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生态视角闽西北林下经济经营组织的运行效率,*

王姿燕，魏远竹，2

(1.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福州 350002；
2.宁德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福建 宁德 352100)

工业发展引发的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迫切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将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贯穿于经济建设等社会进步的系统中，以延续人类的生存与文明发展。林下经济突出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促进绿色增长、实现发展与保护同步的必由之路。从中央到地方持续加大对林下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小农经营与大市场衔接不足等问题[1-2]，推动小农户的组织化、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必经之道[3]。小农户可选择自建公司、家庭农场、家庭林场、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组织[4-5]；
也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契约关系，与包括村集体在内的其他组织缔结生产、销售等环节合作关系[1，6]，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福建省“十三五”期间通过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大力推动林业经营组织化、规模化进程，在此期间家庭林场、林业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数量显著增加，但其组织运行效果如何？利好政策能否转化为实际利益？此前关于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效率评价的研究极少涉及，急需通过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效率的评价进行回答，并从组织所处外部环境角度分析其运行效率差异原因以进一步补充已有研究成果。可喜的是农业组织运行效果方面可借鉴研究成果颇丰，效率成为衡量农业组织效益的核心指标[7]之一，无论单一类型组织[8-9]还是不同类型组织运行效率研究[10-12]均遵循投入与产出的逻辑，通过生产函数设立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对组织运行效率进行评价。其中，生产函数设计主要有以SFA为代表的参数方法和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方法[13-14]，以此分析组织运行效率结果。在组织运行效果影响因素方面，更注重从组织内部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组织内部结构、领导者的素质等内部因素分析。学者主要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和Tobit模型，指出人力资本、成员的利益机制行为、制度安排、林地地块数量、家庭林场收入比例等因素[8，15-16]，显著影响其组织运行效率。过去的研究对林业、农业组织运行及差异原因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仍存在不足：一是林下经济现状、模式、经营意愿、林业及农业组织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林下经济经营组织及其运行效率的比较研究鲜见报道；
二是农业组织运行效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关注度极高，但往往忽略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从组织生态视角着眼的极少；
三是尽管组织生态少部分应用于组织成长的研究，但往往只注重组织演化结果是成长、死亡、异化或空壳化[17-18]，而忽略了组织对组织生态的行为响应表现。基于此，以福建三大林区及林业经营组织数量较多的三明、南平及龙岩为研究区域范围，鉴于林下经济必须依托森林资源及其生态系统，遵循“循环、共生、少施肥、少用药”的要求，其投入与产出过程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特征，特别适合对经营主体开展相对效率比较，从而评价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效率。因此，通过闽西北地区林下经济经营组织效率的评价，考核福建省林下经济经营主体的培育效果，利用调查数据构建样本数量相当的比较组，观察不同组织生态状况下经营组织的具体行为表现，以期从组织外部环境视角分析其运行效果差异的原因，进一步丰富农业组织运行效果、组织生态理论应用的研究成果，阐明组织生态如何影响组织运行效率。因篇幅限制主要从定性角度阐明。

组织生态学研究组织与环境互动规律，基于种群生态学理论，指出任何组织策略的实施都取决于该组织所在系统中其他组织的策略行为，包括政府及其他组织，所以组织及其种群面临的外部环境即组织生态[19]。组织及其种群外部关系集合构成组织环境，具体表现为种群自身以外的物质及条件[20]，以组织合法性、组织生态位作为核心表示指标。其中，组织合法性是组织为应对潜在威胁，获取资源而采取惯例行为，增强外部环境对组织的认知、认可和信任程度，具体表现为认知合法性、规制合法性及规范合法性[21]。认知合法性被解释为公众对组织有关事物及其行为的认可度；
规制合法性则指相关部门如政府、行业协会等所制定的规章制度；
规范合法性则意味着组织行为是否符合既定的社会标准或与既成的社会价值观相一致。组织生态位主要有两层含义，从单个组织看是指该组织自身所能占据的多维资源空间的大小[22]；
从系统层面看，则指该组织及其种群在一定组织群落甚至整个组织生态系统中占据的地位，简单地说就像组织在产业链条中的位置，两者均强调着组织能够利用的资源集大小[23-25]。已有研究认为组织合法性提升、组织生态位层次飞跃是农业组织“变异—演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所在[17，21]。组织合法性可以防止外界社会对组织产品或制度的抵制或破坏，关系到组织能否顺利地、更广泛的攫取组织内外部的资源[26-27]。而组织生态位则关系到组织占有、利用的资源集大小，宽生态位组织可利用资源越多、越广，组织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度越高[17，28]，组织依据生态位差异而选择不同的成长策略[28-29]，均会影响组织运行效率。首先，组织合法性使组织获得关键资源以撬动更多有利于组织设立、组织发展的资源，为组织运行效率奠定资源基础[30-32]。自2008年集体林权改革进一步深化以来，《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福建省省级财政林下经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相继出台，带动组织合法性的飞跃性提升。第二，组织生态位决定组织占有的资源集大小，使组织经营策略产生差异，从而影响组织运行效率。组织生态位的差异使组织需要作出行为调整以适应组织环境变化，例如组织决定是否致力于少而精的产品打造，是否成为一个专一型的组织，是否改变生产要素结构等，即组织的经营策略或行为发生变化，以响应组织生态变动，从而影响组织运行效率。第三，组织合法性越强、组织生态位越宽，越有利于降低组织交易费用，进而影响组织运行效率。当周边群体对组织的认知合法性增强时，组织获取土地等资源遭遇的外部阻力越小，谈判成本越可能显著降低；
组织生态位优化时，组织资源集往往较宽，有利于实现资源内部化，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及决策成本，从而有利于组织顺利实现组织战略的制定、升级与落实，从而正向影响组织运行效率的提高。

