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的动因、特征与实践路径

周良发

(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思政课教材作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动态性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思政课教材在内容编制、表达方式、载体形态等方面往往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来临，大数据不仅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也为教材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无限可能。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成为高校立德树人的主阵地，思政课要成为时代新人涵育的主渠道，必须正视大数据具有的创新动能，深入探索思政课教材的数字化建设，把建设数字化教材视为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战略契机和重要途径。文献检索发现，思政课数字教材业已受到学界的关注，如吴满意、高盛楠就思政课数字化教材的内涵、价值与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1]，刘超围绕思政课数字教材开发与出版作了初步探讨[2]，刘桂珍以“形势与政策”课教材为切入点，对纸质教材与数字课程一体化建设进行了学理探究[3]。相关研究成果的涌现为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有序有效推进夯实了理论基础。鉴于思政课数字化教材的重要性，本文拟就数字化教材建设的现实动因，主要特征及面向未来的实践路径略陈己见，为新形势下高校思政课教材高质量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教材作为高校思政课的物化载体，其建设与所处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情势密切相关。只有紧跟社会发展、把握时代脉搏，才能确保思政课教材建设的意识形态性和与时俱进性。整体观之，推进高校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主要缘于党中央的重视、技术的介入以及受众的需要。

(一)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技术赋能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自2001年教育部提出要重视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以来，教育信息化日渐深入教学现场并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和青睐，现已成为信息化时代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主攻方向。在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4]。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在2021年7月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被高规格地固化下来。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指示下，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数字化平台建设(简称“数字马院”)也日益受到关注。如近期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成立的“数字马院”联盟得到国内300多家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响应和支持[5]。马克思主义学院数字化平台建设的有序有效推进无疑需要数字化教材予以配套，这势必需要将数字化教材纳入“数字马院”建设质量考核的指标体系。总之，党中央的重视、政策文件的颁布和“数字马院”的推进，为高校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二)大数据的深度介入为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奠基于纸质的统编教材，是运用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对纸质统编教材进行数字化变革和处理的过程。相较于纸质的思政课教材，大数据的深度介入给教材建设所带来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内容表达与承载介质两个方面。从内容表达来看，大数据情境下的海量数据资源与多样化技术表达，无不给作为受教者的青年大学生提供了随时随地独享、分享乃至共享的思想政治理论资源，满足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个性化诉求。从沉浸式体验到可视化呈现，从超链接延展到二维码分享，技术所带来的思政课表达方式的数据化变革尤为显著，并基于思想政治理论资源的产生、分类与聚合发挥着立德树人的效用。从承载介质来看，大数据引领下的知识承载方式日益多元化，使得思想政治理论不再局限于纸质教材，而是呈现出由纸质教材向数字教材转变的明显趋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网络终端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的广泛应用，思政课教材介质将更加数字化和智能化。多媒体、APP学习软件、云班课、学习通等遍布于各类教学场域中，成为数字时代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主要承载介质。而在大数据的深度介入下，教育者可以发挥大数据在数据同步记录、动态收集、及时处理上的独特优势，从而为思想政治理论的精准供给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三)受教者的需求变化为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提供现实指引

推进思政课教材的数字化建设终究是为了提升大学生的思想获得感，使其成长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建设者。因此，思政课要真正为大学生成长成才“补钙壮骨”，就必须正视新形势下受教者对思想政治理论的需要变化。当前“00”后已成为高校大学生的主要群体，伴随互联网而成长的他们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相比以往，新时代大学生有着强烈的网络依赖性，甚至达到“无时不网”“无事不网”“无处不网”的程度[6]。大学生对网络数字化的依赖性势必会影响其信息接收习惯，规制其对思想政治理论的接收方式，使得他们更青睐数字化、碎片化的思政教育内容。鉴于新时代大学生对数字化生的依赖性，思政课教学就不能一味地依靠纸质教材，而应积极推动思政课教材的数字化转型，融入更多的数字产品和媒介元素。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固然不能完全脱离纸质的统编教材，但也绝不是纸质教材简单的数字化转换，而要将教学资源、教学大纲、教学设计、教学方案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数字化处理，实现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接收习惯的高度契合。惟其如此，才能使思政课数字教材更具开发应用前景，从根本上增强大学生的思想获得感，使他们成长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奋进者和引路人。

