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域下新时代公共文化治理理路

　为夯实文化自信的社会根基，新时代的公共文化治理致力于营造让国人达成文化共识的环境氛围。当前，政府在国家治理进程中不断提升公共文化建设水平，群众藉由公共文化生活持续提增人生意义和自信，文化供给组织凭借多方积累社会资本逐渐谋取发展自信，这些正推动着文化自信的多维建构。而在为民谋福、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引领下，这项治理不仅需要通过消除行政部门行动方式与文化制度理念的偏差来增强治理效能，还应对民众充实人生意义提供强力支持来协助其提升人生自信，并以改善文化供给组织发展环境、提升供给体系创新力来实现公共文化供给的精益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启示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增强文化的创造活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公民的文化道德素质，提升中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以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来推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与此相应，我国必须以全面巩固文化自信为目标来推动对公共文化建设体系的系统治理，使中国文化发展顺应新时代需求。“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针对公共文化建设的治理体系及其行动模式既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又随历史情境发展而不断演进。因此，新时代公共文化治理亟需摸索符合新时代国家文化发展特征的治理途径，以持续完善其在文化自信建设中的关键功能。

　 一、公共文化治理是构建文化自信的固本之举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坚持社会发展方向和推动各领域发展创新，具有决定性的根基作用。对此，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致力于通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设来对民众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外在约束与内在规范，引导国人对中国文化形成共同认知，树立并坚定文化自信。而这种对国家文化的自信具有巩固统一的

　公众意识的持久力，是保持文化主体精神独立性的基石，它不仅能够藉由塑造社会成员的精神标识和精神脊梁来实现国家文化自强，从而引领国人建立对国家制度形态和发展道路的自信，还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软力量。

　1.建构文化自信需要营造让民众达成文化共识的环境氛围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提倡文明礼仪、弘扬良好道德风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逐渐蔚然成风。这其中的关键推动力来源于全国上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赞同与遵行。这种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崇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上推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上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等，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既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限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取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载体深植于民众的思想观念之中。显然，让民众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是确保人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

　文化自信体现出一种民众个体对国家文化的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是民众赞同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心态及其情感表现。这种心理机能可以促进人们自主激发其文化能力和实践动力，它发源于蕴含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在民族、国家和个体等层面取得的民众赞同性共识。而中国文化自信的建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多重形态的博弈平衡中逐步获得民众赞同的过程。因此，民众是巩固文化自信的目标主体和行动主体，文化自信建设必须落脚在每个人的文化生活里，平易近人地融入群众个体的生活意愿中，才能让民众依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和生活体悟来树立文化自信。不仅如此，文化自信不但是民众个体的思想感悟，更是全体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一致看法，它不会因民众所属群体和阶层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这就需要中国文化建设开辟出一条能够消弭各类群体之间文化壁垒的发展途径，激发各群体相互展开沟通交流的原动力，消除它们之间彼此孤立参与文化实践的状态，培育文化共同体，进而为全体国人达成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共识营造和谐融洽的环境氛围。

　2.公共文化治理致力于为建构文化自信营造文化共识氛围

　当下，人们的文化观念因生活背景、人生阅历和生活形态的差异而日益分化，现代社会需要重建促成国民共识的公众心理基础以维护国家团结。但是，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仍残留着源于家文化传统的私性观念，在心理上对公共生活具有排斥感，而随着改革开放后个人意识的逐渐复苏，现代人越来越不易被那些严格规制的、由上而下的价值规训所左右，一些人的自我意识徘徊于“契约－人情”和“公共利益－私人利益”的双重价值取向之间，他们的公共意识出现了衰退。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也导致有些人被极端个人主义倾向所蛊惑。新媒体的迅速普及又使得社会原有的时空意义发生了转变，社会交往方式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面对面交往在许多领域已让位于便利快捷的网上交流，与之相伴的则是网络空间的文化重组带来文化意义的重构，社会体系在高度分工的同时社会原子化趋势也愈加显著。在此形势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快速变迁，这让一些人因难以及时适应而倍感精神空虚，严重的人生不确定感困扰着他们，其自信心被削弱。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有些人试图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挖掘和充实人生意义，以此重建人生自信。对此，国家治理体系因势而为地在公共文化生活领域展开了一系列治理行动，力求为人民群众建立一套贴近生活实际的文化自信建构系统，公共文化治理应时而生。