2.1 研究对象

2017年7月，原国家林业局印发的《关于加快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指导意见》指出，林业专业大户、家庭林场、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和林业龙头企业是林业规模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此规定中没有家庭农场，但林下经济是以林地资源、林下空间、森林生态环境为生产活动基地，以农林牧渔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复合经营实现环境友好、绿色循环的现代农业，家庭农场是主要经营主体之一，而林业专业大户尚未能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查询到。因此，研究借鉴其他学者的成果[33-35]，界定林下经济经营组织为具备一定条件，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以获取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为目的，对林下经济发展所需生产要素开展经营管理的农业产业组织，包括家庭林场、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公司4种类型[35]；
以三明市、南平市、龙岩市林下经济业务比例超50.00%以上的家庭农场、家庭林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林公司为研究对象。

2.2 指标选择

基于组织对林下经济生产要素的投入及其产出，评价其组织运行效率(包括综合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与规模效率SE)。以“人力、土地、资金”为组织的基本投入要素[36-37]构建投入指标，包含经营管理人员数(人)、管理人员参与培训次数(人次)、劳动力工资总额(万元)、林下经济综合用地面积(hm2)、林下经济业务投入总费用(万元)、技术引进费用(万元)等。以数量产出及质量产出为产出结果构建产出指标，包含林下经济产品的货币总产值(万元)和林下经济产品的品质标志个数(个)。其中要特别说明的是，劳动力分为经营管理者数量和劳动力工资两个部分。因为受季节规律影响，林下经济经营组织主要以临时雇工为主，因此雇工数量统计不如劳动力工资核算准确、容易。对于自我雇佣者，以“如果让您放弃自己农场或林场的经营，至少给您多少报酬才能请到您”的答案数据，作为自雇佣组织劳动力工资投入。而经营管理者数量，则主要体现劳动力数量的差异，尽管雇工是季节性的，但用心参与组织经营管理的人员是比较固定的，且与组织要素配置关系紧密，包括组织法人及法人通过血缘关系或组织关系确定的生产经营负责人，从而更完整的体现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林下经济产品的品质标志数(个)，指各年份组织获得的商标数(个)、绿色品种认证数(个)、一品一码(个)、专利(个)、获得的各级荣誉(个)等质量指标总数。林下经济业务投入总费用(万元)是指组织在林下经济经营过程中，投入的土地、种苗、厂房建设及生产工具、水电、肥料、运输、保险、利息等要素费用总和，除技术引进费外，旨在分离技术要素的作用。林下经济综合用地面积(hm2)是指林下种植、林下养蜂等不同用地面积总和，特别是养蜂用地面积与其他林下经济用地方式具有明显差异，通过咨询有丰富经验的受访蜜蜂养殖户，得知100箱蜜蜂实际使用面积为0.20～0.33 hm2，依此统计蜜蜂养殖用地面积。

