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两阶段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赵富强，李诗琪，陈 耘，胡 伟

（1.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2.武汉理工大学创业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以来，我国掀起了“草根”创业新浪潮，形成人人创新创业新势态，成为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的重大举措以及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重要途径。而要发挥创业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必须坚决消除各种对创业创新的束缚和桎梏，尤其全球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放缓，国内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低门槛、低风险和高灵活度的创业在一定程度上可满足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的创业需求，缓解一定的社会就业压力，从而成为拉动社会消费的经济复苏新形式。

创业警觉是寻求创业机会的过程，通过识别、评估和利用机会以获得资源以及实施规划来实现创业，因而是评估和利用创业机会的重要前提［1］。因此，个体要实现成功创业，必须有创业警觉方能识别机会、形成创业意向，并付诸创业行动、走向创业成功［2］。如何提升创业者的机会警觉、激发其创业意向并付诸创业行动，成为创业者与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同个体的创业机会警觉性不同，对创业机会的把握也会有所差异，创业警觉水平高的个体能更加敏锐地识别和利用机会，更快发展其创业意向［3］；
同时，具有机会警觉性和高水平结果期待与主动型人格的个体，通常能抓住机会实践自身创业计划［4］。然而，既有研究更多关注创业警觉对创业意向的预测作用，较少关注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考察其间边界条件尤其是个体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研究就更为少见。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进一步阐明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检验创业意向在其间的中介作用，同时结合心理状态与个体特质考察结果期待和主动型人格在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作用机制中的边界条件。

2.1 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

创业警觉是创业者寻求创业机会的过程，其通过识别、评估和利用机会以及获得资源和实施规划来实现创业［5］。创业者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发现创业机会：第一种是创业者通过偶然经历发现机会；
第二种是创业者在市场中刻意搜寻信息以发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因此，创业警觉是评估和利用创业机会的重要前提［1］。Neneh［3］的研究表明，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意向有显著积极影响。Krueger 等［4］则认为，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的最佳预测因子。因此，创业警觉高的个体更有可能识别、开发和利用机会，从而产生创业意向，继而产生创业行为成为企业家。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创业意向的中介作用

2.2.1 创业警觉与创业意向

Kaish 等［6］的证实结果表明，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在创业警觉水平上有显著差异。创业警觉较低的个体无法察觉到机会，创业警觉高的个体则往往能够在机会出现时敏感地发现机会［7］，而对于创业机会的敏感度是创业走向成功的首要前提。创业警觉对职业发展和创业机会利用有重要影响［8］，因而创业警觉在创业领域得到广泛关注。Mcmullen 等［9］认为，企业家仅有冒险精神是不够的，对机会的识别及利用才是创业活动的核心。创业警觉部分取决于个体认知能力，即感知创业机会的重要能力，其有利于发展新的想法、产品和服务［10］；
但现实中许多为了创业而创业的人往往不具备创业警觉，很难察觉到隐藏在复杂市场环境中的创业机会，最终导致创业活动无疾而终［11］。Hisrich 等［12］研究发现，创业警觉作为机会识别的重要前提，对机会识别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Siren 等［13］通过对92 位瑞典企业家的调查证实，创业警觉对机会创造过程中的有效决策有积极促进作用。张秀娥等［14］、Sanz-Velasco［15］研究发现，创业警觉可敏锐识别有价值的创业机会，而创业机会识别积极作用于创业意向。Hayton 等［16］和Lee 等［17］的研究均指出，具有高创业警觉的个体通过扫描市场信息，早于他人发现新的商机，而后对商机进行评估以判断是否值得投资，然后决定是否进行创业，进而产生更为强烈的创业意愿进行创业活动。综上所述，本研究推断，创业警觉对创业意向有积极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创业警觉对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2.2.2 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

意向作为心理认知，指个体对待或处理客观活动所表现出的反应倾向，个体参与特定行为意向越强就越容易付出行动［4］。心理学观点认为意向与行为之间有很强联系，因为意向最靠近行为，是行为的最佳预测因子［3］，这一观点在创业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Krueger 等［4］在创业意向转化为创业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中发现，创业意向可预测有计划的创业行为，是创业行为最好的预测变量，相比个体人格特质和外部环境因素，创业意向能更为准确地预测创业行为。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3 创业意向的中介作用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意向是最能直接预测行为的指标，而意向又受个体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来间接影响行为［18］。个体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的前提，个体首先要有创业意向，才会发生创业行为［18］，但在此过程中，创业意向的产生与提高是具有高创业警觉个体创业实践行为转变的关键。创业警觉通过创业意向的产生来影响创业行为，创业警觉作为创业机会识别的前提，可帮助创业者提高识别市场中创业机会的可能性，评估其是否具有投资的商业价值，从而使创业者能积极地进行创业活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创业意向在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有显著中介作用。

