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测度、跨区比较与结构分解

袁艺 张文彬

摘 要：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之后的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最终目标。首先将经典的可行能力理论与中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实践相结合，构建包含功能和能力两个维度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其次分地区、分层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N”形波动;功能水平波动幅度小但区域差异大，能力水平波动幅度大但区域差异小;整体上能力水平高于功能水平。最后进一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结构分解，探究不同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效应。结果显示，经济效应的正向驱动力最强而社会效应的负向驱动作用最强。

关键词：可行能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结构分解;共同富裕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要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重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共同富裕正式由理念目标迈入现实要求（万海远、陈基平，2021）。共同富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实现途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的高质量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工作的中心。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共同富裕的实现为目标，现阶段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基于共同富裕视角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共同富裕的主体是人民，人民福利水平提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表现，而现阶段对居民福利研究最经典的理论方法之一就是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测度方法。基于此，本文将可行能力理论与十八大以来的“五位一体”战略实践相结合，以人的可行能力水平表征共同富裕视角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一个新的视角研判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实际上该指标体系也是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一个重要借鉴和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在2000年之前中国经济更加重视数量型增长，核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增长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在2000年之后“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在关注经济增长和经济富裕的同时，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环境、医疗与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多维发展和多维富裕。同时，在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也由之前的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乃至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这是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内涵和方式的最新理论拓展，也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熱点。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解读，包括经济学理论（任保平，2018;金碚，2018）、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刘志彪，2018）、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金碚，2018）、新发展理念（马茹等，2019）、创新和效率提高（逄锦聚等，2019）等。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主要包括单一指标度量和综合指标度量两种方法，前者主要采用人均GDP（廖祖君和王理，2019）、技术进步贡献率（徐现祥等，2018）、全要素生产率（刘志彪和凌永辉，2020）、福利生态强度（肖周燕，2019）等，但单一指标不能科学全面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水平（简新华和聂长飞，2020），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特性（金碚，2018）。多维评价方面，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提出了多种测度指标体系，其中以基于“五位一体”战略、新发展理念以及经济规模、结构、效率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最丰富。但现阶段的多维指标仍以反映速度和总量、发展水平和经济建设、传统发展模式的居多，相对缺少对质量和效益、人民群众可观可感以及共同富裕水平的反映，特别是基于微观居民视角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空白（金培，2018）。

在经济社会发展初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增长能够极大地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即经济增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耦合，二者具有一致性，早期福利经济学家也将国民收入和财富作为衡量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Nordhaus等，1973;彭华民，2011;蒲德祥、傅红春，2016），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此时单一收入水平已不符合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度量（Costanza等，2009;Stiglitz等，2010）。Mlachila等（2017）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指数（QGI），该指数考虑了增长的基本方面和社会成果，认为高质量的增长不仅是增长率的提高，还需注意提升社会福利。陈川和许伟（2020）认为更加突出以人为中心，强调全面满足人民物质财富的“客观获得”和提升基于价值判断的“主观感知”的主客观层面多维度与多层次融合的发展才是高质量发展。

阿玛蒂亚·森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将伦理、道德与价值判断等非经济因素引入到福利评价中，从“功能”与“能力”两个维度分析多维脱贫和福利水平。“功能”是指一个人认为有价值的或已达到的生活状态和成就，而“能力”则表示此人实现功能的机会条件与自由（Sen，1992）。随着1998年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行能力成为福利经济学新时期多维福利测度的重要理论之一，为衡量人的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包容性的价值标准和依据，得到国内外的普遍认同（Ballon ，2013;王圣云等，2018;姚进忠，2018）。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和根本目标就是共同富裕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而人全面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的理念与阿玛蒂亚·森为研究脱贫和社会福利问题而提出的可行能力理念相一致。在此认知背景下，本文将经典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和我国战略实践（“五位一体”战略）相结合，引入到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中，以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即可行能力提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测度和研判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研究主要边际贡献包括两方面：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与中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实践相结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满足最终政策效应评价需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拓展现阶段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内涵和研究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共同富裕的测度和评价提供了借鉴;二是采用Kaya恒等式与LMDI因素分解法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效应进行结构分解，分析不同效应的驱动作用，以分析基于微观主体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可行能力理论与我国“五位一体”整体布局的实践相结合，从“功能”与“能力”两个层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维度，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和政策效应评价需要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五个维度的指标选取方面，经济维度选取收入、消费、投资三个方面;政治维度选取民主自由、安全、法治三个方面;文化维度选取文娱、教育、技术三个方面;社会维度选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基础设施四个方面;生态文明维度选取污染、生态两个方面。每个方面的指标又都包含功能性指标和能力指标两类，总共54个可观测指标。详细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法律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等。

