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澜《古谣谚》编纂问题商兑

吴 娟

谣谚是古代民间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清人刘毓崧认为“古人谣谚，本不啻言志之诗”(1)杜文澜辑，周绍良点校：《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第2页。。先贤非常重视谣谚的收集整理，产生了杨慎《古今风谣》《古今谚》等谣谚总集，其中最完备者，当属清人杜文澜所编《古谣谚》。《古谣谚》共计一百卷，辑录先秦至明代谣谚三千三百余条，“采摭期于至详，裁鉴期于至审。体例期于至密，订正期于至精，集诸家之长，而无诸家之失”(2)杜文澜辑，周绍良点校：《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第1页。。清人李慈铭认为此书“以经史子集分编，采取博洽”(3)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177页。。殷孟伦亦表示《古谣谚》的惟一特色是“量大数多”，其“所提供的古代谣谚的丰富材料，对我们的研究工作都有很大帮助”。(4)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第134页。该书问世以来，一直是最通行的古代谣谚总集，是我们研读古代谣谚的津梁。

谣谚属于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并非官学，在产生之后往往没有权威的官方定本。同一首谣谚，时人的记载可能并不完全一致。针对民间文学这种“一本多流”的独特生成特点，编纂民间文学总集应当采取特殊体例。《古谣谚》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其凡例中明确说道：“谣谚之词，诸书并载，而大同小异者，则以一书为主，而注列异文……事迹无甚异同，而字句大有详略者，则两载其词。字句无甚详略，而事迹大有异同者，亦并录其语。”(5)杜文澜辑，周绍良点校：《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第8-9页。而《古谣谚》正文中确实忠实贯彻了凡例所述的原则，例如“楚狂接舆歌”，《庄子》所述与《论语》不同，《古谣谚》两载之。然而杜文澜所见典籍种类有限，所用典籍版本亦多为明清时期讹变较多之本，且杜文澜在选取谣谚主要来源时亦有疏失，这导致《古谣谚》的编纂工作多有可商之处。笔者曾参与北京大学王岚教授主持的《全宋诗补正》项目，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古谣谚》编纂的问题，今取其中比较典型的三个实例进行考辨，以期为我们正确利用《古谣谚》提供帮助，亦为民间文学文献的编纂和研究提供参考。

《古谣谚》卷五十九据《孔氏谈苑》收录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谚语一则“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兵部死后休妻”，并称“王雱，丞相舒公之子，不慧。有妻未尝接，其舅姑怜而嫁之，雱自若也。侯叔献再娶而悍，一旦叔献卒，朝廷虑其虐前夫之子，有旨出之，不得为侯氏妻”。(6)杜文澜辑，周绍良点校：《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第698页。杜文澜据宋魏泰《东轩笔录》校勘，云：“《东轩笔录》卷七作京师谚语。又云：王雱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已，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斗哄。荆公念其妇无罪，遂与择壻而嫁之。是时有工部员外侯叔献者，荆公之门人也，娶魏氏女为妻，少悍，叔献死，而帏薄不肃。荆公奏逐魏氏妇归本家。”(7)杜文澜辑，周绍良点校：《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第698页。

王雱(字“元泽”)乃王安石(卒后追封“舒王”)子，《孔氏谈苑》说他“不慧”，《东轩笔录》称他“素有心疾”，杜文澜表示怀疑，故转引清董潮《东皋杂钞》的说法：

史称元泽未冠，著书千百言，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不类失心者。其后病疽死，魏泰所云，恐未必然……意元泽或是病痿者，不然人即失心，亦无遽嫁其妇之理。荆公虽执拗，当不至是。(8)杜文澜辑，周绍良点校：《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第698页。

杜氏引用本朝人带有质疑性的说法，证明他已认识到此谚可能存在问题。但在没有更多材料支撑的情况下，杜文澜当然只能信从成书于宋代的《孔氏谈苑》《东轩笔录》，拟题作“京师为王雱侯叔献语”。

