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三大实测全图东北地区比较研究

杨丽婷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浙江杭州 310000)

康熙时期成图的《皇舆全览图》，雍正时期成图的《雍正十排图》和乾隆时期成图的《乾隆十三排图》并称为清代三大全国实测全图(以下分别简称“康熙图”“雍正图”“乾隆图”)。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康熙图的测绘历史、投影类型及版本等问题，专门针对雍正图或乾隆图的研究相对不足。(1)近30年专门研究《皇舆全览图》的成果主要有汪前进：
《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卢雪燕：
《院藏康熙满文本〈黑龙江流域图〉考介》，《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001年第225期；
孙喆：
《〈中俄尼布楚条约〉与〈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
马孟龙：
《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编绘——兼对穆克登“审视碑”初立位置的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
陆俊巍、韩昭庆、诸玄麟等：
《康熙〈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的统计分析》，《测绘科学》2011年第6期；
白鸿叶、李孝聪：
《康熙朝〈皇舆全览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
韩昭庆：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韩昭庆：
《康熙〈皇舆全览图〉空间范围考》，《历史地理》第3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9—300页；
Mario Cams， Companions in Geography：
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 (1685-1735)，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 V，2017；
郭满：
《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台湾测绘、流变问题考析》，《台湾研究集刊》2019年第6期：
韩昭庆等：
《康熙〈皇舆全览图〉长城以南地区绘制精度的空间分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柯卉：
《〈皇舆全览图〉测绘师与西洋“守直人”——清代宫廷德意志耶稣会士费隐在华事迹述论》，《德国研究》2021年第1期。专门研究《乾隆十三排图》的成果主要有：
侯德仁：
《乾隆年间新疆地区的舆图测绘》，《文史知识》2008年第8期。魏巧燕：
《〈乾隆内府舆图〉满语地名探析》，《满语研究》2011年第2期。而专门研究《雍正十排图》成果主要有：
於福顺：
《清雍正十排〈皇舆图〉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12期；
冯宝琳：
《记几种不同版本的雍正〈皇舆十排全图〉》，《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4期；
孙果清：
《深藏内府、密不示人的清雍正朝〈十排皇舆全图〉》，《地图》2010年第3期。三大图之间关联性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康熙图与乾隆图的对比。20世纪30年代，朱希祖首先提出乾隆图是在康熙图的基础上补以实地测绘的准部、回部等地图，并参考利玛窦、南怀仁及俄罗斯方面提供的地图绘制而成的亚洲大陆全图。(2)朱希祖：
《乾隆内府舆图序》，汪前进、刘若芳等整理：
《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后翁文灏又通过比较康熙图与乾隆图的绘制范围，认为乾隆图中除关内各省一二地名有所变更外，大部分与康熙图从同，“其倚康熙图为根据，绝少增益，惟其所补充之范围则殊不只西域一隅”(3)翁文灏：
《重印乾隆内府舆图序》，汪前进、刘若芳等整理：
《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20世纪末，汪前进通过对二者图面内容的量算，首次提出乾隆图对康熙图的内容做了大范围修改，乾隆图并没有完全依据康熙图绘制除新疆以外的中国部分。(4)汪前进：
《乾隆十三排图定量分析》，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编：
《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119页。近年来，韩昭庆及其团队以二图中广西、广东等地区的图面内容做比较研究，发现乾隆图在康熙图基础上增补了大量的聚落名称和山名。(5)韩昭庆、李乐乐：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李莉婷、韩昭庆：
《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中广东地区图面内容的比较研究——兼与广西地区对比》，《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1期。

上述研究皆是清廷三大实测舆图的重要成果，但由于学界发现雍正图的存在较晚(约20世纪80年代)，研究大多绕过雍正图而直接将康熙图与乾隆图进行对比。然而，雍正图与康熙图、乾隆图之间又有何种程度的联系？乾隆图中的地名是直接承继于康熙图，还是直接承继于雍正图？这些问题都待解决。2021年，李振德以雍、乾两图的俄罗斯地区图幅为研究对象，证实两图的俄罗斯地区图幅中自然要素存在继承关系。他认为，乾隆图采用了康熙图的投影类型，但图内绘制内容却大量来自雍正图。(6)李振德：
《清初实测亚洲地图俄罗斯图幅投影类型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21年第1期。受此启发，本文将三大图中东北地区图幅的地理要素分交通站点、河流水系、村落地名、州县城名四大类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其中的关联性与差异性，进而探讨三大图之间的承继关系。