2.3 模型选择

数据包络分析(DEA)理论是以生产前沿面效率评价理论为基础，认为不同经营主体投入产出要素的不同组合(xi，yi)均能实现最大产出，构成一个有效生产前沿面，即不存在yi′≥yi，当各生产点与生产前沿面之间没有距离时，则实际产出达到最大值或实际投入实现最小值[35]。有效生产点与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生产点形成一个包络面，由于包络面是各生产点的集合，因此其投入与产出效率是比较各生产点组合的结果，是一种相对有效性，特别适合于比较具有相同生产经营特征的不同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效率。家庭农场或家庭林场(F)、农民专业合作社(C)、公司(P)属于不同组织形式，在经营中一定存在个体化差异，这些不同组织形式都是在一定外部环境中生存，即研究所指的组织生态。不同组织形式在组织经营中根据组织生态调整经营策略，最终落脚到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动，从而影响组织的运行效率。由于林下经济的特性，家庭农场、家庭林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公司等组织，在经营过程中均须以森林资源为基础，遵循季节、气候变化等自然规律，采取集约化经营方式，追求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所以，在生产方式和投入要素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因此，研究设计的效率评价指标是基于投入共性上的“土地、劳动力、资金”基本要素，产出包括产品数量及产品质量，使各类型组织具有相对的可比性，可纳入同一个效率分析框架。从实际调查情况来看，受市场及自然条件的影响，实际产出无法被事先确定，经营主体基于一定的产出预期，尽可能合地理配置资源以使投入最小化，包括改变土地面积、劳动力雇佣频率等，且林下经济经营组织是农业生产组织化、规模化的重要媒介，必然追求更高规模收益，因此更适合使用规模报酬可变模型进行效率测算。基于此，选择投入导向且规模报酬可变的DEA-BCC模型[37-38]。

2.4 数据采集

为匹配投入导向且规模可变的DEA-BCC模型设计了林下经济经营组织问卷，包含组织及核心管理人员信息、生产经营信息、组织生态信息三大板块内容，数据收集年份为2017—2020年。以132个林下经济经营组织为比较样本，分布于三明市、南平市及龙岩市，通过调研小组的问卷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首先，选择闽西北森林资源丰富且林业组织数量较多的3个地区，即三明市、南平市和龙岩市，按照典型抽样方法，在每个市选择3个以上县或县级市。其次，通过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信息系统、天眼查企业工商信息系统获取家庭林场等4种形式组织名单，根据随机抽样原则形成所选县市的抽样名单，并与基层林业局、农业局联系，核实抽样样本林下经济经营真实性，以确定有效的抽样对象。最后，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开展问卷调查。为有效提升问卷有效性，先在武夷山开展预调研，根据实际问题对问卷进行修改完善，而后正式在所确定的县市即武夷山市、光泽县、邵武市、政和县、顺昌县、清流县、大田县、永安市、尤溪县、长汀县、连城县、武平县开展了调查访问。研究以组织为研究对象，尽管林下经济经营组织间距离较远，且组织法人事务繁忙，调研组通过努力，发出206份问卷。根据组织年龄4年以上的要求，回收的有效问卷为132份，最终确定的132个经营林下经济有效样本组织，包括48个家庭农场和家庭林场、64个专业合作社、20个公司4类组织形式，其中家庭农场与家庭林场视为家庭型组织，公司特指农林公司以提高对象的针对性。

2.5 数据处理

研究主要采用样本组的比较，以组织运行效率值划分最高效率区间与最低效率区间组织，以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蜜蜂养殖、林下生态旅游产业的具体产值高低为依据对数据进行排序，划分各经营组织的林下经济模式，分别记为M1、M2、M3、M4，表示该组织以何种林下经营模式为主。首先，以指标含义、选择依据及具体赋值说明的方式阐明组织生态5个指标的选择(表1)，并对其进行量化设计，对组织生态所有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表2)。然后，计算出组织运行效率值以及组织合法性、组织生态位量化指标的均值。最后，以组织运行效率最高区间45个组织与最低区间42个组织为比较组，依据组织生态对组织运行效率影响的理论，整理其3个组织合法性和2个组织生态位指标的具体表现。

