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性阅读、后批判与文学/文化研究的方法

杨 玲

当下，西方学界正在进入一个后批判时代。批判不再被视为文学研究“不言自明的目的和方法”(Moi 31)，而是一种“类型”和“心境”(Anker and Felski 1)。作为类型，批判具有诊断性、寓言性和自反性(self-reflexive)三大特征(4)。作为心境，批判包含了“独特的性情、基调、态度和感受力”(1)，如怀疑、否定、偏执和犬儒主义(11—12)。后批判不是“对批判的批判”，而是试图探索批判之外的阐释文学/文化文本的方式，重新思考文学/文化研究的价值、意义及其公共角色(2)。由于批判暗含了特定的方法论取向，总是鼓励某些阅读方法(如“症候式阅读”)，并排斥其他方法，对批判的反思也带来了一场关于阅读方法的论战(15)。各路不满传统文学阅读方法的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阐释模式，如弗朗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的远读、斯蒂芬·贝斯特(Stephen Best)和莎伦·马库斯(Sharon Marcus)的表层阅读、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的后批判性阅读。而伊芙·塞吉维克的修复性阅读可说是这场阅读方法大讨论的源头(Love 366)。

据推测，塞吉维克可能早在1994年就开始在公共演讲中讨论修复性阅读(Wiegman 21)。1996年，塞吉维克为《小说研究》杂志编辑了一个名为“比小说更酷儿”(Queerer Than Fiction)的专刊，并为专刊撰写了一篇仅有4页的导论。在导论中，她借鉴梅兰妮·克莱因的精神分析理论指出，阅读实践中存在“偏执性”和“修复性”两种立场。1997年，塞吉维克将专刊扩充为论文集《新颖的凝视：小说中的酷儿阅读》。她不仅为论文集重新撰写了一篇长达37页的导论，还给导论起了一个颇具戏谑意味的标题：“偏执性阅读与修复性阅读；
或，你是如此偏执，你或许认为这篇导论是关于你的”。在文中，塞吉维克整合了克莱因和西尔文·汤姆金斯的学说，正式将偏执性阅读和修复性阅读“确立为批评实践的双生子”(Wiegman 10)。塞吉维克后将导论作了删改，收入其2003年出版的情感理论的经典之作《触摸感觉：情感、教学法、操演性》。该文现已成为塞吉维克“流传最广、引用量最高、引发最多争论”的文章(Fawaz 26)。

截至2021年12月，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尚未有专门讨论修复性阅读的文献。现有的相关文献要么将修复性阅读当作情感理论或酷儿理论的一部分，要么是在介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时，顺带提及修复性阅读。修复性阅读的确与酷儿理论和情感理论关系密切，但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单个批评流派或理论的“势力范围”。为了更好地理解后批判时代的学术潮流，我们有必要对修复性阅读进行深入考察。本文以塞吉维克的《偏执性阅读与修复性阅读》一文为起点，审视修复性阅读的理论资源、社会背景与核心观点，并重点关注该理论在文学/文化研究中的实践和发展。

塞吉维克对偏执的讨论是从弗洛伊德入手的。在分析偏执的德国法官施列伯的案例时，弗洛伊德注意到哲学体系(包括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偏执狂的妄想之间存在“令人不快的外在相似性和内在亲缘性”(Sedgwick，“Introduction” 277)。这种偏执甚至演变为学界的金科玉律，导致保罗·利科所谓的“怀疑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大行其道(277)。为了论证偏执性思维结构与知识/真相/理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还存在其他可行的思维风格，塞吉维克引入了克莱因的偏执概念。这也是塞吉维克处理弗洛伊德的一贯策略：不直接和他“交手”，而是将精神分析/心理学理论多元化，让这一领域的不同学者和文本相互对话，以便发现“哪些东西被开启或被预先关闭”(Sedgwick et al. 260-261)。

