模式让受众处于被动的信息接纳地位，无形之中塑造了供给主体与需求客体之间的距离感、等级感，形成了一（政府）对多（民众）、点（政府）对面（民众）的传播结构。二是话语供给方缺乏对受众进行分层和分类。不同类别的受众对话语运用的方式和接受习惯存在较大的差异，最明显的莫过于青年学生和普通大众。对青年学生的话语供给要符合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知识性等要求，符合理想信念的塑造[7]。而普通大众对话语内容和形式的具体性、生动性、鲜活性等要求较高。

2.主要矛盾集中在普通大众上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以及信息传播机制的创新，普通大众与政府职能部门的信息传递空间被压缩，其距离也越来越接近。普通大众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大，信息传递与接受的关系网朝着扁平化的趋势发展。政府职能部门的内容供给与普通大众的传播需求相距较远。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长期以政府职能部门为工作主体，其供给方式主要是灌输式的、填鸭式的，其内容脱离人们丰富的现实生活，不够灵动鲜活，整体上呈现内容空洞、说教抽象的话语形象。尤其对年轻群体的价值偏好了解不深、把握不准，缺少个性化、针对性的顶层设计举措。由于受到顶层设计的影响，话语传播限制在特定的受众之中，对于类型多样、需求各异的社会群体关注度不够，难以打破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其范围和效率无形之中被严重地束缚[8]。

（二）新旧话语媒介的博弈

新旧媒介的交锋和融合是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面临最大的环境变化。长期以来，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主要依靠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呈现出中心性、显性、政治性等特征。伴随信息时代的到来，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环境更为复杂多变，传播方式更为纷繁多元。传统媒介在信息交互、反馈、纠偏等功能比较滞后，以单向传递为主要方向，扁平化趋势较为突显；
其传播渠道和方式较为单一，传播理念较为陈旧，自觉性和主动性有待提高。由于传统媒介对传播制度和体系有着难以割舍的路径依赖，造成社会受众的条块分割，无法将多层次的社会成员囊括其中，核心价值观的覆盖面不够宽广，受众对其支撑力量难以有效统合。此外，传统媒介难以驾驭网络社会的价值观话题和思想焦点问题，对于泛娱乐化现象、消极三观等灰色空间难以有效管控，核心价值观的信息传播与反馈难以有效塑造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解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格局的变迁，新媒介在信息传播领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传统媒介提出很大的挑战。新媒介促进信息的交互和共享，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扩大了受众范围。人们通过新媒介获取海量的信息，信息传递更为便捷、快速，信息联系更为紧密，大大减少对传统媒体的信息依赖。在这种背景下，传统主流媒介逐渐丧失对核心价值观话语的阐释力，新媒介成为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人们置身其中，比较畅达地表达对权利、价值、义务等价值话语的诉求，具有较强的个人性、随意性、非理性。这导致新媒介与主流媒介抢占话语阵地，并在主旋律、主流意识形态、时代精神等思想领域进行博弈。

新旧话语媒介的博弈不仅使价值观话语传播的空间治理变得复杂，而且冲击了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地位。在话语空间场域上，人们不再过度依靠传统媒介，而是聚焦于各种便利的、新颖的、先进的价值载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价值选择的自主性，但也造成市场意识、多元化思潮对价值观传播的挑战。就此而言，要扩大传统媒介在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的范围、效率、影响力，继续发挥其在弘扬价值观的时代意蕴、强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人文作用，亟须一个新的表达通道，亦需要加强媒介融合发展。

（三）话语传播与个体接受的张力

理解接受是话语传播的关键一环。核心价值观作为统摄性的价值、普遍性的规约，具有强烈的秩序“统整”意味。但话语推动的受众更热衷于多元化的价值准则，更倾向于奉行个人主义的行为模式。在价值观多元化的新时代，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与个体接受之间存在一种张力。

1.抽象的话语传播与个体接受之间的张力

理论的系统性、内涵的抽象性、意蕴的规范性是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形态特征。在现实传播中，核心价值观话语本身的抽象性，使得受众对其停留在抽象符号的形式层面，较少从自身的生活环境与个体行动上进行体认[1]。因此，受众对核心价值观话语的理解往往浮于表面，对其内涵和意义缺乏深入的体悟，其认知和接受过程易于简约成一套理论标识。结果是，话语本身丰富、复杂、深刻的意义被隐去，个体更多视之为通约性、标准化、政治化的价值体系。

2.宏大叙事的话语传播与个体接受之间的张力

一方面，在市场效益导向下的媒介环境中，传统主流媒体与个体的互动性不足。主流媒体在核心价值观传播上具有宏大叙事的特征，即传输严谨的思想内容、体现丰富的理论色彩，但传播内容的同质化较为突出，偏向于碎片化、抽象化、简单化，缺乏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掘，对于受众的个体认知接洽不到位，难以有效地开展双向互动。另一方面，统一的价值观传播与个人叙事式接受之间存在冲突[9]。层次分明、体系规整、逻辑自洽的宏大叙事是核心价值观的叙事方式，国家、民族、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则是其重要议题。相较而言，自我表达、自我披露、自我感觉成为个体话语叙事的重要形式。随着个体现代性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增强，情感化的个人叙事逐渐挑战理性化的宏大叙事。个体对核心价值观的叙事方式和议题进行符合自我认知的解读，片面追求通俗化、显性化的叙事策略，冲击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意义、正面价值和话语体系。个人叙事由于其个性化、简单化，不可避免地对核心价值观话语进行错误的解读，损害核心价值观的权威性、意识形态性、系统性。

