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游仙”诗题在元明时期的传承与书写

程瑜瑶

以“游仙”为诗题，始于曹植；
而“小游仙”最早是指晚唐诗人曹唐(860前后在世)创作的近百首七言绝句游仙诗。相较于传统游仙诗来说，曹唐的小游仙诗短小精巧，多描述道教仙境以及仙人的细腻情感和生活琐事(1)关于曹唐的研究多为单篇论文，散见于各类研究论著与论文集中。如施蛰存《唐诗百话》一书中就有《曹唐：游仙诗》一节(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另见程千帆《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程千帆：《古诗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李丰楙《曹唐小游仙诗的神仙世界初探》(李丰楙：《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宇文所安《道家曹唐》(宇文所安：《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另有海外学者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对曹唐诗歌的译著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 : 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朱光潜在为游仙诗发展史划分时段时指出：“第三是七言时期，由中唐到明清，这时期以曹唐为中心，气韵与宫词合流，表现底方式主要地是七言绝句，间或用七律或七古。”(2)朱光潜：《游仙诗》，《文学杂志》1948年第3卷第4期。可见曹唐的小游仙诗对后世游仙诗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重视。

作为唐代游仙诗的代表，曹唐小游仙诗的艺术特色和宗教意涵早已得到充分讨论。唐代以降，陆续有诗人以“小游仙”为题创作，而这些诗作就较少受到关注(3)仅有少数研究涉及杨维桢的游仙诗作，例如朱曙辉、霍美丽《论杨维桢对古典游仙诗传统的突破创新》，《宜春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朱光潜曾提道：“曹唐以后，以七绝作游仙诗底代有其人”。经笔者初步检索和统计，两宋以“小游仙”为题的诗作仅有十余首，元代时则有约十位诗人创作了四十余首小游仙诗；
而在明代，仅晚明的江南地区就出现了六十余首以“小游仙”命名的诗作，另有一些诗人虽未直接以“小游仙”为题，但也将其诗作视为小游仙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宋元时期的一些游仙诗作之中不难看出曹唐的影响(4)参见刘方《柳永游仙词与北宋真宗时期道教文化》，《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2期。，但在晚明之前，曹唐的名字很少被提及(5)参见朱光潜《游仙诗》,《文学杂志》1948年第3卷第4期。。因此，本文将聚焦元、明二代的小游仙诗，梳理小游仙诗的传承线索，并探讨以下问题：元代的诗人为何会以小游仙为题作诗？曹唐及其诗作如何在明代中后期得到更多关注？另外，本文也将通过考察诗歌文本的意象、意境和意涵，分析这些小游仙诗的共性以及与曹唐诗作的差异。由于目前学界研究大多着眼于六朝隋唐的游仙诗，本文也为探讨唐代之后的游仙诗发展提供一个视角。

曹唐生活于晚唐，身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对有限。虽然洪迈《万首唐人绝句》、王安石《唐百家名诗选》和元好问《唐诗鼓吹》等宋元时期的唐诗选本或多或少收录了曹唐的诗作，但很少有诗人会提及或评论曹唐。五代和两宋时期曾有诗人创作小游仙诗，但数量寥寥，未成风气。到了元代末年，吴中地区约有十位诗人都以“小游仙”为题作诗，小游仙诗似乎迎来了一次复兴。不过，相较于曹唐，杨维桢(1296—1370)的诗名和影响力在这之中发挥了更为直接的作用。

杨维桢闻名于元末江南文坛，被誉为浙河之间的“文章巨公”(6)宋濂：《杨铁崖墓铭》，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42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1页。。他也是这一时期写作小游仙诗数量最多的诗人。有趣的是，杨维桢虽然对创作小游仙诗颇有兴趣，但并没有提及过曹唐。杨维桢的小游仙诗有十首收录在其门人吴复(1321—1383)所编的《铁崖先生古乐府》，另有十首散见于其他诗集中，也都被归为古乐府一类。可见，在杨维桢看来，“小游仙”是一种乐府诗题，而非特指曹唐的游仙七绝。杨维桢之所以创作小游仙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乐府的推崇。

杨维桢尤擅古乐府(7)关于杨维桢及其古乐府运动，参见黄仁生《试论元末古乐府运动》，《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王辉斌：《唐后乐府诗史》，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他在《潇湘集序》中自述道：

