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政课“全景式”教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张忠有 陶 媛

（黑龙江科技大学，哈尔滨 150022）

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教学中，我们通过还原理论生成的情景和过程构建理论学习的情境和过程，借鉴理论创建的方法构建学生创新素质培养的方法，以历史条件的客观性阐明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理论发展的科学史彰显理论的科学性，探索形成了一种“全景式”的理论教学方法［1-2］。科学知识的获得依赖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根源于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科学方法应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相一致的。现就“全景式”教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进行初步探讨。

马克思在阐发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分析了理论产生的根源及其发展过程。马克思指出，唯物史观的第一个现实前提就是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的存在。个人要像人那样生活，必须生产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必须同许多人共同活动，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一定的生产方式。正是由于人们共同生产生活中交往的需要，意识就产生了。起初只是对周围环境的意识，意识到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
然后，进一步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来往，意识到自己的本能需要，这样本能逐渐成为意识。当分工发展起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意识才能够想象与现实不同的东西，才摆脱物质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因此从理论产生的根源上来说，意识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3］79-82。已经产生的理论、神学、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是否就可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自由发展了呢？马克思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的生产者，但思想着的人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他们受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理论、神学、哲学的发展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头脑中的反射、反响的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72-73，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想也是可以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对于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后来作了更清晰的概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32所以，理论产生于人的现实物质生活，理论的发展是人的现实物质生活的发展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理论不是超然于世界之外的玄思，而是在思想中把握到的现实，是以概念的逻辑体系表述的现实［5］。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它才能被理解。“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4］23。

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可以指导我们开展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非自然科学的理论教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更加自觉地从社会物质生活出发，是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教学必须紧密联系历史上的现实，对其最新理论成果的教学要紧密联系今天的现实。理论教学只有从社会现实出发，才能有力阐明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其实，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以下简称“原理”课）和“概论”课的教材内容和教学要求，都包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的内容。加强理论联系现实，需要在教学中重视这部分教学内容的地位、作用，在教学中投入适当的时间和精力充分阐述这部分内容，让理论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使理论逻辑获得客观的前提和坚实的出发点，实现理论的彻底性。

社会现实背景包括宏观和微观的现实图景。对宏观图景的介绍要有全面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对微观图景的介绍要注意其代表性、典型性，宏观的概括以微观的具体为依据。如何从历史的宏观背景和微观背景出发，发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理论产生的必然性？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最新理论成果中获得思想方法。习近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时，运用精练、生动的语言，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进行了“全景式”的概括：“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6］内忧外患的中国、苦难深重的人民需要出路，仁人志士坚持不懈探索出路，在各种尝试均告失败的迷茫时刻，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视野。对历史背景要素的高度抽象，在思想中重构的生动具体图景，为理论的逻辑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这也为我们的理论教学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从微观视角联系现实，在注意图景的典型性的同时，还可以加强真实感、沉浸感。习近平在论述“中国梦必须同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成功”时，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末他在陕西省梁家河村插队时的农村生活情景：“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7］这样的微观现实描述够典型、有温度，为思想观点的论证建立了真实可感的现实基础。

理论教学联系现实时要特别注意现实的真实性、典型性，防止错误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
要注意用唯物主义历史观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个别和整体的联系中看个案；
要注意不同视角不同立场对同一历史事实的不同评价，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示范。阅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社会调查文献，你会看到它们都是深入、系统、全面的现实调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提到，“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8］。立场不同，对同一种现实的评价就会不同。我们在用微观视角聚焦现实时，要注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我们的案例选择和分析，在局部与整体的联系中看局部的典型性，在历史的发展中看案例的时代性和代表性，透过纷繁的现象看案例反映的深层本质。

