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事开始的地方

杨丹丹

小说的本质是一种修辞艺术。如何设置主题、塑造人物、铺排情节和锤炼语言，在小说家和普通读者眼里是不同维度的问题。对读者而言，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小说理论本身，而是小说如何能直接激发自己的阅读兴趣，搅动自己的情绪，体验各种人生况味，以及由此产生的说不清道不明却后劲十足的感觉。因而，小说的开篇至关重要，就像媒婆把羞涩的待字闺阁的姑娘带出场，第一眼的感觉就决定了未来的关系走势，是怦然心动还是弃之不食，全部寄于此。因此，小说家们总是对开头费尽苦心，期望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
读者也总是对此津津乐道，即使遗忘了小说中的人物乃至情节，经典的小说开篇所带来的灵魂震颤却可以三日不绝。

类似“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张爱玲《半生缘》)如此精彩，以至引发众多中外小说家竞相模仿的开篇并不常见。当然，这个名单还可以加入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卡夫卡的《变形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詹姆斯·巴拉德的《撞车》等等。

这些小说的开篇成为经典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无一例外都直接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欲望。这个过程单刀直入，刀刀挥向读者的兴奋点。而读者又是如何一步步呼应作者，陷入作者笔下的虚幻世界，就显得尤为耐人寻味。

读者阅读小说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感受故事带来的精神快感。这种精神快感是转瞬即逝，还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取决于小说家的功力。小说的开篇就是小说的故事之门。小说家轻轻扣开这扇门，但只是露出一道缝隙。读者透过这道缝隙，看到小说内晃动的人影，听到细微的声音，触摸到一些细节，感受到某种气息，但都是模糊的一知半解。小说家借此留下一些或显或隐、或明或暗的信息和线索，让读者生发要顺着这些信息和线索进入小说内部一探究竟的欲念。一个好小说家如何挑拣这些信息，如何在信息中埋下线索，如何通过这些线索搭建故事情节，又如何引导读者与这些信息和线索相遇，至关重要。

常用的一个方法是在小说开篇就提供几个内蕴丰富且不确定的信息。这些有限的信息可以迅速吊足读者的胃口，读者会隐约感到一个超越自己阅读经验的故事即将开始，但自己贫瘠的想象力还不足以预测故事的内容。如果想知道“后事如何”，只有老老实实地跟随叙事者的“下回分解”。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绕不开的经典作品，小说讲述了白鹿村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横跨半个世界的纷争，隐藏着中华民族的秘史。如此宏大的叙事内容和主题必然使故事线索繁复、人物关系复杂，这就要求小说家具有高超的叙述技巧。尤其是在小说开篇就牢牢地稳住读者的阅读心性，把读者黏在这样一个宏大的故事上，是对小说家的极大考验。小说是这样开篇的：“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二十一个字貌似平淡如水实则暗潮汹涌、波澜壮阔，足以撑开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为读者提供可以无限想象的丰富信息。这句话可以分为多个层次解读：一，一个男人一生娶了七个女人的故事，或者说，“一男多女”“一女多男”类型的故事总是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大部分人对此类故事都会感兴趣，是因天性使然。二，从整句话的细节来看，“白嘉轩”直接点名了中心人物，告知读者接下来讲述的故事都与“白嘉轩”相关，而且是其“一生”的故事，叙事时间跨度如此之长，读者会禁不住猜想其中会发生怎样的事情，是波澜不惊还是大起大落，是琐碎平庸还是与历史共激荡？三，“后来”是一个时间副词，在此句话中表明白嘉轩在生命行将终结时回望自己的一生，并对自己娶了七房女人引以为傲。但“后来”也潜藏了大量问题：为何白嘉轩的引以为傲是后知后觉？这七房女人当时带给他何种感觉？他与七个女人之间发生了哪些故事？这七个女人给他留下了多少子嗣？这些子嗣又经历了何种人生？一个时间副词衍生出诸多问题，而读者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不得不继续阅读。四，白嘉轩为何要娶七房媳妇？他是富甲一方的商贾还是横行乡里的恶霸？七个女人为何嫁给白嘉轩？七个女人的结局如何?读者的猎奇心理此刻成为了阅读的动力。