余在吴下时，与永嘉李孝光论古人意。余曰：“梅一于酸，盐一于咸，饮食盐梅而味常得于酸咸之外，此古诗人意也。后之得此意者，惟古乐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为韪，遂相与唱和古乐府辞，好事者传于海内，馆阁诸老以为李杨乐府出，而后始补元诗之缺，泰定文风为之一变。(8)杨维桢：《东维子集》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479页。

在杨维桢为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集所作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古乐府的推重，以及他的文学主张在文人群体中的影响力。如《金信诗集序》：

金华金信氏从余游于松陵泽中，谈经断史，于古歌诗尤工，首诵余古乐府三百，辄能游泳吾辞，以深求古风人之六义。(9)杨维桢：《东维子集》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442页。

事实上，将小游仙归为乐府诗题并非是杨维桢的创举。五代韦毂选编唐人诗作的《才调集》就将曹唐的三首小游仙诗编入“古律杂歌诗”中。宋代诗人宋勋(1098—1174)在其《松隐集》中亦将三首小游仙诗归入“古乐府”。据施蛰存先生的研究，曹唐的大游仙诗就是唐代评弹家的唱词(10)施蛰存：《唐诗百话》，第645～646页。。那么，曹唐的小游仙诗被配乐演唱，“小游仙”也可能演变成一种乐府诗题。更何况与游仙诗题材风格相近的步虚词就属于乐府诗的范畴，《乐府诗集》解题曰：“步虚词、道家曲也，备言众仙飘渺轻举之美。”(11)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9页。而杨维桢对乐府的定义较为宽泛，并不拘泥于汉魏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乐府旧题，还包括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大大拓展了乐府的题材范围(12)黄仁生：《试论元末古乐府运动》，《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杨维桢之所以倡导乐府，是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乐府“语弥工、意弥陋，诗之去古弥远”。他援引张耒对贺铸词作的评价：“盖肆口而成者情也，具四工者才也……此贺才子妙绝一世，而文章巨公不能擅其场者，情之两至也。”(13)杨维桢：《东维子集》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479页、478页。而“仙怪及名山胜水之记游”之类正能够免于流俗，“高情远致，见于方外”(14)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20页。。

乐府诗题众多，而杨维桢之所以会青睐“小游仙”，也与他对道教神仙说的兴趣不无关系。杨维桢虽未像曹唐一样有入道经历，但对道教颇为了解。他在《小瀛洲记》开篇描绘了道教神仙地理图景：“神仙之说八方有巨海，巨海之中有仙洲十，瀛洲其一也。”(15)杨维桢：《东维子集》卷1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515页。也曾在诗文中流露出对寻仙飞升的向往，如“铁崖浮家妻子从，名山亦欲寻赤松”(16)杨维桢：《题陶弘景移居图》，见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卷5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9册，第470页。，又如“吾将与子梯九节杖，挟飞仙以游于广寒宫，以俯揽乎海内外之名山”(17)杨维桢：《东维子集》卷1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514～515页。。此外，他与当时江南地区的一些道士和好道文人也往来密切，例如既是诗人又是茅山道士的张雨(1283—1350)(18)杨维桢：《东维子集》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383页。。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些道士和好道文人中就流行唱和游仙诗的雅趣。张雨与昆山清真观道士俞复初私交甚笃，而在俞道士的推动下，郑元祐(1292—1364)、陆大本(生卒年不详)、王逢(1319—1388)等诗人都有数首游仙诗作(19)张雨作有《明德游仙词十首用天柱山传来依韵继作云林道气者观之亦足自拔于埃壒矣》。郑元祐在其《游仙词》的诗序中提道：“向尝次韵赵君季父《游仙词》。亡友虎林张君伯雨父见而爱之，亦尝倚韵以属和。昆山清真观道士俞君复初，伯雨爱友也。写所和诗以遗复初。”陆大本在《游仙词》序言中称：“幼侍贞居张君清节……偶过玉峰清真观，道士俞君出示贞君所继明德郑先生《游仙词》十首。”王逢在《游仙词》序言中亦有相似叙述。见杨镰主编《全元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杨维桢对小游仙诗的热情在他的交际网络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此时写作小游仙诗的诗人大都与杨维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中一些诗人是以杨维桢为中心的铁崖派成员，或是玉山雅集的参与者。例如写作了四首小游仙诗的袁华(1316—？)就是杨维桢的得意门生之一，并曾受杨维桢褒扬：“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求如张宪及吴下袁华辈者，不能十人。”(20)杨维桢：《可传集序》，见袁华《可传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2册，第362页。而顾瑛(1310—1369)创办的玉山雅集，以玉山草堂为活动中心，联络诸多文人游玩酬唱，更是扩大了铁崖派的影响力。不仅参与其中的重要成员如顾瑛、袁华等都是铁崖派的中坚，杨维桢本人也是玉山雅集的灵魂人物。而在某一次的雅集中，杨维桢便以《小游仙》为题作诗四首，陆仁、袁华、黄溍(1277—1357)、秦约、郯韶等诸多诗人都与之同题唱和(21)顾瑛：《玉山名胜集》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9册，第35页。。