数字时代的全面来临以及大学生的数字化生存为思政课教材编制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逻辑前提。思政课数字化教材除了具备统编教材的一般特质外，还有着大数据技术所带来的全方位变革，如教材资源动态更新、教材设计立体交互、教材编写多方协同、教材使用开放共享等，使得思政课教材建设更具数字时代的鲜明特征。

(一)教材资源：动态更新

教材资源是教材编制的基础，为教材编制的顺利推进提供持续不断的资源保障。在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创新迭代更新的新时代，要培养契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思政课教材建设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的新知识、新理念、新观点融入教材中。为此，中宣部、教育部适时组织专家学者对高校思政课教材进行修订，以便用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来武装大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思政课统编教材为例，“05”方案实施以来，中宣部、教育部分别于2008年、2010年、2013年、2015年、2018年、2021年对思政课统编教材进行全面修订。2021版思政课教材的最大亮点是引入二维码技术对各门课程的重要知识点进行数字化链接，从而推动了纸质教材与数字课程一体化建设进程。然而，囿于纸质教材受到载体的限制，修订工作量大，出版周期性长，加之教材篇幅的局限，只能容纳有限的教学资源，致使教材内容的迟滞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数字时代，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大数据为支撑，以电子书为介质，就能够实现教材资源收集和内容编写始终处于动态更新中。而通过对相关知识理论的大数据分析和预测，可以生成具有前瞻性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理念，这是传统的纸质教材根本无法企及的。这对思政课教材建设而言也尤为重要，因为数字化教材能够尽最大可能将党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及时融入教材体系和教学环节中。如2021年思政课统编纸质教材内容修订截止于2021年7月[7]，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等则可以通过数字化教材及时、全面地传递给大学生。

(二)教材设计：立体交互

思政课教材是思想政治教育有序有效推进的根本依据，其形态变迁无疑受到经济社会发展、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模式变革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数字时代，随着大数据技术对教学模式变革的持续发力，直播课程、在线教育、混合教学等已经突破教学时间和场域的限制，助力师生之间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虚拟与现实地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活动，这使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获取的渠道更加灵活多样。在此情境下，思政课教材建设必须及时跟进，推动教材设计环节的创新，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知识获取的多样化态势。为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做好数字化教材设计。一方面，设计立体式教材。数字化时代思政课教材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字表述，而是在严格遵循纸质统编教材精神的基础上，将数字产品全面融入思政课教材编写环节中，运用动漫画面、音频视频、歌曲片段、电影集锦、虚拟仿真等创设更有质感、更具厚度的立体式教材，让大学生依托多元化载体掌握知识体系和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设计交互性教材。数字化教材突破纸质教材的固有疆界，基于互联网、融媒体等推动单一教材形态向复合教材形态转变，更为关注和强化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过程中的交互体验，着力打造能够支持思政课教师与学生实时对话和交流的课程载体，切实增强青年大学生的参与度和互动感。

(三)教材编写：多方协同

教材编写的优劣直接影响教学的实际效果，高质量地编写思政课教材无疑为教学质量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要求在思政课教材历次修订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严把质量关，既要严格遵循教材编写体例，也要充分体现党中央的精神和战略决策，还要积极关照思政课教师和大学生的应用反馈及需求期待。这是思政课教材高质量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内在需要。然而，当前思政课纸质统编教材的编写者多为思想政治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作为使用者的一线教师和大学生却长期处于“失语”“失声”“失势”状态。大数据技术支撑下的数字化教材建设，则为思政课教材使用者参与教材编写提供了重要契机，从而构建出思政课教材编写的多方协同模式。在思政课数字化教材建设中，教材编写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动态收集教材使用者的应用反馈，主要包括思政课教师的意见，并及时将反馈情况作为数字化教材建设的重要参考，以实现思政课教材编写主体构成的多元化。将思政课教师和大学生纳入思政课数字化教材编写主体，有助于全面掌握教材使用者的兴趣点、关注度和期望值，并以此为重要依据对思政课教材资源进行辨析和筛选，策划和编写更受师生欢迎和认同的思政教育议题。总之，思政课数字化教材建设能够统筹协调多方力量，其教材资源不仅包括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有社会热点和现实问题，还突显出大学生的需求期待，使思政课教材编写更有针对性和吸引力，为思政课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