克莱因将儿童应对焦虑的心理机制描绘为“偏执-分裂位”和“抑郁位”，并认为我们终其一生都有可能在这两个位置之间摇摆(Segal 33)。克莱因指出，婴儿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出于自保的本能，会对周围的客体进行好坏的甄别。比如，婴儿将母亲的乳房分裂为能够满足自己欲求的好乳房和让欲求受挫的坏乳房(33—34)。在非黑即白的偏执位，乳房被塑造成一个“单一向度、单一特点”的部分客体(part object)，用以解决婴儿内心的冲突(44)。在三个月大的时候，婴儿开始意识到客体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既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可憎的一面。无论是好乳房，还是坏乳房，都是母亲形象的一部分。处于抑郁位的婴儿会将矛盾的个人经验进行统合，而不是将其割裂为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41)。塞吉维克对克莱因理论的兴趣主要在于两点。首先，克莱因将偏执位放置于与另一种可能的位置(即抑郁位)的关系之中。偏执位以仇恨、嫉妒和焦虑为特点，对部分客体造成的威胁极度敏感。抑郁位则是焦虑缓和的结果，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利用自己的资源把凶恶的部分客体组装或“修复”成某种完整的东西。这个新的、更令人满足的完整客体能够为我们提供认同、滋养和慰藉。克莱因将这种修复的过程称为“爱”(Sedgwick，“Paranoid Reading” 8)。其次，塞吉维克很欣赏克莱因“位”的概念。因为这个词语暗含了一种来回往复的运动，有利于将偏执性和修复性的批评实践理解为“不断变化的、异质的关系性立场”，而非“理论性的意识形态”或“批评家稳定的人格类型”(8)。不过，塞吉维克对克莱因理论的挪用带有一定个人色彩，有意淡化抑郁位所包含的爱恨冲突，以至于有论者指出，塞吉维克将克莱因视作“更宽厚、更少羞辱性的阐释实践”的代表，是件很反讽的事(Ashtor 191)。

如果说克莱因的精神分析学说让塞吉维克看到偏执之外的认知方式的可能性，汤姆金斯的心理学理论则向她展示了偏执作为一种强理论(strong theory)和负性情感的弊端。汤姆金斯用“理论”一词来“描述人们应对其经验和生活中的情感流变的方式”。每个个体都像专家、学者一样“使用现有的数据来形成假说，预测可能的结果，发展出应对情感事件的策略”，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情感理论(Frank and Wilson)。我们通常认为理论的辐射范围越大越好，适用性广的强理论优于只能解释切近现象的弱理论，但汤姆金斯的情感理论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弱理论由于目标精准，会有效缩短令人厌恶之事的持续时间，降低其强度。强理论则因过度发散而有可能导致精神疾病。以日常生活中的过马路为例，一种弱的恐惧理论会让我们在过马路时小心但却不感到恐惧，强的恐惧理论则会让恐惧支配我们的生活，导致我们草木皆兵、无法出门(Frank and Wilson)。在汤姆金斯看来，“情感理论必须是有效的，才能是弱的”；
一旦失效，就会变得越来越强(Tomkins 460)。

除了关于理论强弱性的反常识的观点，汤姆金斯对情感效价的论述也颇具启发性。汤姆金斯认为，人类进化出九种天生的情感。其中，兴趣-兴奋和享受-愉悦这两种情感是正性的；
意外-惊奇是中性的；
沮丧-痛苦、生气-愤怒、害怕-恐惧、羞耻-羞辱、鄙夷和厌恶等六种情感是负性的(Nathanson xiii-xx)。人类情感生活的总体目标是将负性情感最小化，将正性情感最大化。但负性情感最小化并不等于正性情感最大化。相反，二者有可能发生冲突。由于将兴奋、享受的正性情感最大化的过程会有一定风险，有可能伴随羞辱、痛苦和愤怒等负性情感，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将负性情感最小化的个体，不仅会牺牲将正性情感最大化的目标，还会彻底放弃兴奋和享受的正性情感(Tomkins 427-428)。那些生活在负性情感阴影中的偏执狂将无法追求正性情感，因为他们的精力都用来抵御迫害和羞辱的负性情感了(532)。

塞吉维克以朱迪斯·巴特勒深受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性别麻烦》一书和D.A.米勒(D.A. Miller)的新历史主义著作《小说与警察》()为例，论述了偏执性思维结构的五大特点。首先，偏执是预期性的，不允许出现任何坏的意外。偏执者必须总是早已知道一切坏消息。其次，偏执是反身性(reflexive)和模仿性的，我们只有通过模仿偏执或是化身为偏执，才能理解偏执(Sedgwick，“Paranoid Reading” 10)。塞吉维克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种对称性关系：“为了抓贼，会放一个贼在那儿(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自己变成贼)。”(6)第三，偏执是汤姆金斯所说的强理论。由于情感理论是一种“选择性扫描和放大模式”，因此任何情感理论都具有重言(tautological)的性质。理论越强，其重言的风险也就越高(13—14)。第四，偏执是一种关于负性情感的理论。正性情感的强理论以寻求快感为动机，负性情感的强理论则是以预期痛苦为动机。不过，前者并不比后者具有更多的重言性，或更不现实(16—17)。最后，偏执相信知识的效力，尤其坚信揭露的作用，以为将某些东西揭示为问题，就已经是在解决问题了(17)。

