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流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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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流行音乐5篇
【篇一】浅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流行音乐
浅析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美国的高关税贸易保护政策
200402035 于金辉
关税是一个国家外贸政策和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固然不是实施外贸政策的最佳工具,却是设置贸易保障、贯彻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恰当的运用关税手段,会对一国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放眼美国的关税演变,大体上经历一个关税率先由低到高,后由高到低的走势。对于关税史的分期,史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划分。但无论哪种划分方式,都会把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个完整的断限来分析,因为这一时期是美国关税史上施行高关税贸易壁垒的贸易保护阶段。本文拟以此阶段的关税保护为论题展开论述。
一
关税问题历来是美国政坛上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并且与地域之争等争端结合到一起而更加复杂。南北战争以前,随着南方农业集团和北方工商业集团力量的消长,关税率也上下起伏不定。但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的“在美国历史上,不带保护性的关税是不存在的”,虽然有明显的起伏,但关税率基本保持在20%—30%之间。
内战的爆发,也带来了关税的飙升。1861年,共和党人执政,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关税法”(Morrill Tariff Act),使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最低的18.8%猛增至36.2%,一年之间几乎提高了一倍。1864年、1865年、1866年平均税率连续提高到48.3%。战争其间的这些保护主义立法的目的是筹措战争经费,然而关税却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降低,而是作为一种贸易保护的手段被沿用下来了。
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确立了在中央的领导权,共和党也开始了他的长期执政阶段。他吸纳了原买办商业集团、金融集团,并利用西部的广大土地团结了西部的小农场主,利用黑人牵制了南部社会的种植园主,开创了一个向工业大进军的黄金时代。到19世纪末,历届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基本上都实行了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没有一次国会会议不把税率提高的”。到80年代高关税使联邦国库充裕。1889年的大选中,共和党人提出了“毫不妥协地赞同美国保护关税制度”的政纲,赢得了大企业家数百万美元的资助,本杰明·哈里森由此入主白宫,这成为美国工业将要得到比过去的立法更多保护的信号。1890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麦金利关税法”(Mckinley Tariff Act),把平均税率提高到49%创纪录的高水平。许多个别项目比平均数还要高的多,如棉纺织品的进口税率由35%提高到50%,棉线进口税率从35%提高到60%,亚麻税率从30%增加到60%。
1894年民主党人克里夫兰重新上台,他反对高关税,要求降低税率。但迫于国内保护贸易势力的压力,最终作了折衷性的调整,通过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Willson-German Tariff Act),将平均税率降至37%,但这种折衷性的调整随着共和党人麦金利的上台,如昙花一现而被“丁利关税法”(Dingley Tariff Act)取代,平均税率被提高到46.5%。在此后的十年期间,税率基本保持在这一水平。直到1913年,民主党人威尔逊担任总统,通过了“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案”(Underwood Tariff Act),将平均税率由40%以上降到27%。这一关税法虽然将平均税率大幅降低,但由于一战的影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
一战结束后,各交战国在经过了短期的通货膨胀后,便发生了经济危机。面对国内外的市场问题,各国相继开征起新关税,设置贸易壁垒,最后连英国也放弃了已推行达半个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的出口市场受到沉重打击,国内各行业普遍不景气。在这种背景下,哈定政府打着恢复“常态”的旗号,改变了威尔逊的关税政策,恢复了全面的高额保护关税。1921年和1922年,国会分别通过了“紧急关税法”(Emergency Tariff Act)和“惠特尼——麦康伯关税法”(Fordey-Mccumber Tariff Act),创造了此时为止美国历史上税率最高的关税率。此后,贸易保护主义从哈定经柯立芝到胡佛政府,直到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前夕,作为共和党外贸政策的核心思想得到坚决地贯彻。大危机期间美国超保护的关税政策达到了极点,1930年产生了美国历史上税率最高的法案——“霍莱—斯穆特关税法”(Hawley-Smoot Tariff Act),该法将应税商品的平均税率提高到53.2%。这一关税法使美国的贸易量骤减,各国纷纷筑起高关税壁垒或采取其他的限制措施,胡佛总统指望高关税保护来刺激国内经济复苏的设想彻底破灭。
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后,为了克服国内商业的不景气和扩大国外市场,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这一关税法彻底扭转了美国100余年的贸易保护倾向,标志着美国外贸政策的重大转变,美国迎来了自由贸易的新时期。
二
