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协同发展机制研究——以黄河流域省会城市为例

屈小爽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旅游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黄河流域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1]。此后，学者们纷纷提出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顶层战略设计[2]、打造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带[3]、构建现代产业体系[4]、促进区域协调发展[5]等高质量发展建议，并普遍认为“生态优先”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6]。受区位条件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环境高负载严峻[7]，区域间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差异显著，要实现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必须破解产业发展和生态安全之间的矛盾[8]。因此，黄河流域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必然是旅游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

旅游业是资源环境高度依赖性的产业。一方面，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独特的地域文化、优美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面，旅游业的无序扩张、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保护的乏力等会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与破坏。尤其是近年来黄河流域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产业效能低等问题凸显，与高质量发展存在差距[9]。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夏季达沃斯会议中提出，旅游是幸福的产业。让人民有更多的幸福感是旅游业的使命[10]。国内外很多学者研究发现，生态环境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11-12]。因此，黄河流域旅游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要以改善黄河流域自然与人居环境为目标，实现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日益增多。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是学术界使用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涵盖多个尺度，如全国[13]、丝绸之路经济带[14]、沿海区域[15]、长江中游城市群[16]、中国十大城市群[17]、特定省份[18]、特定城市[19]等。但总体上，黄河流域尤其是城市层面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及协同发展研究还相对较少。核心城市带动能力强，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20]，黄河流域各省会城市在统领地区经济增长方面长期发挥重要作用[21]，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在协同推进黄河流域大治理的关键性作用[22]。因此，研究黄河流域各省会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机制，对于培育黄河流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城市，发挥增长极的引领及带动作用，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1.1 黄河流域省会城市概况

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份，截至2019年，黄河流域A级景区数占全国A级景区数的32.11%。因四川省省会成都市位于长江上游岷江和沱江两支流处，属于长江流域；
河南、山东两省省会虽位于黄河之滨，但与黄河关系密切；
其他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6个省份的省会（首府）均在黄河流域内，因此，本文研究对象黄河流域省会城市分别为西宁、兰州、银川、呼和浩特、西安、太原、郑州、济南等8个城市。黄河流域8个省会城市均为区域内中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因此，以8个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究黄河流域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具有较强代表性。

西宁和银川为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西宁，高原古城，多民族城市，位于丝绸南路要道和唐蕃古道的咽喉，是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气候宜人，有西宁八景、青唐城遗址等景观。银川，塞上古城，古丝绸之路商贸重镇，西夏王朝首都，被誉为“塞上江南”，有西夏王陵、贺兰山岩画、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等景观。呼和浩特，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北方沿边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融合，具有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呼和浩特有众多文化遗迹，如古长城、昭君博物馆、万部华严经塔等。

兰州和西安为国务院批复确定的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兰州，黄河文化名城，古丝绸之路商埠重镇，是辐射中亚、西亚、南亚的现代化城市，境内有徐家山、吐鲁沟、白塔山等众多名胜古迹。西安，关中平原城市群核心城市，世界历史名城，丝绸之路起点，中国八大古都之一。西安境内有秦始皇兵马俑、大雁塔、大明宫遗址、未央宫遗址等众多高品质文化遗存，是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之一。

郑州和太原为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郑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大运河两项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大河村遗址、商城遗址、轩辕庙、嵩山、黄河风景名胜区等众多景观。太原，古称晋阳，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境内有晋祠园林、永祚寺、晋阳古城遗址、天龙山石窟等名胜古迹。济南，国务院批复确定的环渤海地区南翼中心城市，别称泉城，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拥有“山、泉、湖、河、城”独特风貌的旅游城市。

1.2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构建科学合理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是判断旅游业及生态环境综合状况以及二者耦合程度的基础。本着科学性、全面性、可得性、典型性原则，根据层次分析法将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目标层包含旅游经济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
准则层包含市场规模、产业水平、经济效益、生态压力、环境状况、生态响应等6个方面；
指标层包括国内旅游接待人次、国内旅游收入等23个指标。为了消除不同指标量纲的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运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评价指标及权重如表1所示。

表1 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各指标权重

1.3 评价模型与判定标准

1.3.1 综合发展评价模型

旅游经济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分别反映各城市各年份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的综合状况。综合发展指数通过综合评价模型测度，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式中：U表示旅游经济或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Wij表示旅游经济子系统或生态环境子系统内各项指标权重；
Zij表示标准化指标数值。U数值越大，表示该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越好，反之亦然。