另外一些小说家在小说开篇会抛出一个能迅速激发读者阅读欲望的事件。但小说关注的重点并不在此，而是这个事件的蔓延和衍生。这个事件就是一道餐前开胃菜，小说家借此虚晃一枪，把读者引向另外一个或几个事件。但这个事件也不仅仅是陪衬，精明的小说家经常在貌似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隐藏一个因果逻辑，以此把多个事件捏合起来。读者在故事结束的地方，才得以从众多事件中抽出了这个因果逻辑。然后恍然大悟，终于明白小说开端讲述的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貌离神合。不得不钦佩小说家的叙述诡道。如，姚鄂梅的《基因的秘密》(《上海文学》二〇一九年第一期)讲述了一个家族的悲剧故事。

第一次看到那个把女朋友抱起来扔到江里去的新闻时，我们全都很淡定，这么荒唐的事绝对不是我们家子辰干得出来的，据说现在叫子辰的人全国有三千多个。

小说开篇就抛出“谋杀女友”的新闻，读者一度以为叙事者接下来要详尽讲述这个谋杀案。但叙事者却故意按下不表，没有铺展任何与此案相关的细节，转而描写“我”和姐姐对谋杀案的主观态度。谋杀案没能在“我”和姐姐心中激起太大的涟漪，因为“我”和姐姐坚信此事与自己无关，这只是一个供大家茶余饭后打发无聊时间的别人的故事。“我”和姐姐还带着道德优越感，对此高谈阔论一番，以至闲扯到了水边鬼气重的话题。这种置身事外的轻飘态度与谋杀案带来的紧张感形成强烈反差，以至于让读者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禁疑惑，叙事者到底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正在读者的阅读热情将要熄灭的时候，小说陡然一转，“谋杀女友”案的主犯竟然是“我”姐姐的亲生儿子李子辰。刚才还置身事外的“我”和姐姐瞬间陷入恐慌。按照小说的常规叙事套路，接下来会讲述李子辰为何、如何杀害自己的女朋友，呈现更多与案件相关的离奇情节。但叙事者却再次截停叙事进程，把叙事视角转向家族史。在叙事者的回忆中，一件件尘封已久的家庭创伤事件浮出水面。家族中的每个人都仿佛被施了魔咒：“我”父亲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受了肉体和精神屈辱；
“我”在中学期间与老师发生恋情，并多次堕胎；
“我”姐姐因为父亲的极力阻挠，导致婚姻不幸；
“我”弟弟背负着光宗耀祖的精神重负，虽然考入北京大学，但毕业后只能回到家乡，在抗洪中意外身亡。这些家族创伤事件都是由“谋杀女友”事件牵扯出来的，一个事件套嵌着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事件又顺带出下一个，最终汇聚成关于家族精神创伤的故事，弥漫着无法摆脱的人生宿命感。小说开篇的“谋杀女友”事件就是贯穿整部小说故事的筋骨，让故事的根基扎实。

能否塑造一个让读者感到惊艳的中心人物，甚至是为文学史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人”形象，是衡量一部好小说的重要标准之一。这自然包括如何在小说开篇就让中心人物迅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抓住读者的心肝脾肺。一般来说，中心人物在小说开篇的亮相需要在读者极短的阅读时间和文本有限的段落内完成，既要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又要推动故事发展。小说家有N种方法设计中心人物的出场：通过对人物外表、服饰细节的精雕细琢来暗示人物的身份和地位；
通过赋予人物以个性化语言来展现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
通过呈现人物的意识流来挖掘人物的精神趋向；
让人物陷入纷争事件，在戏剧冲突中塑造人物形象……但当这些叙述技巧成为常规叙述手段时，就无法带给读者新鲜的阅读体验。因而，突破叙述常规，发掘一条叙述越轨之路，就成为小说家修炼内功的必经之途。

