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的生命情怀与晚明文学的接受

⊙梁致远［暨南大学，广州 510632］

刘大杰是20 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史家，他独特的生活、工作经历及《中国文学发展史》这部文学史名著使他在今日仍不乏关注。而在众多的研究中，以 《中国文学发展史》 这部书为核心的研究甚是瞩目。论者多从“进化论”“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这部书体现了一种进化的文学观①，是一部充分吸收前人经验②，并试图将古代文学与现代思想融合的文学史。③李梦竹和陈文新则做了更细致的研究，指出刘大杰将现代文学观念的置换与“进化”的文学观结合，形成了他对小品文的独特理解与《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相关叙述。④在这一系列论著中，刘大杰文学史书写的核心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进化论”的影响，二是“援古入今”的尝试。不过，这一概括仍有细化空间，刘大杰的论著亦不局限于这两种倾向。若以他对晚明文学的接受为例，可以发现刘大杰的论述中还有浓重的生命情怀，同时夹杂着“文学革命”话语的影响。这些因素促使他努力将“公安、竟陵”视为一派，并将他们的诗学解读为一种生命诗学。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写作中，这些特色受制于文学史的体性，在发挥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节制。

刘大杰接受晚明文学之内容，可由《中国文学发展史》 中的相关章节一窥。在1957 年版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晚明文学分成了“反拟古主义的文学运动”和“晚明的散文”两部分。前者以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为主要内容，后者则以晚明的小品文为探讨对象。在刘大杰的论述中，晚明的小品文与公安、竟陵的诗与诗论是一体两面的。公安、竟陵的诗论是对后七子“模拟之风”的一种“革命”，而小品文则是他们实践这一理论的最佳成果。⑤

刘大杰很早就开始关注晚明小品。早在1934 年，刘大杰就已经由北新书局出版了《明人小品集》和《山水小品集》两部明人小品集，次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注释历代小品文选》以及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琅嬛文集》。而这离1932 年掀起“小品热”的沈启无《近代散文抄》及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二书的出版才过去两年。在《明人小品集》的序文中，刘大杰表示自己有购买古书的癖好，同年刊载于《人间世》的《春波楼随笔》⑥和刊载于《申报》的《买书的癖》⑦亦证明刘大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搜购明人小品集的行为。可见，他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和收藏都远早于这几部作品集的整理出版，并非“小品热”的影响，而与周作人、俞平伯一样，是他自觉的行为。刘大杰个人对明代的小品甚为喜爱，在出版《明人小品集》前，至少已阅读过《珂雪斋集》《隐秀轩集》《中郎全集》《赖古堂集》《冰雪携》《涌幢小品》《梅花堂笔谈》《闻雁斋随笔》《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等小品集。刘大杰对晚明小品评价极高，他认为“小品文实为明代文学之精华”，读之“清香在齿颊间”，文字间亦仿效之。⑧

在《明人小品集》的序文中，刘大杰对小品的创作者，亦即公安、竟陵的作家们推崇备至，认为“他们这一派的人，都是天才的作家，有丰富的情感，有清丽的文笔，有活动自由的灵魂”，“在他们的文章里，有嬉笑，有怒骂，有幽默，有感慨”⑨。刘大杰一面热情地褒扬小品，称赞其内容、形式上的创新，另一面又写到了小品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和诞生的原因。他指出小品是“公安竟陵派”这一“文学运动”的一部分，是古文运动到了穷途、魏忠贤当国阻绝仕途、小说戏曲在民间流行三大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观点在经过十多年的酝酿后，多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得到了体现。他在1957 年版《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指出：“晚明新兴的散文，是公安、竟陵文学运动的直接产物，比起他们的诗歌来，散文的成就是比较高的。”⑩“文学运动”的定位也得到了保留。但就小品诞生的原因，他并没有进行整体论述。同时，他在三十年代的几部作品编辑中保持的“纯文学”观念⑪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有了一定修正：在评论张岱的作品时，刘大杰特别强调“各种体裁，到了他手中都解放了，如序跋、像赞、碑铭，这些文体，出之三袁、锺、谭，还是板起面孔规规矩矩地写，到了他，也写得滑稽百出，情感跃然，这不能不说是散文上一大进步”。各种文体都能够“小品化”是张岱写作的特色，而刘大杰在论述这一特点时，不得不突出“现代人划定的‘纯文学’范围”，将“序跋、像赞、碑铭”等应用文体也纳入讨论，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刘大杰在撰写文学史时更为成熟或说节制的笔风。这一点，对比刘大杰对“公安、竟陵的反模拟文学运动”的书写就显得更为明显。

