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助力共同富裕：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

付立华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共同富裕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追求。党的十九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定义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困境群体和弱势群体、具有人文关怀的专业学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在推动共同富裕上的价值理念、专业优势、功能定位、专业方法、内在机理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把握好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共同富裕”一词首现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将共同富裕定义为社会成员齐心协力、互相帮助地参加社会劳动生产，实现全体人民的物质与精神富裕，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美国学者迈克尔·桑德尔认为社会不平等会加深贫富群体活动领域分化，导致不同群体社会交往的疏离，使社会公共空间的团结意识、共同体感弱化虚无，冲击良善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吴忠民认为，共同富裕社会的内涵在于：共同富裕强调的是“美好生活”和较高水准的“生活品质”；
共同富裕看重的是全体人民“共同”的富裕；
共同富裕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郁建兴等认为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不仅会损害社会部分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会动摇人们通过参与公共生活变成更好公民的社会基础。程恩富等指出马克思主义构想的人人平等、消除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蕴含对从共建共享到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可以说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标准。陈丽君等认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三大本质特征：社会总体财富增长的发展性，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共享性，发展的协调适应、长远利益和代际繁荣的可持续性。王思斌认为富裕并不单单是经济方面的，它还带有社会与文化的含义，如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人们社会支持网络的多少也成为生活富裕与否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王思斌又针对低收入群体、困弱群体提出了“参与式共同富裕”的概念，可见，共同富裕的内涵不仅丰富，而且是多层次、多维度、多样化的。

学界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与第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多。但是，就共同富裕中的社会工作研究非常有限，目前的研究学者主要是以王思斌为代表。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实施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作用。社会工作也包含了社会财富再分配内涵的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人们生活上的过大差距，促进各群体生活财富的共同增长。对于低收入群体和困弱群体，王思斌指出“社会工作参与推进困弱群体走向富裕的行动是综合的”，社会工作能在多方面采取行动，可以激发困弱群体的主体性和能力，提供专业的、综合性的服务，促进困弱群体走向富裕。除此之外，学界还有一些与此主题相关的研究，例如有学者聚焦于“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研究：陈玉宇指出，社会工作服务在贫困的精准识别与帮扶方面作用独特；
孔凡飞、赵东旭等人认为，社会工作可增强贫困对象自身能力；

钱宁、卜文虎认为，农村社会工作可以运用内源发展理念参与“精准扶贫”；
等等。总之，目前学界对于社会工作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对于社会工作如何具体参与或助力共同富裕的研究不够充分，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社会工作为何能助力共同富裕，探讨社会工作助力共同富裕的角色与可能路径有哪些。

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目前，在我国实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社会工作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可以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一)时代机遇

社会工作助力共同富裕，是时代机遇下的大势所趋。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社会治理创新。政府大力推行社会治理创新，主要内容包括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机制、对困弱群体的救助和赋权，以及基层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不同领域的多重分层治理方式将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融入共同富裕的大格局中。对于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工作既是主要的社会力量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制度安排。我国社会工作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逐渐建立起综合政策引领、专项政策配套、地方政策支撑的社会工作制度框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迅速壮大，目前全国社会工作者已达到 120余万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已达9700余家，已经成为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工作充分发挥在加强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的人才优势、服务优势和专业优势，有效介入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方式和平台，发挥行业组织和社会各类组织的枢纽作用，在共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目标一致

实现共同富裕有两个衡量标准：第一，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富”；
第二，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实现和促进共同富裕要从多方面着手，因为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收入提高的问题，而且是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全部生活问题。现阶段来说，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是在保持社会财富总体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公共服务，这与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高度一致的，社会工作服务致力于提高弱势群体的权利、能力与地位，倡导和谐的社会环境，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人们的需求逐渐由解决基本生存的需要转向满足各种发展性需要，相应的对社会工作服务的需求也将同步提升。以养老问题为例，目前新型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的新形势下，人们对养老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对失智失能老人的机构照护、对高龄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对城镇老人的社区养老服务等发展性服务需求越来越细化。解决好养老问题也是减轻子女的经济、时间、精力等负担，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这也是社会工作所关注和能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社会工作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着介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三)理念契合

共同富裕是以实现多层次、多需求、多领域的“人的共同发展”为基本前提，提倡“以人为本”和“均衡发展”。共同富裕不仅要追求全体人民对物质财富的共享，还要实现人们在机会、发展、地位、权力等多个方面的平等，以消除地域、人口领域的差异。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价值观，有着专业的理论基础和实务方法，协助有需要的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解决问题，帮助个人及其环境更好地相互适应的职业活动。作为一种职业化的“助人活动”，社会工作坚持聚焦于人，旨在通过增权、赋能实现“助人自助”，增强个人利用和改变环境的能力。社会工作针对弱势群体开展的一系列服务正是在努力克服由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和由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的不足，帮助弱势群体争取和链接资源，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共同推进，这些均与共同富裕的“以人为本”“均衡发展”观念相契合。