其中一个有效方法是在小说开篇就推出中心人物，并且人物的出场会给小说带来一种氛围、情绪和基调，迅速把读者包裹起来。读者不由自主地随其起伏摇摆，被其牵引和控制，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直至被小说家告知：哎，那个谁，小说结束了，该醒醒了！例如，吴君的中篇小说《六合街上》(《上海文学》二〇二〇年第七期)讲述了粤剧名角周仙桥为了逃离大都市生活，进入六合街文化站，期盼过上普通人生活的故事。

董咏根本不是在槐荫树下遇见的这个女人，而是在我们深圳的六合街。董咏所遇之人也绝非人们想像中的那种花痴女，她只是一名职业女性，名字叫周仙桥。平时我们文化站里的人多数随着站长喊她为小周，如小周麻烦你把垃圾倒掉，小周我有个快递你帮忙取了。周仙桥听了则会面带笑容地说，好的，好的。与此不同的是，电影公司的一个叫老文的家伙却称呼周仙桥为周老师。

小说开篇就引出中心人物周仙桥，交代她来六合街文化站是因为厌倦了都市生活，想过简单淳朴的日子。读者对此类故事并不陌生，甚至已产生审美疲劳，因为“由城返乡”的小说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处理不好，这样的故事难免落入俗套。但周仙桥在小说开篇一亮相，就连带出一种缓慢的节奏、柔和的情调、浅淡的情绪、略显神秘的氛围和多变的情感体验。文化站里的人颐指气使，让周仙桥做各种分外杂事，但她从不拒绝。不急不缓的语言、不卑不亢的态度、不紧不慢的行为如化骨绵掌，把刁难和嘲讽化解于无形。同时，这种绵柔轻缓中又蕴藏着一种韧性的力道，既推着周仙桥执著向前，又时刻调动读者的精神感受，把读者吸附到这种独特的情绪氛围中。但读者正要沉迷的时候，叙事者立刻抛出半仙老文。他有一双毒辣的眼睛，能洞穿世事和人心的隐秘，直接点明了周仙桥的结局。那种软绵柔糯的情绪氛围立刻被慌乱和无助抽去了气韵，变成湿腻黏人的一团乱麻，读者也随之紧张起来。但当周仙桥看见老文孩子般的眼神时，又放松了警惕，读者也再次被带回柔缓的叙事氛围和节奏中。小说接下来讲述了周仙桥与董咏的婚恋生活，期间充满了猜忌、嫉妒和怨恨。周仙桥已然脱离了繁华的都市生活，却陷入底层逻辑的漩涡。她所追求的世俗生活，无法容纳她的传奇历史，她极力隐藏的身世击穿了世俗生活的假面和人性的丑陋。读者也终于明白，平淡柔和的世俗生活中潜藏着一位杀手：它使软刀，会遁形，杀人诛心不见血。或者，它就是世俗生活本身。周仙桥的传奇身世在它面前不值一提。

还有一个方法也是在小说一开篇就推出中心人物，不同的是把其明显置于一组或多组暗含着矛盾冲突的对比中。范小青的《我们服了魏红霞》(《芙蓉》二〇二一年第一期)讲述了魏红霞在凡俗生活中与人争斗的故事，她善于设计自己的婚姻、工作，包括女儿的人生之路也受她掌控，但最后一切都偏离了她的初衷。小说是这样开篇的：

姐姐魏红英是一九六〇年出生的，那时候父母饿了几年，营养严重不良，魏红英生下来像只小猫咪。到了一九六二年魏红霞出生的时候，大家已经能够吃饱肚子了，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营养，所以魏红霞的个头比姐姐大得多。不仅个头大，甚至连长相也受到影响，红霞长得漂亮，和姐姐一比，简直不像一个娘生的。