另一些写作小游仙诗的诗人虽非雅集成员，也不是铁崖派的中坚分子，但都与杨维桢的交际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与杨维桢私交甚笃、曾有《寄松江杨维桢儒司》等诗作往来的张昱(1330年前后在世)，对杨维桢乐府诗评价甚高的北郭十友之一的张羽(1333—1385)，都曾写作若干首小游仙诗。与张羽交往密切的童冀(1324—1393)也与铁崖派金信志趣相投，其《小游仙四首次金中孚韵》即是在金华时与金信的唱和之作。张翥与张雨、顾瑛、倪瓒、郯韶都有唱和，与铁崖派有着密切联系。胡奎与张昱有过诗作往来，从其《次杨铁迪漫兴韵》四首也可看出，他可能也与杨维桢有过交集(22)黄仁生：《试论元末“古乐府运动”》，《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由此看来，元末江南的小游仙诗创作应非是出于对曹唐的推崇。实际上，甚至一些诗人对曹唐颇为不屑，虞集(1272—1348)的《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游仙诗求予书之恶其淫鄙别为赋五首》仅以“唐人”指代，斥其诗作“淫鄙”。而杨维桢的影响力不仅辐射了同时代的多位诗人，甚至绵延至晚明，晚明诗人孙承宗(1563—1638)就作有四首《拟杨铁崖小游仙》。

明代中晚期，以“小游仙”为题的诗作更多地涌现出来。与元末情况不同的是，中晚明诗人对曹唐及其诗作也产生了浓厚兴趣。有的诗人则直言自己之所以写作游仙诗便是受到曹唐的影响。曹唐及其诗作受到重视，自然与晚明诗坛“复古”“宗唐”的风气不无关系，但诗集的刊刻也至为关键。晚明出版市场的兴盛和诗坛宗唐的风气促成了唐诗选本编刻风潮。编者们通过对唐诗的编选、分类，以标榜自己心目中的诗歌典范(23)关于明代唐诗选本的研究，参见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孙春青：《明代唐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
杨彦妮：《明代中后期唐诗选本硏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论文，2010年。。曹唐的作品散见于《文苑英华》《唐音》《唐诗鼓吹》《唐诗品汇》等唐诗选本中，这些诗歌选本的刊刻和销售都推动了曹唐诗作的传播。曹唐与曹邺诗作合编而成的《二曹诗》刊行于世，则更进一步凸显了曹唐的诗名。

与许多唐诗选集不同的是，《二曹诗》的编刻由广西地方官员主持，并非单纯为了文学或商业目的，而是地方性的文化事务。蒋冕(1463—1532)的《题唐曹祠部诗集后》和《再书曹祠部诗后》二文记录了这一过程。二曹诗作之所以合刻，是因为他们同出身广西。明代中期，曹邺的诗集流行于浙中一带，浙江刻《唐四十家诗》中就收有曹邺诗集二卷。嘉靖初，担任广西督学的唐胄(1471—1539)在武选主事郑德甫处读到浙本曹邺诗集，于是“取以刻置宣成书院中，且以尧宾诗附于其后”(24)蒋冕：《湘皋集》卷26《题唐曹祠部诗集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4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69页。，并请蒋冕为之作跋，是为初版《二曹诗》。后其板朽蠧，时任广西按察使范嵩(1471—1557)“命工浣涤修补，而取予所书诗跋刻附集末，置之宪司公署中，令掌故典守惟谨”，而蒋冕又“据浙本增其脱落者三首，又检诸家所选尧宾诗，凡唐君旧所未附者三十五首，悉附于其后”(25)蒋冕：《湘皋集》卷26《再书曹祠部诗后》，第270页。。

