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及其根源

王 萍，韩 瑶，王 静，李逸明

(1.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2.北部战区总医院心内科，辽宁 沈阳 110015)

2021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或就近居住。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达到23.81%，农村老龄化尤为严峻。受传统孝道文化影响和劳动力迁移的限制，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老人主要与子女同住；
然而，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青年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冲击着代际同住的可能性，农村仅与老伴同住或极小型家庭比例迅速提高。农村成年儿子因结婚而与老年父母分家，老人的居住安排发生变动，从而使家庭功能由大家庭的“家内”向两代人的“家际”转化，由此影响到代际交换并削弱了代际支持，易引发代际矛盾，甚至导致老人必要关系资源的缺失，而代际支持对城乡老人死亡率的影响均显著。因此，在当下相对非健康长寿时代的中国，尤其在养老保障尚不完善的农村，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和代际同住变动所导致的代际冲突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换言之，保障农村老人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硕果，提升其晚年福祉，促进不同群体的共同富裕，达成社会变迁中的动态家庭代际和谐，实现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此方向亟待深入而细致的探究。

国内外学者多聚焦于居住安排与老人死亡风险关系的静态研究，而对于居住安排或家庭结构(其中涉及代际同住)变动与老人死亡风险关系的动态研究仍关注较少。“性别悖论”指出女性老人平均预期寿命长于男性老人，但其健康预期寿命却短于男性老人，为有针对性地保障农村老年父亲或母亲的晚年福祉，考察现实中他们所经历的代际同住变动是降低了还是提升了其死亡风险，本文将在长寿和谐社会下探索其性别差异及其根源。

为了深入探究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本文结合长寿时代下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过程中农村的变迁及老人境况的发展，从生命历程和社会性别的视角提出研究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框架

依据既往研究，本文将从“居住安排与老人死亡风险关系的静态研究”、“居住安排或家庭结构与老人死亡风险关系的动态研究”以及“居住安排或家庭结构变动与老人死亡风险或养老福祉的性别差异关系研究”三方面进行文献回顾。

首先，在居住安排与老人死亡风险关系的静态研究中，有个别研究分析了代际同住变量与老人死亡风险的静态关系，但是，其研究结论却相悖。一方面，“代际支持论”认为与子代同住的老人不仅容易获得更及时的日常照料和情感陪伴，而且便于成年子女对老人吸烟、喝酒等不健康行为进行监督和阻止，这有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从而可降低其死亡风险；
另一方面，“代际冲突论”则认为与子女同住会因频繁的代际交换诱发代际矛盾进而产生代际冲突，这会不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进而提升其死亡风险。另外，“用进废退”的观点倾向支持后者并认为与子女同住易使老人生活上依赖子女，致使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逐渐衰退，从而会提升其死亡风险。由此，本文认为既然居住安排对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结论尚且异议，那么鉴于我国已进入长寿时代，老年父母的晚年期逐步延长，代际同住发生变动的可能性更高，会对其死亡风险构成不同冲击，然而，目前该方面的研究仍待拓展。

其次，国内外学者聚焦于居住安排或家庭结构变动与老人死亡风险关系的动态研究，鲜有关注代际同住变动与老人死亡风险的动态关系，现有研究主要涉及丧偶所致的居住安排变动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①丧偶所致的老人居住安排变动提升了其死亡风险，如研究指出老人经历丧偶变为独居，因缺乏日常照料与情感陪伴且必须承担从未独立承担过的家务，这会造成其身心俱疲并提升其死亡风险；
研究还表明，低龄老人丧偶前和子女以外的其他人同住，而高龄老人丧偶后独居或与子女以外的其他人同住均会显著提升丧偶老人的死亡风险。由此，本文推断丧偶可能导致农村老人必须独立面对居家生活，而通常老年父亲不及老年母亲擅长家务等，这尤其不利于变为独居的老年父亲并可能致其面对更高的死亡风险；
丧偶也可能导致老人与子女同住、相依为命，尚在的老年父亲或老年母亲可能会经历不同的健康及死亡风险。然而，此方面研究有待拓展。②老人与子女同住是传统且重要的居住安排形式之一，代际同住变动会对老人死亡风险构成不同影响，即只有在特定情境下代际同住变动可能会提升老人的死亡风险。如有研究指出只有当老人与子女从同住变为不同住时，其死亡风险才会提升；
长寿时代延长了老年父母的晚年时光，同时也增加了老年父母对子女的赡养需求。由此，本文推断长寿时代下不同代际同住变动会导致老人面临不同的死亡风险。