(四)互为补充

一个好的社会不但是物质丰富、经济发展的社会，也是财富得以相对公平分配的社会，还是有强烈社会关怀感的社会。市场的自由主义一方面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它的过度发展也有可能带来不公平感和社会分裂。现代社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需要倡导人道主义和生活共同体精神，即我们所说的 “效率”和“公平”要兼顾。政府制定政策在制度层面为扶贫工作提供保障和福利，但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在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的同时，也要注重倡导公益慈善、优化社会环境，强化社会对困弱人群的关怀感，为其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和人文关怀，增强其成就感、获得感和社会融入感。对此，可借助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对政策的落实进行有效的补充。

共同富裕的内涵丰富，人们拥有的经济财富情况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关系也是衡量人们贫困或富裕的重要指标。只有基于全体人民“共同”的富裕，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团结和安全运行，才能促进中国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社会工作大有可为：社会工作有助于精准扶贫扶困，实现社会财富的精准、合理分配，实现经济上的共同富裕；
社会工作助力于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和谐和睦；
社会工作有助于倡导人道主义和生活共同体精神，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富裕。

(一)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扶困，促进全面小康

近年来国家民政部对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工作极为重视，各地广泛开展一批面向困难群众的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实施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计划，支持相对贫困地区培养本土社工人才，树立起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品牌。社会工作对精准扶贫扶困的助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契合帮扶困弱群体的实践要求，有助于精准帮助扶贫对象提高致富能力。精准扶贫“瞄准贫困者的主体性培育，通过激发他们的内生性动力，培育可行能力，形成内源发展的主体，使之能够参与到脱贫行动中”，社会工作并不是追求简单地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把精准扶贫的重点放在人身上，以培育和激发贫困社区、贫困家庭和贫困者的主体性与自我发展责任能力为基本着力点”。专业社会工作者通过“赋权”与“增能”来发挥作为服务对象的贫困者在脱贫过程中的能动性与潜力，与国家提倡并实行的“开发式扶贫”“造血式扶贫”“参与式扶贫”举措不谋而合。在扶贫实践中，专业社会工作者所遵循的个别化、差异化的原则能够为有不同需求者提供个别化、人性化、高质量服务，强调服务措施和问题的特殊性，社会工作者从精准识别到个性化扶贫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从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到精准脱贫，这与精准扶贫的出发点和目标完全一致。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承担着贫困者的需求评估者、服务提供者、使能者、权益维护者等多重角色。

二是社会工作有助于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扶贫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组织起到了政府和贫困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利用个案、小组、社区等专业方法帮助扶贫对象，传递给受助者更有效的资源和福利，进一步倡导和优化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行政者在实施社会服务的过程中，科学评估服务对象的需求，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服务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为相关扶贫政策的修订与调整提供逐级反馈，为政府修订和完善社会政策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意见。

三是不同服务领域的社会工作有助于拓宽精准扶贫扶困的具体路径。社会工作根据服务领域和服务人群不同，参与扶贫扶困的侧重点和具体方式也各不相同。农村社会工作强调以能力建设为重点开展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首先要把“精准”放在人的转变上，以“助人自助”为出发点，“自助助人”为目的，把“授人以渔”和“授人以鱼”相结合，开展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精准扶贫，把扶贫的着力点放在“抗御生活风险、发展生计的个人家庭能力和社区集体行动的能力”的激活培育上，来帮助贫困农民应对困难和挑战。金融社会工作主要靠金融系统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协作与合作来发挥作用。一般来讲，困难人群及其家庭使用金融服务偏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缺乏金融知识和技能，不知道有这些服务或者不知道如何使用。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可以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辅导项目，增加困难人群及家庭的金融知识、金融素养和金融能力，以此方式来帮助贫困群体摆脱贫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精准扶贫途径。一方面，金融社会工作者帮助他们利用小额信贷、免息贷款等方式，发展种植、养殖等产业，增强贫困群体的致富机会和能力。另一方面，重视贫困人群的金融理财能力及资产建设问题，例如可通过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和促进个体金融能力的提升，帮助困弱家庭规划在医疗、就业、教育、养老等方面的资金分配。近年来，精神卫生社会工作也成为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服务领域之一。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精神疾病、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障碍越来越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未来人们的精神、心理、行为障碍必将远远超越生理性疾病，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健康福利问题。精神心理行为障碍具有“全民性”和“终身性”的特点，很多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因病致贫，精神卫生社会工作成为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领域，可通过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个案辅导、家庭支持、职业康复和社会融入等多种服务途径，来帮助病患家庭抵御突发风险。