从内战以来100余年中,美国政府坚定地实行高关税的保护政策,就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化目标的驱使。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工业在初期的政策保护下已初具规模,但南部种植园经济的存在制约着工业的发展。直到1850年,绝大多数制造业还处于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阶段。在工业结构中,提供出口的资源型部门比较发达。外贸结构仍以输出原料和农产品制成品为主。所以,南北战争以后,工业化面临的两大任务就是:第一,将工业化由北部推进到南部乃至全国,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第二,工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美国的这一工业化的目标,需要政府的保护政策的扶持,即筑起高关税壁垒来保护国内的某些工业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工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既孕育出一批新型的工业,也改造了传统工业。随着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贸易竞争也加剧了。如何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摆脱其经济上的殖民地性质,便成为美国统治者制定经济政策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汉密尔顿曾说过:“一个国家没有税收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个重要的支柱,它就一定会丧失独立,降到一个省份的地位。”可见实行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是美国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摆脱经济依附地位的最选择。
第二,共和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
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近百年中,共和党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白宫的主人,尤其在1861——1913年长达52年的高额保护关税时期,除了8年以外,都是共和党人入主白宫,他们是工商业的政治代言人,要求提高关税来保证充足的原料来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而民主党人得到南部种植园主的支持,持有实行低关税的传统思想,支持自由贸易。
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政府于1861、1862、1864年多次提高平均税率,支持工商业的发展。这些政策使共和党的威望大增。战争结束后,共和党人利用林肯的政治影响,连续执政近20年,高关税也作为一种护官符,被历届共和党政府采用。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和企业家结盟。企业家为政治家撑腰;
政治家又转过来为企业家效劳,在政治上给与企业家各种帮助,其中为工商界设立保护关税制度,便是共和党人竭力推行的政策之一。比如在1896年的大选当中,共和党人在政纲上大肆宣传“高关税即高工资”、“麦金利即繁荣”等口号。为了保证共和党获胜,俄亥俄州的百万富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库斯·汉纳亲自坐镇,部署1896年总统竞选;
美孚集团和摩根家族各自为他(麦金莱)解囊25万美元。在他们的帮助下麦金利入主白宫,他上台后不久就废除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通过了新的“丁利关税法”,将平均税率提高到46.5%,履行了其在政纲中为大企业家提供高关税的承诺。
当然,在内战结束后的近百年中,也有几届民主党政府,他们也试图降低关税税率。如克利夫兰通过的“威尔逊——戈尔曼法”和威尔逊时期通过的“安德伍德法”,但这些税法随着政府的倒台,也很快便被废除了,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无法改变高关税的总体航向。
第三,古典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影响。
古典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以汉密尔顿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为代表,是一种保护“婴儿产业”(Infant Industry)的理论。它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用以对抗经济发达的国家,保护本国新兴的民族工业的理论工具,故他可以说是一种保护先进的贸易保护主义。19世纪时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美、德等曾用这一理论对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竞争。
李斯特于1841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揭批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主张。论证了暂时实行的关税保护制度对美国民族工业独立的必要性。指出:“国家经济发达程度有所不同,而保护制度对于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意义特别重大”,“在与先进国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便极端有资格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的发展,也不能争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他还阐述了贸易保护的重点以及怎样进行保护。
事实上,李斯特贸易保护的理论深受美国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影响。李斯特有流亡美国的经历,在美国他对汉密尔顿贸易保护的一般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汉密尔顿在给美国国会的《制造业报告》(1791)中,“强调国家在制造业方面自给自足的必要性和一个相当大的非农业消费阶层对于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农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应利用奖金和津贴制度以及保护关税来鼓励国内制造的增长,使之能够扩大经营规模,获得与外国竞争者相当的规模节约。李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汉密尔顿的这些观点,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对汉密尔顿保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美国国内贸易保护的实际,也加强了他的贸易保护思想。