塞吉维克认为，偏执性阐释学的盛行会让其他不以怀疑为核心的认知方式无法发声。偏执性理论尤其会系统地排斥关涉快感和改善(amelioration)的修复性动机，因为这种理论假设民众(总是指“他人”，不包括理论家自己)对他们所遭受的压迫、贫困和欺骗缺少充足的认识，只有让他们感知到压迫的痛苦，并且对痛苦忍无可忍，社会变革才有可能发生(22)。不过，塞吉维克并不主张彻底抛弃偏执的强理论，而是希望强理论与各种“几乎是在描述其所意图解释的现象”的弱理论发生互动。在她看来，文学批评的历史就是一个强理论和弱理论交织共存的历史，新批评所倡导的想象性细读虽已不再时兴，但却是弱理论的最佳代表(23)。

偏执不仅是批判理论的普遍特点，它和酷儿研究之间的关系也尤为密切。由于弗洛伊德将偏执的缘由归结为对同性情欲的压抑，受其影响，部分恐同的精神分析理论将同性恋者病理化为偏执狂，或认为偏执是一种独特的同性恋疾病。1972年，法国哲学家居伊·奥克根(Guy Hocquenghem)在《同性欲望》()一书中提出，如果偏执确如弗洛伊德所言反映了同性欲望的压抑，那它就是一个审视恐同和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运作机制的有利场域。我们可以透过偏执来理解同性恋所遭受的压迫，而非同性恋的成因。到了1980年代中期，偏执已经成为反恐同理论特别关注的对象，并很快从对象升级为方法(Sedgwick，“Paranoid Reading” 6)。但在主编《新颖的凝视》时，塞吉维克注意到，论文集收录的17篇论文都远离了理论著作中普遍的怀疑或偏执立场，并以各自的方式“对过去和当下的酷儿阅读实践”给予“更密切和更尊重性的关注”(3)。

为了进一步勾勒出修复性阅读的可能样貌，塞吉维克比较了偏执位与修复位这两种认识论立场对时间性(temporality)和坎普(camp)的不同理解。偏执者由于憎恶意外，坚信昨天和今天没有区别，未来和现在也不会有任何不同。这种对时间性的刻板理解源自父父子子、代代相传的“代际叙事所特有的俄狄浦斯式规律性和重复性”(26)。如果说偏执性阅读与“不可避免”的观念紧密相连，修复性阅读则主动接受意外，拥抱偶发性。意外不全是坏的、可怕的，也有好的、孕育着希望和转机的意外(24—25)。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最后一卷就是修复性阅读的生动体现。在这一卷里，叙事者“我”在离群索居多年之后重新出门参加聚会。在聚会上，“我”误以为每个人都在乔装打扮成老人的样子，后来才意识到其实是大家变老了，自己也老了。在经历短暂的迷惑和震惊之后，“我”欣然顿悟了一系列“关于写作与时间之关系”的“真理”。“我”对所处情境的解读，就是以快感为动机的修复性阅读，真理也是通过喜悦这种正性情感获得的。这种感悟是不可能在异性恋家庭空间中产生的，因为单身人士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与儿孙满堂的异性恋者完全不同(26)。

塞吉维克讨论的另一个例子是源自同性恋社群的坎普亚文化。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从偏执位出发，将坎普视为对“主导文化元素和假设”的戏仿、去自然化、去神秘化和揭露。这种去除血肉、只看到骨架的“X光凝视”，展现了偏执美学的“极简主义优雅和概念性节省”(27)。“修复性冲动的欲望”则恰好相反，它是“累积的、增生的”，“想为一个客体聚集并赋予丰富性(plenitude)，以便这个客体能够为一个尚未成形的自我提供资源”(27—28)。我们有必要将坎普视作“对各种修复性实践的探索”，这种探索是社群性的，并且有着复杂的历史(28)。

《触摸感觉》的导论中所提到的“之旁”(beside)概念，或可作为修复性阅读的一个方法论补充。塞吉维克将主流文学批评界的核心考量概括为“之下”(beneath)、“之后”(behind)和“之外”(beyond)。“之下”和“之后”指学界重视深度和隐藏之物，热衷于揭露的戏码；
“之外”涉及一种要求批评或革命实践立刻变得完美的专横态度。塞吉维克感兴趣的是“之旁”这个方位词，因为它不像“之下”“之外”那样容易转变为关于起源和终极目的的叙事，并且允许一些元素并置，因此较少二元论思维。不过，“之旁”并不是一种关于平等或和平关系的幻想，而是包含了各种异质的、相互冲突的关系(8)。

