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制度创新与历史局限

　 辛亥革命的制度创新与历史局限201 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在100年的历史进程中，有太多的事情值得纪念和反思。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最愿意纪念和反思的，是辛亥革命期间的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及其历史局限。一、孙中山的制度意识 就整个人类历史来看，最早在世俗层面初步实现自我担当、人人平等、政教分离、大同博爱的现代个人，应该说是耶稣基督。他的文明贡献主要表现在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

　 第一是自我担当、自我牺牲的救赎意识。也就是以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为代价，为全人类承担罪责，从而在上帝与人类之间缔结新一轮的契约关系。《圣经》中的所谓“新约”，就是这样得名的。

　 第二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契约规则。也就是以上帝的名义，突破游牧农耕社会里面等级森严的身份歧视、身份奴役和身份特权，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呐喊出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的文明意识和契约规则。随着基督教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广泛普及，工商契约社会最为基本的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共同遵守的信用规则，以及宪政民主的制度规则、法律程序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适公理，才得以确立奠定。

　 第三是公共领域内形而下的政府权力和国家权威，与形而上的信仰教育、道德精神、灵魂追求之间政教分离的契约规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所说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继耶稣基督之后，正是基于自我担当、人人平等、政教分离、大同博爱的现代精神和契约规则，拥有足够多的健全个人的西方社会，逐步制定完善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从而为每一位个人最为基本的人身自由权、精神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提供了制度保障。作为信仰之主，耶稣基督与前文明社会的主宰者、统治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他以承担罪责的姿态为全社会以及全人类奉献服务；而前文明社会的主宰者、统治者对于全社会以及全人类的最高追求，却是既天下为公又化公为私的征服霸占和专制奴役，也就是中国的《诗经·小雅·北山》中所歌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基督教所提倡的平等博爱意识，绝对不是读了圣经、受了洗礼就可以具备的。以孙中山为例，1883年底，他与同乡好友陆皓东一起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教名为“日新”，后来又文，张耀杰改为“逸仙”。1884年5月26日，孙中山与17岁的卢慕贞结婚。10月20日，卢慕贞为26岁的香书院四年级学生孙中山生育了科。同样是在这一年，孙中与西医书院同学陈少白介绍，与教友陈粹芬在屯门基督教堂(美国纪慎会）相识并开始同居。父母双亡的陈粹芬，在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追随比自己大7岁的孙中山革命活动，成为革命先驱孙中山位革命情侣。但是，孙中山与陈翠芬的婚外同居，明显违背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作为一名基督徒孙中山在中国特色的男性特权与基督教所提倡的一夫一妻之间，所远选择的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期间，一方面与陈粹芬婚外同居，与此同时还先后迎娶了多名日本妻妾。其中一个是生于1888年的大月薰。1898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初次见到大月薰时，她才刚满10周岁。孙中山向大月薰的父母求婚时，对方以女儿年龄太小为由加以拒绝。1903年，38岁的孙中山与16岁的大月薰结婚。婚后不久，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宣传革命。1905年，孙中山回到日本看望大月薰并参与组织同盟会。1906年，大月薰生育了孙中山的女儿宫川富美子。与大月薰结婚生育期间，不仅陈粹芬陪伴在孙中山身边，而且还有另一位名叫浅田春的日本少女，与孙中山保持着情爱关系。

　 虽然孙中山不是一名合格的基督徒，但是．在同盟会内部他仍然是最具有制度意识和世界眼光的一个人。在1905年1 2月出版的《民报》第2号中，汪精卫以《民族的国民》为标题，记录了孙中山关于约法的谈话：“革命以民权为目的，而其结果，不逮所蕲者非必本愿．势使然也。……中国革命成功之英雄，若汉高祖、唐太宗、宋艺祖、明太祖之流，一丘之貉。不寻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徒斥一二人之专制，后之革命者，虽有高尚之目的，而其结果将不免仍蹈前辙，此宜早为计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革命的目的虽然是争取和保障民权，但是，革命的结果往往是背道而驰。像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宋艺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的专制皇帝，在这个方面都是一丘之貉。假如不找到其中的原因，同盟会也难免要重蹈前辙。

