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声大岭有情

□罗永山 王金富

1970年12月10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年，我十七岁，刚刚初中毕业，懵懵懂懂的年龄，对啥都好奇，看啥都是那样美好。当接到“四个面向办公室”（就是后来的知青办）批准我去大兴安岭支边的通知时，我兴奋得几乎跳起来，急忙把这喜讯告诉亲戚朋友、同学、伙伴儿。想着“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心情就激动不已，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遥远的、陌生的目的地——大兴安岭，在那里施展自己的抱负，用火热的青春干一番大事业。

与我的热情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父母的态度，表现的极为平静。尤其是母亲，总是紧锁眉头，不言不语，对我上山下乡支援边疆，不表示支持也不说反对，只是默默地为我打点行装。患病在身的父亲，干不了重活，单位领导就照顾他在工地传达室值班。他整天闷声不响，和往常一样极有规律地上班、下班。回到家里也是自顾自地鼓捣桌子腿儿、椅子背儿之类的家具家什儿，好像他不知道我要远离的事儿似的。越到临行的日子，心情越急切。终于熬到要出发的那天，就是19 70年12月10日。天还没亮，母亲就早早起来，再次细细检查我的行李，生怕落下什么东西。棉衣棉裤棉军帽，都是统一发的。母亲在我的棉衣内侧缝制了一个小兜兜，放进去五元钱，然后又把布兜缝死，生怕我弄丢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小学课本里学到的情景落到自己头上了，心里酸酸的。但是远行的喜悦冲淡了离别的伤感，我始终没有留下一滴眼泪。吃了碗母亲做的年糕氽鸡蛋，也没有听清父母嘱咐些什么，就背着行李，急匆匆地跑到绍兴县政府礼堂集合报到。欢送大会结束后，九时许，和我年龄相仿的1000多名知识青年，排成四列纵队向火车站进发。街道两旁挤满了敲锣打鼓、欢送围观的人群，我们一路上此起彼伏的高呼着口号，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到了车站，按事先排好的连、排、班上车就坐，我们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的把脑袋伸向窗外，各自寻找着来送站的亲人。站台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只能看见人的头部。我费了半天劲儿才找到站在远处掩面而泣的母亲，看到了弯着腰，一脸铁青的父亲依旧一言不发的杵在那里。因为距离远，我喊叫爸爸妈妈的声音他们可能都没有听到，甚至都听不出来谁在喊爸妈。一声长笛，火车开动了。知青专列驶离了美丽的绍兴，驶离了我可爱的家乡……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一路向北，驶过华北平原，出山海关，进入辽阔的松嫩平原，继续北上，最终驶入了茫茫的大兴安岭。12月14日入夜时分，经过四天四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到了终点站—加格达奇。疲惫不堪，甚至说是狼狈不堪的我们，在领队的吆喝声中，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地下了火车。顿时，一阵刺骨的寒意扑面而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条件反射般的裹紧棉大衣，扣紧棉帽带子，跟随人流，来到黑咕隆咚的车站广场，广场四周停满了前来迎接知青的军用卡车，车上还帖着编号。大小领队在吵闹声中，清点各自所辖的“兵马人数”，并指挥尽快上车。整个过程显得有点儿混乱，缺少章法。在熙熙攘攘、磕磕碰碰的人群簇拥下，我们就蒙头转向、相互搀扶、你推我拽地上了大卡车。有的知青因上错了车，就将错就错成了新连队的成员。

当天的气温足足有零下40度，在蹒跚行进的卡车上，北国严寒，就给我们露天上了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第一课。一个字：冷！尽管从头到脚我们都是棉服加身，可是凛冽的寒风愣是穿透这些厚厚的棉絮，立体扫描着我们每一寸肌肤，像针扎一样难受。大家不约而同地背风而立，不论男女也分不清男女都紧紧地抱团取暖。颠簸了许久，谢天谢地，总算到了我们连队驻扎的知青点—加格达奇至红花尔基施工段。长时间的火车硬座旅途，加上汽车上的挨冷受冻，有的同学小腿浮肿，手脚僵硬，是几个人架着才从高高的大卡车上慢慢挪下来的。眼前是两排硕大的木制大棚子，男女生各一座，就是我们的宿舍了。随车的行李还没有到，我们只能裹着军大衣，一个挨一个地躺在杨木杆子搭成的大通铺上将就一夜。就着忽闪忽闪的煤油灯，闻着用汽油桶改制的火炉子里燃烧柈子散发出的松木清香，我们都渐渐进入了梦乡。从此，开启了我们在林海雪原、高寒禁区战天斗地的苦乐年华。