再次，既往研究较早涉及老人死亡的性别差异，有研究关注了丧偶或分家所致的居住安排变动对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以及家庭结构变动对其家庭养老福祉影响的性别差异，而代际同住变动与老人死亡风险的性别差异研究尚且匮乏，更无针对农村老人的深入探索。老人死亡相关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社会制度和行为表现是造成死亡率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而通过建立老人的死亡概率模型和健康状态转移模型发现，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具生存优势。丧偶或分家所致的居住安排变动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因丧偶变为独居的男性老人其死亡风险要高于女性老人；
而分家直接改变了老人的原生家庭形态，老人的健康会因日常习惯和方式的改变而受到影响，导致其死亡风险提升，男性老人尤其因会丧失家长权威感，健康甚至死亡风险均可能向不利方向发展。家庭结构变动对老人家庭养老福祉(未涉及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变动为直系家庭的老年母亲其家庭养老福祉优于老年父亲，这是因为老年父亲与成年儿子间易产生“代际冲突”，不利于其健康及养老福祉的获取。由此，本文推断这类家庭结构变动可能会提升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简言之，长寿时代下尽管老年母亲的平均预期寿命长于老年父亲，但基于生命历程及社会性别视角，女性老人从重大生活事件中累积的健康劣势更为明显，因此，老年父母在重大生活事件下可能面临不同的死亡风险，然而，有关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风险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还有待考察。

综上，长寿和谐社会下本文将结合农村实际状况提出如下研究问题：代际同住变动与农村老人死亡风险的关系如何？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年父母死亡风险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其根源如何？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1年4月、2003年11月、2006年12月、2009年6月、2012年9月及2015年9月在安徽省巢湖地区依次进行的“安徽省农村老人福利状况”调查6期跟踪数据。调查样本为该市农村地区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调查采用分层多级抽样法，首先在巢湖农村地区系统抽取12个乡镇，其次在每个乡镇中系统抽取6个行政村，接着在每个行政村抽取60岁及以上的老人25名，其中60—74岁的老人15名，75岁及以上的老人10名，共同构成2001年基期1800个老人样本，该1800名老人在15年间的跟踪调查中拒访/失访、迁移样本量及死亡样本量如图2所示。研究数据剔除了15年间经历迁移、离世及无子女的老人样本，最后纳入分析的基期样本量为1565份，跟踪样本量分别为1233、944、696、513、360份。

图2 2001—2015年6期跟踪调查样本量的变化分布数据来源：“安徽省农村老人福利状况调查”2001年、2003年、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跟踪数据。

2.变量设计

(1)因变量。因变量为老人死亡风险，本文通过计算老人的生存时间得出，即基期调查日期到老人死亡时间的间隔月数。若老人在2001—2015年15年间并未发生死亡，即存在右删截，则用2015年调查时间与基期2001年调查时间的间隔月数作为老人的生存时间。

(2)自变量。自变量为代际同住变动。鉴于死亡风险是老人生命后期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首要关注的是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责任，根据调查时点老人是否与子女同住的标准，结合跨越6期老人与子女同住和不同住的变动与否，将代际同住变动情景划分为四种类型：①一直不同住；
②同住变为不同住；
③不同住变为同住；
④一直同住。其中以“一直不同住”为基准变量。本文不同住家庭指老人独居和与配偶同住两种类型，代际同住变动变量采用二级测量，具体赋值见表1。

表1 代际同住变动的定义及赋值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为老人的社会人口经济特征、代际支持及健康状况。