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不仅关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而且关乎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和培育。因而，应立足新时代理论认知和实践传播中出现的新问题，激发人民自觉传播的主体意识，突显话语传播的现实品格，提升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

（一）激发人民的主体意识

普遍有效性是话语传播的通则。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社会、个人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其话语要实现有效传播，应当日常化、生活化，形成适合人民认同、接纳的运行机制，从而激发人民的主体意识。

1.建立人民与政府职能部门价值观融通机制

从价值观传播主体上看，政府的主导地位与人们的被动接受存在矛盾。政府着力于培育价值观接受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人民习惯于被传播者、被接受者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政府的“路径依赖”。从价值观接受的现实来看，政府大力维护社会稳定、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其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人民对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力不足，主动参与价值观塑造的空间有限。因此，提高人民对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关注力度和参与力度，成为一个思想自觉、行为自觉的传播者，需要激发他们的主体意识，实现由被传播者向传播主体的身份转换。事实上，人民积极主动参与传播的主体性与政府主导地位是不冲突的，而是融合融通的。

面临西方“普世价值”的侵蚀、意识形态领域的西化以及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弱化的现象，政府应高度重视人民思维层次的多样化、价值观接受的多元化、行为方式的时代性，以认同和接纳核心价值观话语为主线，将人民的价值规范、道德修养、行为养成等串联起来，形成价值观融通融合机制体制，以此加深人民对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准确理解，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精准把握，对党领导一切的深刻体认。

2.探讨核心价值观内化于人民之心和外化于人民之行的新场域

抽象、典型的话语在传播中突显意义，不能脱离某种情景和场域。核心价值观话语要转化为人民的思想与价值的共识，需要介入具体的情境、经由人民的检验。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人民的重要价值话语，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精神资源。核心价值观话语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必须与时俱进，融于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其成为人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话语。一方面，要创新话语表达的载体，营造人民主动融入其中、置身其中的情境，催生“我要传播”的内在自觉。另一方面，改变单向度、线性的传播方法，充分借助人民感兴趣的社会焦点问题、热点问题。这可以通过生活化的例子、接地气的故事，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场域之中，使其抽象的理论内容、深刻的思想底蕴活化和具象化。

3.固守核心价值观传播机制的人民本位

这主要体现在传播机制上避免意识形态对立，突出话语传播的人民本位，将核心价值观话语融于人民的立场之中，强化人民的实践主体性和价值主体性。一方面，对内传播坚守核心价值观的底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于资本主义价值观，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以集体主义为根本原则，后者则以个人主义为根本原则，存在根本立场的对立。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传播，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心，着力于培育集体主义精神，让其回归社会主义的属性和本质，擦亮其底色和彰显其本色。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要植根于中国国情，强调中西在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在发展阶段和方式上的差异性，避免视之为世界价值观的模本和范本，突显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的核心，反映其人民本位的必然诉求。

（二）突显传播的现实品格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市场意识、市场力量渗透到核心价值观领域，滋生了反主旋律、历史虚无主义、去政治化等不良现象，对核心价值观的接纳和传播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要充分考虑核心价值观传播与受众之间共鸣的问题，积极应对新时代下核心价值观认同和接纳的新变化，积极主动地与新时代保持一致。

1.厚植价值观传播的文化土壤

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该国价值观的“内核”和主导力量，决定着价值观的性质、内容和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母体，是赓续传统价值观、确立价值观认同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从形式和内容上重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理念为一炉，展现了深刻的文化底蕴。

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文化发展史表明，价值观传播与文化环境不能切割，主流价值观的践行与文化发展方向不能背离，因此，需要创造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交融浸润的话语环境，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话语传播的内在根据和重要依托。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现代化表达，把礼乐文化、审美文化、饮食文化等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主旨结合起来，重新审视和有效转化传统价值观，使之在意识形态、审美文化等层面呈现新的内涵，夯实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根基。另一方面，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契合人民的话语认知模式与接受体系，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使核心价值观传播有深厚的根基、坚实的传统、充足的底气，最大程度地提升人民的自主意识和自觉行为[10]。

2.适应自媒体的传播特点

自媒体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要义的重要载体，是影响价值观话语传播的重要因素，也是塑造价值观话语环境的重要手段。自媒体传播具有主体多元化、主题多样化、形式平易化的特征，应充分开掘其话语传播功能。