2.3 结果期待的调节效应

结果期待被定义为某特定行为必将导致确定结果的发生，是个体选择将从事某项意向行为必然导致的结果，包含两个构成要素：一是个体预计采取某特定行为必然导致的结果；
二是这些确定结果对个体期待的价值与重要性［19］。个体对自我能力水平的正确评估会影响其对所参与活动结果的预判，而结果又会影响个体兴趣或意向的形成［20］。结果期待反映个体对某特定行为导致确定结果发生的信念，因此当个体判断创业能够给自身带来更大回报时，结果期待会更强烈，发展创业意向的信念也会更强。因此，积极的结果期待会激发个体的创业意向和创业行为，在个体激发机会警觉、识别创业机会进而发展创业意向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有研究发现，结果期待与创业意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结果期待能够刺激个体意向的形成［19］。个体会根据预判行为产生的结果来决定期待，因而结果期待在个体目标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21］。因此，在个体拥有创业警觉的前提下，高水平结果期待个体能够激发更强的创业兴趣来发展创业意向，进而实践创业活动，在整个过程中，结果期待会促使个体在认知过程中进行比较，如果创业行为导致的结果更具价值，则会促进其选择创业；
相反，个体结果期待水平较低，即使其拥有创业警觉，也不会发展后续创业意向或实践创业行为。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结果期待调节创业警觉对创业意向的正向影响，结果期待水平越高，创业警觉对创业意向的影响越强。

H6：结果期待调节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的正向影响，结果期待水平越高，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的影响越强。

综上所述，创业意向在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中有中介作用，即创业警觉通过创业意向对个体创业行为产生间接作用。个体不仅受到创业环境和创业经验的影响，还会受到个体对创业结果期待的影响：高水平结果期待个体有更高创业兴趣，更愿为创业意向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从而将创业意向变为创业行为；
相反，当个体拥有较低水平的创业结果期待时，即使通过创业警觉识别出创业机会，其创业兴趣也会相应降低，从而降低创业警觉通过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间接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7：结果期待调节创业警觉通过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间接作用，结果期待水平越高，创业警觉通过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间接作用越强。

2.4 主动型人格的调节效应

虽然创业警觉使个体能够识别创业机会，但个体是否通过创业机会来实践创业活动则取决于个体的人格特质［22］，个体人格特质在识别、评估与开发创业机会和发展创业意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主动型人格（proactive personality）是个体在不受情境因素的制约下善于发现机会、探索新途径，并主动采取行动影响周围环境的一种稳定的人格倾向或行为倾向［23］。高主动型人格个体更喜欢改变环境，主动关注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并积极采取行动来改善其工作和生活；
而低主动型人格个体则表现为不喜欢环境的改变，消极应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并希望事情本身发生改变而不是自己主动采取行动来改变环境。Crant［24］、Velez 等［25］的研究证实，主动型人格是个体在工作环境中提高绩效和转变行为的前提，而高主动型人格个体在识别到机会后会表现出强烈的行动意向，并会将意向转化为行动，且持之以恒直到工作目标达成。由此可见，主动型人格在预测意向转化为行为的机制中非常重要，积极主动的人在识别到机会后往往具有更强的行动力，能够及时采取必要行为来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创业环境中充满不确定性、风险与压力，这将成为阻碍个体将识别到的创业机会转化为创业行动的障碍，而积极主动的个体将会采取主动冒险行为，采取积极行动以达成创业目标。有研究证实，积极主动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创业，高主动型人格个体更倾向于获得职业成功［23］。因此，积极主动的个体相比他人更易在生活中找到创业机会，并坚持不懈直到有意义的结果出现。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8：主动型人格调节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主动型人格水平越高，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的影响越强。

主动型人格个体能够在环境提供信息与机会前就主动改变环境，而不会被环境所束缚［26］。其更倾向于采取适当行为来发展创业意向［27］，即识别创业机会并通过一定方法开发创业机会直至目标实现为止［28］。Neneh［3］研究表明，主动型人格个体在预测创业意向和创业行为方面有重要作用。因此，高主动型人格个体更有可能采取积极行动来实现自身目标［29］。由于环境束缚，许多产生创业意向的个体未能将意向转化为行动［30］，然而，主动型人格个体可在实现目标过程中不受不确定环境因素的影响，持之以恒，最终使创业意向转化为创业行为。因而，主动型人格是创业过程中的珍贵品质，促使有创业意向的个体实践创业活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9：主动型人格调节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主动型人格水平越高，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影响越强。