这种古典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被美国政府信奉和实践,成为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从南北战争结束后至20世纪30年代历届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关税税率一浪高过一浪。对内的自由放任政策与对外的国家主义相结合,是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秘密武器。
第四,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潮流的影响。
19世纪70年代至一战前是国际资本主义竞争和对立激化的年代。这一时期,一方面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使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世界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经济危机频频发生。各国之间的竞争加剧,许多国家纷纷走上了关税保护的道路。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等纷纷颁布关税保护法。随着各国保护主义的加强,国家间的关税战不断爆发。1881—1890年德俄之间发生了关税战,1889—1890年法意关税战爆发,1893年德俄关税烽烟再度燃起,1897—1907年又成为德加竞相提高关税的时期。
在这种背景下,南北战争后的美国不仅没有降低战时的高关税,反而使关税率一再提高。毋庸置疑,美国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政策有很大的影响,而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以及各国的关税战又反过来强化了美国的保护主义。
三
近代美国实行的高关税贸易保护政策,对美国的经济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保护关税为美国国内实施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保证,为国内自由竞争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并且有效地保护了美国正在成长中的民族工业,促进了美国工业的迅速发展。高关税政策使美国工业免遭英国廉价商品的冲击,大大提高了美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比重。南北战争后,在高关税政策的保护下,北部的工厂制开始向南部和西部扩展。美国迅速摆脱了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成为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工业结构和外贸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使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到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几乎等于英、德、法三个主要工业国工业产值的总和。
其次,高关税政策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集中和垄断,促进了卡特尔的形成。关税壁垒稳定了国内市场行情,有利于大企业间建立价格协定、普尔和各种联合体。受到高关税保护的工业部门大多较早地形成垄断。列宁曾经明确指出:“最先走上卡特尔化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高关税政策促进下出现的托拉斯运动,对美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重大作用。
同时,高关税政策也间接地促进了美国劳动力的就业,促进了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加速了美国的城市化。
由此可见,高关税政策在美国工业发展的初期确实起到了不可比拟的作用,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繁荣富强的支柱。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这一政策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高关税政策在保护一部分工业部门的同时,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农业部门和其他未被保护的工业部门。高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政策,导致了欧洲国家对美国农产品的严厉报复,面对国内农产品的严重过剩,美国只好以低价向欧洲市场倾销,这使得农产品的价格严重下跌,而工业品却以牺牲农产品而保持稳定的国内价格。就工业部门内部来讲,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穷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它转到头。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其他一切工业部门,因此你就必须把它们也保护起来。这样一来你又会给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门造成损失,你就必须补偿它的亏损,这一补偿又会像前面的情况一样,影响到其他一切部门,并且使它们也有权利要求补偿,就这样继续下去,in in finitum(没有尽头)。”
另一方面,按照古典贸易保护理论,实行高关税保护政策保护的是国内的“婴儿工业”,当美国工业在90年代位居世界首位的时候,关税保护的对象就转向了重工业部门,这是这一时期关税政策的一大特点。然而,在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有能力接受国际市场挑战的情况下,依然执行森严的高关税贸易壁垒政策,必然破坏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换。在国内则破坏了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损害自由竞争和交换。同时工业的发展导致生产的集中,形成垄断,而垄断又加强保护政策,从而阻碍工业的发展。