相较于早早就有各种合辑出版的小品，刘大杰在“公安、竟陵派”的其他文献整理上并不十分落力。唯一的成果是与阿英、林语堂合作校订，在1934年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袁中郎全集》。该书尽管有众多名家序跋，却由于鲁迅的批评而成为当代《语林》。多年后，几位署名作者依然互相推脱，不愿承认参与过此书的校订。《袁中郎全集》的校订者到底是谁，三人到底分别负责了什么部分，至今仍是谜案，学界众说纷纭。唯一可信的是刘大杰为《袁中郎全集》所作的序文《袁中郎的诗文观》。文中从明初的宋濂、方孝孺开始，谈到三杨的台阁体和“对当日的文坛持了革命旗帜”的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模拟主义”。刘大杰认为，唐宋派的作家只是进行了新文学的创作，“没有正式站出来，同当日的旧文坛宣战”，而“一方面努力新文学的创作，同时又鼓吹新文学的理论，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向模拟的古典主义，加以激烈的攻击，创造新的浪漫文学的人，是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他的文学主张，不分诗文，总有四个要点：一是“反对模拟”，二是“不拘格套”，三是“重性情”，四是“重内容”。谈到袁中郎文学的意义，刘大杰说：“把中郎的作品与文学理论，搬到现在的中国来，自然是旧货了。货色虽是旧，但是他那种文学革命的精神，还是新的”，同时还“应该使他的精神复活，应该使他在文学史上，得一个他应得的地位”。袁中郎精神的复活或许没有实现，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则确实因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问世而得到了颇大的提升。

在1957 年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反对拟古主义的文学运动”这一节中，刘大杰将袁中郎塑造成一位有“猛烈斗争态度，热烈的少壮的积极精神”⑫的斗士。对于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刘大杰总结出五点：第一，“文学是进化的”；
第二，“反对模拟”；
第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第四，“内容充实，有血有肉”；
第五，“重视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还特别指出第五点是“过去的文学批评史上所没有的”⑬。同时，竟陵派在刘大杰的叙述中也成为这一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刘大杰认为，《明史》关于竟陵派的叙述很有误导性，它让读者误以为竟陵派是另一派别，实际上“关于文学的理论，公安、竟陵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竟陵派的幽深孤僻，是创作上的特点，不是理论的特点。“在文学运动上，他们是同一个潮流，同一个反拟古的文学运动，同样充满着反传统的积极精神。”他又同时举出许多同时代批判家的例子，证明二者实为一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对公安派文学理论的描述，较之刘大杰早年的文字，额外加入了“文学是进化的”“重视戏曲小说的文学价值”两点，同时将“独抒性灵”与“不拘格套”合而为一。同时，与论述小品文的章节相比，“反对拟古主义的运动”的篇幅要大得多，后者有整整十一页，而前者只有六页半。联系刘大杰的个人偏好，这里的篇幅比重显然已经过慎重调整。尽管小品是刘大杰的心头好——他甚至在1949 年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给了它们“公安、竟陵新文学运动”的“唯一收获”这样的评价——他还是跟从文学史的主流，以诗歌及诗歌理论为主，在小品文部分，仅选取了四位作家进行论述。

