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勃、李贺文学中道家思想的不同

贾欣如

（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包头014010）

（一）王、李二人的生活经历

王勃作为初唐四杰中名气最大的作家，他的诗文气度宏大，情调昂扬，对“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进行了拗救，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当时文坛上的风气。其生活经历主要在《旧唐书 王勃传》中有所载：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司情英迈，与兄，才藻相类。勃年末及冠，应幽素举及第。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

李贺处于中唐时期，严羽曾在著作《沧浪诗话》中评价他说：“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由此可见，他的诗文多呈瑰丽奇绝之风，诗作风格自有其独到之处。其生平经历在《唐才子传》中载称：

“贺，字长吉，郑王之孙也。七岁能辞章，名动京邑。……忽疾笃，恍惚昼见人绯衣驾赤虬腾下，持一版书，若太古雷文，曰：’上帝新作白玉楼成，立召君作记也。’贺叩头辞，谓母老病，其人曰：’天上比人间差乐，不苦也。’居倾，窗中勃勃烟气，闻车声甚速，遂绝。死时才二十七，莫不怜之。”

（二）王、李二人的文学创作

王、李二人都是唐王朝时期少年得志，但却才高而位卑的代表，同样也是富有才华却不幸早逝的代表。二人的诗文创作风格的演变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及作者个人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联性。

王勃年少扬名，早期诗风意气风发，多豪放慷慨之作。这应当是由于在初唐时期，政治开明，社会渐趋安稳，为诗人提供了一种相对安宁的创作环境。从其诗文中可以观察到，他前期思想受到儒家观念的影响较多，多存有积极入世，渴望报效国家的心态，如其骈文《上百里昌言疏》“诚宜灰身粉骨，以谢君父”便体现有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后期因遭遇贬斥，思想开始由儒家积极入世转变为受道家思想影响下的“无为”观念较多，作品内容也多隐逸避世之思。

总体来看，他的诗作往往随心而发、随感而发，诗文形式上颇为注重辞藻的华美，但却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才情的自然流露。

李贺同样也是年少聪颖的代表，因其心中常以李唐皇室子孙自居，故儒家入世思想在他前期的诗作中常有所体现，如作品《南园其五》“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壮志凌云，慷慨激昂地抒发报国之念。但由于父名触讳不能应试从而不第不达，心中倍感压抑，中后期诗作也带有道家出世的思想。在李贺的诗文中，辞藻也较为华丽，但却有刻意为之反复推敲后最终裁定的嫌疑，并不同于王勃的自然流露。他这般重视辞藻华美，或许是为了营造并突出他所独创的诗境，这许也是一种中唐时期受韩孟诗派“尚奇”影响的表现。

初唐时期的王勃，一方面受开国之初的唐王朝崇道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其祖辈王通、王绩等人后期潜心学问，隐居山林的影响，是以在他的心中对“道”是自然主动地接受的，故在他的中后期文学作品中道家思想多有自然的体现。以其代表作《滕王阁序》为例，文章中有“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一句，可见他在《上刘右相书》中展现出来的那种“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1]这般渴望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儒家心态发生了改变，而更多的是已经明晰自己屡次被贬或许此生无望于功名仕途再难达成兼济天下的目标。但他却并没有产生一事无成的惆怅之意，反而是很自然的在这之后转变儒家的“积极入世，为天下计”观念为道家的自然无为的退隐之念。

在序文之后的《滕王阁诗》中，王勃便以道家的思想对历史兴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前四句以华美的文辞展现出来滕王阁昔日盛况，后四句“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展现的是物转星移，人去楼空，昔日繁华的滕王阁如今已经走向了没落的境况，这体现的是宇宙的永恒以及人生的无常这般物是人非的感叹，结合序文中的“北海虽赊，扶摇可接；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可以理解为这是道家思想给他带来的“往者不可谏，来日犹可期”的洒脱心态让他有了重新振作的，追求归隐生活的“聊以新颜待今朝”的想法。