《孔氏谈苑》旧题为孔平仲所作，但据清人周中孚考证，“其所记当时杂事，多与宋人杂记小说相出入”(9)周中孚著，黄曙辉、印晓峰标校：《郑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044页。，当是后人在《稗说》《杂说》的基础上掺杂他书编成。《孔氏谈苑》成书后，仅以抄本形式流传。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绣水沈氏刊入《宝颜堂秘笈》。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馆臣又据鲍士恭家藏本抄录。嘉庆年间，南汇吴氏听彝堂将是书刊入《艺海珠尘》，民国时期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王雱”，明《宝颜堂秘笈》本作“王旁”，宋杜大珪《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十四《王荆公安石传》亦载：“(王安石)子雱、旁”(10)杜大珪：《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第16册，第4页b。，说明王安石有王雱和王旁两个儿子。那么生前嫁妇的“王太祝”究竟是王雱还是王旁呢？对于这一问题，余嘉锡《王雱不慧有心疾辨》、王晋光《王安石嫁媳事辨证》、程毅中《从王安石的次子谈校书之难》、刘成国《稀见史料与王安石后裔考》等论文已有详实考证，论定有心疾且生前嫁妇的是王安石次子王旁，而非王雱。然而四位先生侧重于从相关史料中寻找旁证，对于谣谚本身的内证缺乏足够关注。本谚的下句，其实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此谚的下句“侯兵部死后休妻”，宋王辟之《渑水谚谈录》、魏泰《东轩笔录》、旧题彭乘《墨客挥犀》、曾慥《类说》、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皆作“侯工部死后休妻”。余嘉锡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其《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称：“《长编》言叔献为工部郎中，亦与《谈苑》称侯兵部不同，未详其故。”(11)余嘉锡著，戴维校点：《四库提要辨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19页。但可惜的是，余先生并未沿着这一线索继续深入。

侯叔献(？-1076)字景仁，宜黄(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熙宁三年(1070)权都水监丞，九年三月“在淮南按督河役感疾”(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6692页。，于当月病卒。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在宋元文献中侯叔献曾任兵部员外郎的说法，仅见《孔氏谈苑》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四“熙宁八年五月”条转引吕惠卿的《日录》。《日录》原书已佚，只能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略窥其面貌。吕氏称“侯叔献元是祕书丞，汲是著作。叔献今为兵部员外郎”(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6464页。，说明熙宁八年(1075)，侯叔献任兵部员外郎。而《皇朝事实类苑》《续墨客挥犀》却明确称侯叔献为“判都水监侯工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二载：“(熙宁九年正月壬申)诏判都水监、工部郎中侯叔献减磨勘二年。”(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6661页。同书卷二百七十三“熙宁九年三月癸未”条亦载：“都水监言故工部郎中侯叔献道死。”(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6697页。

《宋史·职官志》“都水监”条云：“判监事一人，以员外郎以上充；
同判监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16)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3921页。而据吉冈义信考证：“(判监、同判监)多是由‘屯田’‘虞部’‘水部’‘工部’(即工部尚书的员外郎)(后行员外郎，月俸30缗)担任。工部比其他五部序列略低……”(17)[日]吉冈义信：《宋代黄河史研究》，薛华译，黄河水利出版社，2013年，第176页。侯叔献任“判都水监”，负责国家的水利事务，故当作“侯工部”为是。《古谣谚》作“侯兵部”，非。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史料是前人没有发现的，如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六载：“及王雱死，有习学检正张安国者，被发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国愿死，托生为公嗣。’”(18)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第313页。王雱卒于熙宁九年，按照司马光的说法，王雱死的时候没有儿子，且当时妻子还怀有身孕，这显然与“生前嫁妇”一事矛盾，“生前嫁妇”之人不可能是王雱。

又《渑水燕谈录》卷十、《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四还记载了一则相似的谚语：“王太祝生前嫁妇，郑夫人死后出家。”(19)王辟之、陈鹄撰，韩谷、郑世刚校点：《渑水燕谈录 西塘集耆旧续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53页。《渑水燕谈录》云：“丞相王公之夫人郑氏奉佛至谨，临终嘱其夫曰：‘即死，愿得落发为尼。’及死，公奏乞赐法名师号，敛以紫方袍。”(20)王辟之、陈鹄撰，韩谷、郑世刚校点：《渑水燕谈录 西塘集耆旧续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丞相王公”指北宋宰相王珪(1019-1085)，字禹玉。其夫人姓郑，乃“奉国军节度使戬之女”(21)杜大珪：《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第2册，第9页a。。宋张师正的《倦游杂录》也有其夫人死后出家的记载：“熙宁中年，王禹玉丞相奏亡妻庆国夫人郑氏，临终遗言，乞度为女真。敕特许披戴，赐名希真，仍赐紫衣，号‘冲静大师’。”(22)张师正撰，傅成、李裕民校点：《括异志 倦游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6页。