目前国内发现的康熙图主要有6个版本。其中，有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本和康熙六十年(1721)刻本，其关内外地名均用汉字标注，并用黄纸飞签贴注主要地方名或河源所在。第3种是北京大学馆藏彩绘本分省地区图，全部用汉字标注，包含北京城图、盛京全图等18幅。第4种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彩绘纸本，范围与康熙五十六年本基本相同，关内地名用汉字注记，关外及边远地区用满文注记。第5种是1929年在沈阳故宫发现的铜版《皇舆全览图》，共8排41帧，同样是关外及边远地区用满文注记，此版本被汪前进等整理收录在《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中。第6种是1943年德国人福克司在辅仁大学影印出版的DerJesuiten-AtlasderKanghsi-Zeit(《康熙时代耶稣会士地图集》)，其中收录有汉文标注的32页本《皇舆全览图》。(7)韩昭庆：
《康熙皇舆全览图空间范围考》，《历史地理》第32辑，第289—300页。

雍正图则有5种版本，均采用汉字注记关内、满文注记关外的方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4种版本，其中2种为雍正年木刻本，1种为雍正年色绘纸本，1种为雍正年绘、乾隆五十三年(1788)签注本。这4种版本的四至及经纬度注记相同，唯图幅大小不同，地名数量及名称也稍有变化。(8)冯宝琳：
《记几种不同版本的雍正〈皇舆十排全图〉》，《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4期。第5种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的雍正《十排皇舆全图》，是由十条长短不齐的横幅互相衔接而成的一幅完整地图，这一版本被整理收录在《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中。

乾隆图的版本，目前只发现采用相同铜版印制的乾隆四十年(1775)初印本和民国二十一年(1932)重印本。乾隆四十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制成104块铜版印制新图，藏于内府秘不示人。初印本现仅存两部，一部在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一部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民国二十一年，朱希祖利用原104块铜版印刷了10套地图，即为重印本，题名为《乾隆内府舆图》，目前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北图书馆皆有收藏。(9)朱希祖：
《乾隆内府舆图序》，汪前进、刘若芳等整理：
《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
翁文灏：
《重印乾隆内府舆图序》，汪前进、刘若芳等整理：
《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中的《乾隆十三排图》即以民国二十一年重印本为底图。

由于其他版本的舆图利用不便，本文以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中的康熙图、雍正图、乾隆图，以及福克司《康熙时代耶稣会士地图集》中的《皇舆全览图》作为研究对象。为便于区分，下文分别称两版康熙图为“铜版康熙图”和“福克司版康熙图”。

四图所标示的地名要素中，驿站名占很大比例。铜版康熙图的驿站有66个，以“giyamun”(10)为方便书写，本文采用穆麟德转写法将图中满文转写成拉丁字母形式。为通名用满文标注，与村落名一起混用符号“〇”标识，偶见几处错用符号“□”；
雍正图亦有66个，以“giyamun”为通名用满文标注，并用符号“●”标识；
乾隆图则有65个，以“站”或“驲”为通名用汉文标注，并用符号“×”标识，但该图有多处站名漏标符号。福克司版康熙图的驿站称“驲”“站”或只有专名而无通名，除64个清代驿站外还包含许多废弃的前代站名，与村落名一起混用符号“〇”标识。

四图所录各站点都分属于盛京西南至山海关站道，奉天经辽阳南至朝鲜站道，奉天至宁古塔站道，吉林西北至白都讷站道，齐齐哈尔东北墨尔根至黑龙江站道，齐齐哈尔西南至白都讷站道。将四图站点一一比对，雍正图中标注的东北交通驿站名称及数量与铜版康熙图完全相同；
而乾隆图除遗漏了奉天至宁古塔站道中的nisiha giyamun(即尼什哈站)外(11)乾隆、嘉庆两朝的《大清一统志》都记载：“尼什哈站，即乌拉站，在(吉林)城西十里，又西七十里至蒐登站。”可知乾隆朝并未裁撤尼什哈站，是乾隆图遗漏了此站。参见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卷四六《吉林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62页；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六八《吉林二》，《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6页。，只是将前两图中的65个满语驿站名翻译成汉字。福克司版康熙图少了舒兰站和特穆得黑站。(12)相较其他三图，福克司版康熙图少了属于吉林至白都讷站道的舒兰站和属于齐齐哈尔至白都讷站道的特穆得黑站，这两个站点应与所属驿路同时建成于康熙二十五年，福克司版康熙图很可能只是遗漏了二者。参考佟冬主编，丛佩远著：
《中国东北史》第4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3页。四幅舆图虽成图于不同时期，但收录的驿站名绝大多数相同，这是否意味着康雍乾三朝期间东北的交通站道未曾变动过呢？