中唐时期的李贺，在一种国家已经开始走向衰败且统治者仍旧不思进取，官员近臣奢靡成风的时代环境下，作为李唐王室没落皇孙的他，空有一腔“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报国热情，却多遭打压，郁郁不得志。是以，他只能将这种人生遭遇的不幸以及对自身身体等方面的抑郁之气写于诗作。他的诗文中以游仙诗成就较为突出，这些诗作之中多写鬼神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表现出对仙境的享乐世界的向往以及对生命延长的渴求。他的作品中也含有道家出世之念，只不过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想要逃离尘世，将仙界的美好作为自己精神世界的寄托。

如作品《天上谣》中“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描绘的是一幅悠闲安适，没有烦恼与压迫的仙界图景，仙子们或采摘桂花，或卷帘望景，或奏乐自娱，或游园采花，悠然自得。诗人构建的这个和谐美好的仙界，表达了他个人对没有压迫的世界的向往，并借此抚慰自己在俗世中所遭逢的种种痛苦，渴求于在这个极乐世界，他那脆弱的生命能够得以超脱苦难，超越生死达到永恒[2]。

而在《苏小小墓》这篇诗作中，他以排比句写出了墓地的肃杀情形，其中尤以“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四句显得诗境更为阴森恐怖，在西陵孤山下，微弱的绿色鬼火时隐时现，阵阵冷风中夹杂着雨滴飞扑而下[3]，对比上述的《天上谣》所体现出的和谐美好的图景，这篇诗作则更显凄冷无比。李贺对死亡或者说是对死后世界的恐惧以及他对于长生的渴望以及仙界生活的幻想，体现的是对于道家思想的消极接受，他只接受了一部分道家重视心境的解放以及精神层面的自由，却没有正确看待道家对于死亡，如《老子》中所展现的“飘风不终期，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种豁达从容的观点与道家神鬼观中无神论的观点，结合以上来看，李贺的思想或更偏向于中唐安史之乱后的道教观，崇信鬼神以及信奉长生之道。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看到，王勃的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家思想的接受或许更偏向于道家的清静无为以及归隐逍遥的观念，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旷达恣意，不受名利所累，出自于一种自我从俗世中解脱出来的需要。也正是有这种道家思想作为指引，他才没有过于消沉，哀叹时运不济造化弄人，而是转念走出了仕途失败的阴影，开始从历史兴亡的角度看待人生的意义，能够将儒家的积极入世的思想自由地转化为道家的无为思想，从而达到内心真正的释然。

而李贺的道家思想的接受是消极的接受，他的道家思想杂糅了中唐时期道教中所宣扬的长生不死方术以及得道成仙的观念，他只接受了道家时空的永恒观与精神的自由观。两种“道”观念融合，是以他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道家思想追求的是一种自由安逸的精神状态，渴望能够从生死中超脱出来，摆脱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得以长生，如此才能超越沧海桑田、永无止境的轮转更迭的现实世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永恒。但他与王勃不同的是，他并没有王勃的恣意洒脱，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失意，产生想要去归隐山林的想法，甚至在他辞去奉礼郎一职之后，客游潞州协助好友张协处理公文时仍想趁此机会施展抱负，这种积极的入世观，或因其身为李唐王室所带有的“家国情怀”以及社会整体环境的不同所致。

两人在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中，相同点是对于精神自由世界的共同追求。不论是王勃还是李贺，都是由儒家的积极入世，为国效力的观念转化为道家的观念。两人心中都渴望于突破世俗的界限，使自身超脱于俗世之外，得以内心的宁静与自身价值的展现，其思想缘由均为仕途上的失意、自身的怀才不遇，而李贺则多了几分对身体情况以及生死的忧虑。在两人的文学创作中，（如王勃《滕王阁诗》以及李贺《苦昼短》）对时光的感叹以及对宇宙的运行之类的作品也有多表现，这也是体现了王、李二人对道家的时空观以及宇宙观的认同。

作为封建王朝的鼎盛时代，唐代也是思想多元开放的时代。通过对王勃以及李贺两位诗人的道家思想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诗人对于道家思想的理解与接受，受时代环境背景以及诗人个人成长生活经历的影响较大，故而能够对时代背景与诗人个人经历进行一个整体把握也就更能容易的去理解“道”的内涵对于不同诗人的影响，从而了解他们对这种思想的接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