小说开篇就把魏红英和魏红霞姐妹两个放在一起对比，她们的待遇、个头和长相如此不同，这预示着小说将围绕着两姐妹相互较劲的生活展开。叙事者刻意强调姐妹俩出生于一九六〇年代，并非想凸显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众多重大社会事件，而是想表明这一代人的独特人生经验和价值观念。他们生于中国物质生活极度贫乏时期，成长阶段又遭遇中国社会的动荡，中年再经历中国经济大转型。可以说，他们一生都在面对各种社会危机，也因此形成了这一代人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处处算计，时刻压抑着真情实感又暗中保持昂扬的斗志，努力维护自己得之不易的身份和地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魏红霞的学习、恋爱、婚姻、工作的选择都以超过姐姐魏红英为目标。这既是人性使然，也是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念驱使的结果。

小说家在写作小说之前，通常都需要构思一个确切的思想主题。这个思想主题可能关涉到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可能指向某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整体诉求，可能与某一时代热点话题相关，也可能与个体的生活经验相牵连，甚至也可能仅仅是一瞬间的情绪体悟。小说家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小说中精巧地安置这些主题和诉求。有的小说家会让叙事者突然跳出来，直白地告诉读者为何要讲述这个故事；
或者让叙事者潜入人物的意识空间，扒开人物的精神褶皱，向读者合盘端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秘密及其关联的思想意蕴；
或是通过人物对话来泄露小说的主题和意图；
抑或运用不断叠加相同类型的情节，塑造差异化人物，突出重点细节和重复性语言等方式来强化小说的主题。但这些手法往往会让叙事者夹在小说家和读者之间无比尴尬，既要受到小说家的操控，完成其布置的任务，又因自己的喋喋不休而受到读者的厌烦。

那么，如何自然恰切地把小说主题和写作意图植入小说开篇，且让读者不厌烦呢？在开篇设置一个隐喻，在讲述故事过程中一层一层地剥开隐喻的内核，是一法。例如，奚榜的《白云如兔》(《上海文学》二〇一九年第二期)讲述了秦大娘怀疑自家老大秦学先谋杀老二秦学强，但实际上秦学强是自杀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秦大娘强烈的控制欲，按照一己之愿设计了秦学先和秦学强的人生。小说表达的主题是原生家庭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小说开篇飘出一个怪异的梦：

很久不做梦了，一梦竟梦到一个箱子飘来飘去，诡异无比。箱体是猪肝色的，背景却零碎、虚幻、无解，只有黑白灰。

小说叙事者无法复盘梦的细节，只记得梦中的猪肝色箱体和黑白灰的背景。叙事者试图借助《周公解梦》解开梦的秘密，但失败了。读者也意识到这个梦不简单，应该与小说主题有关，但无法准确拆解梦的含义。叙事者和读者为此苦恼不堪。但叙事者又立刻宣称，明白了梦的含义。按照小说的常规路数演进，叙事者接下来会化身说书人，直接向读者解开梦的谜底。但小说家却按住了叙事者急于告密的念头，把梦的谜底随手丢进水过三秋、时过境迁的故事中，让读者只能在故事中打捞答案。果然，叙事者让秦大娘带着悲伤惊悚的故事登场了。

秦大娘家的老二秦学强离奇跳楼自杀，警察已有定论。但秦大娘坚持认为老大秦学先是凶手，且让“我”主持公道。而“我”的身份是作家，没有权限干涉案件。但碍于情面和积攒小说素材的私心，我开始调查秦学强的死因。在摸排秦学先的社会关系网后，秦学强的死因浮出水面，而秦学先和秦学强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显现出来。秦大娘刻薄凶悍的性格和极强的控制欲，让秦学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最终成为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因此，死亡对秦学强既意味着结束又象征着新生。在小说结尾处，叙事者交代了拉杆箱的由来，是一个女学生意外遗留给秦学强的。至此读者解开了梦的寓意：人生犹如拉杆箱，被人拽来丢去，身不由己。在小说结尾处，梦中的拉杆箱与现实的拉杆箱形成完美闭环。不得不钦佩小说家高超的叙述技巧。但读者仍不知秦学强在纵身一跃时，是否也做了同样一个梦。