（二）研究方法

1.数据处理

由于功能与能力指标的度量标准、单位与符号等方面存在差异性，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处理后的数据分布在[0，1]之间，为避免0和1影响后续计算，使用0.00001和0.99999近似代替0和1。熵值法能够有效地反映出各可观测指标信息熵的效用价值，据此得到的指标权重也具有更高的可信度（郝辑、张少杰，2021）。本文参考张文彬等（2020）、郝辑和张少杰（2021）等学者的研究思路，采用分别计算各指标年度权重的方法进行确权。在确定指标权重之后，将无量纲化后的指标与其权重相乘，计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能水平与能力水平，并进一步将功能与能力二者权重设定为1/2，加权汇总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限于篇幅，具体计算方法省略。。

2.Kaya恒等式分解

Kaya恒等式最初由日本学者Kaya在1989年的IPCC会议中提出，该式将碳排放分解为经济、社会、能源等宏观因子，揭示了经济、社会、能源等宏观因素对于碳排放的影响程度（袁路、潘家华，2013）。本文将Kaya恒等式引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效应分解中，以便更好地识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变化的驱动效应，并参考王圣云和姜婧（2020）的方法将Kaya公式拓展如下：

WDI=GDP·GDPEEF·WDIGDP·EEFGDP=Gi·Ci·Si·Ei（1）

式（1）中GDP表示人均经济指数，EEF表示人均能源足迹指数，WDI表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相较于碳排放，能源足迹将所有能源消耗通过热值与足迹转换系数统一转化为能源足迹面积，能够更为准确、全面地反映能源消耗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环境压力程度。参考张文彬和郝佳馨（2020）的方法选取煤（煤炭、焦炭）、石油（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和电力数据测度全国各省份的能源足迹。

本文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解为四个效应：经济效应（Gi）=GDP，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反映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技术效应（Ci）=GDP/EEF，表示单位能源足迹带来的经济产出，反映能源利用效率和相应的技术水平;社会效应（Si）=WDI/GDP，表示单位经济增长对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反映社会发展绩效;生态效应（Ei）=EEF/GDP，表示单位经济产出所需的能源足迹，反映能源足迹强度和生态效率。

3.LMDI因素分解法

对数平均迪式指数法（LMDI）由Ang提出，相较于传统的算数平均迪式指数法（AMDI）具有满足因子反转检验、无残差项、具有收敛性等优点。LMDI因素分解主要分为加法与乘法两类（Ang B. W.，2004），本文选取应用更普遍的加和形式LMDI分解。基期与第t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变化的总效应ΔWDI可分解为经济效应（Geff）、技术效应（Ceff）、社会效应（Seff）与生态效应（Eeff）四种。若Geff、Ceff、Seff、Eeff为正值，则表示相应的效应变化促进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正向驱动效应;反之，则具有负向驱动效应。具体公式如下：

ΔWDI=WDIt-WDI0=Geff+Ceff+Seff+Eeff（2）

Geff=∑（WDIti-WDI0i）（lnWDIti-lnWDI0i）·lnGtiG0i（3）

eff=∑（WDIti-WDI0i）（lnWDIti-lnWDI0i）·lnCtiC0i（4）

Seff=∑（WDIti-WDI0i）（lnWDIti-lnWDI0i）·lnStiS0i（5）

Eeff=∑（WDIti-WDI0i）（lnWDIti-lnWDI0i）·lnEtiE0i（6）

三、中國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及分析

（一）整体水平分析

根据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各指标的权重水平，对2007～2019年除港澳台和西藏外的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可行能力视角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进一步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报告中划分的八大综合经济区，将研究样本分为8个区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限于篇幅文中只展示个别年份数据，感兴趣的请与作者联系。。

从全国均值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呈升-降-升的“N”形波动趋势。一方面均值水平提升反映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渐提升;另一方面均值的波动性趋势也体现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与不稳定性。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部分传统工业企业面临转型的“阵痛”，据2018年《中国经济时报》中的数据显示，2010年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为15.70%，部分传统行业最高达24.80%;而在2017年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仅为6.70%，且大部分传统行业增速都低于0，部分工业企业的兼并重组或许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可行能力的提升，也影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2018年随着个税起征点上调、抗癌药品价格下降、取消流量“漫游”费等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这些举措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居民可行能力水平的提升。