一是立足主体的多元化，拓展话语载体。首先，政府要对自媒体主体表达意见的载体进行合理的规范。重视自媒体主体的多元化及其搭建的各种平台，了解和引导他们不同的价值诉求，对于切实符合实情、带有典型性的问题或提议积极响应和及时反馈。同时，防止自媒体载体出现价值观话语蜕变的现象，建构起技术、法律、道德三合一的话语传播监管体系[9]。其次，开发具有核心价值观典范意义的各类型符号。由于核心价值观话语内容过于“高大上”以及话语形式鲜见活灵活现，自媒体受众对其传播形成刻板印象，甚至生发误解、曲解和抵制，导致核心价值观内化功能的弱化。因此，应探索意蕴丰富、覆盖面广、流传性强的符号化载体。符号化载体具有视觉效应，通过物化手段和商业化行为，赋予核心价值观被认可和接纳的符号意义，既可以提升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度，又创新了其话语形象。

二是结合主题的多样化，重构话语场域。自媒体主题的多样性对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威权提出挑战。这要求话语传播注重受众的接受心理和价值期待，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掌握话语信息的主体能力。因此，话语传播要实现由传统模式向开放平等的现代模式转变，重构生活化场域。在话题内容上，将核心价值观主题进行生活化处理，把抽象的话语议题转换为接地气的大众话语，提升受众对话语传播的敏感性。在话语主题上，以情感维度打开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场域，密切关注群体性事件、社会性事件并作出符合核心价值观导向的话语诠释。在话语素材上，以人民的生活要素为切入点，利用人民碎片化、故事性的阅读习惯，依托自媒体个性化、交互性、即时性等特征，通过日常生活叙事进行有效传播。

三是利用形式的平易化，推动话语创新。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媒体”是自媒体平易化形式的集中体现。大量形象化符号充斥“微媒体”，加上高频率的信息更新，自媒体用户聚焦于局部性的、偶发性的微小叙事，较为反对逻辑性和思维性显著的宏大叙事。简易的形式对用户热衷于浅显、单薄、简单的叙事内容产生较大影响，并催生了求新、猎奇为核心的价值判断标准。核心价值观话语具有理论性、体系化的特征，与网络用语大异其趣，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把握和理解，因而与自媒体碎片化的表述形式存在矛盾。对此，以自媒体平易化的表征形式为切入点，创设和凝练价值导向型的话语。对核心价值观的涵义、观点、价值进行“加工”，将抽象的理论、深刻的意蕴演绎为微言微语，并以倡导性、推崇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满足普通大众对话语“短平快”的心理体验。这种具备穿透力的核心话语与简易的叙事方式融合一起，投放于自媒体平台，不仅有利于增强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实效性，而且有助于筑牢主流意识形态在自媒体中的阵地。

（三）提升话语的全球传播力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话语

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通过凝聚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并以共商、共治、共建的方式推动共同价值观话语传播，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进程。在全球化时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仅是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而且包括价值观、国家形象、话语权等软实力的竞争。面临着纷繁复杂的价值观的较量，各个国家存在着价值观自我认同、自我确证、自我选择等方面的压力。据此，要在多元分化的价值观竞争中尊重他国国情，摒弃本民族话语体系、话语权“唯我独尊”的思维，谋求民族之间的共同价值。一是立足他国国情，充分评估不同民族国家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接受度，精准施策，防止传播内容、方式的一刀切。二是找准传播的切入点，强化日常生活的叙事化，避免自说自话，力求与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等契合。三是寻觅话语的共同点，挖掘不同价值观交流沟通的共性，探寻共同价值的理论生长点。

2.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价值观方案

信息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极大发展开创了价值观传播的新时代。信息全球化为价值观传播提供重要的土壤，互联网则为价值观传播创新了方式方法。价值观的全球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地域限制，全球治理面临更加多元化的价值观发展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的风险随之增高。当前，价值观的全球化现象与本土化的坚守交织在一起，欧美所推崇的普世价值与民族国家所坚持的价值观激烈碰撞，随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较量交锋，价值观的中心化与去中心的矛盾会进一步加深。如何在全球治理的新发展阶段，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新秩序的同时保持价值观的文化、民族、国家的鲜明印记，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在这种背景下，价值观传播既要超越欧美中心主义，又要坚守民族主义，是对各国价值观培育、塑造的巨大考验。我国应顺势而为，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契机，提升核心价值观全球传播能力，加快形成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11]。

3.改变世界对中国价值观的刻板印象

纵观核心价值观的全球传播现状，在世界国家和民族认知中主要存在几方面的挑战。一是被意识形态化。有些国家把核心价值观传播视为“中国威胁”之一，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防备。二是被歪曲和误读。某些国家出于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制度的误解和曲解，把核心价值观视为一个特殊的价值理论并悬置起来，难以被所在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三是被人为阻碍。我国主流媒体尚未适应我国软实力转变的现实，对核心价值观不够自信，在对外传播上欠缺合适的表达话语体系，无法形成有效的对外传播力。对此，我国应充分利用文明交流交锋互鉴的重大契机，通过核心价值观的全球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多元、立体、生气的中国面貌，呈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特色和优势。既为世界文明提供中国经验，又在传播实践中不断塑造中国形象、传递中国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