塞吉维克以人类学家埃丝特·纽顿(Esther Newton)和巴特勒对扮装表演的不同解读，展示了“之旁”和“之下/后”这两种研究旨趣的区别。纽顿1972年出版的民族志《妈妈坎普：美国的反串女子秀艺人》注重描绘扮装表演发生的物理空间，以及该空间里的社会交往(在有扮装表演的酒吧和夜总会里，人和人总是挨在一起，人在人“之旁”)。纽顿笔下的扮装不但是一种行为，更是一个“异质的系统”，一个充满了“密集的、标志性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生态场域(9)。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借鉴了纽顿的研究，但却消解了扮装表演的空间性，将其简化、扁平化为时间维度上的性别戏仿(9)。“之旁”的研究方法不仅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立体的空间和复杂的生态系统，还暗示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更为亲近的关系。研究者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研究对象保持批判的距离，而是就待在研究对象身旁，与研究对象身处同一个现场。

在《偏执性阅读与修复性阅读》一文的结尾，塞吉维克指出，从修复位展开的阅读在敏锐性和现实性方面丝毫不比偏执位逊色，它也不比后者有更多或更少的妄想性，它不过是“承担了一系列不同的情感、抱负和风险”(“Paranoid Reading” 35)。从修复性阅读的实践中，我们能学到“自我和社群成功地从一个文化的各种客体中汲取养分的多种方式”，即使这个文化公开表示无意支持这类人(35)。这里的“自我和社群”显然指的是酷儿个体和社群，“文化”则暗指恐同的西方/美国文化。塞吉维克的修复性阅读理论不仅是对酷儿文本和文化实践的总结，也是对酷儿群体和酷儿阅读的致敬。

在1993年发表的《酷儿与现在》一文中，塞吉维克从同性恋青少年自杀率畸高的现象出发，思考了酷儿群体如何在一个仇视、压制他们的社会中生存下来。她认为，许多人都在童年时期对一些文化(不管是高雅文化还是通俗文化)文本和客体产生过强烈的依恋，这些客体是神秘的、过度的，与主导文化符码没有直接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意义含混的场域，一个令人着迷和热爱的场域。正是这些场域的存在，让我们得以幸存(“Queer and Now” 3)。在1995年的《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中，塞吉维克指出，对于一些读者而言，阅读是他们“与世界互动的关键形式”。沉迷于阅读并不是对所谓“真实世界”的逃避，因为“阅读的姿势既是外向的，也是内向的，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114-115)。在1997年的《偏执性阅读与修复性阅读》中，塞吉维克再次提及酷儿青少年的阅读问题。她将酷儿阅读的“地方守护神”()设想为一位专心阅读的酷儿青少年(“Paranoid Reading” 2)。这位青少年虽不具备乔纳森·卡勒所说的“文学能力”，但他阅读时的投入状态，却可以让“承认、快感和发现”从能力的边缘“渗透进来”(3)。对于年轻读者来说，阅读不是，或不单纯是一个阐释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是对文本的信任和热爱，而非怀疑和批判，让酷儿青少年获得生存的勇气和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修复性阅读理论其实是对阅读之救赎性的最深肯定。

塞吉维克不仅分析了偏执性阅读(又名“批判”)在认识论和伦理方面的局限，指出“此路不通”，激励学界另辟蹊径，而且，她关于修复性阅读的构想也为人文学科学者探索批判之外的研究路径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修复性阅读理论的核心是一种新的学术态度和立场：一方面用尊重和关爱取代或补充批判传统中的怀疑和偏执，另一方面不再反复揭露、谴责各种已知的“人民公敌”(如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而是像酷儿群体那样从不利于自己的文化中汲取养分，重获生机。如英国学者苏珊娜·康沃尔(Susannah Cornwall)所言：“修复性阅读不再重复众所周知的坏消息，而是试图与世界及其客体建立更具可持续性的关系。”(Cornwall 23)如果说偏执性阅读彰显了人文研究“破”的一面，修复性阅读则关注其“立”的一面。从事修复性阅读的批评家不再是揭露者或偶像破坏者，而是成为布鲁诺·拉图尔所谓的集合者和照看者(Latour 246)。