现实不是静止不动的图片，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历史的规律往往只有通过较长的历史时段才能清晰地展现出来。从长时段历史来考察现实，就会进入时代的视角。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9］220。哲学在思想中把握时代，成为时代文化的灵魂，通过引导和改变世界“使世界哲学化”。马克思自觉到了哲学和时代的辩证关系，在思想中深刻把握到了时代。恩格斯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4］38。因此，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需要了解理论产生发展的时代，了解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实践和思想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是统一的。恩格斯在批判分析黑格尔辩证法思想时，指出了它的革命性方面：“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10］244世界不断发展变化，人们头脑中的概念及其运动是外部世界及其运动的反映。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遵循同样的一般规律，即辩证规律。外部世界的规律在不自觉的、以偶然性表现必然性的形式实现，人类思维的概念辩证法是对现实世界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恩格斯在介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时说：“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4］43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是人类历史运动逻辑和人的思维逻辑的统一。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经常见到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发现历史规律的思想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发那个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进程时，就是以一系列最典型的历史事件凝练概括出历史的主要脉络。首先是“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然后是市场扩大，需求增长，推动工场手工业走向机器大工业。工业的发展，使现代资产阶级得到发展。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也曾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究无法支配自己呼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爆发。他们用清晰的历史脉络和思想逻辑阐发了那个时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273-284。恩格斯在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时候，同样生动地运用了这一历史方法。他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时代大背景开始，从历史的脉络展开自然观发展转变的过程。从14世纪到17世纪，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和初步整理材料，这个时期形成了自然界绝对不变的观点。到了18世纪下半叶，这种僵化的自然观开始受到自然科学本身的革命性发展的一次次冲击：1755年康德的宇宙演化“星云假说”，1830年赖尔的地球缓慢变化说，1842年热和机械力相互转化的发现，然后是化学的发展填平了无机界和有机界的鸿沟，生物学填平了有机界植物和动物之间的鸿沟。于是，“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了”［10］260-270。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历史和逻辑贯通，思想的发展在历史的发展中水到渠成、不可阻挡，为理论真理性的论证注入了强大的历史必然性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有以时代问题为导向的方法。时代问题反映时代的主要矛盾，深层次地反映时代的现实。马克思认为，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9］203。从问题开始，以问题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这也为理论教学提供了联系现实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对人类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如何获得解放、哪个阶级是人类解放主导力量等重大时代问题的科学回答。时代问题具有时代性、民族性、阶段性，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马克思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个批评者的话：“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马克思肯定地说，这位批评者对自己的方法的描述很恰当［4］111。时代发展的脉络经常是以问题的提出、解决和转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也生动地说明了问题的时代性、阶段性，始终贯穿着时代问题引导理论探索的线索。毛泽东思想是对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如何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问题的回答。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理论探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继续深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同时，面对新时代新阶段新的国内外形势，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问题的深入探索。从特定时代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问题出发，是理论探索和理论联系现实的重要方法，也是把理论贯通为一个发展着的整体的重要线索。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是在解决老问题、提出新问题中前进的。每个时代每个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同时，每个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通过还原到那个时代重大问题的探索和解决之中，获得现实性的理解。

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以时代问题为导向的方法阐述历史理论，产生的强大思想力量不是来源于方法的高超运用，而是深层次来源于借助方法展现的理论的真理性力量。理论逻辑的真理性依赖于历史逻辑的客观现实性。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以时代问题为导向的方法的成功运用过程，其实是思想穿越历史、发现历史规律的过程。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以时代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统一的思想原理。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要求我们回到与理论相应的时代物质生活条件中去理解理论，我们在理论教学中就要注重建立强大的历史感，在宏观的历史时空下概括最主要的历史条件，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上观察历史脉络，发现历史规律，让历史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习近平在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科学地运用了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他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然后，其阐述就按照每一历史阶段的党的认识和行动展开：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6］。为了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各历史阶段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改革开放新的征程。以各个阶段的党的奋斗历史，说明中国共产党百年坚持不懈想同一件事、做同一件事，有力论证了党坚守使命、践行使命不动摇，形成了强大的说服力量。在教学中，可以学习习近平的研究方法，延伸研究考察的历史纵深，获得历史逻辑的说服力量。

在理论教学中，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历史的长时段回望历史的脉络和思想的脉络，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以时代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要注意摆脱历史的枝节和偶然性因素，以重大的典型历史事件作为路标，把握思想理论的逻辑环节，得出鲜明的必然结论，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厚重历史感和郑重理论态度。同时，也要正确认识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承认偶然事件和偶然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承认历史的复杂性，阐明理论形成发展的曲折性、真实性；
另一方面，要善于把偶然性事件和因素联系起来，发现长时段“无数偶然性中贯穿着的必然性”，发现历史“片段中呈现的偶然性事件，在历史过程中体现一种必然性”［11］。偶然性为历史必然性开辟道路，是历史必然性（历史规律）实现自身的方式。坚信历史存在必然性、规律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只知道环境和教育改变人，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他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55“人的改变”主要是指人的思维或认识的改变；
“环境的改变”是指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在这里，马克思是承认环境改变人的观点的，但环境对人的改变是通过人改造环境的实践实现的。这样，主体和环境通过实践而双向改造。如果把人的认识作为一个总的过程来看，实践和认识就是同一个过程包含的两个方面，也是两个环节连续互动循环的过程。主体通过实践改变客观世界的结果或经验形成感性认识，进而上升到理性认识，改变主体自身的思维和思想认识；
下一个循环，主体在实践的目的、方法甚至对象的选择中渗透着主体先前已经获得的理论，理论指导下的新的实践变革客观世界，反过来推动主体理论认识的发展。在这样的循环中，认识的进程和实践的进程互动发展、循环上升，理论得到形成发展。