还有,长期的保护关税,削弱了美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美国劳动力价格的偏高,增加了生产的成本。所以一旦放开市场后,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必然会对美国的国内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一种经济政策的实施,必然与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相结合,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今天自由贸易已成为经济学界,尤其是西方,不可动摇的信条,似乎只有自由贸易才是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可是,探究一些诸如美国一样的发达国家的关税史,无一例外的都有实行高关税的保护阶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发达国家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呐喊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竞争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加激烈了。在国际较量中,发展中国家千万不能丢掉关税这一武器,必须学会恰当运用保护关税来保护国内的某些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
【篇二】浅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流行音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随着人们对历史街区保护更新的探索和事件的不断深入,对城市中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的认识不断加深,保护理念和实施策略也日趋成熟。在近代北京城旧使馆区东交民巷街区保护规划中,通过大量调研,对其历史沿革、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在定位办公性质的同时,提出了“维护遗存、疏导新建、整伤街道、再现片段”的规划总则,树立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思想,希望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效益。
关键词:东交民巷 历史街区 保护规划
东交民巷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是旧中国的使馆区,是对列强屈辱外交史的见证。街区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东接崇文门,南临前门东大街,北迄东长安街,区内主要街道为东交民巷、正义路、台基厂大街。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00年适时地提出25片历史地段的保护规划,东交民巷被列其一。保护规划总用地面积62.84公顷,其中重点保护区30.47 公顷,建设控制区32.37公顷。
一、 东交民巷的变迁
1.1 明代时期——东江米巷
明代时, 这条巷是白家栅、花子营、洪厂胡同、台基厂、卖羊肉胡同、水獭胡同等组成的 3 里长街。起初因为这里有不少卖江米的铺子, 所以就叫“ 东江米巷”。这一带食品铺、小吃店很多, 逐渐地发展成了一条商业街。商贾云集, 成了一个很热闹的繁荣地区。
1.2 清代时期——外交街、侨民街、鸡鸣街
清代,这里开始造官署。工部、翰林院、詹事府都在这里。同时, 一些王公大臣也在此造宅第, 如肃王府、镇国公府、大学士徐桐府等。
乾隆年间, 这里盖起了第一个带有外交性质的驿馆, 又叫“ 内馆”。这是供外国使臣来京进贡时临时居住的地方。
1840 年后, 英、俄、德、法等国开始在此设立使馆, 一些不是公使的外国人, 也在这里居住了。但那时, 清廷腐败, 外国人居住不申请, 清政府也不敢过问, 这里便渐渐成了外国侨民的居住处。那些有恃无恐的侨民,擅自将江米巷改成“ 侨民巷”。因“ 侨”和“ 交”声音相似, 北京人就叫“ 东交民巷”。
光绪二十六年 ( 1900) , 义和团众改东交民巷为鸡鸣街, 因为《 推背图》中有“ 金鸡啼后鬼生愁”一语也。这里含有反洋的意思。当然, 这一个街名也随着义和团的失败而消失了, 它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匆匆的一笔。
1900 年 8 月,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杀烧抢掠, 胡作非为, 东交民巷也不能幸免。《 辛丑条约》后,英、法、德、日、美、俄、意、西、奥、比、荷等 11 个国家在东交民巷建立使馆, 并将它划为“ 使馆界”——成了中国京城内变相的租界。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东交民巷翻开了新的一页。外国兵营、银行无影踪; 三里长街, 大厦林立。这里有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旅行总社、北京医院, 还有一些宾馆、饭店和东单公园。
一条街巷的变化, 成了几个时代的缩影, 东交民巷就是历史的见证。
二、 实施的保护规划
2.1 现状研究
东交民巷保护街区用地现状以办公和居住性质为主,分别占总用地的49.2%和19.1%。街区内现有北京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处,文物建筑78幢,历史风貌保护类建筑34幢,它们共同奠定了保护区的异域风貌,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街区整体环境优美,绿化良好,古树参天,现有保护及准保护树木242棵。其中挂牌树木有88棵。对东交民巷的充分认识,是保护规划的必要准备。
2.2 建筑风貌及建筑质量分析
采用建筑风貌和建筑质量两个划分标准,对不同层次的建筑分类。 建筑风貌的划分标准主要为:传统历史文化背景;
建筑空间布局与形态;
建筑形式。以此标准将东交民巷的建筑划分为五类:国家及北京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建筑;
具有清晰和典型的传统建筑空间布局形态和建筑形式的历史建筑;
与传统风貌比较协调的现代建筑;
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甚至有破坏作用的现代建筑。
建筑质量的划分标准主要为:建筑主体结构(包括建筑的支撑结构、屋顶、主要墙体等);
维护使用及建筑细部(包括门、窗等建筑部件,以及维护使用的状况);
市政及生活配套设施(包括供水、排水、电力、煤气、有线电视等)。以此标准将东交民巷的建筑划分为三类:建筑主体结构完好,维护部件完整,市政设施基本配套齐全;
建筑主体结构一般,维护一般,市政设施配套不齐全;
建筑主体结构很差,维护使用很差,市政设施不齐全。
2.3保护规划的原则
综合考虑城市总体规划、街区历史沿革、目前使用状况等各种客观因素,我们将东交民巷历史文化保护区定性为:高级办公区兼具游览功能,即以机关办公为主(用地占59%),组织风貌视轴,开辟参观流线,强化街区独特的城市景观价值。
2.3.1保持目前以机关办公为主调的高级办公街区。