修复性阅读问世之后，不仅在文学研究领域备受瞩目，还在媒介与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宗教研究和教育学等领域产生了跨学科的反响。囿于篇幅，本文无法逐一列举不同学科对修复性阅读的使用情况，这里仅介绍安·茨韦科维奇(Ann Cvetkovich)和菲尔斯基的工作。之所以选择茨韦科维奇和菲尔斯基，首先是因为她们都是英语学界的知名学者。茨韦科维奇现为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教授，是情感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菲尔斯基则是美国弗吉利亚大学英文系讲席教授，后批判性阅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其次，茨韦科维奇和菲尔斯基都在修复性阅读的启发下开辟出新的文学/文化研究方法。通过揭示她们的研究路径与塞吉维克之间的关联，我们或能管窥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发展的基本走向。

茨韦科维奇与塞吉维克颇有渊源。其1992年出版的首部专著《感觉复杂：女性主义、大众文化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煽情主义》(：，，)曾遭到塞吉维克的尖锐批评。在《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一文中，塞吉维克和弗兰克指出，尽管《感觉复杂》声称要提出一个“情感理论”，但“该理论没有包含任何感觉。情感被处理为一个单一的范畴，拥有一个单一的历史和政治。没有任何理论空间来考察开心、厌恶、羞耻和愤怒等不同情感之间的差异”(110)。茨韦科维奇对塞吉维克的批评一直难以忘怀，2012年出版的《抑郁：一种公共感觉》就是她多年来思考这场与塞吉维克的相遇(encounter)的成果(Cvetkovich 218)。不过，《抑郁》一书更直接的写作动力还是一个名为“公共感觉”的文化研究计划。该计划旨在关注911事件之后的政治局势和情感动态，以及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应该如何应对政治抑郁(1)。

在《抑郁》的导论中，茨韦科维奇将塞吉维克提出的修复性批评路径称为公共感觉计划“最关键的基石之一”(5)。这种路径也贯穿了《抑郁》的研究目的、方法和写作形式。《抑郁》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部名为“抑郁日记”的回忆录，讲述了茨韦科维奇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到论文正式出版期间的抑郁经历。它由二十多个片段性的小故事和一篇名为“反思：回忆录作为公共感觉的研究方法”的文章构成。英语学界关于回忆录这种文类存在大量争议。茨韦科维奇认为，与其批判回忆录的缺陷，不如自己动手写一部回忆录，看看这类书写究竟能为公共话语做些什么(78)。《抑郁》的第二部分是三篇理论性文章，分别将抑郁和早期基督教的“倦怠”概念、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境况以及当代酷儿文化与艺术联系起来。茨韦科维奇希望通过这种论述方式打破主导性的医疗话语模式(即将抑郁仅仅当作医学问题，关注药物治疗及其效果)，将抑郁重新理解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在她看来，抑郁是一种“卡住(stuck)”的状态(20)。这种卡住既是字面意义上的(因抑郁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懒得做)，同时也是一种隐喻(无法推动变革，无法想象更美好的未来，思维停滞、茫然无措)(20—21)。这种卡住的僵局要求新的生活和行动方式，而《抑郁》就是运用创造力走出僵局的“修复性学术工作”(26)。

茨韦科维奇将抑郁当作社会建构的产物，而非单纯的疾病，似乎是文化研究的经典操作。但她的写作初衷其实是为了不再重复文化研究的老路，不再像诸多左翼知识分子那样执着于意识形态批判或揭露，并因此“将鲜活的生活经验缩减为一个症候清单”(15)。她希望用“日记+论文”的双重书写策略，“打造新的源自情感经历、普通生活和另类档案的写作和知识形式”(23)。“抑郁日记”中记录的零散的个人经验是茨韦科维奇学术思考的基础。她用这些私人故事将抑郁呈现为一种“嵌入普通情境中的普通感觉”，同时再现了那些帮助她战胜抑郁和绝望的日常活动(79)。此外，日记的书写形式也能有效释放被学术论文形式所束缚的直觉和感受(81)。也就是说，茨韦科维奇仍然像传统的文化研究者那样关注日常生活，不过她的关注点已不再是米歇尔·德塞都所说的“日常生活的实践”，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和感觉。这种从情感角度来解读具身性(embodiment)和日常生活的研究路径被罗宾·魏格曼(Robin Wiegman)命名为“日常情感学派”(Wiegman 14)。艾瑞卡·约翰逊(Erica L. Johnson)也以茨韦科维奇在《抑郁》中的自传性写作为例，提出“修复性写作”的概念。约翰逊认为，那些从私人的情感档案或回忆中获取学术资源的学者，实际上是在从事修复性写作。“正如修复性阅读对文本的情绪和智识层累(layers)持开放态度，修复性写作也开启了对某些材料的智识探究，这些材料长期以来都隐匿在方法的阴影之中。”(Johnson 9-10)