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即年龄、性别(0=女性，1=男性)、教育(0=未上过学，1=上过学)、婚姻状况(0=不在婚，1=在婚)、独立经济收入(0=无经济收入，1=有经济收入)、儿子数和女儿数。

其中，Q为下料要求速度即生产率；
φ为装满系数；
ρ为饲料的容重；
ε为螺旋倾斜向上输送时对输送量的影响系数，水平放置时取1。通过计算和试验最终确定螺旋轴的转速。

代际支持包括老人与子女及孙子女间双向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及情感慰藉三个维度。双向经济支持是指在过去一年内老人与成年子女之间现钱、食品与礼物交换的总金额，以具体数值或9个区间且分数为1—9累加获得。双向日常照料指在过去一年内老人与成年子女之间相互提供的家庭事务帮助与生活起居照料，用“1=有，0=无”的二级测量，并将提供照料者所得数值进行累加获得。情感慰藉指老人与成年子女及孙子女间双向的亲密程度、相处状态以及倾听心事或困难的意愿程度，采用三级测量“1=从不，2=有时，3=经常”，并将得分累加得到，得分越高则老人与子女及孙子女感情越好。

生理健康状况包括健康自评与行为能力两个维度。健康自评通过询问老人“您认为您自己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测量，采用四级编码“1=很好，2=好，3=一般，4=不好”进行测量；
行为能力包括基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PADL(Physic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利用设施的生活自理能力IADL(Instrument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活动能力MA(Mobility Activity)，采取“1=没有困难，2=有点困难，3=自己根本做不了”三级测量，将各题得分正向累加得到行为能力得分(15—45分)，得分越低代表行为能力越好。ADL量表6期跟踪调查的Alpha信度系数分别为0.89、0.96、0.92、0.93、0.93及0.95。

心理健康状况包括生活满意度与抑郁两个维度。生活满意度考察老人正向的心理健康状况，通过询问生活满意度量表上的8个问题，将各问题得分累加得到生活满意度得分(量表取值范围为7—16分)，得分越高表示其生活满意度越好。量表6期跟踪调查的Alpha信度系数分别为0.87、0.93、0.82、0.81、0.85及0.73。抑郁考察老人的负向心理健康状况。其测量使用CES-D量表，采取“没有=1，有时=2，经常=3”三级测量，得分累加获抑郁程度(量表取值范围为9—27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越严重。CES-D量表6期跟踪调查的Alpha信度系数分别为0.82、0.84、0.81、0.81、0.79及0.77。

慢性疾病数及认知功能也能反映老人的健康状况。慢性疾病是通过“您现在是不是患有下面的某些疾病？”来测量的，依据选项中12种慢性病种类将老人所患病的数目加总，取值范围为0—12分，分值越低表示其健康状况越好。调查中共采用6个项目来测量认知功能损伤程度：①请问您住在哪个村子里？②请问您知道中秋节是农历几月几号吗？③请问您知道今年农历是什么年吗？④请您告诉我：30减4还剩几？再减4？再减4？⑤请问您知道现在国家领导人是谁吗？⑥请您重复我现在说的5个词(水、骑马、汽车、树、猫)。并将得分累加获得(取值范围为0—12)认知功能状况，分数越高，老年人认知功能越好。认知功能量表6期跟踪调查的Alpha信度系数分别为：0.68、0.71、0.67、0.77、0.75及0.78。

3.模型建立

本文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的Cox比例风险模型来研究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具体建模如下：

(1)

其中，(=1,2,…,)称为Cox回归系数，是模型的待定参数。

根据该模型，本文老人死亡风险的具体模型如下：

(2)

模型中代表老人在调查时点的死亡风险，(-0)为老人在调查时点与基期调查时点的同住变动，为老人年龄，为老人的教育程度，为老人的婚姻状况，为老人的独立经济收入，为老人的儿子数，为老人的女儿数，为老人从成年子女及孙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为老人为成年子女及孙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为老人从成年子女及孙子女处获得的日常照料，为老人为成年子女及孙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料，为老人与成年子女及孙子女间的情感慰藉，为老人的行为能力，为老人的健康自评，为老人的抑郁程度，为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为老人的慢性疾病数，为老人的认知功能。模型的估计及检验均采用Stata 11.0统计软件完成。