　公共文化治理不仅是国家层面上一套完整的政策制度及其执行体系，更是一项扎根于群众文化生活的文化再生产实践，它以公共文化生活为媒介，通过对群众文化观念的全面治理来提升国民向心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这项治理力图吸引各阶层、各群体的人民群众踊跃参与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文化生活，于其中加强彼此的联结，为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达成积极共识积淀成功要素。而公共文化生活的吸引力则来源于它提供了一个民众共享的公共生活系统，可以让绝大多数人能在生动多彩、妙趣横生、意趣盎然的生活故事中实现人生意义的升华，从而取得和巩固自我认可，增强自信心。这种对自我存在的意义感又会驱使人们更加充满热情地参与新时代的公共文化生活，在对人生意义的孜孜以求中积累文化自信，并逐渐建立起对公共文化治理制度的信赖感和赞同感，进而在此基础上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自信。久而久之，自信自强的新时代国民精神就被塑造出来，人民将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更加努力奋斗。而公共文化治理也由此得以成为在新时代为文化自信建设强基固本的蓄力良方。

　二、文化自信在公共文化治理中的多维建构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型，我国公共文化建设方式也发生了变革，政府不再凭借权威性权力以明确的命令来让民众在思想意识上服从文化宣导，而是转向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各级行政机关、群众和社会力量的高效参与和互相配合来增强公共文化治理的实践效力。于此形势下，在现代社会全面转型所特有的多层次场域中，公共文化治理便成为涉及各级行政单位、涵盖不同阶层民众和各种性质文化供给组织的复杂系统工程。

　1.政府在国家治理进程中以提升公共文化建设水平来加强文化自信 公共文化治理是由政府策划施行的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项治理中，各级文化行政部门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多方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品质，以文化建设水平的全面提高来夯实文化自信的发展基础。在文化服务硬件配套方面，各地建造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布局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以提升可及性和方便性，有效解决公共文化空间供需矛盾。在文化活动开展方面，各地积极创新文化活动形式，打造特色文化活动名片，并设立专项资金保障机制，以确保和提高公共文化生活的品质。在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各级文化部门恰如其分地运用精神激励措施与群众积极分子维系良好关系，发动高校社团与事业单位文工团等社会力量扶持和共建群众文化团体，为这些团体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文艺骨干。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方面，各级部门为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和残疾人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以彰显对弱势群体的人本主义关怀。

　2.群众藉由公共文化生活在人生意义和自信的提增中积累文化自信 在转型期中国特殊的文化治理情境中，公共文化生活的参与群众多为渴望充实其人生意义的老年人、重病患者、残疾人、低保户等。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在公共文化生活中专注于让晚年人生变得精彩而有意义。一些

　老人通过加入老年大学等多种途径获取新知识，不断充实和提升自我，成为不甘落伍的时代潮人。有一些老人通过参加集体文化活动来回忆和延续其年青时代形成的价值观念，并在当下的彼此交往中继续发扬养成于单位制年代的互助友爱精神，以此强化他们之间的情感纽带，进而从中找回对自我人生经历的积极认知。还有一些老年人会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在组织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发挥骨干作用，充当老年人与基层文化单位之间的协调人与黏合剂，他们对这种老而不休的退休生活乐在其中，为自己依然能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而感到欣慰与振奋，觉得人生重又充满了生趣和意义。对于那些重病患者和残疾人来说，他们可以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分享各自的遭遇和感触，在诉说心结中的感同身受、相互宽慰和打气鼓劲，让这些人生沦落人不再感到孤单，他们重新振作起直面人生的勇气，家庭关系在人生态度的积极转变中重归和睦，他们再度感受到亲情可贵，对未来人生的企盼和信心也得以重燃。还有一些低保户和困难家庭会因为政府给予其生活照顾和扶助而配合参与政府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他们将其当作对政府的感恩回馈，以从心理上在这种平等回谢中坚守人生自重。

　由上可见，这些群众在公共文化生活中遵循着纷繁各异的人生意义生产逻辑，其目的都是力图在多样性的文化实践中通过人生意义的重构与提增来重建、呵护和增强人生自信。而人民对其人生道路越自信，他们对形塑其人生历程的文化观念、文化形态和文化环境氛围等文化要素就越有信心，民众的文化自信也就如期而生了。

　3.文化供给组织凭借多方积累社会资本在谋取发展自信中确立文化自信 如今，群众文化需求呈现多元化和特殊化趋势，我国文化建设迫切需要拥有创新意识和先进技术手段、运营模式专业化的文化产业来推动其品质提升。为让公共文化具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那些有志于为国家文化公益事业添砖加瓦的文化供给组织被文化治理体系纳入，这些组织从而得以在种文化、促和谐、更美丽的文化自信建设中开辟出全新的发展空间。在现行文化建设管理体制下，文化类公益服务组织和文化团体须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备案，文化企业必须在工商部门取得营业执照并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它们才能正常开展业务，而上述手续往往需要在行政部门的许可和协助下才能完成。这驱使一些文化组织为让行政部门给予其工作便