　 孙中山认为，“君权、民权之转捩，其枢机所在，为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定此关系厥为约法。”在他看来，“革命之始，必立军政府，此军政府既有军兵专权，复秉政权。譬如既定一县，则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军政府发命令组织地方行政官厅，遣吏治之；而人民组织地方议会，其议会非遽若今共和国之议会也，第监视军政府之果循约法与否，是其重职。他日既定乙县，则甲县与之相联，而共守约法；复定丙县，则甲、乙县又与丙县相联，而共守约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国民而背约法，则军政府可以强制；使军政府而背约法，则所得之地咸相联合，不负当履行之义务，而不认军政府所有之权利。……洎平功成，则十八省之议会，盾乎其后，军政府即欲专擅，其道无繇。而发难以来，国民瘁力于地方自治，其缮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一旦根本约法以为宪法，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漂摇之虑矣。” 这是孙中山关于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与县级政权建设最为经典的制度设想，正是沿着这一思路．1906年秋冬之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在《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设计了更加具体的革命建国路线图：“革命措施之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皆循守之，有违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订宪法。” 但是，于1912年1月1日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既没有能力掌握军权，也没有耐心落实民权，而是于4个月后被迫让位给比他更加具有军政实力也更加人心所向的袁世凯。孙中山在让出总统权位之后，也从来没有领导同盟会及国民党深入到县级以下的底层民间，去贯彻落实县级政权的三权分立与地方自治，以便真正实现他自己所设想的约法之治。

　 到了1924年，在苏俄支持下重新改造国民党的孙中山，在《制订建国大纲宣言》中反而明确取消了用来防范独裁专制的“约法之治”，代之以国民党的一党训政：“辛亥之役，汲汲于制订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订，以为藉此可以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军政时代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人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口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 针对取消了“约法之治”的“建国大纲”，胡适后来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中批评说：“中山先生也曾主张颁布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这便是一种宪法了。我们实在不懂这样一部约法或宪法何以不能和训政同时存在。我们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 孙中山去世之后，在一党训政的国民党极力推行党魁崇拜和党魁专制的背景下，反而成为比“汉高祖、唐太宗、宋艺祖．明太祖之流”更加神 圣不可侵犯的专制偶像，这种现象与基督教严格禁止政教合一、偶像崇拜的基本教义，是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的。借用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的话说，‘‘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有趣的是，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是比孙中山更加虔诚的基督徒，他几乎每天都要单独或者与他的妻子宋美龄一起向上帝祈祷，甚至于把 《圣经》当作中国的“易经”来运用， 也就是用《圣经》给自己占卜吉凶祸福。

　 194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表示说：“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到了1 949年，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被毛泽东及其共产党赶到了台湾。

　 与胡适的反对偶像崇拜不同，毛泽东着重强调的是孙中山可以充当共产党方面的政治旗帜的另一种偶像价值：“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之后，滞留上海的宋教仁于10月15日发表《湖北形势地理说》，认为“今日之形势，以天下言之，则重在武昌；以东南言之，则重在金陵”，从而把革命之后全国性的政治中心，预设在了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昌。

　 10月23日，黄兴与第二位妻子徐宗汉由香港抵达上海，当即在陈其美家中召开紧急会议。宋教仁在会上劝说黄兴前往南京率领第九镇新军发动起义，而不是前往武昌担任黎元洪的部将。黄兴拒绝了这项建议，只是安排柏文蔚、范鸿仙等人前往南京发动起义，他自己与徐宗汉、宋教仁、刘揆一、陈果夫、北辉次郎等人以及朱家骅率领的辛亥敢死队成员，混在女医师张竹君出面组织的红十字救伤队中乘船西上，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