具体的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是复杂的，回到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关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发展，就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实践和理论互动过程。毛泽东在谈到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认识过程时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过去二十来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受到共产国际的很大影响，经历与党内右倾和“左”倾路线的艰难斗争。“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2］。毛泽东的这些话，生动阐明了实践在理论形成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和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概论”课的教学内容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等部分，都蕴含着理论在革命和改革实践中曲折向前发展的内容。在教学中，回顾这些生动的实践和认识过程，学生的思维被带入真实的历史情境之中，就能领会理论的发展是逐步深入的科学探索，是真实可信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实践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理论教学中注意理论进程和实践进程的统一，还可以深入到实践的具体结构中去，发现实践主体能动性因素的作用。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只是客观、直观地理解对象、现实，“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54。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实践对象的客观性的同时，同样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所以，从实践的视角指导理论教学，可以近距离考察主体的特点。在理论教学中，可以把视角聚焦到重要历史人物或政党等理论创建主体身上，观察主体的能动性因素和思想方法；
可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革命领袖作为观察对象，观察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如马克思，他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经历了启蒙、学习、困惑、转折等复杂的思想历程和艰难的实践生活。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在批判旧制度和维护下层民众物质利益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遭遇了理论无法解答现实的“苦恼疑问”，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信仰危机。在《德法年鉴》时期，他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参加工人阶级的活动，发现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
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合中，他的思想实现了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3］。在流亡期间，他参加并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应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要求，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打造思想武器。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者，他具有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14］。马克思还是一个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的理论家，他为创作《资本论》付出了长达数十年的心血，并且长期承受着贫困、饥饿和疾病的困扰；
他进行广泛深入的阅读学习，留下了数量惊人的学习笔记；
他对自己的理论毫不留情地自我批判，极其苛刻地一遍遍修改手稿，表现出了伟大的科学精神。伟大的理论经常打着主要创建者的性格印记。在教学中，师生共同走近马克思、理解马克思，这有助于我们共同走进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把历史理解为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实践是主体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具有历史本体论的意义。“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60相对历史长时段的时代视角，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中观和微观视角，通过近距离观察实践主体和历史细节，探索历史偶然性承载的历史必然性、为历史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具体情况。在理论教学中注重理论进程和实践进程的统一，还要通过实践视角聚焦历史的细节，通过历史的细节感受理论认识过程的复杂性、真实性，了解思想认识关键性转折和跳跃时的具体情形。如果把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比喻作忽略偶然性细节的历史望远镜，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就是可以考察包含偶然性细节的历史显微镜。在理论教学中，可以聚焦主体的具体实践和认识过程。如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关键会议——遵义会议上，党和红军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但这一关键转折的具体实践和认识过程是复杂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重大失败引发了党的很多领导和红军将士对军事战略战术的反思，此时刚巧电台损坏，红军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生死存亡之际，党和红军面临独立抉择自己命运的局面；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思想认识上做了准备；
而在遵义会议上正确的军事路线取得胜利之后，实践上还有土城战役、鲁班场战役的失利，在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上还有部分人动摇和质疑。深入更加微观的历史情节和人物思想表现中去，就会发现重大的历史转折、党和红军对自己领袖选择的曲折性，是一系列历史偶然性承载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活动。理论教学不仅要让学生准确把握理论的知识体系，认识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进程、历史变革和历史成就，还要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培养能够像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和革命领袖那样思想和行动的人。为此，在教学中就要让学生透过理论见历史背景、见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感受与理论探索互动的实践过程；
透过理论创建者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历程，感悟伟人的人格品质、精神气质、思想方法。这样，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就不仅要在教学实践中探索总结，还要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寻找智慧，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发现思想方法，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中获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