表 1 组织生态状况的评价指标

表 2 组织生态状况评价指标量化设计和描述性统计

组织经营策略是组织为谋求长期稳定发展，而对组织经营管理作出全局性、长远性的计划，与组织经营成败密切相关。新产品开发、市场选择、资源分配、营销推广等措施，则是组织经营策略的具体化行为，意味着组织经营策略的实施情况。研究通过最优效率区间与低等效率区间决策单元行为的比较，前者是否更大概率的选择“产业链下移环节”经营行为，表明决策单元经营策略实施对良好组织生态环境做出的响应，从而影响组织运行效率。所谓“产业链下移环节”，学者认为由于产业分工细化，产业内分工环节越来越多，产业环逐级累加形成的有机统一的系统链称为产业链。产业链条上每一链环的累加主要通过对上一环节追加生产要素以获取附加值，当产业链的链环越是下移，资金及技术的密集性表现越明显，反之则更明显地表现出资源加工性、劳动密集性[39]。为此，设计组织主营业务形式包括产品生产、产品净化等初级加工、产品采购销售、产品精深加工等选项；
组织各年经营策略包括流转土地扩大经营规模、改变经营品种、技术引进、市场开拓、品牌培育等选项。赋值：主营业务形式按是否单一划分为单一=0，多样=1；
按主营业务形式在产业链的位置，分为初级=仅有生产和初级加工=0，中级=采购销售或初级生产加采购=1，高级=精深加工、生产性服务、技术研发=2；
经营策略是否向产业链下移环节转变，则按决策单元填写的经营行为顺序的结尾划分，以技术引进、市场开拓、品牌培育、对外合作为结尾，表明该组织实施“产业链下移环节”经营行为记录为1，其他则记录为0。

3.1 闽西北地区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效率总体较高

由于没有既定标准对效率水平进行认定，选择从类似研究结果的比较角度进行分析，有学者从宏观上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方法测算并划分林业生产效率区间，其中[0.90，1.00]为优质高效率区间，[0.70，0.89]为良好高效率区间，[0.60，0.69]初级中等效率区间，其他为中等以下区间[40]。参照文献[40]，闽西北地区的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的综合效率(TE)均值处于中等效率区间，但其纯技术效率(PTE)均值和规模效率(SE)均值均处于良好高效率区间(表3)。样本组织的纯技术效率高于规模效率，且PTE等于1.00的组织数量大于规模效率最优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组织化的推进带动管理水平提高，从而提升了林下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学者从微观上选取南平市、三明市、龙岩市、宁德市、泉州市的509户农户，运用DEA方法，测算出农户林业生产TE均值为0.20，PTE均值0.26，SE均值为0.79[37]。参照文献[37]，闽西北地区林下经济经营组织的TE、PTE及SE均值均显著高于农户林业生产经营效率值。与上述研究对比可知，闽西北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效率表现良好，林下经济组织化经营优势初步显现。

表 3 样本组织DEA效率值

3.2 家庭经营组织运行优势显现

表 4 各类林下经济经营组织的运行效率

根据DEA效率均值结果(表4)可知，专业合作社(C)的综合效率均值、纯技术效率均值和规模效率均值都低于家庭型组织(F)和农林公司组织(P)。从DEA有效性决策单元数量比例角度看，家庭型经营组织DEA有效决策单元数比例高于专业合作社和农林公司，且家庭型经营组织纯技术效率均值显著高于专业合作社与农林公司组织。可见，家庭型经营组织优势在林下经济经营领域也得到体现，补充了学者提出家庭型经营组织日益成为更有效经营主体的研究结果[12]。

3.3 以林下生态旅游模式为主的经营组织运行效率较高

表 5 不同林下经济模式的综合效率

从林下经济各模式的综合效率(表5)来看，林下生态旅游模式(M4)为主的决策单元相应效率均值显著高于林下种植模式(M1)、林下养殖模式(M2)、林下蜜蜂养殖(M3)为主的决策单元。可能是由于林下生态旅游依托更为完善的产业链，使其经营组织占据更宽的生态位、更大的资源集，更有利于其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大大提升产品附加值，有效提高其经营组织产出效益，成为具有较高市场竞争力的商品。