如果说茨韦科维奇秉持修复精神，展示了一个非批判性的文化研究路径和知识生产形式，菲尔斯基则在塞吉维克的基础上，对批判理论的局限作了更系统、更深入的探讨。和塞吉维克一样，菲尔斯基也借用利科的说法将批判重新命名为“一种怀疑阐释学”(2)。不过，塞吉维克使用利科的术语是为了引出偏执的概念，因为以怀疑为核心的批判实践总是伴随着“对偏执概念的优待”(“Paranoid Reading” 5)。菲尔斯基却有意绕开偏执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她的怀疑阐释学与塞吉维克的偏执性阅读的一个重要区别。菲尔斯基指出，塞吉维克的《偏执性阅读与修复性阅读》一文“启动了一场仍在持续进行的自我反省”(35)。该文所产生的巨大反响一方面源自塞吉维克本人的学术声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对文学研究所作的“令人吃惊的重新描述”(35)。文学研究向来以理性、冷静自居，但塞吉维克却将其与暗含非理性和疯狂的精神疾病联系在一起。不过，正如塞吉维克所注意到的，偏执具有反身性和模仿性，指控他人是偏执的这一举动本身就有偏执的嫌疑。为了避开偏执的悖论，避免将不同的阅读风格病理化，菲尔斯基决定用怀疑，而非偏执来概括批判的内核。另外，使用怀疑一词，也可以将批判重新语境化，将其与西方哲学史上的怀疑论传统勾连起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处于一个心理紊乱的世界，而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哲学命题、认识论争辩和世界观的世界”(36)。在菲尔斯基看来，怀疑作为一个“更宽泛、更少偏见的词语”，非常适合“探究批判的风格和感受力”(36)。

如前所述，塞吉维克曾将文学批评的方法概括为“之下”“之后”和“之外”。菲尔斯基称，这类空间性隐喻现已在文学研究方法的大讨论中“占据重要位置”(52)。她本人也使用“向下挖”(digging down)和“向后站”(standing back)这两个包含方位介词的隐喻来描述批判的两种模式，即受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阐释学，以及与后结构主义相关联的谱系学。阐释学将阅读想象为一种向下挖的行为，以求发现被文本压抑或遮蔽的现实(53)。谱系学则与文本保持反讽的疏离(detachment)，以便将文本“去自然化”，揭露其社会建构的本性(54)。前者是一种致力于发掘真相的“强”阐释学，后者则是一种“二阶”阐释学，其关注点已不再是文本的意义，而是意义产生的条件(83)。尽管两种阅读风格存在显著区别，但它们都对文本持谨慎和怀疑态度，都以不被文本打动、不迷恋文本为荣(54)。

然而，菲尔斯基感兴趣的恰恰就是读者在阅读中的情感反应，特别是与疏离相反的依恋(attachment)。她认为，除了千篇一律的对权力问题的考察，文学研究者也需要解释读者对文本的爱和依恋(17—18)。在专著《上瘾：艺术与依恋》中，菲尔斯基借鉴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简称“ANT”)，分析受众与小说、电影、音乐等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形成依恋和认同的多种方式，并援引文学、电影和美学理论鲜少认可的女性主义粉丝/受众研究成果，探讨读者与虚构人物之间的认同。菲尔斯基指出，依恋是人文学科“必不可少的关键词”，因为艺术作品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能够“创造，或共创，持久的纽带”(1)。依恋不仅是一种情感，也指涉“一系列伦理的、政治的、智识的以及其他方面的联系”(1)。

从某种意义上说，菲尔斯基也在从事茨韦科维奇所谓的“修复性学术工作”。只不过，茨韦科维奇试图修复的是学院体制所引发的焦虑和抑郁、学术研究与日常情感经验的断裂，而菲尔斯基则意在填平理论与常识、学院批评与日常审美经验之间的鸿沟，重建“人文学术与普通受众之间错失的关联”(162)。为避免落入精英主义或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的陷阱，菲尔斯基一方面承认大众接受与学术阐释之间存在显著区别，如大众看重的是作品本身，学者看重的则是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又指出二者并非截然对立，普通读者在乎自己喜爱的作品，学者同样也在其研究对象上倾注大量的时间和情感(133)。学院批评所推崇的康德式的“对形式、美或表达性构思的专注”，只是受众对艺术作品诸多可能的反应中的一种，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各式各样的艺术反应(17-18)。就其对依恋的研究来看，菲尔斯基似乎主张学者以日常审美经验为出发点，对这些经验进行深入的考察和重新描述，最终形成对学界和大众都有启发的洞见。此外，菲尔斯基还非常重视教学，将课堂视作操演人文学科公共性的主要空间(155)。