1.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2显示“一直不同住”或“同住变为不同住”的老年父亲比例均略高于老年母亲，“不同住变为同住”或“一直同住”的老年父亲比例低于老年母亲；
老年父亲的年龄小于老年母亲的年龄；
老年父亲上过学、在婚、有独立经济收入的比例均远高于老年母亲的相应状况；
老年父母的儿子数略高于女儿数，表明农村青壮年男性高于女性的现状；
老年父亲较老年母亲获得的经济支持略低而提供的略高，老年父亲较老年母亲获得与提供的日常照料水平及与子女的双向情感慰藉水平均较低，表明老年母亲与子女关系较亲密且健康状况略差；
老年父亲的健康自评得分略低于老年母亲，但其行为能力较老年母亲要好；
老年母亲较老年父亲的生活满意度低且抑郁程度高、患慢性疾病数略多及认知功能水平较差。

表2 样本性别差异的描述性统计

2.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及讨论

图3显示，不同代际同住变动情景下老人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异(Log-rank检验显示四组的生存曲线差异显著)。其中“一直不同住”的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处于最高状态，这可能是因为一直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父母养老资源匮乏、孤独与抑郁程度高且自我效能感较差。“一直同住”的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处于最低状态，这可能是因为同住情景下的“互惠互利”模式及帮忙照料子女、孙子女提升了其自我价值感。“同住变为不同住”的老年父母死亡风险较高，这可能是因为从与子女同住变为不同住，他们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可及性及水平均由高转低，危及老年父母的晚年福祉，从而使死亡风险提升。“不同住变为同住”情景多发生于老年父母的健康转差甚至生命晚期，尤其当老年父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严重受损甚至丧失的境况下，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料及其过程中的情感慰藉极大程度上保障了老年父母的生活质量，从根本上降低了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图4显示老人的死亡风险与其性别密切相关(Log-rank检验显示两组的生存曲线差异显著)，即与老年母亲相比，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明显较高。这或许是因家庭中承担生计重任者多为老年父亲，他们或碍于家庭权威感，而不要求与子女同住或子女提供的日常生活照料等，从而代际间双向情感交流水平较低，以至于他们不能更好、更及时地得到子女的生活保护，换言之，他们较老年母亲缺少相对稳固的死亡风险屏障。

图3 分代际同住变动的死亡Kaplan-Meier生存曲线

图4 分性别的死亡Kaplan-Meier生存曲线

3.Cox模型结果及讨论

(1)“同住变为不同住”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其结果与讨论如下。首先，表3模型1显示，与“一直不同住”相比，“同住变为不同住”显著提升了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0.09)，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0.03)。对此，本文认为：其一对于老年父亲来讲，在较为传统的农村父系家庭中，老年父亲承担主要生计责任，其日常生活多被照料；
子女外出务工或分家会导致老年父亲的居住方式由代际同住变为代际不同住，他们获得子女日常生活照料的难度增加，从而容易形成相对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代际情感慰藉减少，且他们逐渐丧失了家庭权威感和控制感等，各种境况的转变均不利于其生理及心理健康的发展，最终增加了他们的死亡风险。其二对于老年母亲来讲，老年母亲在家庭中承担双重母职照料责任，代际同住时因照料子女或孙子女更可能过度透支其健康，因此，由代际同住变为代际不同住后，她们所提供的日常生活照料重担会减轻，即死亡风险随之降低。简言之，“同住变为不同住”造成了老年父母死亡风险存在性别差异，其根源或许是农村老年父母尤其受传统文化、习俗等历史沉淀的社会性别分工观念所致。由此，可促使老年父母理性面对死亡风险而作出有益决策，从而提升各自生命意义；
同时，国家“十四五”规划强调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家庭是推进性别平等的重要场域，弱化“男外女内”或“男强女弱”等传统劳动模式或可降低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进而构造性别分工包容型社会有利于我国长寿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表3 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Cox回归结果