东交民巷的历史变迁,以及解放后政府机关的迁人,形成街区以办公建筑为主的格局,且在整个北京古都风貌中,嵌人了独树一帜的西洋建筑风貌。维持以办公用地为主地块性质是适当的,再将用地内一些住户外迁,进一步强调整个街区的性质。尽管保护区临近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地块的经济价值非常高,但从整体社会效益考虑,不宜做商业用地,若建住宅,经济性较差,所以确立为办公性质天然合理。而且,在调研中办公单位表现了保护传统风貌的很高的积极性,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将十分有利。维持当前的办公用地的性质是发挥历史街区文化价值的必然结果。
2.3.2组织风貌视轴,开辟参观流线,强化街区独
东交民巷的保护应立足发展,而不是封存。必须让更多的人能够领略历史地段的文化价值,使其成为国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满足人们与历史文化叙旧的需要。街区中景观价值较高的建筑多分布在东交民巷道路的两侧,而保密性较强的机关单位多分布在街区中北部,在不影响机关办公的前提下,尽可能把这些有重要建筑遗存的非敏感地段连结起来,并沟通王府井大街与天安门广场两大旅游区域,从而形成“王府井大街~台基厂大街一东交民巷~天安门广场”的风貌视轴,展现其历史价值,将游客引人街区。同时,历史街区的保护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仅仅依靠社会支援并非长远之计。开辟参观路线,引人一定游人,就是为了发挥自身的潜质,创造一定经济效益,使之正常循环,而保护得以持续发展。鉴于办公属性,市民和旅游者没有机会进人机关单位院内参观游览,但这些建筑的形象、轮廓、甚至远景却时刻显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如果把这些重要的景观要素合理裁剪,并与街区中的可公开地段的建筑景观相融合,就能组织成不同时段的景观片段和收放有序的空间序列,使游人能够深入街区领受其独特历史风貌,这要比假冒的欧陆风情更有文化内涵。
2.3.3 16字保护规划总则:维护遗存,疏导新建,整饬街道,再现片段。
追溯近现代东交民巷街区的形成历史、调查该街区长期演变至复杂现状及详细分析当前各种客观条件的基础上,遵照国际、国内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有关规定和经验,提出了16字保护规划总则:维护遗存,疏导新建,整饬街道,再现片段。
历史建筑遗存是街区所体现文化价值的核心,在慎密调研的基础上,划定不同建筑的风貌价值,参照建筑目前的质量状况,针对不同的建筑采取不同力度的维护措施。例如,对文物建筑做重点维护,对部分质量较差的历史建筑在不改变总风貌的情况下进行改善维护、甚至拆建,以此来维护街区的历史风貌。对于街区内将来兴建的新建筑和设施,要分两方面加以疏导。其一,只能在被拆除建筑的地段上或者在维护旧观的开发性修建项目中,做控制性修建;其二,在被拆除的地段上,修建停车空间,减轻街道的交通和停车压力,有效地疏导交通。针对原有街道体量参差、进退失据、立面杂乱的局面,必须对线性的街道加以整伤。以若干有历史意义的街道节点为整伤原点,照顾对面、左右辐射、带动全线。撷取有意义的历史片段,再现街区的历史过程。历史街区的生成,是一个长期的、具有不同历史时段的过程,各历史阶段在街区的时间坐标上都有其投影。因此,没有必要全面恢复其所谓的“最早”面貌,而应对照街区的不同历史特征和文化价值,依照实际情况和可操作性,适当截取有意义的历史片段,再现街区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
土地利用现状图
土地利用规划图
2.4 风貌整治规划
保护区性质、规划总则及实施步骤,分别从中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两方面分析建筑的保护与更新。
2.4.1 重点保护区的建筑保护与更新
东交民巷重点保护区内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和历史风貌价值较高的保护类建筑。遵照钱数“保护遗存的保护总则,区分价值的历史价值和质量状况,采取相应力度的保护措施。
在重点保护区内原则上不再新建建筑,如有必要,须经专家论证,责任规划师许可并报请规划部门批准。新建建筑应在原址上兴建,或根据史料报复已毁的有意义的历史建筑,在风格、体量、材料等方面也必须有据可依。同时严格建筑施工工艺的把关。
参照文物保护单位的做法,对各重要道路节点片段做标志牌,通过文字和实物的对照,让游人领略历史文化街区的演变过程和文化内涵。 2.4.2 建设控制区的建筑保护与更新
东交民巷建设控制区内的建筑以改善类、保留类、更新整饰类居多,局部掺杂文物类和风貌价值较高的保护类建筑,对于文物类和保护类建筑,参照重点保护区中同类建筑的维护整饬方法进行保护;
对于改善类建筑,改善其内部设施以适应新的功能,外部基本维持原貌;
对于保留类建筑,只做局部的整改,参照相关节点整饰立面,如有必要,也可根据实际决定是否拆除;
更新类建筑是较为凸显的问题,虽然质量完好,但体量的差异使其对街区风貌造成很大破获,近期多无拆除的可能,待时机成熟后拆改成体量、风格适宜的建筑。
2.4.3 街道格局
就是原有各使馆大门15处,现尚存9处,其中3处已不再使用。从历史资料和现状遗存来看,多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对街区风貌的作用非常重要。先进街区中仍然存留着一些以前的围墙,较有价值。 然而因东交民巷街区性质的特殊性,街道两侧多为高围墙和铁栏杆所围,且由保安和警卫把守,具有很强的封闭感。且街道的公共服务设施比较少,店面少且零乱,样式不一,与整条街的风貌特征相去甚远,必须依据各自的情况做全面的调整。
2.5 道路交通规划
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的需要,东交民巷历史保护区的道路系统将由目前的“一横两纵”转变为“一横三纵”的格局。鉴于此,则采取如下措施,及一条横向道路(东交民巷)承担不行为主的风貌动线,三条纵向的道路(规划路,正义路和台基厂大街)承担车行为主的交通动线,这种分别担当不同功能的分向道路系统有利于缓解历史文化保护区中街区风貌与穿越交通之间的矛盾。另外,目前个别道路的行车和停车状况较差,在交通管理的保障下,尽可能将保护区内的街道停泊车辆转移、疏导,是道路通畅。
东交民巷:现状道路路面条件较好,但缺少公共停车场,使得大部分车辆停靠在路边,一方面影响了道路的通畅,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街道景观。同时,人行道相对较窄,对达成以后景观道路的目标的需要还无法满足。因而在保持原道路红线宽度不变的情况下,适当拓宽人行道的宽度,以满足人流参观和休息的需要,缩窄后的车行道做交通管制处理,仅允许相关单位的车辆通行,及时解决目前的占道停车的问题,将车辆分散停放在各单位内部。
规划路: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在正义路与天安门广场东路之间规划有60m宽的道路,如此款的鲁夫将东交民巷一分为二,破坏了历史街区的连续性。且该规划道路区域内有部分文物建筑,是否搬迁,仍需与有关部门进一步协商解决。
正义路:由中间的休息带和两侧的道路组成,交通流量适度,五拥塞现象,环境优美舒适。在绿化中立牌标识,向游人介绍正义路的历史演进过程。
台基厂大街:依据城市总体规划,该街道需做较大的拓宽,规划的道路红线穿过圣弥厄尔天主教堂,原比利时使馆等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一些保护类建筑。应与相关部门进行协商,保证文物建筑的安全。就台基厂大街目前的交通流量,建议从交通管理着手,采取单行线的行车方式,将部分车流调整至保护区外邻近的崇文门内大街,转移交通负荷。