唐胄、蒋冕和范嵩等人之所以会积极推动《二曹诗》的编纂刊刻，应出于其作为广西本地士人及在仕官员的地方意识。唐胄在职期间曾经着手于《广西通志》的编写，但书未脱稿就调职他地。而其时致仕归家的蒋冕则见证了《通志》的成书，并为之作序。他在序言中强调，《广西通志》的编纂目的，除了因为广西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须强调兵防夷情，也以弥补战乱频仍所导致的文献的遗缺(26)蒋冕：《湘皋集》卷18《〈广西通志〉序》，第190页。。而《二曹诗》的编纂，大概也是出于后一考虑，毕竟曹邺与曹唐除了出身地与姓氏相同，诗歌风格并无相似之处。《四库全书》所收《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诗一卷》即系范嵩、蒋冕重刻《二曹诗》，纪昀就认为，二曹诗之所以合录，“以二人皆粤西产耳”(27)《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诗一卷》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3册，第128页。。蒋冕在《再书曹祠部诗后》中也明确写道：“海内之士自是而知桂林有二曹诗人者，实范唐二君先后表章之功也。”(28)蒋冕：《湘皋集》卷26，第270页。可见是希望通过《二曹诗》的出版刊行为本地增加文学声名。

《二曹诗》在天启年间重刊。根据王士祯(1634—1711)的记载，“又二曹诗集各三卷……有蒋文定公冕序，文定亦粤全州产，此集谢肇淛在杭刋于桂林，曹学佺能始序之”(29)王士祯：《居易录》卷1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9册，第470～471页。。谢肇淛(1567—1624)于天启元年出任广西按察使，曹学佺(1574—1646)则在天启三年出任广西右参议。曹学佺在《重刻二曹诗集序》中写道：“予至桂稍后，而方伯大参二公先为合成此韵事，又与予为同谱，予此行大不寂寞矣。”可见重刻《二曹诗》应在天启三年前后。据序言，谢肇淛和当时的同僚曾守身又进一步搜罗编集，“祠部稿为予同年曾平仲大参所物色者，尧宾诗则在杭自散集中厘之”。谢肇淛邀曹学佺为《二曹诗》作序，则是因为曹学佺与二曹同姓的缘故：“谓予曰：子同谱也，曷序之？”(30)曹学佺：《重刻二曹诗集序》，汪森编：《粤西文载》卷5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6册，第602页。曹、谢二人也在当时的文人群体中颇有声望。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中记载：“闽人曹学佺能始回翔棘寺，游宴冶城，宾朋过从，名胜延眺……此金陵之极盛也。”(31)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七《附见 金陵社集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而谢肇淛与曹学佺“文字友也，儿女姻也，同官寮也”(32)曹学佺：《明通奉大夫广西左方伯武林谢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6册，第311页。。曹学佺结金陵诗社，谢肇淛也是诗社中的活跃分子，二人的名望对《二曹集》的传播应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曹诗》的编刻无疑提高了曹唐及其诗作的知名度和流传度。不仅万历本《万首唐人绝句》《唐音统签》、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以及陆时雍《唐诗镜》等诗选中都收录了曹唐的小游仙诗，曹唐及其诗作在游仙诗传统中的地位也得到重新评价。小游仙诗被视为七言绝句游仙诗的滥觞。许学夷(1563—1633)在《诗源辩体》卷30中称：

游仙诗其来已久，至曹唐字尧宾则有“七言绝”九十八首，后人赋游仙“绝句”，实起于此。(33)许学夷：《诗源辩体》卷30，《续修四库全书》第16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9页。

自钟嵘《诗品》以来，诗体的辨析一直是诗歌批评的重要维度。许学夷的《诗源辨体》是明代此类著作的代表。秉持“诗有源流，体有正变”的理念，《诗源辨体》的著述宗旨是对诗体“推源溯流”(34)关于许学夷《诗源辨体》的研究，参见汪泓《许学夷〈诗源辨体〉评议》，《江海学刊》1996年第2期；
《明代诗学状况与〈诗源辨体〉的写作缘起》，《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7月。任竞泽：《许学夷〈诗源辨体〉的辨体理论体系——兼论其辨体论的开拓意义和文献价值》，《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在卷30“晚唐”中，许学夷专辟一条评论曹唐游仙诗。从诗歌美学上说，在曹唐的小游仙诗之后青出于蓝者甚多，曹唐的诗作也许并非翘楚，但许学夷的评论从诗体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曹唐小游仙诗的诗学意义。游仙作为一种诗歌题材由来已久，并随着诗体的发展而衍生出丰富多样的作品。朱光潜就曾提出：“论游仙诗……在楚辞体中是屈原，在五言古风中是阮籍。”(35)朱光潜：《游仙诗》，《文学杂志》1948年第3卷第4期。而曹唐所处的晚唐正是绝句、律诗等诗体发展成熟的时期，因此，曹唐选择以五言绝句写作小游仙诗可以说是诗体发展的必然。故而在许学夷的诗歌史观中，曹唐的小游仙诗是游仙“绝句”的肇始，具有开创意义。与此同时，曹唐的诗作也成为一些晚明诗人效仿的典范。例如《西湖游览志余》卷13载，马洪作了百首续游仙诗，即是出于对曹唐的仰慕：“唐进士曹尧宾作游仙诗，飘飘有遗世独立之志。”(36)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1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第462页。于慎行(1545—1607)、梅鼎祚(1549—1615)、邹迪光(1550—1626)、孙承宗(1563—1638)和祁彪佳(1602—1645)等诸多晚明诗人都有以“小游仙”为题的诗作。