从地区差异看，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发展不均衡，存在明显的分层现象。具体来看，东部、北部与南部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始終保持在0.3524以上，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先富地区”，其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发展具有一定优势;长江中游、黄河中游、东北以及西南地区次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介于0.3080～0.3562之间;大西北地区的水平最低，测度期内均值仅为0.2725。大西北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地区发展较为缓慢，但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西部地区居民可行能力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增速加快，2015年之后年均增速为2.18%，2018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比增长了5.37%。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拓宽了当地农牧民收入来源渠道，据2018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西部地区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1.37亿亩，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随着2020年《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的颁布和实施，西部地区尤其是大西北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将有更深层次的提升与改善。

（二）功能水平与能力水平比较分析

进一步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能水平和能力水平变动情况，如表3、图1和图2所示。从全国均值来看，第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能水平发展较平稳，整体呈波动中上升趋势，波动范围在0.3077与0.3375之间。功能水平衡量的是已实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一方面，功能指数的增长表明现实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另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同时人们的各项需求标准也逐渐提高，个别年份功能指数的波动下降则反映出人民多样性的美好生活需求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没有得到相对满足，这也与我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的科学判断相符。第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与整体水平相似，基本呈现不规则的“N”形波动趋势，波动范围在0.3404与0.3912之间。能力水平衡量的是潜在的或可行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能力指数的上升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供选择的自由增加，从社会发展规律而言，能力水平是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提高的，能力指数的下降表明，虽然可选择的自由增加，但这些可选择的自由相对于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言是降低的。此外，与以往学者（杨爱婷、宋德勇，2012）研究中能力水平低于功能水平不同的是，本文测量结果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均值高于功能水平均值，且二者存在一定差距，这反映出潜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大于目前实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较大，高于已经实现水平，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

从八大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水平和能力水平变动来看，部分地区功能水平区域间差距较大，但地区自身的功能水平波动较为平稳;各地区能力水平区域间差异较小，但地区自身的能力水平波动幅度却相对较大;区域自身功能水平与能力水平发展不协调。具体来看，功能水平最高的地区分别是东部沿海地区（0.5106～0.5435）、北部沿海地区（0.3926～0.4337）和南部沿海地区（0.3473～0.3985），功能水平最低的地区是大西北地区（0.1429～0.1652），其余地区的功能水平与全国均值水平较为相近;能力水平区域发展却与功能水平相反，能力水平最高的地区分别是西南地区（0.3756～0.4328）、大西北地区（0.3586～0.4211）以及南部沿海地区（0.3435～0.4263），能力水平最低的是东北地区（0.2746～0.3593）与东部沿海地区（0.2861～0.3615），其余地区的能力水平与全国均值水平较为相似。

本文认为不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能水平与能力水平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与地区的经济基础有关。沿海地区属于我国早期对外开放的地区，贸易发达，科技发展相对较快，经济基础较好，已经实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表现为其功能水平相对较高，但在已有的相对较高水平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本大而成效缓慢，这也造成了如东部沿海、北部沿海等区域的功能水平高但能力水平较低的现象出现。第二，与国家政策有关。大西北与西南地区发展较落后，但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大西北、西南与黄河中游等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社会发展潜力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提高，因此其功能水平低而能力水平高。第三，与区域内临近省份影响效应有关。北部沿海地区能力水平相对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天津的能力水平低，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发展都较为突出，因此北京地区的功能与能力都相对较强。但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显著的“虹吸效应”，周边地区（如天津）的人、财、物等优质资源纷纷流向北京，周围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水平增长缓慢，且与北京的差距不断拉大，这也是影响北部沿海地区能力水平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驱动效应分析

进一步识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变化的驱动因素，探究不同因素的驱动效应，有利于揭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与内在规律。本部分采用Kaya恒等式及LMDI因素分解模型对2007-2019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驱动效应进行分解，结果如图3和表3所示。

（一）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驱动效应分析

由图3可以看出，整體上经济效应与技术效应对于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社会效应与生态效应则呈现负向驱动效应。具体来看，经济效应在测度期间对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正向驱动效应最高，其均值为0.2715，且随着时间推移而呈下降趋势。这一方面表明现阶段经济总量的增长仍然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主要驱动力，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在逐渐减弱，随着人们物质财富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需求向更高层次、更多维度转变，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都在增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单一的经济增长的贡献。