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古鲁站到茂兴站之间距离过长，雍正五年(1727)，二站之间增设乌兰诺尔站。(13)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卷四八《黑龙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4册，第890页。“乌兰诺尔”为蒙古语，意为“泛红的泡子”，因站设在乌兰诺尔湖旁而得名。因设立时间晚于同站道其他站点，故又称新站。

此外，雍乾二朝还修建了五条站道，分别是：
雍正十三年(1735)设置的齐齐哈尔经乌兰诺尔站至呼兰城站道，乾隆元年建成的齐齐哈尔西至呼伦布雨尔台站，乾隆二十七年(1762)建成的吉林东北至三姓城站道，以及最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已经设置的奉天北至法库边门站道和奉天东至兴京站道(14)关于奉天北至法库边门站道的设置时间，《中国东北史》中认为：“这条驿路(奉天东至兴京站道)不见于康熙年间成书的《柳边纪略》，也不见于乾隆二十五年绘制的‘十三排图’，而首见于乾隆四十四年绘制的《盛京、吉林、黑龙江标注战迹舆图》，因此推定其开辟年代在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四年之间。”(佟冬主编，丛佩远著：
《中国东北史》第4卷，第1418页)如前文所述，《乾隆十三排图》遗漏了诸多东北站道，因此不能单凭此断定奉天北至法库边门站道开辟于乾隆二十五年以后。查康熙《清会典》、雍正《清会典》的《驿传》中均无严千户屯、法库、噶布拉、萨尔浒或穆喜诸站，而乾隆《清会典则例》、嘉庆《清会典事例》及光绪《清会典事例》中均有这几站的记载，可以判断它们设于乾隆朝。乾隆朝《清实录》中又记载，乾隆二十五年二月辛卯“蠲免奉天盛京驿、旧边、句骊河、白旗堡、二道京小黑山、广宁、易路、开原、噶布拉村、法库、东关、宁远、高桥、小凌河、沙河站、十三山、连山关、严千户屯等十九驿乾隆二十四年旱灾额赋，并分别加赈”(《清高宗实录》卷六七，《清实录》第1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3页)。据此可以判定，奉天北至法库边门站道和奉天东至兴京站道设置时间在乾隆元年至二十四年间。。五条站道最早设于雍正十三年，最晚建成于乾隆二十七年，而在雍正图和乾隆图图面上却并没有任何体现。所以，雍正图和乾隆图与铜版康熙图中对于东北地区驿站点记录的雷同，以及它们对雍、乾二朝新修站点、站道的漏绘，反映出它们与铜版康熙图有着较强的关联性。

四图收录了东北地区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图们江、绥芬河、辽河等水系河流名称近千条，并极为详细地展现了各水系支流走向及河网分布情况，还标出了众多河流的河源所在。除采用的标注语言不同外，福克司版康熙图和铜版康熙图对河流水系的表示几乎完全相同。雍正图和乾隆图中绝大多数河流名称及走向与两版康熙图相似，但也存在差异。

第一，康熙图中河流名称标注错误，两版康熙图将中俄界碑旁的界河名称混淆。雍正图沿袭了界河的错误，又因此将康熙图漏绘的另一条乌伦穆河补充在错误位置。乾隆图则完全沿袭了雍正图这两个错误(图1)。

图1 四图中格尔必齐河、大格尔必齐河及乌伦穆河对照注：
图中括号内字或黑色划线为笔者加注，下同。

格尔必齐河是《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中规定的界河之一。有研究指出，康熙图误将格尔必齐河和大格尔必齐河的位置对调，而这一错误被后来的雍正图、乾隆图等延续，导致后世学界对《尼布楚条约》中界河位置产生争论。(15)杨丽婷、侯杨方：
《名与实：
格尔必齐河位置之争的起源》，《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从图1可见，两版康熙图错误地将界碑旁河流标注为amba gerbici bira(或昂巴哥里比其河，即大格尔必齐河)，而又将其东真正的amba gerbici bira标注为gerbici bira(或哥里比其河，即格尔必齐河)。

