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与边界：新媒体视域下红色文化传播实践——以微纪录片《循红色足迹,看英雄广州》为例

常丝茗

（作者单位：广州博物馆）

2021年的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视剧，即扶贫剧《山海情》和革命题材历史剧《觉醒年代》，这两部主旋律剧包揽多个奖项，成为全场热门。从豆瓣的高评分、网友多次刷剧、影评文章和感言可以看出，两部主旋律剧获奖是实至名归。在2021年度豆瓣电视剧榜单中，依然能看到《觉醒年代》位居榜首。在排名前十的电视剧中，第一至第四都是主旋律影视作品。回顾近几年中国影视作品的创作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一些制作精良的红色题材作品、反映民族独立和解放、国家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影视作品屡屡成为影院爆款，直至火爆全网。红色题材作品创作以历史事实和红色文化为创作源头与资源库，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红色文化有很强的发掘潜力，拥有广阔的受众面和覆盖面。好的红色题材作品是能够得到观众的肯定和支持的，这也给开办红色文化教育纪念馆、博物馆等文化场馆提供了经验和启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新媒体技术的兴起，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实现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传播，破除流于形式的红色教育弊端，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生命力、影响力和传播力，纪念馆、博物馆大有可为。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代表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积累的。从时间维度看，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红色文化[1]。

广东省广州市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红色遗址、红色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特别是近代以来，广州孕育并积淀了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和红色基因。本文以广州博物馆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循红色足迹 看英雄广州》为例，从视觉和边界两个维度解读新媒体语境下红色文化创新性传播的实现路径。

《循红色足迹 看英雄广州》系列寻访纪实节目是从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角度出发，精心策划的一档红色微纪录片。该节目精选15条红色路线，选取广州红色革命史迹与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地标建筑，如东亚大酒店、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东园门楼旧址、“团一大”纪念广场、杨家祠、爱群大厦、黄埔军校、救亡日报社南迁广州旧址等，结合馆藏革命文物资源，如广州解放时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等，由专业讲解员及文艺界资深表演艺术家担当讲述人，通过现场走访，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广州红色故事。

节目选取微纪录片题材开展红色作品创作，以实现创新性传播红色文化的目的。从媒介学角度看，影像是以文字为基础的，但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从文字和影像的比较中可知，影像作品更适用于讲故事，能让观众产生更加具象化和直观化的感受，便于理解和感知作品蕴含的精神内核。通过微信、微博等媒体平台，微纪录片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明显优于文字作品。基于受众心理，从媒介学角度看，人们越来越偏爱以图像化的影像媒介获取信息，这是因为影像画面让媒介里的世界看起来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三维世界，这大大节省了人们理解与解读信息的意义时所耗费的精力和单位时间[2]。因此，项目选定微纪录片题材进行录制，时长控制在4分钟以内，通过短小精悍的篇幅、故事化的叙事，满足互联网时代观众的碎片化观看需求。

节目围绕“讲好广州红色故事”这一高度凝练的精神主旨，拓展红色文化内容外延，巧妙地将文化场馆内部红色文物资源和外部红色遗址、城市地标等代表性建筑有机整合，以“馆藏文物+建筑”的形式，从统一战线、春天的故事、广州文艺等多个角度串联起一个个极具感染性的红色故事，通过接地气的方式为受众讲述发生在广州的党史故事。节目讲述人和参演人员走到户外，走进事件发生地，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增强了节目历史现场感和真实感。

3.1 馆藏文物的选择

节目主要围绕广州红色革命历史中的重大人物、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文物甄选。同时，考虑文物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是否具有可挖掘的红色故事、历史线索是否具有连贯性等，最大限度发挥微纪录片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效能。

3.2 红色遗址选择

红色遗址的选择围绕节目拟定的15部剧集主题展开，通过深入红色遗址和城市地标现场采风，确定适宜开展节目录制的红色遗址。综合红色遗址的开放情况、保护情况及入镜效果进行现场评估筛选，对指向相同表达主旨的多个红色遗址进行比较分析，侧重选择代表性强、基本符合剧本主旨的史迹或地标，这其中涉及如何选定红色遗址、历史事件和人物等问题。

广州红色遗址和城市地标建筑类型多、数量多，且有其历史延续性，这些红色遗址大多不是单独作为某个特定历史事件发生地存在，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重大社会变革的见证。这与广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着密切联系。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不同，同一处红色遗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充当不同的历史载体，见证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具有跨度时间长的特点。因此，在拍摄纪录片时要结合节目主旨，在选择承载红色革命历史的红色遗址时要有所侧重、有所取舍，准确提炼其蕴涵的与馆藏文物密切相关的红色精神和时代内涵。以新亚大酒店为例，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曾在新亚大酒店培养省港大罢工干部，这里也一度成为工人阶级的最高学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地区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段历史对于新亚大酒店本身极为重要。而在抗战时期，新亚大酒店也发挥出重要作用，为中国文化名人南下广州、开展文化抗战提供了住所和便利，诸多文化名人在此落脚，在广州的文化抗战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记。从广州红色文艺的角度看，节目剧集《烽火岁月 红色恋人》选择性地讲述了抗战时期新亚大酒店的故事，而并未对省港大罢工这段历史作过多描述，原因是《战火中的红色恋人》侧重表达抗日战争这段时期，以郭沫若、于立群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广州为战场，主动扛起文化救国大旗，夫妻携手走上文化抗战道路的故事。因此，节目的主线是“抗战”，而对新亚大酒店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历史并未作详细的叙事。