技术效应在测度期间均值为0.0218，略低于经济效应的0.0272，且自2012年后技术效应指数不断追赶经济效应，在个别年份甚至超过经济效应指数，这表明技术的进步加快了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技术创新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同样也是多维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构建完善的创新驱动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居民可行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之一。

生态效应在测度期间除2010-2011年外其余均为负值，其均值为-0.0145，人均能源足迹由2007年的1.4983ha/人增长至2019年的2.3343ha/人，增长了55.80%，这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带来的生态压力不断增加，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了负向驱动效应，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生态文明战略、美丽中国建设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境，但生态环境根本性改变仍然任重道远，构建清洁高效、绿色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迫在眉睫。

社会效应在测度期间内均值为-0.0303，其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负向驱动效应最大，在2007-2019年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8.19%，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0.15%，这表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仅不能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良好的贡献，反而不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有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规模经济红利的降低，高房价、高拥挤以及公共服务资源紧张等方面的问题愈加突出，且当前在教育、社会保障与医疗卫生等方面投资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段巍等，2020;王圣云、姜婧，2020）。因此进一步解决全社会关注的高房价、就医难、上学难问题，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居民可行能力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二）八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驱动效应分析

不同效应对八大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驱动作用如表3所示，下面以2007-2013年、2014-2019年以及2007-2019年进行划分并进行具体分析。

经济效应：整体上在2007-2019年间八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变化的经济效应均大于零且呈下降趋势，其中西南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的驱动效应最强，分别为1.8574和1.5296，表明经济增长对八大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具有较显著的正向驱动力。分阶段来看，2007-2013年，八大地区的经济效应普遍较强，西南地区的经济驱动力已达到1.1955，而该阶段经济效应驱动力相对较弱的东部沿海地区也超过了0.50;在2014-2019年，八大地区经济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驱动力明显减弱，其中东北地区下降幅度最大，相较于2007-2013年下降了68.44%。反映出经济增长在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驱动效应在逐渐减弱，这与整体上经济驱动影响逐渐减弱的趋势相同。

技术效应：整体上在2007-2019年间，八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技术效应为正且出现明显的分层现象，西南地区、北部沿海、长江中游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技术驱动效应较强，黄河中游、南部沿海以及东北地区次之，大西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技术效应驱动力最弱。分阶段来看，在2007-2013年技术效应驱动力最强的是北部沿海地区，为0.6623，而大西北地区最弱，其技术效应不足北部沿海地区的十分之一;在2014-2019年，东部沿海、西南与大西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技术效应呈增长趋势，其余地区皆为下降趋势，其中大西北地区的技术驱动力最弱，为0.1874，而西南地区的技术驱动力最强，是大西北地区的4.06倍。表现出不同地区技术效应驱动力的显著差异，不断增强大西北地区的科技发展和技术水平是提升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一环。

社会效应：整体上在2007-2019年间，八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社会效应都为负值且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社会效应的区域间差异不断缩小，体现社会效应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抑制作用，而该抑制效应逐渐减弱。分阶段看，2007-2013年间西南地区、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抑制作用较强，西南地区达到了-1.0047;2014-2019年间西南地区的社会效应抑制作用仍最为显著，且西南地区与大西北地区的社会效应缓解幅度最小。原因可能在于西南地区与大西北地区的社会基础设施与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基础较差，而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并非一蹴而就，部分政策措施的成效存在时滞，使得西南地区与大西北地区的社会效应未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未来仍需不断增强西南与大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建设。