值得指出的是，雍正图在因袭康熙图将格尔必齐河东移的错误以后，又在其绘示的格尔必齐河(实际上的安巴格尔必齐河)以西加了一条“corna sere uruma bira”。满语sere意为“云、称、说是”(16)[日] 羽田亨：
《满和词典》，东京国书刊行会，1972年版，第367页。，“corna sere uruma bira”可译为“绰尔纳河”，又称“乌伦穆河”。《尼布楚条约》提到，乌伦穆河又称绰尔纳河，是格尔必齐河旁的一条河流。(17)《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页。或许雍正图的制图者注意到了这条被《尼布楚条约》提及却被康熙图遗漏的河流，于是在其所标的格尔必齐必拉(实际上的大格尔必齐河)以西添加了一条乌伦穆河，标为“corna sere uruma bira”。既然乌伦穆河是界河旁的河流，则雍正图在错标格尔必齐河的情况下，又标错了乌伦穆河的位置。

乾隆图继承了雍正图中amba gerbici bira，gerbici bira和corna sere uruma bira三条河流的错误位置，只是将界碑旁河流标注的“amba gerbici bira”音译为“安巴格尔必齐必拉”，将“corna sere uruma bira”音译为“绰尔纳色勒乌鲁穆必拉”，将“gerbici bira”音译为“格尔必齐必拉”。

第二，雍正图和乾隆图在黑龙江下游增加了一条大型支流“噶穆必拉”。图2为亨衮河(henggun bira)和衣斯科洛必尔忒湖(iskuru bilten)相关图幅的对照。与两版康熙图相比较，雍正图的henggun bira以北、iskuru bilten以南多了一条大河g’e mu bira(音噶穆必拉)；
乾隆图中对应的亨衮必拉以北、伊斯库鲁必尔腾(即iskuru bilten的音译)以南也多出一条噶穆河。

图2 四图中亨衮河、噶穆河对照

图3 四图中伊什肯河、库定河对照

第三，四图对黑龙江上游支流库定必拉名称标注上有差异。图3两版康熙图中绘有伊什肯河(isiken bira)和库定河(kuding bira)的图幅；
雍正图中对应的河流旁注记为kuding birai angga(满语angga意为河口，音译为昂阿)；
乾隆图中对应的河流旁注记是“库定必拉昂阿”，为雍正图中kuding birai angga的音译。同时，乾隆图又将“库定必拉昂阿”向北偏移，错误地标在了达彦河口。

第四，四图中乌苏里江下游第一条支流有差异。图4对比了四图的乌苏里江下游及江口部分。可以看到，两版康熙图中乌苏里江下游第一条支流为沁河(kin bira)。而在雍正图中，kin bira为下游近江口第二条支流，其近江口第一条支流是一条无名河流。乾隆图中对乌苏里江下游支流的绘示与雍正图类似。

图4 四图中乌苏里下游及江口部分对照

第五，兴凯湖水源之一sarma bira的标注有差异。图5为四图兴凯湖最东侧的支流对照。两版康熙图都标有撒里母河(sarma bira)，及其上源小撒里母河(ajige sarma bira)。雍正图和乾隆图则未标注撒里母河而只标记了小撒里母河(阿集格萨尔玛必拉)。

图5 四图中兴凯湖部分支流对照

第六，绥芬河下游一条支流的标注有不同。如图6所示，绥芬河下游支流库塔福必拉(kūtafu bira)和安巴雅哈必拉(amba yaha bira)之间有一条河流。雍正图中标注为mukca bira，乾隆图中标注为穆克察必拉，而两版康熙图在对应的位置上未标注河流名。

图6 四图中绥芬河下游部分支流对照

第七，四图上图们江江名标注有异。如图7所示，在两版康熙图中，图们江下游未标注江名，而雍正图和乾隆图上图们江下游都标注了江名(雍正图为“tumen giang”，乾隆图为“图门江”)。

