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爱与自由的变奏

陈昶

杨庆祥对于历史的理解，曾在同龄人里引起不小的共鸣。正如他在诗集《世界等于零》的后记中所写：“在我这样一个个体身上，不仅活着屈原、杜甫、李白、普希金、叶赛宁的经验，同时也继承着人类的‘共同基因’。”他借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括这种历史观。我认为这样的感悟尽管在不同个体身上表现得千差万别，然而却无一不是大历史和小历史的共鸣，无时无刻不把我们从个体自由的幻想中抽离出来，在我们身上刻下命定的印记。这就是八零后的中年境况，杨庆祥率先来到他的四十岁，因此读他的诗歌，颇有预览我们即将到来的不惑之年那种意味。

不得不说，进入“中年写作”的诗人杨庆祥，他的诗歌风格丝毫没有显示出因成熟所带来的技术感，反而流露出一丝难能可贵的少年心迹。大历史不经意间和诗人的小历史巧妙地达成了契合。杨庆祥对于“零”的解读让我想起了骆一禾，这个“零”的图像仿佛时间之圆，在骆一禾不长的诗歌生涯里，构成了他的核心意象以及时间诗学的主体。也许不是巧合，杨庆祥所钟爱的词语，包括“君父”“班玛斯德”“美人”“菩萨”“大首领”“王”等象征彼岸世界大全一体者的“圣”词，以及用来烘托理想主义氛围的“雪”“冰”“蓝”“荷”“月”等“洁”词在内，都与骆一禾那一代诗人之间构成内在的关系。杨庆祥的短章截句尤其突出，彰显出强大的艺术张力，一个“截”字就表明诗人对于作品的锤炼，这种“炼”词的尝试又使我们想起“镜中”时期的张枣。

楊庆祥诗歌的大量主题关乎“爱”。正如他以学者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诗歌世界时，谈到了对话结构，他的诗歌建筑必不可少的支撑就是那个几乎无处不在的“你”，也就是对话的另一方。这个“你”有时候是诗人想象中的自我分身，有时则是作为读者的“世界”，尽管诗人说“世界等于零”，但这个零并非空无一人，而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所留下的空白之地。无论是诗人自身的一个人格，还是广泛的他者，这个“你”都是以爱人的形象出现，“你”无疑代表着“我”命中注定的补全者，“你”与“我”正好构成有着圆形图像的“零”。诗人所说的全人类的经验，浓缩成为这样一个“你”，以爱的方式影响着我，从而在我身上留下时代的烙印。因为“你”的存在，“我”并不自由，甚至“我”连成为自己的机会都失去了，“我”甚至成为一个陌生的他者。于是“爱”与“自由”便构成了杨庆祥诗歌两个永恒的主题，这与其说是对于杨庆祥诗歌的二元论解读，不如说是“爱”的一元论。因为“自由”是从“爱”之中派生而来，没有了“爱”，也就无所谓“自由”。

杨庆祥有《饮冰》十首，此外还有许多处“饮冰”之语。譬如“饮冰——在纸鹤坠落的深渊”，这句诗可以视作他整个诗歌体系的元语言，因为他曾说诗歌的灵感源自“深渊”，那便是从零到零的起点，而“纸鹤”这个不常见的表达，实则包含着双重寓意：一方面“鹤”象征向上飞行的姿态，仿佛是挣脱深渊的引力;另一方面“纸”又将这种向上的反抗力化为乌有，它的现实形态令人感到绝望而窒息，掉落深渊正是它的宿命。诗人将这样的两难境地形容为“饮冰”，可见这一词语的重要程度。其实不难理解，所谓“十年饮冰，难凉热血”，诗人都是有着一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否则难以捕捉到灵感之狐，并以合适的诗句表现出来;杨庆祥的“饮冰”正是对理想的锤炼，理想与现实就像“纸鹤”的两个面相，一边是无限上升的理想张力，另一边则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片纸余心。

如果说这句诗如同神来之笔，那么诗人对它的修改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在这首《我拥有的》后半阙，诗集付梓之时上述诗句被改成了“君父——在不能说出的深渊”。“不能说出”这一表达方式太理性了，有点像叶芝在《随时间而来的智慧》所用的笔法，更像维特根斯坦的“不能说的，只能不说”，诗人收起了“纸鹤”之喻，也选择了对“饮冰”生涯的缄默。只有在这里，我们真正领会了杨庆祥诗歌的那些变化，变得神秘，变得虔敬，一切理想与现实的对抗，都化作对于“君父”的信仰。这诚然是一代人的选择，亦是时代对于同代人的宣言。

本栏责任编辑 田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