其次，对于老年父亲来讲，在控制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因素后，“同住变为不同住”对其死亡风险的显著性减弱(=0.04)。本文认为：①产生这种变动的老年父亲更可能上过学、尚有独立经济能力及身体较健康，他们有条件选择不与子女同住；
而且当他们的居住方式由“同住变为不同住”后，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也因独立应对生活诸方面而得到加强和锻炼，从而使其死亡风险降低。②有老伴对老年父亲的晚年生活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这正如俗语“少年夫妻老来伴”所阐释的，在相濡以沫的老伴陪伴下，老年父亲于日常生活中获得温馨、无微不至的关怀、理解和认同，他们被老伴保护而相对规避死亡风险，即死亡风险降低。③对于在控制代际支持后老年父亲死亡风险逐渐增加的结果，这可能是由于“同住变为不同住”后，代际经济支持的邻近效应使得老年父亲在获得不同住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上更加困难，且随年龄增长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他们更需要日益增加的日常照料，然而，这些很难被不同住的子女所保障，因而不利于老人的生理健康；
同时，这种变动不符合赡养老人的传统习俗，因此也会使老人产生不良的心理感受，最终会提升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而且在长寿时代的中国，如上状况正呈现加强趋势，更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再次，对于老年母亲来讲，不容忽视的是控制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后，“同住变为不同住”对老年母亲死亡风险的影响由显著降低(=-0.03)转为显著提升(=0.01)，且在控制代际支持和健康状况后该显著性呈逐渐增强趋势。对此，本文认为，依据生命周期累积劣势理论，相对于老年父亲，老年母亲长期以来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劣势的健康状况之中，且随年龄增加其健康逐渐恶化，她们更加需要子女提供递增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及情感慰藉。然而，不与子女同住难以获得以上资源，不利于老年母亲的身心健康，因而显著提升其死亡风险。“儿子数”或“女儿数”对于老人死亡风险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为儿子数显著提升了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但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
女儿数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如此结果或许揭示了在一定程度上男性成为弱势群体，更值得关怀，而鉴于有利于老年母亲的结果或许可以改善当前适龄女性的生育观。

(2)“不同住变为同住”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也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其结果与讨论如下。表3模型1显示，与“一直不同住”相比，“不同住变为同住”仅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1.34)，这或许因为老年母亲对于此类生活事件的转变更敏感，且她们比老年父亲更易融入与同住子女的生活氛围，这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和晚年福祉的提升，因而与子女同住构成了其晚年生活有力而坚固的屏障。模型2显示在控制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后，“不同住变为同住”对老年父亲死亡风险降低的影响由不显著转为显著(=-1.31)。这或许是因为：①老年父亲随年龄增加，其独立经济收入逐渐下降甚至丧失，而他们对获得子女照料及经济支持的需求却呈递增趋势，其代际同住驱动机制由向下需求转为向上需求为主。②这种同住变动多发生在老年父亲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或丧偶的情况中，从而弥补了丧失老伴的危害，获得子女照料的同时也能尽享天伦，故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降低由不显著变为显著。③有老伴仅显著降低了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反映了老年父亲较老年母亲更受益于婚姻，婚姻作为一种结构性要素尤其对老年男性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换言之，在当前长寿时代中国，由于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再婚对于丧偶的农村老年父亲来讲，本人、家庭子女及邻里朋友均应持开放的态度，接纳他们再次寻找漫长晚年生活伴侣的行为，从而提升其晚年福祉并间接减轻子女赡养的物质及精神负担。

模型3和模型4在控制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和健康状况后，“不同住变为同住”对老年父母死亡风险降低的显著影响仍存在，且对老年母亲死亡风险的影响大于老年父亲。这可能是因为老年父母随着年龄增加，其身体状况不断恶化更需要代际支持，所以与子女同住使其更易获得子女提供的照料，从而显著降低了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
且老年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更依赖于家庭养老，故与子女同住对老年母亲死亡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强。因此，“不同住变为同住”对老年父母的生命质量及死亡相关经历或体验均具有保护作用。