图7 四图中图们江下游部分对照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在东北地区河流水系方面，两版康熙图绘示相同。而雍正图有少部分异于两版康熙图情况，这些差异几乎都被乾隆图所继承，且乾隆图不存在同于康熙图而异于雍正图的情况。

不过，乾隆图对东北地区河流的绘示与雍正图并非完全相同。例如，乾隆图八排东二中，在图们江支流噶哈里必拉的上游支流富尔哈必拉(fulha bira)以北有一条萨奇库必拉，这是康熙图第三排一号和雍正图五排东二中都没有出现的。其北噶哈里色钦(gahari sekiyen)西北有一条小支流舒尔哈必拉，雍正图标为šurha bira，乾隆图画出该河流但未标河名。

四图各收录了东北地区村落地名有190—200个，主要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下游、松花江中下游、牡丹江下游、辽河上游及奉天沿海地区。其中，铜版康熙图和雍正图以gašan或susu为通名，乾隆图中音译为噶珊或苏苏，福克司版康熙图则有村、店、噶山、苏苏等多种通名。四图东北地区的村庄地名大部分可以匹配一致，小部分有所差异，而福克司版康熙图与其他三图的差异最多(表1)。

表1 四图中村名差异对照

续表

续表

如表1所示，福克司版康熙图和乾隆图虽然都用汉文标注村名，但同一村落所用汉字译名完全不同。将福克司版康熙图与铜版康熙图对比，前者有4个后者没有的地名，后者有19个前者没有的地名；
将福克司版康熙图与雍正图对比，前者有7个后者没有的地名，后者有28个前者没有的地名；
将福克司版康熙图与乾隆图对比，前者有11个后者没有的地名，后者有26个前者没有的地名。将铜版康熙图与雍正图对比，前者只有4个后者没有的地名，后者只有10个前者没有的地名。这表明在村落名称方面，福克司版康熙图与铜版康熙图、雍正图及乾隆图间的差异性较大，而铜版康熙图与雍正图有较强的关联性。

将乾隆图与铜版康熙图、雍正图相比较。表1中第1—4行是铜版康熙图有而雍正图、乾隆图没有的村名；
第5—14行是铜版康熙图没有而雍、乾两图都有的村名。在铜版康熙图与雍正图的这14个差异中，乾隆图都和雍正图保持了一致。第15—17行是三图都有的村名，只是铜版康熙图与雍正图的地名拼写稍有差异：
铜版康熙图中的silju gašan在雍正图中写作siljo gašan；
铜版康熙图中的fisan gašan在雍正图中写作fisen gašan。这种差异可能源自雍正图的其他参照资料，也有可能是雍正图对铜版康熙图的抄误所致。满文拼写中，o与u相似，只比u少右边一点；
与声母结合的e与a相似，只比a多右边一点；
g与h相似，只把h右边的点变成了小圈。这些字母极易混淆，发音却有不同。而乾隆图中对应的村名发音与雍正图更为相似，如希拉卓噶珊音近雍正图的siljo gašan而非铜版康熙图的silju gašan，菲生噶珊音近fisen gašan而非fisan gašan。此外，并未发现铜版康熙图与乾隆图中都有、雍正图中没有的东北村名。

从以上对比可以发现，在东北村落地名方面，乾隆图与雍正图之间的相关性远大于其与两版康熙图的相关性。当然，乾隆图与雍正图中的村落地名也存在微小差异：
表1中存在7个雍正图有而乾隆图没有的村名，存在2个乾隆图有而雍正图没有的村名。

随着境内民人的增多，顺治十年(1653)起，清廷在东北陆续设立府、州、县，实行旗民分治。从顺治到乾隆四朝，东北州、县的变动较为频繁：
顺治十年，设辽阳府，领辽阳、海城二县；
顺治十四年，废辽阳府，置奉天府，治盛京城，领辽阳、海城二县。康熙元年(1662)，置锦县。康熙三年置承德、开原、铁岭、盖平4县，升辽阳县为州；
置广宁府，属奉天府尹，并置宁远州、广宁县来属，治锦县；
同年十二月，广宁府改为锦州府。雍正五年置复州厅；
雍正十一年(1733)复州厅改为复州，属奉天府，并置宁海县、义州，属锦州府。乾隆元年(1736)，长宁县裁入永吉州；
乾隆十二年罢永吉州。(18)参考周振鹤主编，傅林祥、林涓、任玉雪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132页。各图对上述府、州、县城的注记名称见表2。