2.6 绿化规划
保护区整体的绿化状况普遍较好,覆盖率很高,现有保留古树242棵,其中挂牌古树88棵。对于挂牌古树应绝对保护,禁止砍伐,其他保留古树应尽量保护,如确有必要经审批后可以进行移植。鉴于街道的整体机理,应以小节点绿化和道路绿化为主,不建议做较大的集中绿化。
2.7 市政实施规划
东交民巷重点保护区中多数单位为办公机构,主要道路相对较宽,无市政管线设施难以布置的问题,市政管线设施状况良好。为体现保护区应有的历史文化氛围,需对市政设施做出详尽的控制要求,如取消电杆,电线入地,利用路灯照明改善街区夜景灯等,营造良好的建筑外部环境。
三、 规划实施建议
由于目前街区的性质定位为以机关办公为主调的高级办公区,因为会出现用地置换时所凸显的问题,如居民外迁的搬迁费等。为保证这种功能置换实现的经济型和可操作性,随着地块的调整,部分办公单位院落扩大或有个别办公单位迁入,居民的搬迁费用可以有这些单位承担,政府做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坚定立场,对于文物单位的保护持坚定的态度,与当前总体规划相冲突的地方,尽量说服相关单位,调整规划,历史建筑一旦拆除,其价值将不复存在。近年来北京拆的古建已经很多了,不要再有更多遗憾了。
我们是应该恢复仿制一些当年风格老建筑,尽量地去协调,还是切断历史,引入新的建筑风格,让新旧建筑文化同时存在呢?试想,如果原有的历史建筑粉饰一新,而新建的建筑一味地仿旧,那么后人来看待这些建筑的时候,又将怎样来解释这一段混淆的历史呢?
城市是一部建筑历史的史书,不同历史时期的建设风格和具体手段会在城市建筑形态上留下各自不同的痕迹,正如伊.沙里宁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说过:’‘„„丰富多样化的风格,是不会违反相互协调的原则的„„当人们还保持粉在形式上相互协调的意识时,这种多样化的风格就会给城市带来绚丽多姿的面貌。”
在历史地段保护中,由于多层次的保护要求,需要大量的、长期的投入。同时,相关的政府、法制和管理体制还不能跟上要求,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开发过程中,孺要开辟多渠道的灵活的资金来源,建立多元化的组织机构,充分协调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一定要站在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尊重公民的基础上,在制定的过程中要征求公众的意见,做好问卷调查,历史的保护延续不只是政府和规划工作者的工作,更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与责任。需要社会各界的每一份力量来共同完成。
【篇三】浅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流行音乐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新经济地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被誉为天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曾被授予过具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将“经济学的手搭在了地理学的大门上”,这就是西方区域经济学领域的最新进展“新经济地理理论”。1991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在随后的一系列论著中对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主要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通过无差异空间、无运输成本等严格假定,提出相应的区位理论、区域增长理论等。克鲁格曼认为,以往的主流经济学,正是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工具,才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有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新经济地理理论是将运输成本纳入到了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因为运输成本的减少会引发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问题,把这些要素融入到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与发散性问题中,就会得出不同于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观点。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他的基本观点是,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匀性是“报酬递增”的结果。现实经济生活中“报酬递增”现象广泛存在,而且可以应用到多个领域。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把一家工厂孤立地建在大荒原上,无论工厂如何做大做强,最终也逃脱不了“规模报酬递减”的命运。但是,如果我们把工厂设立在大城市里,情况就大不相同,因为城市的规模越大,一般来说工业基础就越健全。这样,无论所建工厂在原料供给上有什么新要求,在生产工艺上有什么新标准,就都可以在城市这个空间范围内得到满足。伴随着工厂的扩张和城市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会越来越高,收益也随之提高,这样就实现了“报酬递增”。克鲁格曼认为这才是把握住了现代国际贸易的核心。
克鲁格曼运用了一个简单的“核心-外围”模型,分析一个国家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这个模型中,处于中心或核心的是制造业地区,外围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交通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在资源不可流动的假设下,生产总是聚集在最大的市场,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并取得递增报酬。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地理集中的形成是某种力量积累的历史过程。中心外围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预测一个经济体中经济地理模式的渐进化过程:初始状态时,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可能有某种优势,它对另一地区的特定厂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导致这些厂商生产区位的改变,一旦某个区位形成行业的地理集中,则该地区的聚集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并获得地区垄断竞争优势。