　 黄兴等人的到来，正值汉口保卫战的关键时刻。黎元洪为了表示欢迎，下令制作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到前线四处通知。黄兴与黎元洪会商之后被推举为总司令，当即从武昌渡江赴汉口前线督师，设临时指挥部于满春茶园。

　 1 1月2日，清军攻陷汉口并围攻汉阳。同一天，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由黄兴报告汉口战事失利的原因，其中谈到当地的军队不愿听从黄兴的指挥，军队里面的新兵不会打仗，另一条是民军方面没有在人海战术中最具有杀伤力的机关枪。

　 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介绍，同盟会方面的居正、田桐，随后邀请一些人开秘密会议，由居正提议公举黄兴（庆午）为湖北、湖南大都督，位居黎元洪之上。武昌起义后由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升任第一协统领兼参谋部副部长的吴兆麟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黎元洪虽然不是同盟会的同志，但在湖北军界资深望重，此次大家公举他出任都督，并不是他的本意。外国人是依据黎元洪的名义，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的。各省也是因为黎元洪出任都督才纷纷响应，并且来电加以推崇的。如果把黎元洪推倒，中外人士必生疑心，认为我们这些人不顾大局争权夺利。宋教仁见黎元洪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只好妥协说：“此事不过征求大众同意，原无成见。盖因黄庆午实行革命多年，声望甚好，诸同志拟推其为首领，籍以号召，以达迅速成功之目的，并无他意。我们初来湖北，对于湖北军队情形不熟。既有利害冲突，即作罢论可也。” 1 1月3日，在居正等人的要求之下，湖北军政府在阅马场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由黎元洪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印信、委任状和令箭，全权指挥汉阳保卫战。阅读汉阳保卫战的相关材料，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革命军队内部的杀人与被杀。黄兴是与日本浪人一起练习过剑术的一个人，他指挥战斗最常用的办法，就是高举指挥刀残杀战败逃跑的官兵。由于不敢残杀湖北当地的抗命军官，黄兴就要求湖南都督谭延闓把从长沙带兵增援却又从战场上临阵脱逃的湘军第二协统领甘兴典斩首示众。湘军第一协统领王隆中率部败退之后害怕再一次带兵前往前线，竟然给黄兴的参谋长李书城当众下跪。

　 11月10日晚上，宋教仁给正在前线督战的黄兴留下一张便条，与北辉次郎等人乘日本轮船大利丸离开武昌。在滞留武昌的半个月里，宋教仁最为重要的贡献，是执笔起草了辛亥革命后第一套包含公民权利法案和政府权力架构的宪法文本《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该草案于1 1月9日由黎元洪颁布实施，并于12月2至6日在上海《民立报》连载。其中包括相对独立的八份文件，第一份是《临时约法草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鄂州约法”；第二份是《政务省官职令草案》；第三份是《政务省管辖各官署官职令草案》；第四份是（（各部官职令通则草案》；第五份是《军谋府官职令草案》；第六份是《参议府官职令草案》；第七份是《都督府附属员官职令草案》；第八份是《地方官职令草案》。

　 “鄂州约法”与宋教仁几个月前拟定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一样，直接汲取了法国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制和英国的君主立宪责任内阁制的宪政原理。该项约法共七章六十条，第一条首先规定以人为本、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中华鄂州人民，以已取得之鄂州土地为境域，组织鄂州政府统治之。”在其他相关条款里，另有‘‘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自由营业”；‘‘人民自由保有身体，非依法律所定，不得逮捕审问处罚”；“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续举时得连任；但连任以一次为限”之类的规定。