总体来说，曹唐及小游仙诗在明代中晚期时的境况与宋元时期大不相同。由于出版市场的勃兴，以及广西官员士人为提升本地文学声誉的努力，曹唐的诗名及诗作得到了相对前代更广泛的传播。晚明诗人在探讨诗体的发展史时，也重新辨析了小游仙诗的诗体性质，肯定了曹唐诗作在游仙诗传统中的地位。不过，晚明写作小游仙的诗人并未拘泥于七言绝句，一些游仙主题的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被称为“小游仙”。例如于慎行曾作七言律诗《游仙词四首赠三阳观昝云山道士》，并在开篇写道：“寰区不足步，聊作小游仙。”(37)于慎行：《榖城山馆诗集》卷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1册，第81页。明末清初的诗人黄毓祺(1579—1649)所作四十首小游仙诗均是七言律诗。甚至，明末词人李培作有四阙《菩萨蛮》，也以“小游仙”为名。这也说明“小游仙”在晚明已经颇为流行。

如前所述，在元、明二代，文本之外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小游仙”诗题的传承。而回归诗歌文本则可以发现，一方面，无论是否直接受到曹唐的影响，后世的小游仙诗中仍然多少延续了曹唐诗作的特色；
另一方面，后世诗人也因创作情境和动机的不同而为这一诗题注入了更丰富多元的寓意和情感，拓展了小游仙诗的主题。

相较长篇古体游仙诗而言，曹唐的小游仙诗采用新体，短小精炼，为游仙诗写作开辟了新的风格和范式。台湾学者李丰楙先生指出，曹唐小游仙诗的创新之处在于扬弃了魏晋时期因忧而游的游仙诗模式，表现出一种“近于叙事的、戏剧的小型诗剧效果”(38)李丰楙：《曹唐〈小游仙诗〉的神仙世界初探》，第330～331页。。后世的小游仙诗大多同样是片段式地呈现仙境中的具体场景或人物情态，并且在意象选用和语言风格上也多有相似。

道教典籍对神仙世界已有丰富且详细的描写，曹唐的开创之一便是将之提炼精简化入小游仙诗中。李丰楙先生在分析曹唐的诗歌语言时提出，曹唐有深刻的宗教体验，巧妙地运用道教元素，综合视觉、听觉等感官意象而营造出声色一体的奇幻感。而这些词汇和意象也常见于后世以描绘仙界情境为主题的小游仙诗中。例如，为凸显仙境的华丽瑰奇，曹唐常选取亭台楼阁及花草树木等代表景物，并以金、玉一类词语修饰，后世一些诗作中亦是如此：如曹勋的“金台珠树郁葱葱”和“金阙玉楼行欲遍，却携明月出红云”(39)曹勋：《松隐集》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第358页。、杨维桢的“白金城阙碧珠宫”和“锦驼鸟鸣珠树林”(40)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77页。，以及于慎行的“瑶水银为阙，蓬丘玉作坛”(41)于慎行：《榖城山馆诗集》卷9，第81页。。又如，曹唐常融合秋色、夜月、仙乐和云烟等意象，烘托出仙境超脱的意境，同样的意象组合在后世诗作之中也屡见不鲜：

九霄风静夜沉沉，仙籁虚徐度玉音。好是太真歌未阕，飞烟遥上郁华林。(42)曹勋：《松隐集》，第358页。(曹勋)

一笛吹云鹤夜归，九天清露冷仙衣。(43)周密：《小游仙七首》，傅璇琮 主编：《全宋诗》第6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2516页。(周密)

瑶台月映彤云迵，碧落风吹环佩声。(44)谢晋：《兰庭集》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430页。(谢晋)