我们的知青建制按照军队的序列编排，同学同事之间皆为战友称呼。我们修建的公路全称叫“加格达奇至红花尔基国防战备公路”，我们这支部队叫“加格达奇筑路营”，营部在加格达奇镇区甘河南侧一公里处，大约就是现在的机场候机楼位置。我被编组到加格达奇筑路营一连一排二班，不久后我还被任命为班长、副排长、连队事务长等职务，这是后话。

我们修路的设备简陋到铁器时代，就是铁镐、铁锹、铁锤、土篮子和扁担。镐把、锹把、扁担、土篮子，这些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是我们就地取材，砍断树枝树条自己做的。我们的日常饮食是高梁米、大碴子、窝窝头，细粮很少。下饭的菜多半是土豆白菜大萝卜、腌制的芥菜疙瘩等。有时后勤供应不上，我们就用固体酱油兑点儿水稀释后就饭吃。夏天，情况会好一些，可以采挖些野菜做汤喝。六七十人居住生活在一个大帐篷里，吃喝睡洗都在这里，每个人能分到一米见宽的铺位，每个人的全部家当也都浓缩在自己的床铺上下。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茫茫无际、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我们使用最原始的工具，肩扛手提，使出浑身的力气修筑公路、桥梁。鲁迅先生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正在修的路以前就根本没有人走过，连路的影子都没有。整日繁重的体力劳动，难免让人经常想家，有的战友还偷偷哭鼻子抹眼泪儿的。手上脚上磨出的血泡渐渐被老茧代替，稚嫩的脸庞晒得黝黑黝黑的。苦和累，像两座大山压在每个人的肩上。男生懒得刮胡子，女生也少了许多梳洗打扮的时间。顶风冒雪、忍饥挨饿、风吹雨淋、蚊虫叮咬，这都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能遇到。装炸药、打炮眼儿、点导火索、排哑炮等活计，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当地有经验的老师傅手把手的教我们爆破技术，全神贯注地指导我们的操作流程，聚精会神地观察我们的作业规范。凡是危险性大的工作业面，都是连排干部带领党员战友冲在最前面。有的战友临危不惧、工作突出，就是在火线入党入团的。

加红公路，在我们的手下一个标段一个标段地向前推进。前面，是荆棘丛生的蛮荒之地，身后，是能够通行汽车、拖拉机、“爬山虎”的崭新公路。劳动创造的神奇，让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很荣光、很自豪，仿佛每一处界碑上都写上了我们的名字。

只有落寞的人生，没有寂寞的青春，尤其一大群年轻人在一起，欢声笑语无处不在。即便在伐木运材、挖土担石这些重体力劳动中，都是用简短的歌声编成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大家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地共同完成艰巨的工作任务。青春啊，像燃烧的火焰，像初升的太阳，激情澎湃，活力四射。在这漫无边际的深山老林里，哪里有歌声笑声嬉闹声，那里保准儿是知青的聚集地。

劳动之余，或跑单帮儿或三五成群，都在选择各自的爱好嗜好放松自己。有的老学究一样捧着残破的中学课本摇头晃脑地琢磨着，有的下笔若有神似的写着家信。有的聚在一起用老家话兴致勃勃地侃大山，云山雾罩的。那时，不让下棋不让打扑克，有些战友带来的小说也基本不让看。没有收音机，即便有大山里也没有信号，我们完全被封闭在好像与世隔绝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连长，指导员，就是我们的最高首长，偶尔给我们读读报纸就算是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了。

这期间，我学会了简单的打鱼狩猎，这也培养成了我一生的爱好。大兴安岭号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那时，山上的飞禽走兽，河里的鱼虾确实非常多。折段柳条当钓竿，不用诱饵鱼儿就会争先恐后地上钩，一种叫做“柳根儿鱼”的小鱼最爱上钩。再用小鱼钓大鱼，每每总是收获满满，拿到伙房改善伙食，大家好一番打打牙祭解解馋。夏天在野外，最怕的是“草爬子”，这种黑褐色的昆虫特别厌恶，专门往手臂、脖颈这些容易裸露的部位叮咬，当你感觉疼痛发痒时，它已经钻进你的皮肤里了，只能用烟火熏烤才能逼其退出。这种虫子携带的病毒，有可能导致被咬者患上森林脑膜炎，很可怕的。我们出去时都是扎紧裤腿儿，戴上和养蜂人一样的“防蚊帽”，以防不测。冬天，大雪封山，滴水成冰的季节，也是我们筑路人的工作淡季，全面进入休整期。除了政治理论学习，大多数时间都是无事可做。我和几个战友闲不住，寻思着到山里去淘宝。我们把废旧的钢丝绳拆成单股钢丝，做成钢丝圈套，安放在野兽脚印频繁出现的线路上。钢丝套悬挂在离地面三十公分左右的半空中，另一端拴在附近的树干上，细细的钢丝套不易被察觉。精心布下“埋伏圈”后，我们就回宿舍守株待兔，耐心等待时间的恩赐。两天后巡山，果不其然，十之八九会有猎物到手。当然野兔居多，偶尔也能套住一只傻狍子。用女生在夏天采来的野蘑菇炖一锅野兔肉，那才叫鲜美无比，香味儿能飘出二里地。那时候真不知道保护野生动物一说，就连上级领导也表扬我们是捕猎能手，有时领导还要到我们连队伙房蹭荤腥呢。领导也不空手，拎来一塑料桶“一元糠麸”白酒，大搪瓷缸子盛得满满的，大家一起依次轮流喝，喝得天昏地暗、东倒西歪才肯罢休。