3.4 组织生态越好组织运行效率均值越高

借鉴部分研究成果[40]，对闽西北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效率进行区间划分，最优效率区间、高等效率区间、中等效率区间、低等效率区间对应决策单元个数分别为45个、15个、30个和42个，分别占全部决策单元的34.09%、11.36%、22.72%和31.81%。各指标值总体差异性较好，其中组织间的政府补贴金额(Z2)反应2017—2020年累计值，差异显著。原因在于组织运行效率是4年面板数据的测算结果，因此包括政府补贴金额在内的组织生态指标应是组织受访期间的累计值，故而差异较大。同理，如组织契约签订对象个数(Z3)、5 km内金融机构数(Z5)均较好地反映了组织间的差异，更符合统计分析的要求。首先，组织生态越好组织运行效率均值越高。处于最优运行效率区间的样本组织生态指标均值显著高于全部决策单元统计描述均值(表6)。其次，组织生态劣势越明显，组织运行效率均值越低。最低效率区样本组织的组织生态状况，除政府补贴金额与5 km范围内金融机构数量小幅度高于全部决策单元统计描述均值外，其余组织生态指标状况劣势显著(表6)，且政府补贴金额仍比最优效率区间决策单元的均值低了32.81%。通过对各个组织生态指标的比较可知，最优效率区间决策单元组织生态指标状况显著高于全体样本组织均值和最低效率区间样本组织的均值，表明组织生态与组织运行效率成正向对应关系。可能原因在于组织生态状况越好，组织经营策略上更大概率的选择“产业链下移环节”经营行为、增加资本要素投入，从而正向影响组织运行效率。

表 6 不同运行效率区间组织的具体表现

3.5 经营策略对组织生态响应，影响组织运行效率

最优效率区间与最低效率区间的两组样本中，主营业务形式比较单一的决策单元比例分别为28.90%和45.23%；
且最低效率区间初级产业链端组织数比例高于最优策略区间组织；
有开展技术优化、品牌培育等“产业链下移环节”策略制定及实施行为的决策单元比例分别为68.90%和54.77%；
这表明处于最优效率区间的决策单元，更大概率的实施“产业链下移环节”经营行为，即在更好组织生态的影响下，最优效率区间样本组织更大概率的采取有利于提高组织运行效率的经营行为，更倾向于向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经营转变，即努力追求资源加工性、劳动密集性产业链环下移，逐渐占据资金及技术的密集性产业链环，带动产业的升级，提升组织运行效率。一方面，组织合法性的变动引起认知及规制合法性对组织运行效率的影响。组织合法性增强，来自组织外部的破坏力、抑制力降低，周边群体对组织认知合法性越强，更容易吸引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入；
规制合法性增强时，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等通过制度简化、行政管理层级减少、职能服务增加、资金补贴供给等方式，对组织进行管理及支持，其中政府补贴增加组织资本要素总量，有利于组织经营策略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升级。另外，组织合法性增强，明显降低组织交易成本，有利于经营策略顺利转变，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组织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组织生态位宽度越大，在增大样本组织可占用的资源集的同时，提高了组织与组织间的合作概率及程度，为组织运行效率的提高提供资源整合的渠道。同时，法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关系网络，使组织间摩擦减小，组织的交易费用总体更低，有利于组织与其他经营组织、专业机构、科研院所等进行技术、市场开拓、品牌培育等的合作，有利于其长期、稳定发展，对组织运行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2.4 组织要素投入行为对组织生态响应，影响组织运行效率

生产要素的数量与结构优化，直接决定组织的运行效率，其中劳动力要素(L)、资本要素(K)是基础要素。为反应最优效率区间样本组织是否在投入要素行为上对良好组织生态作出响应，整理45个最优效率区间及42个低效率区间样本组织2017—2020年共4年的技术引进费用数据。为统一标准划分，设定第4年技术引进费用与第1年技术引进费用是否有明显增加作为K要素投入变化的表征指标。若第4年比第1年增加幅度50.00%以上记录为1；
其他没有技术引进费用、投入基本相同、投入减少、增加比例未超过50.00%的均记录为0。结果表明，最优效率区间样本组织的资本要素投入增加的概率显著高于最低效率区间样本组织(表7)。可见，良好的组织生态影响下，林下经济样本组织倾向于增加资本要素的投入量，正向促进样本组织运行效率的提高。这是因为资本要素的投入既支持组织“产业链下移环节”策略的实施，又提高了产品的边际收益，还有利于实现组织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图1)。左图表示组织生态优化时，增加了组织可使用的资源总量，等成本线从L1平移至L2，等产量线由Q1平移至Q2。因为规制合法性表现手段主要是技术设备引进、优良种苗补贴等补贴，鲜少对劳动力工资进行补贴。因此，资源总量增加主要带动资本要素配置量的增加，均衡点由E1移动至E2。右图则表明在交易费用的调节下，良好组织生态降低融资价格，资本要素相对便宜了，使林下经济经营组织改变要素配置比例，增加以先进设备为主的资本要素K的投入，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但两种情况均实现均衡产出的增加。