(3)“一直同住”对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均构成显著负向影响，但无性别差异，其结果与讨论如下。表3模型1显示，与“一直不同住”相比，“一直同住”均显著降低了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2.10，=-2.37)。对此，本文认为：①一直代际同住使得老年父母与子女及孙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在长期磨合互动中已达平衡状态，该状态便于老年父母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反之，基于交换理论视角，与子女同住也便于子女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以经济、劳务和情感慰藉的形式给予回报，从而使老年父母得以尽享天伦之乐。②在加入社会人口经济特征、代际支持和健康状况变量后，“一直同住”对老年父母死亡风险降低的显著作用有所增强。这可能是因为处于一直同住状态的老年父母，在低龄时身体尚可、经济独立，他们通过为子女提供家务帮助以及照顾孙子女来实现老有所为并获得人生价值，这有利于老年父母的身心健康，从而降低他们的死亡风险。而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各项机能逐渐退化，代际同住的老年父母更易获得子女及时且恰当的代际支持，这将提高老年父母的老有所依感，促使他们尽享天伦之乐。因此，在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农村，一直代际同住均显著降低了老年父母的死亡风险，在当前及未来长寿时代下，农村家庭养老仍需长期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系统剖析了长寿和谐社会下代际同住变动对农村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有如下发现。

与“一直不与子女同住”相比，“同住变为不同住”显著提升了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却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该发现反映了农村老年母亲较老年父亲独立生活能力强，老年父母仍持传统性别角色的观念；
揭示了淡化“男外女内”或“男强女弱”等传统劳动模式或可降低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构造性别分工包容型社会更有利于长寿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与“一直不与子女同住”相比，“不同住变为同住”显著降低了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当控制住有老伴后，对老年父亲死亡风险的负向影响由不显著转变为显著，即在代际同住变动下有老伴仅显著降低了老年父亲的死亡风险。该发现反映了老年父亲更受益于婚姻，揭示了个体、家庭及社会应鼓励农村老人再婚，旨在提升其晚年福祉，从而间接减轻子女于长寿时代相对漫长的物质及精神赡养负担，以实现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

与“一直不与子女同住”相比，“一直同住”均显著降低了老年父亲或老年母亲的死亡风险。该发现反映了一直代际同住仍是当前农村所崇尚和盛行的居住方式，也是老年父母最受益的家庭决策，体现了成年子女是老年父母构筑牢固晚年生活屏障的决定力量，从而确保了长寿时代下老年父母的晚年福祉，间接保障了农村老人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硕果，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及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因此国家所倡导的代际同住或就近居住需要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共同努力。

总之，在当前及未来长寿和谐社会下，农村老年父亲或老年母亲将会面对不可回避的重大生活事件，其代际同住方式或许发生迥异变化并对其死亡风险构成不同的影响。鉴于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国家及社会应在以下三方面作出努力：①政府应对处于健康劣势的老年母亲给予政策和服务保障等诸方面的倾斜，同时为保障农村老年父母的晚年福祉，应提倡淡化传统性别观念和传统劳动模式，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达成社会变迁中的动态家庭代际和谐，实现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②鼓励农村丧偶老人摆脱传统婚姻“从一而终”观念的约束，鼓励老年父亲及老年母亲再次追求并重建婚姻生活的勇气，赋予他们再婚的自由选择权；
同时，子女、街坊邻里、亲朋好友及社会舆论应共同营造老人宽松自由的再婚氛围，尊重他们再次追求个人幸福的选择，间接重构长寿时代下和谐的代际关系。③在当今及未来长寿和谐社会下，家庭养老对农村老年父母仍必不可少，互助养老及社会养老应予以弥补；
同时，个人、家庭及社会应积极践行“十四五”规划中关于支持家庭应承担的养老责任，积极响应政府关于子女与老人共同生活或就近居住的倡导，并为之付出共同努力。

本文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长寿时代适老化和谐社会的构建并未涉及，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
同时可用多种方法验证性别差异，突出稳健性；
为提升长寿老人的晚年福祉，如何实现国家所倡导的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或就近居住，亟待学界及社会各方的探索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