可以说，在刘大杰早年的研究和写作中，晚明的小品文是绝对的中心和重点。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写作中，这一重点已经转移到公安、竟陵派的文学理论上。早年他对于公安、竟陵的文学活动是一场“文学运动”，是“斗争”，有“革命性”的论断被保留了下来，但对于小品的“革命性”叙述则已不见踪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刘大杰介绍诸家小品，不见前一节中的种种革命话语，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清真”“新奇”等较为平和的词语。⑭另外，在以上的文段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几个关键词：“斗争”“文学革命”“文学运动”“进化”“情感”“灵魂”“性灵”“个性”。“斗争、文学革命、文学运动”这几个词很好理解，在近代长达数十年的“文学革命”与“五四”激潮的余波下，刘大杰叙述中的“文学政治化”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而“情感、灵魂、性灵、个性”和“进化的”，则被今人解释为“以‘情’为主且带‘进化’色彩的文学观”⑮。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还有可以细化的空间，结合刘大杰的其他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浓重的生命情怀。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刘大杰对于晚明小品的关注并非是“小品热”的影响，而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刘大杰早年对小品作了现代“纯文学”的界定，也不一定就是受周作人影响所为。如果我们从三部小品集所收录的具体文章来说，它确实不脱“现代人划定的纯文学范畴”。但关于一种文体的性质的认识，不只在于文体上的区分划定，这只是一种“消极认定”，即它“不是什么”；
还应该有一种内部的积极认定，即它“应该是什么”，这一点可以从《明人小品集》的序中读出来。对于刘大杰本人来说，明人小品的生命力（“公安竟陵”都是天才的作家，有丰富的情感……有嬉笑，有怒骂，有幽默，有感慨）、反抗力（前人觉得有趣的，他们觉得无聊；
前人觉得不值得歌咏描写的，他们觉得值得歌咏描写了。前人都是做那些忠君爱国的大文章，他们专喜做了那些游山玩水、看花钓鱼、探梅品茗的小品文）是受重视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小品文的内在认定，与周作人的认识其实有明显的差别。笔者认为，刘大杰与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关注，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厨川白村等日本文艺理论家的文艺观。刘大杰对其中蕴涵的生命主义的接受，是上述许多观念的真正源头。

刘大杰对厨川白村的接受是相当明显的，他先后翻译过厨川氏的《走向十字街头》《裸体美术的问题》《欧美文学评论》等文集。更在《明人小品集》的序中，引用厨川白村对小品的定义：

如果是冬天，坐在火炉旁边的靠椅上；
在夏天，批着浴衣，饮着茶，随便地同好友闲谈，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小品文。兴会来了，也说些小小的道理，有幽默，也有感慨。既有幽默有感慨，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用说，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友朋的消息，以及自己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谈到什么，用即兴之笔写出来的东西，便是这一类的文章。

对此，刘大杰的评价是“厨川白村氏的解释最好”。除了这种明显的引用，刘大杰还学到了厨川独特的生命主义观念，这源自伯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⑯，这奠定了他与周作人的差别。伯格森主张的不是单纯“进化论”，而是“创化论”（Evolution créatrice，《创造进化论》原书出版于1907 年），指的是创造与进化并不排斥，宇宙是一个“生命冲力”（Élan vital，即“生命力”）在运作。这一思潮在欧洲与精神分析等观念一同催生了表现主义的文学，而表现主义又是刘大杰关注的重点。在他留日的数年间，生命主义的影响在日本文坛无处不在，但在周作人留学的时代，这种观念才刚刚在欧洲诞生，这造成了刘与周对小品认识的不同。⑰