1.3.2 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

借鉴物理学耦合协调概念及计算模型，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协调发展度模型。

式中：C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反映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
U1、U2分别为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
k为调节系数，因涉及旅游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故取值为2；
T为旅游业—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鉴于黄河流域省会城市均把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旅游业作为重要发展战略，故α、β两个系数各取0.5；
D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D值越大，说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借鉴廖重斌[23]对协调发展度等级的划分标准，将协调发展度划分为10个等级，如表2所示。

表2 协调发展度等级分类

2.1 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及态势

将各省会城市指标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熵权法赋权重后代入式（1）综合评价模型，分别计算出各城市2007—2019年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指数U1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U2。因同一城市相邻年份数据变化不明显，以3年为间隔，主要列出2007年、2010年、2013年、2016年、2109年5年的数据，以及13年来各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平均值（排名以各城市旅游业综合发展指数平均值由高到低排序），并根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对比，判断各城市滞后发展类型。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黄河流域8个省会城市旅游经济综合指数平均值为0.35，反映出黄河流域省会城市旅游经济总体发展程度不高，且城市间发展水平差异显著。高于黄河流域8个省会城市旅游经济平均水平的有西安、郑州、济南、太原4个城市，其中，西安的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为0.87，遥遥领先，郑州、济南、太原3个城市的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差异不大，略高于平均水平。呼和浩特、兰州、西宁和银川4市的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低于城市平均水平，尤其是西宁和银川旅游经济综合指数最低，分别为0.13和0.09。从旅游经济系统指标数据看，西安各项统计数据位于城市首位，以2019年为例，西安接待国内外旅游总人次占8个省会城市国内外游客接待总量的37.46%，相当于银川旅游接待总量的18.25倍；
西安旅游总收入占8个省会城市旅游总收入的32.51%，外汇收入差距尤为明显，西安旅游外汇收入占8个省会城市外汇总收入的75.48%，一方面反映出西安作为国际性旅游目的地拥有很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说明黄河流域其他省会城市旅游经济外向性表现不明显，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上缺乏强有力的旅游吸引力。

表3 黄河流域省会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及滞后类型

8个省会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平均值为0.42，总体上看，各城市生态环境水平基本相当，差异比较小，西安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最高，为0.48，西宁次之，呼和浩特、兰州、郑州、济南的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略低于平均水平，济南最低，为0.38。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看，黄河流域8个省会城市在生态环境方面各有千秋，以2019年为例，西安森林覆盖率最高，兰州人工造林面积占辖区面积比最高，太原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最高，银川、西宁空气质量方面指标优于其他城市，而济南、郑州、太原空气质量相关指标低于其他城市。

将旅游经济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对比，区分出黄河流域省会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滞后类型。由表3可以看出，西安、郑州、济南3个城市旅游经济综合指数大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属于环境滞后型，其中西安旅游经济显著领先于生态环境发展，郑州和济南旅游经济综合指数略高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
黄河流域其他5个省会城市旅游经济滞后于生态环境发展。由此可见，黄河流域多数省会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尚未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生态压力，旅游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实现旅游业与生态建设的协同发展具有极大的潜力。

2.2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及态势

根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模型分别计算出2007年、2010年、2013年、2016年、2019年 各 省会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以及协调发展度平均值（由高到低排序），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黄河流域省会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及类型

由表4可知，黄河流域8个省会城市2007—2019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平均值为0.523，属于勉强协调水平。8个省会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态势明显可划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西安，协调发展度最高，为中级协调；
第二阶梯为郑州、太原、济南、呼和浩特这4个城市，协调发展度差距较小，属于初级或勉强协调；
第三梯队为兰州、西宁、银川3个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协调发展度分别为0.491、0.354和0.276，分别属于濒临失调、轻度失调和中度失调。兰州、西宁、银川这3个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严重滞后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从而影响了旅游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程度。以银川为例，其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处于8个城市中间水平，但旅游经济多项指标均为最低，如国内旅游人次、入境旅游人次、旅游总人次、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等，其他7个城市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均超过了10%，西安最高，为37%，而银川仅为8%左右。银川旅游市场规模、产业水平、经济效益等方面相对落后于黄河流域其他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所在区域的总体发展水平，由此可见，黄河流域多数省会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不高，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必须要构建二者的协同发展机制。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协同发展不仅包括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协同，还包括黄河流域内各省份之间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协同、区域旅游业的协同，应从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旅游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机制。

3.1 动力机制

第一，生态优先，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的基础，应树立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在流域生态空间一体化保护与治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黄河上、中、下游保护及治理的差异性，分区分类重点实施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提高上游水源涵养，有效解决中下游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提升中心城市生态承载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构筑黄河生态安全屏障，营造生态宜居空间。