表 7 不同效率区间样本组织资本要素投入

图 1 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要素投入变化 Figure 1 Change of factor input of under-forest economic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首先，与此前的研究结果相比，闽西北地区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效率明显提高，意味着组织经营效益的提升，表明通过经营主体培育推进林下经济经营的组织化切实可行。其中林下经济家庭经营组织的优势日益显现，在衔接农户与市场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家庭经营组织的DEA有效决策单元数比例最高，且纯技术效率值最高，这与家庭型经营组织基于血缘或法定关系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的优势相吻合。其次，林下生态旅游模式为主的样本组织效率均值相对较高，体现了林下生态旅游模式依托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在产业链条中占据较宽的生态位，有助于促进资源集扩大，从而为组织经营策略的转变升级提供稀缺资源，优化组织生态位，有助于促进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效率的提升。再次，林下经济经营组织的组织生态显著影响其运行效率，且组织生态差异通过组织经营策略向“产业链下移环节”的转变及要素投入行为的响应，影响着林下经济经营组织的运行效率。最后，在林下经济组织运行效率测算的基础上，确立组织运行效率最高区间45个组织与最低区间42个组织为比较组，分析两组组织生态状况与组织运行效率的关系，结果显示当组织合法性越强、组织生态位越宽时，组织经营策略升级的阻力越小，组织采取“产业链下移环节”经营行为的概率越高，越靠近资本和技术密集等高附加值链环，组织可用资源总量增加，组织在要素投入上以更多的资本替代劳动力，有利于优化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效率。综上所述，根据闽西北地区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效率测算结果及组织合法性、组织生态位对组织运行效率的影响过程，提出3个政策建议。

第一，激活金融机制，引导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建“信用白名单”，为林下经济经营组织扩大资源集，助力其经营策略的转型升级。组织在经营过程中，根据组织生态优势对组织经营策略进行升级，特别是良好的组织生态使林下经济样本组织倾向于增加资本要素的投入量，从而正向促进组织运行效率的提高。原因在于资本要素的投入既支持组织“产业链下移环节”策略的实施，也提高了产品边际收益，有利于实现组织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而研究还显示家庭经营组织优势日益显现，不过已有研究指出农户贷款过程中存在担保抵押物不足，制约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的问题[41]。因此，为了给林下经济经营组织提供关键要素，应激活金融机制，以“生态公益林补偿”、组织水电等公共事业账户为基础，引导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与金融机构共建“信用白名单”，实现多种形式抵押融资，以减少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防控成本及市场开拓成本，降低融资成本及交易费用，实现林农与金融机构的供需对接，从而优化家庭经营组织的组织生态。

第二，通过强化自媒体营销职业技能培训、组织战略合作平台渐进式建设等以实现造血服务职能的提升，实现补贴方式多样化，以增强组织合法性、拓宽组织生态位。林下经济经营组织的组织合法性强度与组织生态位宽度，可以通过组织经营策略及要素投入，对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强化组织合法性应积极发挥组织自身的宣传职能、拓宽组织生态位应积极推动组织间的合作平台建设。因此，应顺应自媒体营销大潮，定期举办自媒体营销职业技能培训，培育林下经济经营组织根据自身产业特色进行自我营销的能力，这有助于组织受关注度和被认知程度呈几何式增长，从而显著地提高组织的合法性；
而组织战略平台的建设不仅有助于为组织获取市场信息、寻找合作伙伴等提供服务，而且有助于优化林下经济经营组织的组织生态，从而正向影响组织运行效率的提升。

第三，借鉴生态旅游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及组织生态位优化的结果，引导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进行产业链自建或共建，提升林下经济发展质量。以林下生态旅游模式为主的经营组织，依托产业链拓展组织生态位，呈现出较高的运行效率，表明完善产业链的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应采取多种支持方式，针对已在生态旅游方面形成较为完善产业链的组织，硬件上应夯实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规划与城镇、乡村的对接程度；
软件上应采取资金、人才、土地等多种激励措施，吸引专业旅游发展社会资本，充分挖掘当地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形成特有的旅游文化品牌，以提高乡村生态旅游的附加值。对还未形成较为完善产业链的组织，进一步优化其组织生态，保障经营组织能通过基础设施完善与金融等服务的完善，鼓励其自建或与其他组织共建合作组织，因组织优势以土地、技术、产品、资本等多种形式参与产业链的完善，提升组织运行效率。

此外，从定性角度分析组织生态对组织运行效率差异的作用机理，因影响组织运行效率的因素还有很多，为突出组织生态对林下经济经营组织运行效率的影响，在另一篇实证分析文章中，对组织形式等组织内部因素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