据《宋史·王珪传》的记载，“熙宁三年，(王珪)拜参知政事。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23)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42页。。宋朝官制，参知政事、节度使等人之妻封“郡夫人”，“宰相、使相……曾祖母、祖母、母封国太夫人；
妻，国夫人”(24)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4084-4085页。。则熙宁九年(1076)王珪拜相以后，其妻才能被封为国夫人。王珪替其妻“乞赐法名师号”“乞度为女真”最早也在熙宁九年以后，其奏获允，为此王安礼还曾奉敕撰《(王珪)亡妻邹国夫人追赐冲静大师郑氏可特追封越国夫人制》一文，收录《王魏公集》卷二。

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郑夫人死后出家三事的发生时间相去不远，故时人并而言之。而侯工部死后休妻、郑夫人死后出家二事均发生在熙宁九年之后，而王雱熙宁九年六月已经病逝，由此更可知“王太祝”不是王雱，只能是王旁。

综上所论，《古谣谚》此条谚语题目当改作“京师为王旁侯叔献语”，谚语文字则当据《东轩笔录》《墨客挥犀》等文献改作“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至于“郑夫人死后出家”也当作为校语收录，以便于参考。

《古谣谚》卷六十一据《鸡肋编》收录绍兴三年(1133)平江(今江苏苏州)地区童谣“地上白毛生，老少一齐行”，并称：“绍兴三年八月，浙右地震，生白毛，韧不可断，时平江童谣言云云”“时军卒多虏掠妇人，有母子每随军而行，谓之‘老少军’。老少之行已数十万人也。”(25)杜文澜辑，周绍良点校：《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第718-719页。

然国家图书馆藏清初影元抄本《鸡肋编》作“地上白毛生，老小一齐行”，并云：“时军卒多虏掠妇女，人有四三，每随军而行，谓之‘老小’。方韩刘自建康、镇江更戍。既而，刘移屯池州，韩复分军江宁，王燮往湖南，岳飞自江外来行在，即至九江，郭仲荀赴明州，老小之行，已数十万人也。”(26)庄季裕：《鸡肋编》，国家图书馆藏清影抄元抄本，第2册，第66页。

“白毛”指白色的霉菌。地生白毛，即地上长出白色的霉菌，这种现象一般与地震有关。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南史·檀道济传》“道济死日，建邺地震白毛生”(27)李延寿撰，周国林、高华平、谭汉生校点：《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256页。、《金史·五行志》“丙午，京师地震，有声自西北来，殷殷如雷，地生白毛”(28)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537页。。“老少”即母亲和孩子，而“老小”特指妇女，那么军卒掳掠随军的人到底是母亲、孩子还是妇女？《古谣谚》所引《鸡肋编》与清初影元抄本的差异又该如何解释？

宋高宗时士兵常掳掠、携带妇女随军出征，称作“老小”。老小随行导致行军队伍日益庞大，士兵无心恋战。正如杜甫《新婚别》谓：“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29)傅东华选注，卢福咸校订：《杜甫诗》，崇文书局，2014年，第67页。老小之患已逐渐发展为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御史中丞张守上奏陈述“老小”之弊：“今每出师，则水舟陆车，累累随行，谓之‘老小’，其实皆妇女。故出师之数，妇女必倍之，弊日以滋，古所未有。”(30)张守撰，刘云军点校：《毘陵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34页。《宋会要辑稿》亦载建炎三年(1129)臣僚之言：“军兴以来，鲜有可用之兵，盖以纪律不严，军政弛翫……妇女从行，谓为‘老小’，将领而下，各有所携，少则一人，多则数辈，上下相蒙，无复斗志，此老小之患也。”(31)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592-8593页。老小之患无疑是南宋初期军队屡次战败的原因之一。从南宋初军事斗争的现实看，此谚当以“老小一齐行”为是，那么《古谣谚》为何作“老少”呢？这还要从《古谣谚》此则童谣的文本来源《鸡肋编》谈起。