在具体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刘大杰显然接受了更多的生命主义观念。这一观念由于经过了日本理论家的转译，在刘大杰这里发生了一定的变形，可称其为一种生命情怀。他倾向于“社会的文艺”，创作往往有所寄托，热衷于创作小说；
而周作人则倾向于创作“现代小品文”。刘大杰对小品作家的认识，是“有自由的灵魂”“丰富的情感”，能在“死气沉沉的文坛上，别开一条生路”，“所谓文章的规律，所谓文学的道德，他们都一脚踢翻了，前人觉得有聊的，他们觉得无聊，前人觉得不值得歌咏的，他们觉得值得歌咏描写了”。这是一种生命的、冲突的表达方式，这与周作人“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传达作者的思想情感为满足的，此外在没有目的之可言，只能令人聊以快意”的主静的文学观有所不同。在刘大杰看来，小品是内容上“用即兴之笔写出来的东西”，可这也意味着他们“大胆地要写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便怎么写了”。即兴也是一种有力的“反抗”，是一种勇气的结果。这一点倒与鲁迅的定位不谋而合，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正是“生命力”作用的场所。

在刘大杰的《袁中郎的文学观》中，袁中郎的观念就是“反对模拟，不拘格套，重性灵，重内容”。“重性灵”是精髓，而性灵“便是今人所说的情感和情趣”。“重情”是刘大杰文学批评中颇为明显的特点，不过，这样的“性灵”还无法满足刘大杰澎湃的生命情怀。对小品乃至公安、竟陵派诗学的解读，只满足了他对于“灵”即个人主义、个人精神之弘扬的需求。至于“生（性）”的主张，必须以文学史的建构来弥补。结果，竟陵派在明清诗文评论中“幽深孤僻”的特色被回避，它被赋予了与公安派一样的地位，“扩充”了反拟古的阵营。文学革命的话语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生命冲力，刘大杰将其赋予公安、竟陵派，并将它们与唐宋派相区别。在刘大杰看来，默默创作的唐宋派还没有足够的生命力，缺乏挑战旧文坛的冲劲；
而大声主张“新文学”的公安派就配得上“文学革命”的大旗了。创造、进化、革新的生命情怀，不论公安、竟陵派或明末的小品究竟如何，刘大杰已经将这些观念投射到它们身上，从而形成了一种属于他的诗学，这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误读。

在留学过程中，刘大杰从厨川白村等日本学者那里接受了一种生命主义的观念，他带着这种观念与流行的文学革命话语观照晚明的文学，强调了公安、竟陵派文学理论和晚明小品中“反抗”“创新”“革命”的一面。尽管他个人的偏好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写作中已有所节制，在篇章分布上为文学史的严谨和客观性让出道路，但在叙述中，浓厚的生命情怀与文学革命的话语结合，依然创造出属于他的独特文学史叙述。他越过古人的性灵与格调，将晚明的诗学变成一种以生命力、革命性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刘氏诗学”，从而完成了他对晚明文学的接受。这种创造性误读亦深刻影响了后代学者对晚明文学的认识。

①杨柏：《文学史中的“进化论”》，《关东学刊》2016年第3期。

② 沈继才：《文学史经典的建构与重写 ——以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为对象》，暨南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 贺根民：《刘大杰的魏晋文化书写》，《东方论坛》2014年第4期；
杜惠娟：《时代语境中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书写》，辽宁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⑪ ⑮ 李梦竹，陈文新：《论刘大杰的小品文研究与相关文学史书写》，《福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69页，第64页，第69页。

⑤⑩⑫⑬⑭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5页，第125页，第116页，第120页，第126—127页。

⑥ 刘大杰: 《春波楼随笔》，《人间世》第1期，1934年4月5日。

⑦⑧ 刘大杰：《买书的癖》，《申报》1934年4月17日，4月28日。

⑨ 刘大杰编：《明人小品集》，北新书局1934年版，序文。

⑯ 罗振亚：《厨川白村的诗界旅行》，《文艺争鸣》2021年第4期，第32页。

⑰ 热衷于厨川白村理论的鲁迅，亦受到他带来的伯格森之生命主义的影响，见〔日〕片山智行注释版《野草》，平凡社1991年版第130页，第273页，这可以证明因厨川白村的影响而接触到生命主义并非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