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在小说开篇留下看似无用却又能勾连起整部小说主题的一个特殊动作、一个怪异行为、一句意外的话等。这种开篇的巧妙之处在于读者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能确定它肯定有所指，但又不清楚它的全部意义。为了解开谜团，只有按照叙事者设定的路线去寻找蛛丝马迹。当答案呈现时，读者才真正明白这个动作、行为和语句的作用。杨少衡的《铜离子》(《清明》二〇二一年第四期)讲述了卢梁栋的官场沉浮，表现了卢梁栋以人民为中心的优秀品质。显然，这是一部主旋律的官场小说。如何把这类小说讲述得精彩，内幕交易、心机谋虑等能激起读者阅读兴趣的情节因素必不可少，并且还要在其中灌注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最要紧的，是凭借高超的技巧把这些因素串联成一个整体。小说是这样开篇的：

鱼汤刚上桌，卢梁栋便“呃，呃”，接连干呕。

邱先智眉头紧皱，追问：“有意见？”

卢梁栋嘿嘿一笑：“接受批评。呃。”

坐在一旁的郑莲“哎哟”一声，说了句：“是我忘了。”

小说以卢梁栋干呕的怪异行为开篇。这个怪异的行为引起了邱先智的不满，而郑莲听到干呕的声音后似乎想起了什么。一个怪异的行为串联起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也让读者一头雾水。卢梁栋为何一看见鱼汤就干呕？是个人饮食习惯还是另有隐情？邱先智为何对这个行为如此敏感，二人之间存在恩怨？郑莲为何听到后想起了什么？读者不得不追随叙事者的脚步进入小说一探究竟。随着故事的铺展，卢梁栋的干呕一共出现三次，每次都与环境污染相关。卢梁栋则凭借自己始终坚持的“人民”价值观缓解了危机。卢梁栋的干呕与小说的隐秘联系终于渐趋明朗。

在小说世界里，言情、悬疑和武侠等通俗小说常常拥有大量的读者。这类小说最大的价值是娱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叙事元素就此失去了与精神话语的联系，只要处理得当仍能在此层面发挥重要作用，甚至为精神增重。尤其在谋划小说开篇方面，可以凭借这类叙事元素携带的紧张感和戏剧性，牢牢抓住读者，扩展读者群体。但高明的小说家不止步于此，而是想方设法在这些叙事元素中植入精神话语，既为故事置办一副好皮囊，又赋予故事一个有趣的灵魂，这样就把读者的阅读注意力从满足阅读快感转移到提升精神体验上。例如，张驰的中篇小说《还枪记》(《上海文学》二〇二〇年第十一期)讲述了陈修勤和戴计高因为一把仿真手枪的遗留和归还，牵扯出来的人生和人性故事。小说以一个神秘的电话开端：

事后，陈修勤百思不得其解，除了电信诈骗，一个电话还能以这种方式给人带来厄运。

当时离下班还有十分钟，陈修勤正收拾东西，那个电话就打进来。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他犹豫一瞬，刚一接起电话，里面就传来一个沧桑沙哑的声音，活像老树皮刮擦着耳膜：陈修勤吗？我戴计高。