早在1990年代初，塞吉维克就将其研究重心从欲望转向情感。1995年的《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通过对羞耻这种负面情感的重新阐释，开启了西方学界情感转向的序幕(杨玲 193)。1997年的《偏执性阅读与修复性阅读》则将批判与非理性的偏执联系起来，从而“挑战了批判的理性主义及其对情绪、心境和性情的惯常忽视”(Anker and Felski 11)。尽管修复性阅读本身“可能不是一种新的方法，更不是一种新范式的诞生”(North 163)，但它毫无疑问是旧范式的掘墓人和终结者，让长期以来被批判所忽视和压抑的情感、主体经验、具身性、关系性等问题得以浮出水面，并发展为后批判时代西方学界的普遍关切。此外，修复性阅读也有助于催生新的研究方法。当我们改变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尝试去倾听，而不是指责研究对象时，我们多多少少也会去寻找新的研究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修复性阅读让我们意识到人文学科终究是有欲望、有冲动的人所从事的智识工作，与其固守“单一的分析程序”，不如思考我们个人的抱负和情感能够为文化的解读提供怎样的线索(Fawaz 27)。该理论对“世界的参差”的尊重，也为人文学科提供了新的伦理立场。

塞吉维克的修复性阅读，以及茨韦科维奇和菲尔斯基对该理论的创造性使用和发展，可以为国内学界提供多方面的借鉴，比如，文学的情感研究。金雯在2020年发表的《情感是什么？》一文中提出了“如何研究文学中的情感？什么是文学情感研究的方法论？”的重要问题(145)。笔者以为，文学的情感研究至少需要包含三个方面的议题。首先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情感关系。研究者不能将自己“摘出去”，而是必须躬身自问：
我们在阅读文本时投入了何种情感？怀疑阐释学是否也成为国内学者面对文学文本的第二天性？这种“天性”包含了怎样的政治、伦理和制度性因素？其次是普通读者与文学作品的情感关系。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总是特定读者在特定情境下体验到的情感。我们不能局限于专业读者的情感反应，也需要考察大众读者在日常生活中与文学作品的情感性互动。再次，文学作品所激发的情感必然是多样的，我们需要更加丰富的语汇来描述这些情感的质地和强度。

最后，修复性阅读作为一种对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微小而确实的幸福”的简称)持肯定态度的理论，也有助于国内人文学者调整学术心态，保持学术信念。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社会内卷化所带来的焦虑、抑郁、孤独和无力感，我们有必要打破批判的陈规，重新寻找介入世界的方式。放下批判，并不意味着人文学科学术使命的终结，反而有可能是另一个新的开始。

① “心境”的英文原文是“mood”，该词的中译参考了梁家荣(98—99)对“Stimmung”一词的译法并略有改动。参见梁家荣：《心情与世界：〈存在与时间〉的情感论》，《世界哲学》1(2019)：96—105，161。

② 关于远读(distant reading)的国内研究文献，参见陈晓辉：《大数据时代的文学研究方法——基于弗兰克·莫莱蒂文学定量分析法的考察》，《文艺理论研究》36.2(2016)：70—77；
杨玲：《远读、文学实验室与数字人文：弗朗哥·莫莱蒂的文学研究路径》，《中外文论》1(2017)：295—309；
陈晓辉：《世界文学、距离阅读与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型——弗兰克·莫莱蒂的文学理论演进逻辑》，《文艺理论研究》38.6(2018)：114—124；
都岚岚：《论莫莱蒂的远读及其影响》，《中国比较文学》3(2020)：179—193；
赵薇：《数字时代的“世界文学”研究：从概念模型到计算批评》，《外国文学动态研究》3(2020)：35—48。

③ 关于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的国内研究文献，参见于雷：《“视差”与“表层阅读”：从坡到齐泽克》，《国外文学》2(2018)：1—9，156；
杨玲：《症候阅读、表层阅读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革新》，《文艺理论研究》38.4(2018)：179—187。

④ 关于后批判性阅读(postcritical reading)的国内研究文献，参见程玉洁：《芮塔·菲尔斯基文学批评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但汉松：《走向“后批判”：西方文学研究的未来之辩》，《文艺理论研究》41.3(2021)：76—85.