　 关于政府权力，《临时约法草案》明确规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都督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大致平衡，政务长及政务委员相当于一个省的责任内阁，负责行使行政权力。在规定“都督代表鄂州政府，总揽政务”的同时，宋教仁为都督规定了两条限制性条款：“都督公布法律；但对于议会议决之法律，有不以为然时，得以政务委员全体之署名，说明理由，付议会再议，以一次为限。…‘都督于紧急必要时，得以政务委员全体之署名，发布可代法律之制令；但事后仍须提出议会，归其承诺。” 这两条限制性条款，直接来源于法国第三共和国宪法关于责任内阁的两项规定：“共和国总统的每项命令须经由各部部长—人之副署。…‘各部部长，关于政府的一般政策对两院负连带责任。” 而辛亥革命期间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制度创举，是仿照美国的制宪会议，组织成立了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早在1911年6月7日，与袁世凯有师友之谊的科举状元、立宪派领袖人物、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从汉口赴北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今安阳）下车，拜会罢官归隐的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在必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承担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10月14日，清政府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负责镇压武昌方面的革命军队。赵凤昌于当天召集雷奋、杨廷栋、沈恩孚、黄炎培等人，98到位于上海南阳路的惜阴堂私宅商议应付局势的办法。10月下旬，在上海活动的福建谘议局书记长林长民，致函湖北谘议局议长、鄂军都督府政事部部长汤化龙，倡议独立各省筹建联合政府。随着独立省份不断增多，立宪派一边打出拥护共和的旗号，一边与袁世凯保持联络，积极筹备宪政民主的新政权。

　 1 1月4日，上海在光复会方面的李燮和、同盟会方面的陈其美，以及当地军政要人、商团会党的共同努力下胜利光复。

　 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并自任苏军都督，由张謇任民政长。

　 1 1月6日，陈其美以恐怖暴力手段抢夺地方政权，成立沪军都督府并自任都督。

　 11月7日，湖北都督黎元洪以“现在义军四应，大局略定，唯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为由，致电苏军都督程德全，就“已起义各省共同组织政府”等事“乞贵军政府会议赐教”。

　 1 1月9日，黎元洪为请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一事通电各省都督。考虑到各省代表“一时未能全到”，他随后又通电各省提出变通办法：“先由各省电举各部政务长，择其得多数票者，聘请来鄂，以政府成立”；并且告知“现除外交首长多数省份已举伍廷芳、温宗尧二君外，其余各首长，应请协举电知”；“再财政首长，敝处拟举张謇”。

　 由于芜湖至九江的电缆发生故障，上海方面没有及时收到黎元洪于11月9日从武昌发出的电报。11月11日，苏军都督程德全、浙军都督汤寿潜以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方式，把聚集在上海的立宪派人士草拟的《组织全国议会团通告书稿》从苏州发出，全文如下： 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这里所说的“第一次会议“，指的是1774年9月5日，在美国费城召开的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会议，即第一届大陆会议。“第二次会议”，即1775年独立战争爆后，于5月10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以武力对抗英国的宣言，建立了由华盛顿任总司令的大陆军，大陆会议也因此成为政权机构。“第三次会议”，指的是1776年7月通过<独立宣言》，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三届大陆会议。1781年，大陆会议的作用被邦联政府所替代。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各邦代表又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制订了使美国社会200多年来一直繁荣稳定的现行宪法。辛亥时期的立宪派是打算依照美国的方式建立新中国的。11月15日，经各省都督委派的在沪代表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正式集会，议决该代表团的正式名称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与此同时，湖南、广东、广西等省都督府接到黎元洪电邀，已经派代表赴武昌集议，这样便在南方独立各省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

　 11月25日，各省代表会议正式议决：“各省代表赴鄂，宜各省一人留沪，赴鄂者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 1 1月30日，占领汉阳的冯国璋部队以龟山为制高点炮击武昌。来自11省的23名代表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只好在汉口英租界的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公推谭人凤为临时议长。