这些诗句描写的都是夜月之下的情景：清露、秋声等意象散发出秋意的清冷，而玉笛笙箫的悠扬乐声和瑶台仙女的环佩之声，以及烟、云都暗示了仙境的缥缈高远。连同金碧辉煌的建筑和奇花异树，这些意象都是道书中为塑造宗教神秘感常用的元素。而在小游仙诗中，这些意象的组合则成为仙境的象征，凸显其缥缈难寻的特质。

此外，曹唐的一些小游仙诗生动地描绘了神仙的情态与活动，后世也不乏此类诗作。对仙人的人间化描写是曹唐小游仙诗的一大特色。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中指出，曹唐的小游仙诗“内容是写仙女的生活或思想感情，有些诗很近似闺情式宫词”(45)施蛰存：《唐诗百话》，第644页。。而仙女，尤其是西王母的侍女，也是后世的小游仙诗最常描写的仙人类型之一。例如元代诗人张翥(1287—1386)的《小游仙词》中就有多首描摹仙女的姿态和举止，如“五色烟中玉女窗，凤歌鸾舞一双双。除是飞琼方教得，紫箫吹彻不成腔”(46)张翥：《蜕庵集》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第88页。。

明代诗人邹迪光也有两首描写仙女的小游仙诗：

玉女丛中最少年，也曾百遍阅桑田。娇痴甚得元君喜，亲与花闲贴翠钿。(其三)

小小身披一幅霞，闲乘白凤过人家。偶临云外吹仙乐，嬴得人知蕚绿华。(其八)(47)邹迪光：《始青阁稿》卷10，《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81页。

而就仙界的活动来说，程千帆先生注意到在曹唐的小游仙诗中“车骑、服饰、宫室、饮食、婚媾、游燕之事……虽云天上，不异人间”(48)程千帆：《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第284页。。而后世小游仙诗最常描写的天宫活动也不外乎曹唐诗中屡见不鲜的朝谒与宴饮。例如周密(1232—？)的“紫雾彤云滃九关，玉庭侵晓引仙班。东皇奏罢回寅疏，放散春光下世间”(49)傅璇琮主编：《全宋诗》，第42516页。，马洪的“玉版金花阔幅笺，朝来次第散群仙，紫皇勅遣誊真诰，第一人书第一篇”(50)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13，第462页，都是描写朝谒前后的情景。又如周密的“金母云宴紫楼，露寒仙掌汉宫秋”(51)傅璇琮主编：《全宋诗》，第42516页。、杨维桢的“元君赐觐素华台，酒饮龙胎五色醅”(52)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第75页。，游潜(1030—1095)的“瑶池仙母郁金袍，玉鼎香烹白凤膏”(53)游潜：《梦蕉存稿》卷1，第188页。，则演绎了西王母宴会的场景。另外，曹唐对地仙生活的描写，也为后世一些诗人沿用。如曹唐小游仙诗第八十二首写访仙不遇：“青牛卧地吃琼草，知道先生朝未回”(54)曹唐著，陈继明注：《曹唐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7页。。邹迪光也有两首小游仙诗描写了相似景象：“短尾龙儿犹未卧，隔花戏啮紫霓裳”(其二)；
“青骊失与彫胡饮，啮尽东园巨胜花”(其五)。又如元代诗人张羽的“青童睡起浑无事，乞与神丹喂白鸦”与曹唐的“供承童子无闲事，教剉琼花喂白驴”也异曲同工。

上文例举的诗人分属不同时代，但对仙界情境的想象和描写都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并且，无论这些诗人是否直接受到曹唐的影响，这些小游仙诗都在不同程度上沿用了曹唐小游仙诗中常见的意象和语汇。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典故本就在世俗社会中有一定的流传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曹唐的小游仙诗在诗歌语言上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游仙诗的鲜明特色，即便曹唐本人诗名不显，这些诗作也得以通过其他渠道流传(例如入乐演唱，被当作乐府诗歌)并影响后世。