生态效应：整体上在2007-2019年间，八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生态效应均为负且大多数地区呈现较明显的负向减弱趋势，表现出生态效应抑制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但抑制程度有所减弱。分阶段看，2007-2013年间北部沿海、长江中游与西南地区的生态效应抑制作用较强，2014-2019年间西南地区与大西北地区的生态效应抑制程度进一步加深，而其余大部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生态抑制程度都有所好转，尤其是北部沿海地区相较于2007-2019年的生态负向效应减弱了44.24%，这可能与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自然环境较为脆弱而能源资源较为丰富的地理特征相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能源消耗，而合理配置能源资源，转变发展方式与发展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缓解生态抑制效应，促进西南地区与大西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的重要内容。随着202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颁布，我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将迈入新阶段，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与绿色生活等方面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八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生态效应将会逐渐改善。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综合可行能力理论与中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践，构建包含功能维度和能力维度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07-2019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全国八大地区以及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能水平与能力水平的差异进行具体分析，最后采用Kaya恒等式以及LMDI因素分解法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效应进行具体分解，对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科学研判。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升-降-升的“N”形波动趋势，各地区功能水平波动幅度小但区域间差异大，各地区能力水平波动幅度大但区域间差异小，整体上能力水平高于功能水平。这显示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与功能水平发展的不均衡与不同步性，也反映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潜力要大于目前实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应进一步深挖经济高质量发展潜力。第二，经济效应与技术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正向驱动作用，生态效应与社会效应则具有抑制作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效应的驱动作用与生态、社会效应的抑制作用均有所减弱，但技术效应的正向驱动作用愈发增强。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第一，调整优化中央政府财政政策措施，协同推进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居民可行能力提升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已从要素数量和经济增长速度转变为要素质量和经济发展质量，再到全面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增强国力，改善民生福祉，提升居民可行能力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低能力”增长所导致的风险累积，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公平更容易触动人们的敏感区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满足人民层次多样化的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经济增长才真正有实际意义，也才具备社会发展的持续驱动力和内在稳定性，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具体来说：一是中央政府要从全局角度出发，加强中长期统筹规划，明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并出台具体的战略实施步骤，提高政策制定的连续性与有效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居民可行能力和共同富裕三者的稳健协同提升。二是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公平均等化，公民权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道德基础，要切实从公民的角度出发，坚持和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制度，给予人们更多平等的机会与自由发展权利。三是加强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政策支持，明确部分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短板，有针对性地采取税收减免、专项拨款、特殊因素补助等形式推动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向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第二，注重区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能与能力水平差异，加强区域内协调稳定发展。提高功能发展水平就是提升人民当前生活状态，物质水平要提升，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要不断丰富;提高能力发展水平主要是提升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增加能力供给，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推动物质水平与精神文化相协调，将“物质”与“精神”彼此嵌入，把精神文化融入物质财富，让物质财富升华精神文化，真正实现物质与精神相统一。促进功能发展与能力期望相适应，以功能发展提升能力期望，用能力引领功能发展，做到五位一体均衡发展。具体来说：一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促进从生产到消费各领域、全过程减污降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扭转区域内生态环境的抑制作用，增强其正向驱动效应。二是重视第三次分配发展，增强区域社会驱动力。作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有益补充，第三次分配鼓励高收入群体主动投入慈善与民众救助等事业中，具有较强公益性与自愿性，通过加强区域内公益慈善组织与活动的监督机制，促进地区第三次分配的合理专业发展，切实缩小区域内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解决好公平与效率问题，推进全面发展迈入新台阶。三是因地制宜推动地区文化发展，区域内地方政府要结合地区发展实际，出台相应的文化发展配套措施，增强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能力，同时鼓励支持民间力量参与地区文化事业传播与发展，在借助区域优势的基础上深度整合地区资源，推动文化事业形成多领域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促进各地区功能与能力水平的提升。

第三，基于区域差异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强强联合”和“以强带弱”方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本文实证表明，不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能水平与能力水平提升的重点各不相同，而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国家政策等因素使得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不仅对于促进区域协同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同时也对于“蛋糕”做大后合理分配，以促进我国共同富裕和全面协调发展的实现意义非凡。具体来说：一是积极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先进经验、技术、知识向西部地区扩散，辐射带动西南地区、大西北地区发展结构优化，促进其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先富带动后富。二是持续提升东北地区企业改革质量，提升开放水平，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激发东北地区的市场活力，提升地区产品竞争力，促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并进一步带动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进一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形成区域内联动机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合理配置资源并优化空间结构，增强创新发展动力，以形成互联互通、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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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Measurement， Cross Regional Comparison and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Yuan Yi1 and Zhang Wenbin2

（1. School of Business，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 School of Economics，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are not only the focus of the CPC and the government work in the new era after the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ve changed in China， but als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and ultimate goal of th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Firstly，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lassical feasible capability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Five-point Strategy layout in China， and constructs a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that includes functions and capabilities. And secondly， this paper divides regions and dimensions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level of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presents an ‘N’ type fluctuation. The fluctuation range of function level is small whi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gions is large， and the fluctuation range of capability level is large whi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gions is small. On the whole， the capability level is higher than function level. Then， the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driv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effects is the strongest while the negativ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effects is the strongest.

Key Words：feasible capability;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common prosperity

責任编辑 郝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