　 需要强调的是，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双方的和谈代表已经速成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总统的秘密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公然违背双方协议单方面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是南京方面由同盟会员占据压倒性多数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正是由于自己一方的背信弃义，12月29日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才会于当天致电袁世凯寻求谅解：“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幕后主持南北双方和平谈判的张謇，也只好在密电中向袁世凯保证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公，一切通过”1 2月2日，各省代表会议决定，由雷奋、马君武、王正廷负责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二天即12月3日，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了这份大纲，经独立各省代表22人签名后予以公布。仅仅用一天时间仓促制订的这份大纲，总体上是对于宋教仁此前执笔起草的“鄂州约法”的大倒退。其中虽然仿照美国总统制的制度框架，规定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设参议院为立法机关，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派遣，以每省三人为限，每省限投一票；却没有明确规定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关于司法权仅有一句话：“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 12月11日，上海《民立报》在全文刊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的同时，由宋教仁加写了编者按：“此草案不适合者颇多。如人民权利义务毫不规定，行政官厅之分部则反载入，以制限其随时伸缩之便利。又如法律之提案权不明，大总统对于部长以下文官之任免权不具，皆其失处也。闻赴鄂各代表不日当会合留沪代表再开议于南京，甚望其反复审定，不使贻笑大方也。” 中国很多人热爱面子远远超过热爱真理，宋教仁把这份大纲冠以“草案”的名称并且加以“贻笑大方”的评语，对于湖北方面的各省代表，特别是该草案的执笔人雷奋、马君武、王正廷，直接构成精神上的刺激与名誉上的伤害。马君武等人因此与宋教仁结下了势不两立的仇怨。到了1912年9月13日，于右任在《民立报》连载《答某君书》，其中专门介绍了宋教仁（渔父）在同盟会内部所遭受的排挤清算： 当南京政府时，本党中一种人挟旧日之恨，拼命攻击，声言非驱逐宋某出同盟会不可。竟因反对宋君，废去国务总理。……及其后宋作法制局长，亦岌岌不能自存。复因宋系社中人，遂波及于我。

　 三、“临时约法”的违法立法 最近，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张社生半图半文的文史著作<绝版袁世凯》，书中采用大量来自外文报刊的图片资料、访谈记录，配以历史亲历者的日记文献和反思回忆，立体化地展现了袁世凯的一部分真相。在我看来，这本书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详细论证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众望所归和人心所向。

　 张社生认为，当年的袁世凯确实有诸多好条件： 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于革命有功）。

　 其二，带过一支最好的军队（稳定因素的保证）。

　 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派（各省谘议局议员喜欢）。

　 其四，和清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贵指着他得到退位优厚待遇） 其五，列强的不二人选（能保护人家在华利益）。

　 其六，能干（工作经验丰富）。

　 其七，受过不公正对待（为汉人受过）。

　 其八，人缘好（为他说好话的人多）。

　 其九，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最大公约数）。

　 需要强调的是，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双方的和谈代表已经达成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总统的秘密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公然违背双方协议单方面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是南京方面由同盟会员占据压倒性多数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正是由于自己一方的背信弃义，l 2月29日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才会于当天致电袁世凯寻求谅解：“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幕后主持南北双方和平谈判的张謇，也只好在密电中向袁世凯保证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公，一切通过。” 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刚刚6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奉隆裕太后懿旨下诏辞位，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并与南方的“民军”协商统一办法。2月13日，满心希望以租让东北为代价换取日本方面的巨额军费的孙中山，在又一次借款失败的情 况下，不得不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呈，推荐袁世凯为继任总统；同时在辞职咨文中附加了三项条件： 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其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

　 其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订，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切法制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

　 2月l 5日，临时参议院以十七省共十七票的结果，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于当天给袁世凯发去贺电：“今日三点钟由参议院举公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地点 定在南京。现派专使奉请我公来宁接事。民国大定，选举得人，敬贺。” 随后，孙中山在致袁世凯的另一份电文中表示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同年8月29日，应袁世凯邀请到北京协商国家大事的孙中山，在致黄兴电中进一步表示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由此可知，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 接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六总统，并不是出于孙中山心甘情愿的主动退让，更不是出于袁世凯窃国大盗的阴谋诡计，而是出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历史选择。

　 1912年1月1 2日，孙中山向各省代表会议提交咨文，认为“临时政府成立，所有一切法律命令，在在须行编订，法制局之设，刻不容缓”该咨文经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孙中山任命宋教仁为法制局局长．原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副局长，宋教仁对于法制局局长的职务很不满意，他自己对外的称谓不是法制局而是法制院。