不过，虽然后世的小游仙诗或多或少带有曹唐诗作的影子，但由于诗人所处的时代、经历和思想情感各不相同，因此诗作的内容和寓意也随之延展。小游仙诗原是道教题材的诗歌，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曹唐诗作的用典和寓意都带有鲜明的上清道教色彩，而这一点也在后世发生了变化。道教的神仙体系随着时代发展愈渐庞大，元、明诗人也与时俱进地将新典援引入诗。例如，杨维桢所处的元代正是五雷法盛行的时期，其诗作中就有“河上剑翁肝胆露，电光一道落妖蟾”(55)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第76页。的描述。而明代王鸿儒(1459—1519)“山精窃候希夷睡，偷采池中十丈荷”(56)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卷3，第2866页。中的“希夷”则指以睡功著称、被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的北宋初道士陈抟。又如明末诗人黄毓祺的诗中“纵横吴猛飞空剑”化用了净明道祖师吴猛飞剑斩蛟一事(57)黄毓祺：《大愚老人遗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643页。。另外，虽是化用道典，但因为后世诗人大多没有曹唐的入道经历和宗教情怀，所以诗歌主题并不在于有限与无限、无常与永恒等宗教命题，而是更偏重于凸显仙人法术的奇幻。同样，曹唐诗作中常见的仙凡之恋主题暗含上清道教的神仙观念和修行理念，而这些宗教观念在元、明时期已不再流行，对一些诗人来说甚至有“淫鄙”之嫌，因此这一时期的小游仙诗虽然亦会描写仙女姿态，但所占比重不大，并且甚少对仙凡恋情的主题加以演绎。

后世诗人大多没有与曹唐相似的入道经验，故而小游仙诗也基本脱离了宗教旨趣，转化为对生活理想的投射。受篇幅所限，曹唐的小游仙诗通常聚焦于某个具体的仙界空间，尤其是世外洞天中的仙人闲情。而后世诗人也多对此有所发挥。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小游仙诗中仙境空间的呈现也带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游览园林或是山水胜地成为元、明时期小游仙诗的写作情境之一。道教地理观中的世外洞天多处于人间舆图之中，因此也就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带有出世意味的宗教空间，又是诗人可以进入的现实空间。而在游览带有道教传说色彩的山水时，诗人也设身处地获得“游仙”的体验，在小游仙诗中将实景与仙景结合，为所游览之地赋予宗教美感。祁彪佳在游道教胜地九鲤湖时作小游仙：“洞口阴阴日正长，潺湲流水碧云香。珠泉泻出无人管，飘得桃花赚阮郎。”(58)祁彪佳：《远山堂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九鲤湖位于现福建省莆田市，因何氏九仙在此炼丹成仙的传说而成为道教胜地。祁彪佳诗中山洞、流水和碧云等意象既是游湖所见实景，同时也是道教经典及诗歌中洞天福地的代表景致，构建出来的意境亦真亦幻，而阮肇典故的化用更增强了道教“仙境”意味。不仅如此，由于洞天仙境氛围和仙居生活的闲情与一些诗人的生活美学相契合，“小游仙”又延伸至私家园林的书写。以杨维桢为中心的元代江南小游仙诗写作多与顾瑛的庭园有关。在顾瑛所建的玉山草堂中：“登山而憩注者曰：‘小蓬莱’，山边之楼曰‘小游仙。’”(59)顾瑛：《玉山名胜集》，第39页。杨维桢与友人游览时便以小游仙为题酬唱。杨维桢写道：

曾与毛刘共学丹，丹成犹未了尘缘。玉皇勅赐西湖水，长作西湖水月仙。

西湖仙人莲叶舟，又见石山移海流。老龙卷水青天去，小朵莲峰共上游。(60)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第77页。

虽然这里的西湖并不在道教仙境体系之中，但在杨维桢的诗中却成为散仙居处。西湖仙人即便丹成也不愿飞升天界，而是泛舟于西湖之上。结合语境可以看出，杨维桢是借之赞美顾瑛的庭园景致和生活美学。此时以小游仙为题作诗的其他诗人也同样如此。从“怡情閟清赏，遡源非求仙”“思君屡作寻仙想，还许携琴看奕棋”(61)顾瑛：《玉山名胜集》，第35页。等诗句中可以看出，这些小游仙诗实为游乐观赏所作，不带有宗教寓意。抚琴观棋既是小游仙诗中常见的仙人闲情，也契合文人对风雅生活的喜好。

其次，小游仙诗也在后世诗人的演绎下逐渐回归游仙诗的传统主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诗人对理想生活的表述往往暗含遁世志趣。曹唐虽未直接表达仕隐态度，但其不得志的入仕经历不免让后世的诗歌评论者从此角度解读诗作。马洪评曹唐小游仙诗有遗世之志，周珽(1565—1647)认为小游仙诗暗含了曹唐在仕隐之间的艰难选择：

按尧宾初为羽士，后加巾帻，举进士第，历仕诸府从事，郁郁不得志，见于词章，不无托想于远游升天焉。其《小游仙诗》近百篇，如此作，玩“重过”“省得”四字，分明有出山之悔，复兴绝尘之思乎？(62)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卷5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26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690页。