　利、业务配合和资源支持，而设法与政府机构建立并维系良好的合作关系。除了开展公共文化供给业务，它们还会聘请一些具有社会影响的退休公务员和专家学者为其顾问或理事，经常邀请他们参加研讨会和咨询会，在与这些社会精英融洽关系的同时借助他们的力量来为组织拓展社会资本。有一些组织的管理者具有在行政机关工作的履历，他们组织能力较强，能够充分调动其以往积累的人脉资源和业缘关系，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网络来掘取组织发展资源。

　凭借灵活多样的社会资本积累策略，文化供给组织扩大了社会享誉度，为其长期稳定发展创造了适宜条件，它们因其能在公共文化建设中获得满意的发展空间而逐渐自信。随着这种发展自信的不断增长，这些组织对为它们提供发展良机的公共文化建设也越发充满信心。它们既对公共文化建设的内核——国家主流文化高度自信，也对公共文化建设能够巩固中国文化自信坚信不疑，文化自信理念由此得以植根于这些组织的发展信念之中。

　 三、增强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公共文化治理方略

　展望未来，公共文化治理应秉持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的新时代文化生活、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初心使命，重视人们在文化生活中寻觅情感分享和人生意义的时代价值，在公共文化建设中以制度理念和行动方式高度一致的、与人民价值观念相吻合的治理实践来回应群众文化诉求，创立精益化的公共文化供给体系，以此获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并驱策社会各界为增强公共文化建设质量而不懈奋斗，实现中国公共文化事业的高度繁荣，从而为文化自信在新时代焕发崭新魅力提供坚实基础。

　1.通过消除行政部门行动方式与文化制度理念的偏差来增强治理效能 公共文化治理应在实践过程中着力使政府行政意图与民众文化需求、文化供给组织运营需要相切合，如实按照公共文化制度的治理目标提升群众的公共文化生活质量和文化供给组织的业务品质，以出色的治理功效为国人坚定对公共文化制度的自信提供有力保证。

　一方面，公共文化治理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完善公共文化建设考评体系。该体系在衡量文化工作成效时，不仅要对文化设施、文化服务、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绩效制定考评标准，还应把建设资金分配合理性、文化设施的功能完备性和利用率、群众好评度等作为评价指标并配套科学的评判规程。其中，区域性考评体系既要鼓励基层加强对公共文化的特色性建设，为评价特色文化的建设效果而专门设置对应的指标体系和分级标准，准确评断文化建设能否展现地方文化特质，也要对文化设施的形制和功能设置、文化活动的样式和组构元素等是否存在过度雷同现象加以识别，还要评估所辖社区之间的设施配置完善程度的均衡性和活动参与程度的差异性。而且，有关部门在制定规划类、政策类、措施类等考评指标之前须进行详尽调研，通过与群众的深入沟通来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要，在指标设置时充分尊重多元化的群众文化生活方式，把民众对文化生活的美誉度作为关键指标，以避免考评结果与民众实际感触相左。

　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治理要为对文化设施运营、文化活动开展负有直接责任的基层文化行政部门创设宽严相济的工作机制和体制。首先，要杜绝对基层文化行政部门的多头管理现象，避免因各类上级部门下达的目标和任务之间相互抵触，导致基层工作人员应接不暇、无所适从。其次，应推动行政管理模式深化改革，在资源分配和活动决策等方面给予基层单位恰当的自决权和变通度，以注重实效为导向进行柔性管理，让它们具备足够的权力和良好的能力因地制宜地开展相关工作。再次，既要对文化设施低效运营或疏于管理、文化活动停滞失序等现象进行追责，也要防止基层单位和人员利用评价机制的瑕疵钻空子，对以量多质劣的无特色活动、神肖酷似的文化场所布置、伪造或虚夸成绩、用临时性动员措施蒙蔽检查人员来“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伎俩，应通过不定期巡查和突击检查等手段及时发现、严厉打击，坚决阻绝尸位素餐的部门和个人因投机取巧而来的“骄人”业绩成为表彰典型。

　2.对民众充实人生意义提供强力支持来协助其提升人生自信 一些民众出于对发掘人生意义的企盼而参与公共文化生活，他们在此过程中实现或加深了自我认可，进而获得人生自信，并因对渗透于这种生活中的公共文化及其建设体制的体认而将文化自信植入心中。可见，如果公共文化治理体制能让人民群众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充盈自己的人生意义，对

　人生高度自信的民众就会把对这项治理的真心推崇转化为积极参与国家文化建设的行动，进而使公共文化治理在增进文化自信的轨道上迸发勃勃生机。换言之，公共文化治理应致力于经由文化引导途径来形构一种群众的人生意义感和自信感与其文化自信感之间的互动提升机制。为此，这项治理应从两方面入手协助民众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积蓄人生自信。