⑤ 参见张楚：《塞吉维克酷儿理论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王冠雷：《分裂与修复：“理论”之后的文学与情感》，《广州大学学报》18.1(2019)：15—22；
刘芊玥：《塞奇维克的“情动”转向与女性主义“情动”理论的缘起》，《文化研究》3(2019)：248—262；
郑国庆：《试论塞吉维克的情动理论》，《广州大学学报》18.4(2019)：6—11；
赵碧滢：《塞吉维克酷儿理论及应用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其中，张楚对修复性阅读讨论得最为详尽，但在涉及汤姆金斯的部分依然语焉不详。上述文献均未涉及其他学者对修复性阅读的使用和发展。

⑥ 参见杨玲：《症候阅读、表层阅读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革新》；
但汉松：《走向“后批判”：
西学文学研究的未来之辩》。

⑦ 感谢郑国庆与我分享他论文的未删节版，让我注意到这一点。感谢他对本文初稿和修改稿的阅读及反馈。

⑧ 九种情感的英文原文分别是“interest-excitement”“enjoyment-joy” “surprise-startle” “distress-anguish” “anger-rage” “fear-terror” “shame-humiliation” “dissmell”和“disgust”。中译参考了左广明的翻译。其中，“dissmell”是汤姆金斯自创的新词，用来描绘婴儿在闻到难闻的气味时皱着鼻子把头挪开的反应。左广明将“dissmell”译作“讨厌”(31)，笔者认为“鄙夷”或“嗤之以鼻”可能更合适。参见左广明：《伊恩·麦克尤恩的忧郁》，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⑨ 该书英文名是“Mother Camp：
Female Impersonators in America”。书名的翻译参考了宋素凤(179)和徐贲(61)的译法。参见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徐贲：《扮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Camp)美学”》，《文艺理论研究》5(2010)：59—67。感谢纽顿教授的赠书。

⑩ Cvetkovich这个姓氏的中译参考了吕燕(57)的译法并略有改动。参见吕燕：《离散族裔的创伤与后记忆——评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华文文学》1(2012)：55—63。感谢冯雪峰提醒我注意该姓氏的读音，感谢他对本文初稿的指正和其他帮助。

Anker， Elizabeth S.， and Rita Felski. “Introduction.”. Eds. Elizabeth S. Anker and Rita Felski.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1-28.

Ashtor， Gila. “Thediagnosis of Critique.”61.2(2019)：191-217.

Cornwall， Susannah. “‘Something There Is That Doesn’t Love a Wall’：
Queer Theologies and Reparative Readings.”21.1(2015)：20-35.

Cvetkovich， An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Fawaz， Ramzi. “‘An Open Mesh of Possibilities’：
The Necessity of Eve Sedgwick in Dark Times.”. Ed. Lauren Berlan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6-33.

Felski， Rit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 -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 - -..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Frank， Adam J.， and Elizabeth A. Wils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0.8 August 2021 〈https：//manifold.umn.edu/read/a-silvan-tomkins-handbook〉. Path：
Theory， Weak and Strong.

金雯：《情感是什么？》，《外国文学》6(2020)：144—157。

[Jin， Wen. “Immediate and Mediated Emotion.”6(2020)：144-157.]

Johnson， Erica 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Latour， Bruno.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30.2(2004)：225-248.

Love， Heather. “Critique Is Ordinary.”132.2(2017)：364-370.

Moi， Toril. “‘Nothing Is Hidden’：
From Confusion to Clarity；

or， Wittgenstein on Critique.”. Eds. Elizabeth S. Anker and Rita Felski.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31-49.

Nathanson， Donald L. “Prologue.”：. By Silvan S. Tomkins.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xi-xxvi.

North， Josep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Sedgwick， Eve Kosofsky. “Introduction：
Queerer Than Fiction.”28.3(1996)：277-280.

- - -. “Paranoid Reading and Reparative Reading；

or You’re So Paranoid， You Probably Think This Introduction Is About You.”：. Ed. Eve Kosofsky Sedgwick.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1-37.

- - -. “Queer and Now.”. London：
Routledge， 1994.1-19.

- -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edgwick， Eve Kosofsky， et al. “This Piercing Bouquet：
An Interview with Eve Kosofsky Sedgwick.”：. Eds. Stephen M. Barber and David L. Clark. New York：
Routledge， 2002.243-262.

Segal， Julia.. 2ed. London：
Sage， 2004.

Tomkins， Silvan S.：.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Wiegman， Robyn. “The Times We’re In：
Queer Feminist Criticism and the Reparative ‘Turn’.”15.1(2014)：4-25.

杨玲：《羞耻、酷儿理论与情感转向：以美国学界为中心的考察》，《文艺理论研究》40.6(2020)：192—203。

[Yang， Ling. “Shame， Queer Theory， and the Affective Turn：
A Study Centering on the Schola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40.6(2020)：19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