《鸡肋编》传世之本主要有两大版本系统：一是元王元伯抄本系统；
二是明《说郛》本系统。元王元伯抄本系统主要包括国家图书馆藏清初影元抄不分卷本(以下简称“国图本”)、《四库全书》本和《琳琅密室丛书》本。国图本卷前有绍兴三年二月庄季裕序，末有至元十六年(1279)陈孝先跋，称“此书庄绰季裕手集也……经秋壑点定，取以为《悦生随抄》，而讹谬最多，因为是正如右。然扫之如尘，尚多有疑误”(32)庄季裕：《鸡肋编》，国家图书馆藏清影抄元抄本，第3册，第120页。，知庄绰编成《鸡肋编》后，曾经贾似道(号悦生、秋壑)修订，抄入《悦生随抄》，但贾本错讹颇多，故元人陈孝先又重加订正。此本内有“王氏元伯”“黄鹤山樵者”“曾藏汪阆源家”“镜汀书画记”“涵芬楼”“海盐张元济经收”诸印，但卷首“王氏元伯”“黄鹤山樵者”二印与卷末二印笔画粗细、字形结构均不相同，乃后人以朱笔摹写(参见图1)，并非元人王元伯、王蒙(号黄鹤山樵)所钤。然其余清人印鉴皆是原印钤盖，并非描画而来。可知此本确为清初影抄元王元伯抄本，经汪士钟(号“阆源”)、张元济、吴镜汀递藏。

图1 国图本王元伯、王蒙卷首、卷末印记对比

今浙江临海市博物馆藏有明抄本《说郛》六十卷，系汲古阁旧藏。其第二十卷末有毛扆短跋称：“此本《说郛》与世行本迥异，所未详也。其二十卷载《鸡肋编》，纰缪百出，几不可读，家藏有元人王元伯手抄本，取而校之，改正如右。”(33)徐三见：《默墨斋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则汲古阁曾藏有王元伯手抄本《鸡肋编》，疑即国图本所据以摹写之底本，惜今已下落不明。

除国图本外，属于王元伯抄本系统的还有《四库全书》本、《琳琅密室丛书》本。《四库全书》本乃据“江西巡抚采进本”收录，“书前有自序，题绍兴三年二月五日……此本较《说郛》所载约多五倍，后有至元乙卯仲春月观陈孝先跋……盖犹季裕之完本也”(34)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07页。。鲁迅曾将商务印书馆影印涵芬楼所藏《鸡肋编》(即“国图本”的影印本)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加以对照，发现《四库》本删改颇多，并指出清朝“不但兴过几回‘文字狱’，大杀叛徒，且于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细心加以删改”(35)鲁迅：《鲁迅文集·杂文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0页。，可见《四库全书》本价值不高。咸丰三年(1853)胡珽编印《琳琅密室丛书》，收入《鸡肋编》。《琳琅密室丛书》本《鸡肋编》虽得以参校影元抄本，然其底本是文澜阁传抄本，存在先天不足，版本价值有限。总之，国图藏影元抄本是元王元伯抄本系统中最佳之本。

《鸡肋编》存世版本的第二个系统是明《说郛》本系统，包括明郁文博校补一百卷《说郛》本(以下简称“郁文博本”)和明陶珽重辑一百二十卷《说郛》本(以下简称“陶珽本”)。两部《说郛》本《鸡肋编》“仅录其二三十条”(36)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07页。，并非全本。然郁文博本编辑较早，相对接近陶宗仪所编《说郛》原貌。而陶珽本则是在郁文博基础上增补、改撰而来。郁文博本今有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三年(1500)抄本，陶珽本则有国家图书馆藏明末刊本。

笔者通过校勘发现，《古谣谚》所收此谣文字与陶珽本同，二本皆作“地上白毛生，老少一齐行”，且所录本事与陶珽本基本相同。而元王元伯抄本系统各本及郁文博本皆作“地上白毛生，老小一齐行”，所载本事亦与《古谣谚》、陶珽本略有差异。由此可知《古谣谚》此谣的直接来源是陶珽《说郛》本《鸡肋编》。陶珽本是明《说郛》本系统中晚出的劣本，而明《说郛》本系统中相对较好的郁文博本及元王元伯抄本系统诸本均作“老小”，且陶珽本“老少”之说并无其他宋代文献佐证，故自当以“老小一齐行”为是。当然，杜文澜编辑《古谣谚》时所见典籍数量、版本有限，我们不能对其文本的准确性加以苛求。但此例再次提醒我们要注意《古谣谚》中容易出现讹混的文字，并对可疑之字详加推考，方可求得准确可据的文本。