戴计高在消失多年后再次出现，并电话联系陈修勤，这让陈修勤感到恐慌。叙事者没有交代戴计高消失多年的原因，在他身上发生了哪些意外，他约见陈修勤的目的是什么，陈修勤为何如此惧怕他，关于他的种种传闻是否属实。这些疑惑挑逗着读者的阅读欲望，叙事者由此不断推升故事的悬疑性。戴计高酒醉后丢失在陈修勤家一个黑色手包，里面有一把五四式手枪，但他并不承认此事。这让陈修勤陷入更大的恐慌。为了弄清手枪来源，陈修勤暗中调查，走访了戴计高工作过的监狱管理局，在戴计高同事口中得知他的种种遭遇。一个个谜团被解开，戴计高的真实面目也逐渐清晰。戴计高并不是一个诈骗犯，曾经也是一个有为青年，只是不愿遵守官场的潜规则，被排挤出警察队伍。那支手枪只是一把仿真玩具手枪。戴计高联系陈修勤的目的是借钱做生意。

至此，读者终于明白了小说开篇设置悬疑情节的真实目的是把人物驱赶进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坚守理想与妥协现实、追逐权利与恪尽职守、媚上欺下与一视同仁、投机钻营与倔强耿直、不畏强权与苟且偷生相互缠绕在一起，以此编织纵横交错的官场关系网，呈现人生百态和人性善恶。小说最容易破解的是戴计高失枪的秘密，比较容易破解的是生活的复杂，最难破解的是人心的隐秘。可以说，小说开篇就上演了一出借悬疑元素的壳还人的心的精彩大戏。

但以悬疑因素来增加小说的精神重量，需要作家精准地调度叙事情节、叙事节奏和叙事速度，既要避免滑入单纯娱乐的窠臼，又要时刻提醒读者寻找悬疑故事背后的精神内容。这就需要读者和作家的密切配合，“你懂的”成为读者和作家心照不宣的秘密。但有的读者也会因而失去耐心。因此，直截了当地甩开附着在小说上的包袱，包括各种悬疑因素，开篇就告诉读者自己的精神路标，让读者刚开始阅读小说时，就感受到某种人生观的力量，并对此念念不忘，是吸引读者的另一极的策略——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在相关情节中印证了这种人生观的正面价值，并最终理解和接受。例如，储福金的《棋语·见合》(《上海文学》二〇二一年第四期)讲述了黄方正波澜不惊的人生故事，但平淡的人生背后却隐藏着一种东方智慧。

黄方正第一次听到“见合”这个词，还是许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那时，他的室友袁丰喜欢下围棋，把好几个室友带进了围棋天地。每天课外的空余时间，几个人都埋头在棋局中。在室友中，袁丰年龄要大一些。早几年，在恢复高考后的前两届，有年龄大的学生与年龄小的学生相差一辈人的。袁丰指导同学下棋，就像老师教学一样，认真尽心。黄方正老听他说什么见合见合的，忍不住问袁丰：什么是见合？

小说一开篇，叙事者就直接把围棋术语“见合”推到读者面前。如果读者没有接受过围棋训练，很难理解“见合”的真正含义。叙事者的真实意图也不是想讲解“见合”的细枝末节，让读者准确掌握并运用“见合”，而是看重“见合”蕴含的人生哲理。叙事者接着叙述黄方正接触“见合”是在“许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对“见合”的意义还一知半解。这种回忆视角除了确定小说的叙事时间之外，还点明黄方正是在多年之后才真正明白“见合”的意义。而此时“见合”已从棋语转变成切身的生活经验。黄方正在经营婚姻和工作时，始终秉持着“平衡”的人生准则——他既是技术干部又是行政干部，可以共享科研和行政资源；
他的第二任妻子既能上厅堂又能下厨房，虽无激情但不慌不乱。黄方正的人生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总是可控制、可调节，虚实结合、阴阳平衡、收放自如。这是黄方正从棋语“见合”中悟出来的道理。也可以说，是黄方正的人生样态赋予了棋语“见合”以人生哲理——人生的快乐和痛苦多一点和少一点没有本质区别，不费心力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

对于小说开篇如何吸引读者的阐释，注定挂一漏万，但这正说明了小说蓬勃的生命力。作者对于小说开篇的费尽思量，以及读者对于开篇的重视和迷恋，都是因为他们对小说始终抱有最朴素的、热烈的、深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