(四)教材使用：开放共享

教材编写旨在为思政课教学的有序有效推进服务，教材使用的效度实质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在传统的纸质教材时代，思政课统编教材使用受教材编制的约束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弱化其有效性。这是因为，传统的纸质教材建设从教材编制立项到教材资源收集，从教材内容编写到教材出版发行等需要一个漫长且繁琐的过程，致使纸质教材在数据信息引用上具有明显的迟滞性。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思政课教材编写过程中的数据资源的实时收集与应用，并基于数据挖掘技术对大学生潜在的需求期待进行预判，开发编写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思政课数字化教材。大数据的共建共享性使得思政课数字化教材使用更具开放性和共享性，而数字化教材建设的开放共享则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思政课教材使用效度。进一步而言，奠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字化教材可以借助二维码、超链接等与时代发展、学术前沿乃至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大学生使用数字化思政课教材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随时切换学习场景和学习资源，在知识链接的直观呈现过程中构建出完整、系统的知识图谱，从而破除思政课程因学科分割而产生的碎片化问题，切实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的整体性认知。

作为思政课教材的崭新形态，数字化教材必须与纸质统编教材的功能一致，即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和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高校培养时代新人提供教育教学依据。在数据日益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数字化时代，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要从教材编写的主体、过程、技术、制度等方面入手，使数字化教材成为新形势下思政课教材建设的重要生长点。

(一)使主体树立数据思维、实现角色转换

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的关键在主体，教材编写者的能力和素养直接决定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的优劣。为使教材编写者在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必须引领其树立数据思维、实现角色转换。一方面，引领主体树立数据思维。数据资源的广泛应用推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通过获取数据和应用数据来分析、解决问题的数据思维日益受到重视。随着教育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教材编写者必须重新检视教材内容、形式与数据的关系，树立以数据为导向的数字化教材建设思维[8]。在数据思维引领下，思政课教材建设主体务必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教材建设全过程各环节，真正实现大数据之父舍恩伯格所谓的“让数据说话”[9]1。这就要求思政课教材编写者在教材建设的方案制定、内容编排、载体选用、版式设计等方面要以数为媒，充分发挥大数据的技术优势，在数字世界中应用大数据去预测施教者和受教者对思政课教材的认同度和接受度。一言以蔽之，大数据已开启全样本模式，注重相关性分析，包容混杂性数据等完全可以应用到思政课教材建设的各种数据资源的分析中。这就需要处理好课内课外、网上网下、虚拟现实的关系，实现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教材建设之间的深度融合。

另一方面，引领主体实现角色转换。互联网的普及、大数据的介入和全媒体的涌现开启了思政课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使得传统情境下施教者与受教者“我说你听”“我教你学”的教学方式黯然失色。由于数字时代海量的思想政治理论资源充斥着网络虚拟空间，大学生可以借助各种媒介手段随时受到思政教育资源的滋养、涵育和引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政课教师主控型的角色被不断弱化。这要求思政课教材编写者必须及时更新教材编写理念，积极转变思路，实现角色转换，增强教材数字化建设的意识，具备教材数字化建设的素养，提升教材数字化建设的能力，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数字化转型，切实保障思政课数字化教材建设有序有效地推进并取得实效。相比传统的纸质教材，数字化教材要求编写者必须具备基本的数字编排、数据更新、版权保护等方面的能力和素养。总之，数字时代思政课教材编写者不仅要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还要“玩转”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手段以深刻分析大学生的学情，并以此为重要抓手，对受教者思想动态进行精准画像，使信息化、数字化教育技术成为新时代高校构建精准思政、智能思政的重要手段[10]。