表2 四图所标州、县城名称对照

续表

铜版康熙图和雍正图没有将府、州、县纳入地图标注的要素中，其治所在注记上没有与一般的城相区分，都采用相同的通名(hoton)和相同的标识(符号“□”)。如铁岭县被标注为“tiyeling hoton”(铁岭城)。而乾隆图和福克司版康熙图虽然都对东北地方府、州、县治所进行了标注，但它们所用标识符号及注记原则都有许多差异。

一是福克司版康熙图中的一般城和村落则都用圆圈符“〇”标注，而府、州、县统一用符号“□”区分。乾隆图更细致地区分了州、县治所：
府治用方框符表示，如奉天府旁附方框符“□”；
县治用圆圈符表示，如广宁县旁附圆圈符“〇”；
州治用菱形表示，如义州旁附菱形符号“◇”。

二是将表2中福克司版康熙图和乾隆图所录府、州、县情况相对比，可发现二图对注记名称的选取也存在较大差异。福克司版康熙图标注了大部分其测绘时期存在的府、州、县，但未标注奉天府和锦县，而只标注了盛京和锦州府。其原因可能是盛京、奉天府和承德县同治于盛京城，锦州府和锦县同治于锦州城，福克司版康熙图只选取了最高一级政区的名称标注。而乾隆图则将盛京、奉天府、承德县、锦州府和锦县都纳入了注记。此外，乾隆图不仅标注了其测绘时期存在的府、州、县，还包括了此前设置过但业已裁撤的州、县，如乾隆元年裁撤的长宁县和乾隆十二年(1747)裁撤的永吉州。并且，乾隆图还同时标注了从未共存于同一时期的太宁县(雍正七年废)和宁海县、复州、义州(雍正十一年设)。这些信息可能说明，乾隆图中标注的州、县并不反映制图时期或其他某一时期的州、县情况。因此，虽然乾隆图和福克司版康熙图都对东北地方府、州、县治所进行了注记，但二图在这方面并无多大关联。

就东北地区整体而言，雍正图、乾隆图与两版康熙图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二者与铜版康熙图的相关性大于与福克司版康熙图的相关性。在驿路交通方面，雍正图中的站点名称、数量与铜版康熙图高度一致；
乾隆图虽然与二图的注记文字不同，但站道数量和站点名称可以一一对应(只是遗漏了尼什哈站)。虽然雍正、乾隆二朝比康熙朝增加了5条新驿道，但它们并没有在雍正图和乾隆图中得到体现。在河流水系方面，雍正图所录绝大部分河流名称、河流走向等与康熙图一致，雍正图甚至沿袭了两版康熙图对当时中俄界河名称标注的错误。在东北村落地名方面，四图各收录了近200个村庄名称，大部分村名可以一一对应。

虽然雍正图与铜版康熙图在东北地区的图面内容高度一致，但二者仍存在部分差异。且乾隆图不存在同于康熙图而异于雍正图的情况。雍正图增加了少数康熙图中所没有的河流，并且在部分河流的河名标注、河流走向等细节上有所差异。在这些差异方面，乾隆图总是与雍正图保持一致。对于雍正图中在拼写上异于铜版康熙图的村名，乾隆图注记的汉名译音与雍正图更相近。并且，乾隆图中不存在康熙图中有而雍正图中没有的村名和河流名。因此，可以判定乾隆图的图面内容主要参考了雍正图。然而，乾隆图对东北地区的绘示与雍正图亦非完全相同。与雍正图相比，乾隆图增加了少量河流名和村名，也缺失了若干地名，甚至还单独采用新的符号系统和通名注记府、州、县城。从这点可以看出，乾隆图的东北地区部分也并非对前图的简单沿袭。

沉痛悼念钮仲勋先生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原《历史地理》副主编、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现名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钮仲勋先生，因病于2022年5月16日逝世，享年94岁。钮仲勋，别名钮先镗，1928年12月生，江西九江人。1953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1962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专业，后留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及地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委员、《历史地理》副主编等职。钮仲勋先生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水利史等研究，著有《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地理学史研究》《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等。钮仲勋先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地理学研究生，是继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创者之后，我国第二代历史地理学人中的翘楚，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深切怀念钮仲勋先生！

《历史地理研究》编辑委员会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