第二，文化传承，促进黄河流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是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也为黄河流域城市发展旅游业以及传承黄河文化提供了重要基础。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拥有众多高品质、特色鲜明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应建立黄河流域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加强重点文物的保护与修复，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及时代价值，统筹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让文化资源“动”起来，使黄河文化得以传承发展。

第三，创新驱动，促进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省会城市除西安外，其他城市旅游业发展都处于中低水平，尤其是黄河上游地区，旅游业发展不充分、不协调现象突出。黄河流域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不能走粗放型发展的道路，要通过创新驱动促进旅游与文化、科技、创意等产业的融合，优化旅游要素合理配置，提升旅游产业技术赋能水平。未来黄河流域省会城市旅游业可以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方面，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旅游生态效率，实现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3.2 整合机制

第一，构建“大黄河、大治理”格局，实施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从国家层面，组建跨省域、跨部门的“黄河生态保护与治理领导小组”，出台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联合执法等法律法规及指导性意见。牢固树立“一盘棋”和“流域生态空间一体”的发展思想，加强黄河流域省份间、城市间跨区域合作协商，共同制定相关政策，统一流域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统筹流域内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重大问题，如区域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重大项目协商与审批制度、生态环境通报制度等。

第二，树立“大黄河”共享发展理念，加强城市间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蕴藏地，如上游的水能资源、中游的煤炭资源、下游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生态廊道。黄河流域内各城市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加强区域间、城市间互动与合作，打破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壁垒，协调各省份、城市发展定位，优势互补，促进合作，避免恶性竞争。

第三，省会中心城市引领带动协同发展。黄河流域8个省会城市均为区域内中心城市，其中西安与郑州为国家中心城市，应充分利用省会城市要素集聚优势，成为带动黄河流域生态建设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与增长极。通过产业转移、知识外溢、要素重组等方式，带动非省会中小城市及乡村协同发展。进一步增强黄河流域内中心城市、都市圈及城市群建设，如兰州都市圈、呼包都市圈、太原都市圈、西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济南都市圈等，以及兰州—西宁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加强产业分工与合作，促进城市圈内城市融合发展，逐步形成“中心城市—上下游都市圈/城市群—区域联动发展轴—东西贯穿生态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格局。

3.3 激励机制

第一，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黄河流域横跨我国东中西9个省级行政区，有必要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首先，应从国家层面推动和协调黄河流域省级政府签订流域生态补偿协议，确定补偿基准和补偿资金额度，根据联合检测结果拨付补偿资金。其次，从技术层面不断探索科学的补偿标准核算方法，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最后，加强资金来源与补偿形式的创新与多元化，可由中央和省市政府划拨专项生态补偿资金、引导性补助资金和奖励资金等；
鼓励创新多元化补偿方式，如城市间产业协作、对口援助、人才合作、社会资本注入等。

第二，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构建中心城市旅游发展共同体。如定期举办黄河流域城市文化旅游高峰论坛、旅游推介会、行业发展年会、重大项目招商洽谈会等。成立专门的黄河文化旅游发展基金，用于黄河文化营销推广、旅游企业互输客源、特色黄河文化旅游产品与线路开发等项目建设与奖励。从整个黄河流域层面编制高质量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打造黄河文化品牌，统筹基础设施建设，明确各城市旅游发展定位，避免旅游项目及产品同质化，逐渐消除区域壁垒。由政府搭建区域旅游合作平台，吸引多方主体及社会资金注入，构建黄河流域中心城市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利益共享的旅游共同体，将黄河流域共同打造成精品荟萃、异彩纷呈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和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3.4 约束机制

第一，健全统一监管、分工负责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完善流域环境保护立法，确保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测的常态化；
建立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生态红线制度、生态巡视制度、公众参与监督制度等；
将环境质量作为约束性指标，严格审核黄河流域重点经济开发项目的生态安全性，将各类经济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范围内。进一步完善黄河流域河长制湖长制组织体系，全面构建“河湖长+检察长”等依法治河机制；
加强对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责任追究及奖惩力度，形成由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广泛参与的协同治理与监督格局，提升公众对环境治理行为的参与和监督。

第二，构建跨区域多层次协调制度。无论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还是黄河流域旅游业区域合作，都需要构建跨区域多层次协调制度。高效的协调机制能够确保信息互通，加强区域内合作与交流，增进信任，高效处理争议，减少分歧，促成共识，形成制度聚合效力，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及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