(二)从动态场域审视数字教材建设

编制过程的高效运作是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质量的重要保证。为此，要确保思政课教材编写的资源选择、内容组织、知识表达三个层面的有效性。大数据技术对数据信息的同步收集和处理，使得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更具动态特征，有助于教材主管部门动态审视教材建设全过程。

首先，思政课教材设计的动态定位。高校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灵魂课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价值指向性，教材编写者应严格遵循中央精神编写数字化教材。随着智慧校园和智慧课堂建设的持续推进，教材编写者要切实增强思政课教材的信息化程度和数字化水平，基于信息化和数字化教育技术对思想政治理论资源进行立体式编制和交互性设计[11]，有效拓展教材建设环境的外延及时空，确保思政课教材建设的政治性、科学性和时代性。同时，教材编写者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动态追踪思政课教师和大学生对数字化教材的接受度和认同感，并及时将反馈信息作为今后数字化教材修订和完善的参考依据。在数字时代，大数据技术实现了教材资源的实时更新，保障了教材编制的科学性和时代感，为思政课铸魂育人教学目标的达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思政课教材资源的动态组织。教材资源的组织是教材建设的重要环节，资源筛选和加工是否科学合理不仅关乎教材编写质量，还会影响思政课教学水平。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作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核心和基础，无疑是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内容的根本所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持续更新和大学生需求的变化，要求思政课教材建设必须永远在路上。大数据技术对海量数据信息的全样本处理能力，实现了对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和大学生思想动态的及时分析和动态预判，这有助于思政课教材编写者深刻领悟党的最新创新理论的精髓和真谛，精准预判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和思想动向。并以此为重要依据，从海量数据资源中选取最能体现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和最契合青年大学生需要的教材资源来动态组织和编写思政课教材。

再者，思政课教材内容的全景呈现。在前数字时代，纸质统编教材的编写大多以学科视角、知识结构、逻辑层次对思政课教材内容进行编制，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往往以单一的、抽象的文字呈现出来。在大数据技术助推下，思政课数字化教材借助数字化媒介和可视化手段对思想政治理论资源进行多样化处理、全景式呈现。思政课教材内容的全景式呈现极大地丰富了理论知识的表达方式，通过将图像、音频、视频、动画等新媒体融为一体，立体化地呈现思想政治理论的全景图，为大学生构建更为具象的、可视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谱系。异彩纷呈的全景样态无疑能激活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多种感知，增强青年大学生对思政课程的学习兴趣，进而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的认知认同。

(三)从技术来推动大数据与教材编制融合

大数据为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而大数据效能的发挥则与教材编制的融合程度相关。因此要以技术赋能为前提，推动大数据与思政课教材编写深度融合，使大数据技术全面嵌入思政课数字化教材的规划、编写、使用等各个阶段。

首先，思政课数字化教材规划阶段，做好教材规划设计是编制思政课数字化教材的前提和基础。思政课数字化教材建设既要遵循教材编制规律，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也要关照大学生的需求期待。在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规划阶段，必须充分考量大数据技术的全面介入对思政课教材建设产生的影响，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资源数据化管理和应用的风险隐患等。与此同时，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关注焦点等进行分析处理，把受教者的需求期待纳入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的编制理念和框架体系中，开发契合大学生个性化学习模式的思政课教材。

其次，教材编写是思政课数字化教材建设的关键和核心，在思政课数字化教材编写阶段，需要厘清数字化教材与纸质教材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基于大数据的技术属性彰显思政课数字化教材的知识特征和数字特性。在此基础之上，确定大数据技术赋能下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的逻辑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切实保障数字化教材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比如数字时代教材资源的更新需要大数据的深度参与，依托技术手段缩短教材建设周期。那么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务必要利用大数据的技术优势，保证教材资源的筛选和内容的更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步调一致，及时将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充分体现在教材体系中。需要指出的是，教材编写是思政课数字化教材建设的关键和核心，思政课数字化教材编写不仅要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资源数据化转型，还需要与此相关的教学功能、手段、载体、媒介进行数字化建设。