克鲁格曼还进一步详细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他肯定了早期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思想,认为这是经济活动在地理位置上趋向集中。在此基础上,克鲁格曼又重新诠释了马歇尔的观点,认为产业地方化现象有三个原因: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它们都产生了来自于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
第一,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在同一个地方,来自同一行业众多企业的集聚力量,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这个蓄水池的不断扩大,可以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加上规模经济的作用,报酬递增的效应便出现了。
第二,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在某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并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
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这种生产中心规模越来越大,就会吸引更多有效率的供应商。
第三,技术的“外溢”效应。假设有关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某地区内部比其它地区更容易流动和获得,那么相对于远离该地区的企业来说,集聚在该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附2.溢出(Spillover)的本意是过满而流出,在自然学科中通常有渗漏、扩散的含意,如用于描述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之类的现象,即污染物借助一定的界质在一定动力推动下从污染源向其周围运动扩散的过程。
在经济学中,溢出被用于特指活动外部性,它被用于描述一个主体的行为对其它福利的影响,而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补偿(Mankiw 2002)溢出有正的外部性,也有负的外部性。
知识溢出是无形的,但是它会在某一个区域中体现。王铮,马翠芳,王莹等(2003)认为知识溢出是指区域之间通过信息交流而获取R&D成果,区域间相互学习,相互“沾光”带来经济增长。知识溢出一般不给知识的创造者以补偿,或给予的补偿小于R&D成果的价值。结果,R&D成果为越来越多的区域资本所利用。
目录
第一章 决策心理学概论一、决策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二、决策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三、决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四、决策心理学的发展历程第二章 标准化决策理论一、标准化决策理论的基石二、最大期望效用理论三、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四、标准化决策理论简评第三章 描述性决策理论一、有限理性二、前景理论三、齐当别模型 四、描述性决策理论简评第四章 启发式与偏差一、代表性启发式二、易得性启发式三、锚定与调整启发式第五章 决策陷阱一、虚假确定效应二、框架效应三、心理账户四、成本沉没效应五、过度自信六、禀赋效应七、比率偏见效应第六章 快速节俭启发式一、生态理性二、快速节俭启发式三、进化论决策理论简评第七章 情绪与决策一、情绪与认知的关系二、情绪与决策的关系三、情绪的生态理性第八章 直觉与决策一、直觉的性质与作用二、直觉决策三、直觉决策理论第九章 决策风格一、决策风格及其影响因素二、决策风格的分类三、纳特的决策风格理论第十章 群体决策一、群体决策概述二、群体择案规则三、群体决策模式四、群体决策的影响因素五、群体决策偏差参考文献
【篇四】浅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流行音乐
21世纪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状况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工作学习的任务加重,而我们的眼睛就首当其冲——看书,查资料,上网,聊天等都需要眼睛不停地工作,甚至是吃饭时眼睛都不能休息。这也是现在的眼镜行业这么红火的原因,我们的眼睛实在是太累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音乐来帮助我们排解,放松,休息的时候闭上眼睛,让一段优美的音乐萦绕在耳畔,顿时就会感觉压力一下子消失,走进了一个美妙的世界,倍感身心舒畅。
音乐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快乐的时候可以听音乐,悲伤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可以说,音乐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普遍的大众所聆听的音乐正是流行音乐,顾名思义,它是流行的,符合大众口味的。流行音乐产生这么久,从过去到现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二十一世纪的流行音乐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趋势:
一、商业化与大众化的发展模式
不管是走在大街小巷,还是在家里打开电视、电脑,我们很容易发现音乐真的是无处不在,而且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与商业活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也就是说,二十一世纪,音乐更趋向于商业化的发展模式。
自从陶喆等人带给我们R&B之后,很多歌手比如胡彦斌等等都朝着这方面发展,写出来的歌都是这种感觉的。他们是明智的,他们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懂得迎合市场,于是他们就成了各大颁奖典礼的常客,尝到了走商业化路线的甜头。当然,我不否认他们的音乐,也是非常认真地完成了一首首歌曲,只是这些歌曲的产生有一部分原因是迎合市场需要。
音乐的商业化要符合大众的口味,这无可厚非,然而有些网络歌曲实在是有迎合低级趣味的嫌疑,比如《错错错》、《如果没有他你还爱我吗》等等,实在是起不到音乐最起码的陶冶人情操的作用。
二、主题单一化