在传统的游仙诗中，遁世之志是诗人最常寄托的一种情感。诗人通过述写漫游仙境的奇遇，抒发对世外生活的向往。以洞天仙境中仙人闲居生活为主题的诗作虽然在曹唐的小游仙诗中并没有占很大比例，但是却为后世诗人寄托隐逸情怀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道教仙境的层级在一定程度上映照了人间的官僚系统，天上仙宫与世外洞天有如人间的朝野之分。洞天仙境不仅远离人世尘嚣，也远离仙宫，从而具有双重的隐逸意味。这一点在后世诗作中被反复强调。周密就有一首小游仙写道：“抛了天官作散仙，却来云外种琼田。洞中日月无拘管，闲引青龙耕翠烟。”(63)傅璇琮主编：《全宋诗》，第42516页。诗中将“天官”与“散仙”对立：天官颇受拘束，而散仙则更为闲适自在。前文所引杨维桢的小游仙诗也透露出相似的旨趣，虽然仙人修丹已成，但仍更愿“长作西湖水月仙”。

虽然小游仙诗开始回归传统游仙诗的主题，但相较于传统游仙诗的咏怀，小游仙诗往往是通过对世外生活场景的具体想象和描绘隐晦含蓄地表达出世理想。以山林之乐寄寓隐逸之情本就是易代之际诗歌中常见的内容和主题(64)关于易代之际山林诗歌的研究，可参见左东岭《“台阁”与“山林”文坛地位的升降浮沉——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流变》，《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
黄鹏程：《论清初“台阁”“山林”文学的关系形态》，《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小游仙诗中的散仙世外生活也与之契合。明末清初诗人汪琬(1624—1691)作有四十首游仙七绝，并在小序中写道：“诗家小游仙，此白乐天所云九奏中新音，八珍中异味也。今予所作，又与唐宋以来者小异，盖欲极文字之变，以示山林之乐尔。”(65)汪琬著，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145页。可见诗人虽借用了小游仙的诗题和模式，但旨趣已经完全转变为世外山林之乐。同一时代的诗人黄毓祺也作有四十首小游仙诗。在这组诗的序言中，黄毓祺写道：

游仙诗自景纯始，而太白继之。论者云太白游仙未免有丹鼎气，景纯特感遇耳，非游仙也。某逆旅半酣，与两客对床夜话，忽念浪迹人间，山中故人当有招我归来者。(66)黄毓祺：《大愚老人遗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27册，第642页。

序言并未提及曹唐，但从对李白和郭璞的评价，就不难得知黄毓祺为什么会选择小游仙作为诗题。黄毓祺以浪迹人间的山中之人自况，而因“山中故人”的召唤而萌生回归山林之意，自然选择了糅合游仙之趣和山林之乐的小游仙。黄毓祺的诗作虽以七律写成，但仍沿袭了小游仙诗的模式，借用道教意象和典故，描绘世外仙人的闲居乐趣。

综而言之，曹唐小游仙诗为后世的小游仙诗作树立了范式，铺设了底色，故而小游仙诗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相似的模式和风格；
但另一方面，后世诗人并未囿于曹唐诗作所设立的典范，而是有所超越，为这一诗题注入了新的典故、旨趣和情感寄托，从而丰富了诗题的内涵和外延。

综上所述，虽然在曹唐之后几乎历代都有诗人以“小游仙”为题作诗，但这一诗题的传承并不是一个单调的诗歌接受过程。考察诗歌文本之外的历史语境，我们会发现一些时代因素发挥了较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对于元代江南的诗人来说，杨维桢的文坛影响以及玉山草堂中的往来酬唱才是他们写作小游仙的直接动因，而并非是对曹唐本人的追慕和模仿；
《二曹集》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曹唐诗作的传播，这要归功于明代中晚期出版的兴起和广西官员学士构建地方文化的意识。曹唐的诗名以及其诗作在游仙诗史中的地位也在晚明才开始重新得到重视。

从诗歌文本上来看，曹唐开创的小游仙诗风格或多或少为后世诗作所承袭，但也许正因为曹唐本人诗名不显，后世诗人才不拘于原作得以更多发挥，故而可以如许学夷所言“青出于蓝者甚多”。曹唐的小游仙诗短小精炼，将人间生活的日常细节放置于超越性的道教仙境中，形成了仙境与人间、出世与入世的双重张力，也正与后世诗人的生活美学和隐逸理想相契合，并在不同时代中得到新的演绎，逐渐发展成为游仙诗书写传统的一脉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