然而经笔者调查，“羊头二四，白天雨至”疑非此谣原貌。考察现存文献，这则童谣最早的出处是宋吴处厚的《青箱杂记》。《青箱杂记》卷七载：“又乾和中童谣曰‘羊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之神，是岁辛未二月四日国亡；
‘天雨’，犹天水，斥国姓。”(38)吴处厚、何薳撰，尚成、钟振振校点：《青箱杂记 春渚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青箱杂记》有一卷本、十卷本、三十五卷本、九十七卷本等四个系统，其中一卷本、三十五卷本、九十七卷本皆源出陶宗仪《说郛》。(39)参见程婵：《吴处厚〈青箱杂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3页。唯十卷本与《宋史·艺文志》著录卷帙相合。现今通行的李裕民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即以十卷本为底本。《青箱杂记》十卷未见宋元本传世，今存版本主要有明会稽商氏半埜堂刻《稗海》本、《四库全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除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此谣作“羊头二四日天雨至”外，其余各本皆作“羊二四日天雨至”。清梁廷枏《南汉书考异》曾提及这条存在异文的谣谚：“按《宋史》云：‘羊头二四，白天雨至。’天雨者，王师如时雨之义。《青箱杂记》云：‘羊二四日，天雨至。’天雨犹天水，斥国姓。两说未知孰是？”(40)梁廷枏：《南汉书考异》，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6417页。

综合以上材料，历史上此谣至少存在三种不同文本：

第一种是“羊二四日，天雨至”，见明《稗海》本、清《四库全书》本、民国《笔记小说大观》本《青箱杂记》卷七。

第二种是“羊头二四，白天雨至”，见《文献通考》《宋史》《古今风谣》《万历广东通志》《六语·谣语》《十国春秋》《南汉纪·后主纪》《南汉春秋》《南汉书》《全唐诗》《古谣谚》《光绪广州府志》。

第三种是“羊头二四日，天雨至”，见《(崇祯)肇庆府志》《(天启)封川县志》《广东新语》及清抄本《青箱杂记》。

从歌谣内容上看，三种文本有不少字词是相同的，且都预示辛未年二月四日，北宋政权会消灭南汉政权，它们原本应当是同一首童谣。显然，这首童谣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讹变。欲明此谣的原本面貌，还须对三种文本逐一加以分析。

(一)羊二四日，天雨至

现存十卷本《青箱杂记》中明《稗海》本、清《四库全书》本、民国《笔记小说大观》本等大部分版本此谣均作“羊二四日天雨至”，则宋代原本或即如此。《青箱杂记》是北宋中后期重要的笔记之一，多记宋及五代朝野杂事、诗话、掌故。从成书时间看《青箱杂记》作为北宋的重要文献，距离此谣的产生时间最近。《青箱杂记》作“羊二四日天雨至”，究竟该断句为“羊二四，日天雨至”，还是“羊二四日，天雨至”呢？笔者认为当作“羊二四日，天雨至”，原因是《青箱杂记》原文将“天雨”作为一个词来解释：“天雨，犹天水，斥国姓。”宋朝国姓是赵，而甘肃天水正是赵匡胤的郡望，故“天雨”代指祖籍天水的赵匡胤。若作“羊二四，日天雨至”，于义不通。

(二)羊头二四，白天雨至

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脱脱等人所编《宋史》成书时间晚于《青箱杂记》，他们记载此谣作“羊头二四，白天雨至”，并云“雨，王师如时雨之义也”。《古谣谚》即采此说。元代诸书将“雨”单独作为一个词来解释，则“天”字当上读，“白天”为一个独立的词。现代汉语中的白天指的是从黎明至天黑的一段时间，表示的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在宋代文献中，“白”与“天”连用少见。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1.指白色天空，多用于下雪天。

如姜夔有《丁巳七月望湖上书事》一诗：“白天碎碎如拆绵，黑天昧昧如陈玄。白黑破处青天出，海月飞来光尚湿。”(41)姜夔撰，孙玄常笺注：《姜白石诗集笺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8页。“昧昧”，昏暗貌。“陈玄”是“墨”的别称。“白天”与“黑天”相对，指天的颜色。“绵”在宋代诗词中常指柳絮，如宋张先《少年游慢》词：“春城三二月，禁柳飘绵未歇。”(42)张先著，吴熊和、沈松勤校注：《张先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陆游《沈园》诗之二：“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43)孔凡礼、齐治平编：《陆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第48-49页。“拆绵”“飞绵”均指柳絮飞扬。这里的“白天碎碎如拆绵”是模仿唐李贺诗“官城团围凛严光，白天碎碎墮琼芳”(44)李贺著，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第38页。，指下雪天天色发白，雪花坠落的样子。《厉鹗集·樊榭山房集外词》卷四《水龙吟·雪中忆西溪》一词亦云“白天碎碎飞绵，打窗又是年时雪”(45)厉鹗撰，罗仲鼎、俞浣萍点校：《厉鹗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27页。，可见这些诗词中的“白天”并非现代汉语意义上表示时间的概念，而指下雪时的白色天空。