现在流行乐坛不管东西方,很普遍的一个音乐主题就是爱情,像中文的有梁静茹的《勇气》、《会呼吸的痛》,王力宏的《依然爱你》,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等,英文的有Taylor Swift的《the story of us》、《haunted》,艾薇儿的《my happy ending》、《the best damn thing》等。充斥在耳际的歌曲大部分只一有一个主题——爱情,其他的主题的不是没有,一方面知名的不多,另一方面都是一些较老的歌曲,近年来出现的很少。而且有些歌曲不是那种令人神往的完美的纯洁爱情,总是在讲失恋,被欺骗了,又或者抱怨。
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就是,有些音乐本身并不难听,但是个人觉得,是因为加上一些烂俗的歌词,才使得音乐完全变成一种低级的娱乐消遣工具,尤其见诸于一些口水歌,比如现在可以经常听到的《爱情买卖》。虽然很多人都在吐嘈,但是大家去KTV还是会听到很多人唱,往往能很好地调动气氛。
三、流行音乐的个性化与全球化
在当今的乐坛,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有自己的个性,否则就算唱得再好也不会被观众记住。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周杰伦,几年前他以一首《双节棍》红遍全中国,虽然因为吐词不清,倍受争议,但是因为个性十足,吸引无数粉丝的追捧。我想,在千篇一律的流行音乐中突然听到一首很有个性的歌一定会很惊喜,于是这些歌曲就很容易跳出来,很容易让人记住。
流行音乐中个性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融入中国的元素。旋律,歌词包括MV都呈现出中国风。像京剧、昆剧等等都在歌曲中出现,其中有王力宏的《在梅边》、陈升的《北京一夜》,周杰伦的《青花瓷》、《菊花台》、《霍元甲》,李宇春的《少年中国》,吴克群的《将军令》等。这些歌曲的中加入的中国元素,不仅能打动中国人,而且还能让其他国家的人见识一下中国民族特色在音乐中呈现的美感。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然后发现是翻唱的。很多中文歌曲就是翻唱的国外某些歌,比如张韶涵的《寓言》就是旋律就是来自古老的圣诞颂歌《god rest you merry gent》,还有某年出现在春晚的《吉祥三宝》也是翻唱了法国的《蝴蝶》。中国的歌也有被国外歌手所翻唱,像《Take me to your heart》就是翻唱张学友的《吻别》,这种翻唱有利于大众音乐的全球化交流,使得经典的一些歌在其他国家也能流行起来。
【篇五】浅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流行音乐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肝脏大手术无人敢做,相关书籍也写得非常简单,难以解决临床问题。吴孟超与方之扬医生一起废寝忘食将美国人编的《肝脏外科入门》一书翻译出版,成为进军肝胆外科学的“热身赛”。
治疗肝脏疾病从哪里突破?当然得从解剖学入手。肝分左右两叶,过去不少人一直人云亦云,吴孟超却非要亲自看看,直接触摸。那时,吴孟超小组为了制作肝脏腐蚀标本,曾尝试用塑料、X光胶片等作填充材料,但都不理想。中国乒乓球队容国团获得世界冠军的消息启发了苦思冥想中的吴孟超,他创造性地将乒乓球溶解后注入肝脏血管,定型居然成功了!大小血管纵横交织成的完整肝脏构架如同美丽的珊瑚。1959年4月,吴孟超小组制成了中国第一具能满足科研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预示着他们在突破禁区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开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
中国是乙肝和肝癌高发区,由于无法手术治疗,许多肝癌病人只能等死。掌握肝脏解剖学后,吴孟超知道了肝有一定的分叶,每一肝叶有相关的动脉、静脉和肝管的支配,按肝的分叶切除,理论上不会出现过多并发症;
也明白了在上世纪60年代初实施的规则性手术切除是肝癌获得根治的唯一希望。
过去经典的切肝法是在低温麻醉下进行的,就是先将病人全身麻醉,再把病人浸泡在冰水中,待病人体温降至35℃以下,才开始做手术。这种方法不仅费力费时,看上去悲惨,病人还往往会有并发症。吴孟超在人性化理念的驱动下,首先在动物身上开创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常温下无血切肝法”的实验,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终于在1960年3月1日,在常温下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
禁区打破以后,吴孟超于1962年完成了“肝叶切除术后代谢改变的研究”课题,降低了并发症,提高了手术疗效。1963年夏,他又和同事们成功地为一名患者实施了中肝叶切除术,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这标志着中国肝脏外科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
“说我胆子大敢闯禁区,其实在手术上我一向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的。”吴孟超表示,他之所以敢做肝中叶切除术,说到底是有了过硬的解剖理论与实践,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将裘法祖老师的教诲装在心里,为将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可以不顾个人的荣辱得失。他每每向学生强调:“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他每次接诊,都与病人聊聊家常,拉近与病人的距离。冬天查房,他总是先把自己的手捂热,再去触摸病人的身体,还常常用额头去感觉病人的体温。做完检查,他也不忘顺手为病人拉好衣服,掖好被角,摆好床下的鞋子。每年大年初一,吴孟超都早早地来到病房,给住院病人一一拜年,送上新春的第一声祝福。他还在医院里定下规矩:在确保诊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用便宜的药,尽量减少重复检查。
很多人觉得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吴孟超事业的顶峰了,可这位身板硬朗的老人丝毫不肯停步,又联合汤钊猷、顾建人、王红阳、杨胜利、闻玉梅、郑树森等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发病机理与防治”的建议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目前,他正在领导建设“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他说,过去的自己是一个实践者,现在的自己更是一个肝脏外科未来事业的“搭台人”,而他的同行们则敬佩地称他为“无影灯下的常青树”。(陈怡 编辑:陶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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