　一方面，公共文化治理应从多维度让民众正确认知其人生意义的可塑性，这种认知能使民众萌生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企图心和驱动力。而且，他们的人生意义认知越积极，内心的自信就会使其对公共文化治理的看法和态度越加理性客观，为公共事务做贡献的动力也更强，并将自己的人生意义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治理应为民众根据人生意义认知来求取社会身份，形塑社会形象，赢得社会认可，铺陈无需门槛、众人皆宜的公共文化生活方式。许多中国人对其人生意义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的社会形象认知。因此，一些人会力图在公共文化生活中为自己构建优良的社会形象来丰润其人生意义。而由于社会形象是与社会身份相匹配的，一些人还会凭借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优异表现来重塑或博取社会身份，以外界对其社会身份的高度肯定来烘托其社会形象，让其人生意义受到社会认可。进一步说，他们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辛劳勤恳能够提升其社会形象和社会身份的社会评价，而这又会促使他们更加奋勉地投入到新时代公共文化生活中探寻更多的人生意义，如此循环往复。于此之中，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积极认知也不断延展，对人生越趋自信。

　3.以改善文化供给组织发展环境、提升供给体系创新力来实现公共文化供给的精益化 让民众在对文化成果佳品的共享中领略中国文化雄厚的整体实力，可为巩固文化自信构筑强大支承。而推动公共文化供给体系的高水准发展，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则是增强文化实力的重要支点。因此，公共文化治理应在文化体制改革中以实现公共文化精益供给为目标，构建为提升文化自信提供软力量和硬保障的高水准公共文化供给体系。该体系不仅需要文化供给组织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承担公共文化供给职责，还赋予这些组织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进行上下沟通的公共职能。但是，现今的大部分

　文化供给组织单纯依靠自身能力往往难以有效承担上述职能，需要从组织管理体制机制与组织资质认定机制等方面着手改善它们的发展环境，扶植它们壮大自身实力，以提升这些组织的发展自信。

　在组织管理机制体制方面，公共文化治理应出台系列化制度和针对性措施，让文化供给组织在公共文化供给中掌握恰如其分的自由度，使它们既能向上对行政部门负责，在文化生产中贯彻国家的思想理念，也能以符合民众格调的文化生产向下争取到其服务对象——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公共文化治理还应建立专项整顿机制来根治文化供给组织对上奉迎、对下塞责的现象，根除公共文化供给部门因不能诚恳回应人民实际文化需求而被群众诟病的危害因素，以此永葆公共文化供给的人民性底色。

　在组织资质认定机制方面，公共文化治理要让文化供给组织摆脱只能依靠行政力量获取社会认可的被动局面。目前，民众获取组织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导致一些文化供给组织难以获得民众信任，再加上有些组织本身也存在管理运营问题，它们尚未形成长远而理性的工作价值理念和行动策略，致使这些组织不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可与支持，只能高度依赖行政支持来维持运转。在此情势下，多数民众主要根据政府信息或者是否具有行政许可和证明，来判断文化供给组织的资信能力、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这决定着群众和社会各界对这些组织的接纳度和信任度。因此，很多文化供给组织只有在行政部门的协助下，才能深入社区基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或供给的有关业务，从而使其业务开拓能力受到重重限制。对此，公共文化治理应在政府颁布的从业准入机制基础上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针对文化供给组织的资质认定及其评级，进一步建立公信度强、专业度高的行业认定机制，让这些组织能够藉此获得社会信任、赢取社会支持，从而依托行业自管为组织拓展业务松绑，释放组织运营活力，让那些真正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运营宗旨和行动准则的组织对其发展壮大充满信心。

　在做好上述两方面基础上，公共文化治理应以实现精准供给为总体优化目标来提升公共文化供给体系的创新力。首先，应根据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三个领域的管理创新要求来改进顶层设计，例如责任主体权责划分、管理架构、政策法规体系（包括财政、税收、土地等政策法规）、评价与监察机制等。其次，应以群众话语赋权、文化共识构建、公共文化发展高地建设为创新重点，以发掘特色文化资源、发扬工匠精神为

　抓手，采取现代化手段、社会化模式和法治化保障联动发展的途径，对文化供给提质增效。再次，应以“文化+”融合发展模式推进供给机制创新，发挥“文化+科技、金融、旅游”的带动作用，为公共文化供给培育“新市场”，实施新旧动能转换以激发公共文化发展“新能量”，催生公共文化供给“新业态”，进而为公共文化精益供给提供“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