我们同去的知青，有的修路架桥、有的砍伐木材、有的翻土种地等等。工种不同，地域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和林区人民一起戍守边疆，建设新林区。有的还做出了极其突出的贡献，我们的兄弟连队——女子架桥连的事迹都登上了人民日报，还得到周总理的表扬。同车皮的战友颜阿龙，二十五岁就成为工程处主任，领导着七八百号知青，现在是我们浙江省的知青联谊会会长。和我一起到加格达奇的战友诸克军被推荐上了黑龙江大学，一下子成了天之骄子。像这样高山仰止、寥若灿星的知青典范少之又少，绝大多数都是和我一样，普通的知青，普通的人。比起那些因伤致残、因公牺牲的战友，我是幸运的幸福的，我很满足。电视剧《人世间》里说：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每个人都像烟花一样，不管生活有多难，好在人世间值得。

也是和我一个车皮的老乡战友贺银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大兴安岭，她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了十八岁。贺银美在我们一连的女子排，原来我们不认识的。她个子较高，力气也比别的女孩子大一些，重活累活抢着干，渐渐地成了小有名气的劳动模范，我才知道有个叫贺银美的女生。平时干活男女生是分开的，可能是紧邻但不会混搭作业。出事儿那天，是1972年5月8日，记得那天天气不好，上午下着雪。午饭后天气放晴，连部通知出工。按事先划定的施工标段，我们一排二班紧挨着女子排的施工标段，干一样的活，都是取土方石方回填路基。那时，我担任副排长兼二班班长，大小也算是个小领导。大约3点左右，突然，听到不远处的女生们传来凄惨的喊叫声、嚎啕的大哭声。我心里咯噔一下子：不好，出事儿了！我下意识的飞奔过去，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吓傻了：一个女战友血肉模糊地侧躺在一块大石头旁边，满脸是血，眼睛、鼻子、嘴都在冒血。大家大呼小叫地喊着贺银美的名字，她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工地现场的赤脚医生张叶雯背着药箱跑过来，也是吓得不知所措，只能用“掐人中”急救的土办法，希望贺银美能清醒过来。我看不能再拖延了，务必先抬到连部再做打算。我和战友们迅速取来两根扁担，解下土篮子上的绳子做成简易担架，脱下几件棉衣铺在上面（五月份野外施工仍在穿棉衣）。挑选八个身强力壮的男生轮流抬着昏迷的贺银美，火速赶往三里外的连部所在地。指导员韩华和一大群战友早已急急地等在门口，他掀起被角看了一眼，随即挥手命令：火速抬往医院抢救。同时又增加了十几个男战友充当担架工，他自认抢救队队长。在雪后泥泞的山路上、在抄近道儿的塔头甸子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了两个多小时。路径六连驻地附近，突然看到一辆送给养的卡车，这回，我们感觉贺银美有救了。救人要紧，司机二话不说，拉上我们一行人全速直奔医院。

根据贺银美的好姊妹宋建华事后回忆，她和贺银美在一个作业面紧挨着挖土石方。可能是解冻季节，她们的挖掘松动了上面的大石头，还来不及反应躲闪，瞬间，大石头就滚落下来，直接砸在了贺银美的头上。贺银美只“啊”的一声就倒在了血泊中。时至今日，提起贺银美，宋建华总是满含泪水，悲痛不已。她说：我们好好工作，好好活着就是对银美最大的安慰了。我深深知道，大兴安岭的每一座高山都是你无言的丰碑，每一簇盛开的达子香都是你美丽的脸庞……

有人问我在大兴安岭的知青岁月后悔过吗？我拍着良心说：绝不后悔！当年确实生活艰苦，环境恶劣，说不苦不累那是假话。但是我不后悔，是大兴安岭的土地和人民养育了我们，磨练了我们的意志。知青经历，是我们向子孙后代炫耀的资本。孩子们知道，在遥远的北方，有一处父辈、祖父辈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地方——大兴安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