节目制作经历了事前准备、编写提纲和剧本、正式录制、出成片的过程。在前期投入中，节目制作团队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走访史迹和地标，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展览、文物和史迹或地标三者的关联，进而挖掘故事，开展剧本创作，让作品更有可信度和温度。

5.1 资源互补是城市综合性博物馆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能的现实途径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这种专题类场馆在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相对而言，从红色文化创新性传播角度看，城市综合性博物馆无论是传播力还是影响力都不具备明显的资源优势。以广州博物馆为例，现有馆藏13万余件，但馆藏革命类文物体量非常少，仅有100余件，占比仅0.077%，能对外展出的文物更少，其体量不足以满足红色文化传播的实际需求，难以为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充足空间。因此，节目制作团队通过尝试整合外部力量，利用外部红色文化资源弥补现有馆藏不足，建立体量相对丰富的红色资源库，发挥红色遗址、城市地标的效能，打造弘扬红色文化的“广州模式”。

《循红色足迹 看英雄广州》系列寻访纪实节目既运用了本馆展览和馆藏文物作为素材，又采用了红色遗址等馆外资源。在丰富叙事内容的同时，实现了馆内红色资源和外部红色资源的整合与优势互补，并建立有机关联。红色文化的创造性传播，既要统筹不同红色遗址之间的历史关联，又要统筹红色遗址和文物之间的历史关联，即以人物、事件和活动等素材为线索，构建史迹之间的关联、史迹和文物之间的关联，让叙事更加立体丰满，形成一种历史现场感。例如，剧集《青春激昂“团一大”》介绍了“团一大”在广州召开的社会背景、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等，在增强故事性的同时，将剧集涉及的文物和多个地标系统串联起来。

节目基于文物讲红色遗址，立足红色遗址讲红色故事，实现文物和遗址的高度统一协调。将全市红色资源以党领导广州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为宗旨，按照时间和事件的发展脉络串联起来，多个红色遗址串点成线，形成完整的故事脉络，表达完整的创作主旨，让红色革命文化传播内容更具连贯性、系统性、生动性和故事性，建立起受众对广州红色文化的系统性认知。

5.2 “小人物”反映“大时代”

红色题材微纪录片的创作要考虑红色历史事件和人物选择的取舍问题。与红色遗址或城市地标类似的是，节目中相关的历史人物在不同的时期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组织或参与的革命活动映射了不同的时代主题。结合馆藏文物和红色大展的展览主旨，在对大量与红色遗址相关的革命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叙述时，要对其进行针对性的筛选和提炼，抽丝剥茧，突出特点，找到符合核心内容的事件或人物，而平凡人、平凡事是创作的一个突破点。在深入发掘红色遗址承载的历史人物故事时，既要反映领袖、英雄等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更要通过“小人物”的故事，揭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谛，使历史鲜活和丰满起来[3]。例如，在剧集《从这里走向战场》中，在故事主角的选取上，节目没有选择知名度更高的周恩来、恽代英作为叙事对象，而是选择了鲜为人知的党的干部霍步青作为故事主角，原因有二：一是考虑到在“从黄浦潮到珠江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中展出的革命文物《黄埔潮》杂志发表了多篇关于霍步青的文章；
二是节目尝试通过介绍霍步青的事迹，建立起馆藏文物与红色遗址的关联，借由霍步青的故事映射千千万万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默默奉献的普通革命军人，通过普通人的感人事迹反映大时代，表达普通人的个人抉择。

5.3 融入互联网传播语境

根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总体规模超过了10亿人[4]。网民快速增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数字应用基础服务日益丰富，带动更多网民使用”。也就是说，互联网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网民成为红色文化的重要受众。节目组通过多种传播手段将红色文化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开来、传播出去，这符合互联网传播的特点。节目组在输出微纪录片的同时，配套推出音频作品，通过多样化的呈现方式满足了不同受众的需要。

5.4 微纪录片的创新性表达

不同题材的影视作品叙事形式不同，红色主题纪录片本身注重对真实历史的还原和对客观场景的复原。节目《循红色足迹 看英雄广州》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为节目注入了新的元素，增强了叙事表达效果，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例如，在剧集《1949年广州红色风云》中，为突出东亚酒店工人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带领下连夜缝制五星红旗的经历，节目另辟蹊径，采用情景演绎的方式将缝制五星红旗的场景“复原”，让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加深历史记忆。在《1926革命的火种》中，影片通过画面交替切换，使讲述人与毛泽东同时出现在农讲所课堂中，历史与现实的交叉令观众产生时空错位感和现实感，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

红色文化不是缺乏现代性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形态。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红色文化提供了广阔的传播空间。传播红色文化要敢于向外“破圈”[5]，以受众需求为导向，通过“影像化”“打破边界”等思路，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优势，突破红色文化资源的空间或地域限制，创作开发出兼具故事性、观赏性和教育意义的红色文化作品，让历史事件生动起来，让书本上的历史人物活起来，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