综上所述，拥有高创业警觉的个体拥有更强的机会识别、利用及开发能力，进而产生强烈的创业意向，在将创业意向转化为创业行为的过程中，除受创业经验、创业环境等因素影响外，还受个体人格特质的影响：当个体拥有较高水平主动型人格时，即在识别到机会后会表现出强烈行动意向，并会将意向转化为行动；
相反，当个体拥有低水平主动型人格时，即使其拥有能识别市场信息和利用创业机会的警觉性，也会因环境等阻碍因素而放弃创业。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0：主动型人格调节创业警觉通过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间接作用，主动型人格水平越高，创业警觉通过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间接作用越强。

综上，构建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的有调节中介作用概念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研究概念模型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现场发放回收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选取来自全国不同城市有创业经历的企业家或创业者作为研究样本，数据采集时间为2020 年8 月至2020 年11 月，分3 个时间点：时点t0发放创业警觉与结果期待问卷800 份，回收有效632 份；
t1时点针对t0时点的有效样本发放创业意向与主动型人格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87 份；
t2时点针对t1时点的有效样本发放创业行为问卷，回收364 份，剔除无效问卷60 份，最终获取有效问卷304 份，有效回收率为62.42%。

从样本人口统计特征看，男性占比为48.36%，女性占比为51.64%；
年龄以39 岁以下为主，其中20 岁以下的占4.93%，20～29 岁的占45.07%，30～39 岁的占22.80%，40～49 岁的占22.49%，50 岁及以上占4.71%；
受教育程度以本科为主，其中中专及以下的占1.97%，大专占18.09%，本科占40.46%，硕士占37.84%，博士占1.64%；
所创企业规模以10 人以内（含10 人）为主，占54.93%，11～30 人的占23.36%，31～50 人的占12.17%，51～100 人的占4.93%，100 人以上的占4.61%；
创办企业年限以1 年及以下为主，占44.74%，2～3年的占30.59%，4～5 年的占9.54%，6 年及以上的占15.13%；
有53.62%的样本经历过创业失败，且其中有24.67%经历过1～3 次创业失败；
58.88%的样本有家族创业史；
所创办的企业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餐饮娱乐及生物医药等行业。

3.2 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变量测量均采用国内外相关成熟量表，并根据研究情境和目的对量表语言描述进行适度调整。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其中1 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而5 代表完全符合。

（1）创业警觉（EA）测量采用Tang［8］开发的量表，包括“在获取信息时，我经常留意新的商业创意”“我能辨别表面看似毫无联系的信息间的内在关系”等9 个题项。该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α，α）值为0.874。

（2）结果期待（EOE）测量采用王甜［31］开发的量表，包括“创业规划会带给我满意结果”“我的创业选择将带给我想要的工作”等12 个题项。该量表的α值为0.909。

（3）创业意向（EI）测量采用Linan 等［32］开发的量表，包括“为成为企业家，我愿意做任何事”“我决定在未来创办公司”等4 个题项。该量表的α值为0.838。

（4）主动型人格（PP）测量采用Seibert 等［33］开发的量表，包括“我一直寻求新的方法来改善生活”“如果我要实现一个想法，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我”等9 个题项。该量表的α值为0.880。

（5）创业行为（EB）测量采用Davidsson 等［34］开发的量表，包括“我（单独或与他人一起）研究制定了企业财务计划”“我（单独或与他人一起）已购买或租赁相关生产设备”等12 个题项。该量表的α值为0.920。

（6）控制变量。由于个体年龄、性别、学历和创办企业的规模、年限、所属行业以及创业失败次数、家族创业史等影响创业警觉、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因而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3.3 信效度检验

3.3.1 信度检验

采用SPSS 26.0 软件工具对样本的创业警觉、结果期待、创业意向、主动型人格及创业行为进行信度检验，所有变量的α值居于0.838～0.920 之间，均大于门槛值 0.7，说明本研究的变量测量合理可靠，具有足够的一致性与稳定性，可用于后续实证研究。

3.3.2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因而可能会产生同源方差问题，因此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同源方差进行检验，未经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公因子方差解释度为38.765%，小于40%的判断标准，说明同源方差问题并不严重。进一步，采用Amos 21.0 软件工具，将共同方法偏差作为潜因子与研究变量形成六因子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共同方法偏差潜变量加入前后，模型拟合指标并未有明显改善（△χ2/ df=0.183,△CFI=0.002,△TLI=0.002,△RMSEA=0.006），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Mplus 8.3 软件工具对变量组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比较这些变量组合模型的拟合优度。根据表1 可见，五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优度指标值均高于其他组合模型的指标值，表明主要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良好。