2.山名

“白天”作为山名，有宋胡宏《皇王大纪》一例。《皇王大纪》卷一云：“地有四方，方有岳。东曰皡天，西曰成天，南曰白天，北曰玄天。”(46)胡宏：《皇王大纪》，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页。

3.西方的天空

《太平御览》卷七十地部三十五“弱土之气仰乎白天，白天九百岁生白礜”(47)李昉编纂，夏剑钦、王巽斋校点：《太平御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18页。。原注：“弱土，西方土也。”这里的“白天”指西方的天空，源自《淮南子·地形训》：“弱土之气，御于白天，白天九百岁生白礜。”(48)刘安：《淮南子》，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83页。

“白天”在宋代的这三个义项在本条谣谚中显然难以成立。在存世文献中最早记载此谣作“日”的是《青箱杂记》，成书于北宋，而作“白”最早的文献是《文献通考》，成书于元中期。考虑到“日”在古书中多有讹错为“白”的情况，我们认为《文献通考》等书中的“白”字是“日”字之讹。由于《文献通考》等书“日”讹作“白”，导致“白”字上读不通，只能与“天”下读，使得本谣变为“羊头二四，白天雨至”。至于多出的“头”字，当是刻意添加以补充音节。

(三)羊头二四日，天雨至

《(崇祯)肇庆府志》引《青箱杂记》作“羊头二四日，天雨至”，实乃杂糅《青箱杂记》与《文献通考》等文献，将“天雨”解释为“王师如时雨之义也”。《广东新语》则保留了关于雨的两种解释“天雨，犹天水也。又王师如雨之义也”。清抄本《青箱杂记》亦云“天雨，犹天水，斥国姓”。三书都将“天雨”作为一个词来解释，则“日”当上读，断句为“羊头二四日，天雨至”。这种说法比“羊二四日，天雨至”多出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头”字，意思虽然相同，但却更晦涩、拗口。

综上，笔者推测此谣在宋代原作“羊二四日，天雨至”，但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所刻《文献通考》已作“羊头二四，白天雨至”，说明至晚到元代中期，此谣已发生讹变，“日”讹作“白”。为了与“白天雨至”对应，人们又在首句添加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头”字，使得前后字数统一，便于记诵。明《(崇祯)肇庆府志》、清《广东新语》显然看到了此谣的两种不同面貌，但不知何故将它们杂糅在一起，使此谣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本“羊头二四日，天雨至”。可见谣谚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讹变，鲁鱼亥豕，我们在使用古代谣谚时，应当对谣谚中容易讹混的文字保持警惕，并对谣谚产生、演变的全过程加以考察，方可探明谣谚原貌。

其实，《古谣谚》曾参考过《青箱杂记》，杜文澜在此谣本事中有校语称“《青箱杂记》卷七作‘乾和中童谣’”(49)杜文澜辑，周绍良点校：《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第241页。，但杜文澜却没有指出《宋史》与《青箱杂记》的异文，径取《宋史》所记文本，导致所收谣谚有误，实属遗憾。

《古谣谚》中存在的文本问题远不止此三例，篇幅所限，我们只能选取较为典型的三个例证详加辨析。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出《古谣谚》纂辑谣谚时虽注意使用产生年代较早的文献，但却没有条件使用这些文献的早期善本，所用多是明清时期文本讹误较多的后出之本，这直接影响了《古谣谚》文本的准确性。且《古谣谚》在考定文本时还存在偏信《宋史》等权威典籍，忽视撰作年代更早的宋人笔记的问题，这也加重了《古谣谚》存在的文本问题。谣谚本就篇幅短小，缺乏背景铺垫，较难理解，而《古谣谚》存在的文本问题无疑使得谣谚更难读懂，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我们在研读《古谣谚》等民间文学文献总集时，尤其应当注意追溯早期文献、早期版本、早期史料，对文本准确性加以确认。而从整个民间文学文献的角度来说，利用日益丰富的文献资源对古代经典文学总集进行再整理，也是可行且必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