再者，在思政课数字化教材使用阶段，需要对教材使用情况进行全时段跟踪和全方位调查，并根据思政课教师和大学生的建议和要求对数字化教材内容进行修正、调适和完善。一方面，运用大数据对思政课教师的使用情况加以研判。运用大数据对思政课教师对于数字化教材使用的频次、时长等情况进行分析处理，能够有效研判思政课教师使用数字化思政课教材的整体概况。另一方面，运用大数据对大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诊断。思政课数字教材是顺应大学生的数字化生活而开发的一种全新的教材类型。数字化教材对大学生的学习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何种作用，需要借助大数据对受教者的学情进行动态性追踪和全样本分析方能精准把握。

(四)建章立制以引导和规范数字教材建设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是数字时代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工作带来的最大变化。对于思政课教材编制而言，数字时代直接变革了思想政治理论资源的获取和管理模式，使得思政课教材建设更具个性化和动态化特征。但是，大数据与其它新兴技术一样，在有效赋能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的同时，也必须警惕其潜存的技术风险和安全隐患。为高质量推进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出台和完善政策法规及行业内部规范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方面，国家层面需要加强引导，出台和完善政策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为思政课教材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与大数据研发、应用有关的制度法规相对欠缺，致使数字化资源开发、使用而产生的版权问题无法有效规制。2021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民法典》对数据确权归属作了界定，但缺乏具体的执行细则而无法有效管控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为此，国家相关部委应发挥头雁效应，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资源的自身特征，制定数字化资源的使用细则。并以此为重要基础，出台和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整治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的生态环境，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资源数字化的保护力度。切不可因数字资源易于复制、粘贴而给境内外敌对分子可趁之机，通过肆意裁剪、篡改教材内容而引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局。

另一方面，行业内部要严格自律，注重隐私和版权保护。数字时代教材资源的采集，尤其是师生互动“痕迹”的记录难免会涉及版权保护和个人隐私问题。注重个人隐私和版权保护就成为思政课数字化教材建设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思政课数字化教材主管部门应强化监督审查、重视版权保护，督促出版方和编写者增强行业自律和版权保护意识，着力营造重视思政课数字化教材建设过程中版权保护的良好风气。思想政治理论资源的数字化要求教材编写者更要有版权意识，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理论知识的简单传授，也不是中央精神的直接传达，它重在思想引领、价值观培育和政治认同，故而必须保障其资源出处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此外，还要加强思政课数字化教材使用者的个人信息安全，对思政课教师和大学生在网络媒介双向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及时保存、加密处理或定期消毁，切实保障数字化教材编写者、使用者的隐私和权益。

在大数据技术的助推下，“万物皆数”的哲学寓言已经成为现实。在数字时代，大学生的数字化生存和数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日益丰富，这推动了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由构想变成现实。思政课教材主管部门要加强引领，激励思政课教材编写者树立全新的编写理念，把数字教材作为新形势下思政课教材建设的战略选择。当前，高等教育出版社对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作了有益探索，以思政课四门主干课程为中心编制了若干电子版教辅资料。此外，“形势与政策”课教材数字化建设已在国内部分高校有序推进，实现了冰冷的理论文字向鲜活的数字产品转型。这无疑给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诚然，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及其有效使用仍面临着诸多理论难点和现实困境，如真伪资源辨别、数字版权保护、教学软件操作等。但不可否认，数字产品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思政课堂及师生互动中，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的大幕已悄然开启。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思维和技术，其“两面性”要求我们在持续推进思政课教材数字化建设的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技术的不完善势必会带来的风险和隐患[12]，在思政课教材编写过程中不能过于依赖技术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隐而不彰，也只有这样，才能编写出既符合党和国家需求、契合个人成长需要，又与时代发展同步的思政课教材，进而使思政课在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中更好地发挥培根铸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