表1 变量组合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2 可见，创业警觉与创业意向和创业行为显著正相关，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显著正相关，初步支持H1、H2与H3。

表2 样本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4.2 假设检验

4.2.1 直接效应检验

首先检验创业警觉对创业意向的影响，结果如表3 所示。其中，模型1 为年龄、性别、学历、规模、年限以及行业等控制变量对创业行为的回归；
模型2 为控制变量与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创业警觉性后模型解释力增加27.1%，表明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得到支持；
模型3 为控制变量与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回归，模型4 为控制变量、创业警觉与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创业意向后模型解释力增加30.7%，表明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H3得到支持；
模型5 为控制变量对创业意向的回归，模型6 为控制变量与创业警觉对创业意向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创业警觉后模型解释力增加15.9%，表明创业警觉对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H2得到支持。

表3 创业警觉与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回归分析结果

4.2.2 中介作用检验

表3 中，模型4 在模型2 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创业意向后，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的回归系数降低，从0.563 降至0.375，说明创业意向在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间有部分中介作用，H4得到支持。为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参考Hayes 等［35］的方法，采用Bootstrap 抽样5 000 次检验创业意向在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由表4 可知，创业意向在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正向显著，H4再次得到支持，即创业意向部分中介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

表4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4.2.3 调节效应检验

继续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在表3 基础上加入交互项对H5和H6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其中，模型7 为控制变量、创业警觉、结果期待、创业警觉与结果期待交互项对创业行为的回归，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说明结果期待在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有显著调节效应，H5得到支持；
模型10 为控制变量、创业警觉、结果期待、创业警觉与结果期待交互项对创业意向的回归，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说明结果期待在创业警觉与创业意向之间有显著调节效应，H6得到支持；
模型8 为控制变量、创业警觉、主动型人格、创业警觉与主动型人格交互项对创业行为的回归，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说明主动型人格在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有显著调节效应，H8得到支持；
模型9 为控制变量、创业意向、主动型人格、创业意向与主动型人格交互项对创业行为的回归，交互项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主动型人格没有发挥调节作用，H9没有得到支持。

表5 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为更清楚显示H5、H6、H8的调节效果，绘制简单斜率图如图2～图4 所示。由图2 可见，在高水平结果期待下，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更大。由图3 可见，在高水平结果期待下，创业警觉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更大。由图4 可见，在高水平主动型人格下，创业警觉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更大。

图2 结果期待在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

图3 结果期待在创业警觉与创业意向之间的调节效应

图4 主动型人格对创业警觉性和创业行为的调节效应

为进一步验证H7和H10，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 法进一步验证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随机抽样5 000 次。由表6 可见，在中低水平结果期待下，中介作用不成立；
在高水平结果期待下，中介作用成立的95%置信区间（LLCI=0.042，ULCI=0.227）不包含0，说明随着创业结果期待水平的增加，创业意向在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增加，H7得到支持，同时，不同水平主动型人格下的中介作用均成立，并且中介作用有显著差异，说明随着主动型人格水平的增加，创业意向在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增加，因而H10得到支持。

表6 调节变量对中介过程的影响

5.1 研究结论

首先，创业警觉对创业意向和创业行为均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有高度创业警觉的个体能够更加敏锐识别机会、发展创业意向，进而更为迅速地开展创业活动。这与Neneh［3］的研究结果一致。其次，创业意向在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有显著中介作用，而结果期待调节创业警觉与创业意向和创业行为之间的直接作用，同时调节创业警觉通过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间接作用。最后，主动型人格调节创业警觉与创业行为之间的直接作用，以及创业警觉通过创业意向对创业行为的间接作用，表明创业警觉较高时，高主动型人格个体更易产生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这一研究结果与Zampetakis［26］的研究一致，即具有主动型人格的个体倾向于对环境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

尽管Neneh［3］的研究证实主动型人格调节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但这一结论并未得到本研究证实，可能由于本研究数据收集于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创业风险高，即使高主动型人格个体识别到创业机会、产生创业意向，也会因为超乎寻常的风险而选择放弃创业行为。

5.2 管理启示

首先，个体应该持续关注市场环境中有价值的信息，对创业机会保持高度警觉性。在实际创业过程中，市场环境的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政府政策的改变等都会对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隐藏在不断变化环境中的商业机会保持高度警觉是潜在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以及创业者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其次，在我国“双创”政策背景下，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有意识地培养个体积极主动人格，促进个体激发创业意识、发展创业意向、开创自身事业。最后，对政府、高校及创业管理或孵化机构而言，要加强创业教育，建设创业者平台转化机制，营造包容的创业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