(二)“慈善+社会工作”助力于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在第一次市场分配和由政府主导进行的第二次分配之外，还存在着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第三次分配，而这种道德信念是与“个人的信念、社会责任心或对某种事业的感情有关”。实现全民富裕，需要切实发挥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作用，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是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倡导社会捐助。社会工作在促进第三次分配方面卓有贡献，“慈善+社会工作”可以在第三次分配中承担慈善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首先，建立“公益慈善+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的联动机制是促进社会公益慈善健康发展、发挥第三次分配的必要条件。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因素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行动等一些方式进行济困扶弱的行为。建立并完善“慈善+社会工作+志愿服务”联动机制，实施一批精准帮扶项目，资助一批公益服务设施，帮助一批贫困家庭脱贫。专业社工组织在社区内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培育社区居民的公益意识，培养社区领袖和公益骨干。同时，支持发展志愿服务机构，完善志愿服务记录和各种激励政策，搭建更有力的志愿服务平台。

其次，建立更加成熟的慈善社工制度，是动员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发展壮大慈善社工的制度保障。第三次分配虽强调社会性与志愿性，但其运行需要一整套相互协调的完善的政策体系来促进和规范。国家民政部专门设立慈善社工司，将原来分散的慈善社工的行政力量集中起来，并加以优化组合，重新进行了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与优化。形成更加完备、更加成熟的慈善社工制度，有助于引导社会工作更好地助力于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服务，有利于激发和调动社会工作机构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使慈善事业成为兜好民生底线的重要保障，以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助力推动共同富裕。

再次，建立“互联网+慈善社工”机制，通过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等手段增效提速，是增加慈善社工服务发展的新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带来新的机遇，促使公益和慈善事业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度转型。“互联网+慈善”成为我国慈善事业一种重要的活动形态，各种信息化手段也为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依托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网络技术介入公益和慈善活动设计、生产、流动的全过程，也是互联网与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互联网慈善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参与的便利性和快捷性。社会工作专业技巧的使用能够改善公益从业者表达爱心善意的专业品质，如依托规范的社工组织结构、专业的介入过程和科学的评估方法，对公益网络项目的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从而提高慈善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帮扶效果，帮助完成第三次分配过程。

(三)社会工作助力倡导生活共同体精神，促进社会和谐

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开展社区志愿服务行动、培育社区文化等途径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以促进社会和谐。

一是社会工作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有利于实现共建富裕。共建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基层出发，促进社区治理中居民的共同参与。社会工作运用专业方法挖掘社区居民领袖，建立社区支持网络，根据服务需求链接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格局。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在参与社区服务的过程中，不仅是资源链接者和服务提供者，更重要的作用是把民心聚起来，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为社区居民增能来提升居民的主体性，动员社区居民在共建中各尽其能，积极主动助力社会治理。社会工作联动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基层治理，形成有效的“五社联动”机制——即以社区为平台、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从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推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实现共建富裕。

“社工站”是社会工作参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载体。“社工站”是社会治理在基层的“传达站”和“枢纽站”。城镇社区的“社工站”主要服务于社区的低保人员、特困人员、残疾人、空巢老人等困难弱势群体，可提供政策落实、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乡村的“社工站”还可以根据村庄现有优势、特色和需求出发，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例如，“社工站”引导村民发掘乡村旅游或农产品的产业文化，推动“农业+旅游”的发展模式，实现乡村特色产业升级；
还能通过举办各类学习小组，提高村民的营销、互联网等现代技能，帮助其利用互联网宣传推销农产品。在“十四五”期间，国家要实现全国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社工站建设是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是推动我国“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加人民生活幸福感、满足感的重要载体。

二是社会工作助力引领社区文化繁荣，有利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经济上相对富足的状态，还包括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主体参与、生活意义等多方面的含义。培育社区文化对于实现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社会工作者通过在社区内部开展社区服务，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推动社区居民的主体参与和社区文明进步，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富裕。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社会工作者充分整合政府、医疗机构、社会服务组织的力量，根据居民不同时期的需求提供精细化服务，包括从疫情初期的应急性保障力量到后期的综合性常态化服务。除了在政策宣传、动态管理、数据收集、核酸检测等方面提供服务，社会工作者还为一线社区工作者、医护人员及其子女等开展心理减压、情绪疏导、学业辅导等支持性服务。社会工作通过引领社区的志愿服务，大大提高了社区居民的主体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热情，增强了居民的社区参与度，同时也体现共同富裕中共建支持网络、共享社会资源抵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在推动共同富裕之中大有可为。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组织的参与和介入。社会工作所发挥的专业性作用及其优越性不仅与共同富裕的主旨内涵和内在要求高度契合，而且社会工作以其专业性、责任感、专业方法，能够从多方面、全方位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其实也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当前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程度尚有一些不足，例如社会工作机构良莠不齐、定位不清晰，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的不认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也存在漏洞等。要提高社会工作的认可度和参与度，需要更充分发展其专业化和职业化，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内涵式发展。尤其是提高社会工作者协助政府实施共富型社会政策的能力，加强与社会各方的合作，还要增加社工服务和改善困弱群体民生的专业知识，使服务更加贴近弱势群体的生活实际，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也需要明确社会工作者不同于志愿者、慈善家之处，厘清社会工作在共建共同富裕征途中的定位和使命，进一步探索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等这四要素在社区中如何有效联动，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