　 1月27日，上海《民立报》刊登由宋教仁执笔改写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全文，第二天，法制院致电《民立报》予以更正：“沁日贵报所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仙本院提出供参考之草案，现尚未经参议院议决。请更正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 1月28日上午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正式成立，此前代理参议院职权的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台会自行解散。1月31日，孙中山咨文临时参议院：“查临时政府现已成立，而民国组织之法尚未制订，应请贵院迅为编定颁布．以固民国之基。兹据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呈拟《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五十五条前来，合并咨送贵院．以资参叙。” 1月31日，临时参议院议事日程中列入“政府交议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案”，当天上午议决：“公议由秘书长起草，咨复政府，并将原案退回。” 2月1日，临时参议院在退回该法案的咨文中，给出的是自相矛盾的两 条理由：其一，“组织法”既为组织临时政府之用，便不能包括“人权”等宪法内容，因而主张另订一部法律，取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二，“宪法发案权应归国会独有。而国会未召集以前，本院为惟一立法机关。故临时组织法应由本院编定。今遽由法制局纂拟，未免逾越权限。” 明明是法制局却偏偏要自封为法制院；明明是“尚未经参议院议决”的法律草案，却偏偏要抢先一步公开发表。诸如此类的表现，本身就足以证明宋教仁并不具备法律制订者所必须具备的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和制度规则的文明素质。临时参议院为了否定宋教仁，在第一条咨文中认为“组织法”不是宪法；在第二条咨文中又反过来自相矛盾地承认“组织法”是“应由本院编定”的宪法。像这样“因人立法”或者说是“对人立法”的参议院，是从根本上违背宪政民主的现代法理的，也是制订不出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条文的。

　 更加荒唐的是，由参议员景耀月、马君武、王有兰、吕志伊、张一鹗参与起草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还以唱对台戏的方式，在《申报》2月1日、2日公开连载。2月6日，该草案提交给由张继等九人组成的特别审查会予以审查，之后又交付王有兰、王正廷、赵士北等九人组成的法律审查会修改。据《参议院议事录》记载，该草案干2月7日列入议程。2月9日下午，“主席请赞成增设责任内阁者起立表决，多数可决”，从而以临时动议的方式，把该草案中已经公开发表的总统制条文，改变成为“实行责任内阁制”、“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经过修改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经过17日、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26日、27日、28日、29日及3月1日、2日、4日、5日、8日特别会议审查，在基本上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最后以全体起立方式表决通过。

　 在“临时约法”表决通过之前，宋教仁已经于2月21日作为欢迎专员前往北京。但是，宋教仁此前被退回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中关于责任内阁制的条款，还是被“临时约法”汲取采纳。据迟云飞在《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一书中考证，最终通过的“临时约法”，是由宋教仁的《鄂州约法》、《组织法草案》以及景耀月、马君武等人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综合而成的。换言之，在一致对付袁世凯方面，同盟会内部的孙中山一派人与宋教仁一派人，在政治立场上是基本统一的。

　 临时政府的地点，最初是准备设在武昌的，后因武昌遭到北洋军队的攻击才改设南京。同样是为了对付袁世凯，孙中山坚持要让袁世凯离开北京到南京就职。2周14日，谷钟秀、李肇甫等议员在审议孙中山的辞职咨文时认为，“政府地点为全国人心所系，前经各省代表指定南京，因大江以北尚为清有。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仍在北京，以期统驭全国。”因此建议临时参议院以记名投票方式，重新表决临时政府地点。表决的结果是，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2票主武昌，1票主天津。

　 这次投票在程序上完全合法，本应成为定案。孙中山、黄兴闻讯后却大为恼怒。据胡汉民回忆，孙中山召集议员中的同盟会会员黄复生、李伯申、邓家彦等人加以劝解。而黄兴连咨请再议也嫌麻烦，干脆威胁说：“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据当年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的吴玉章回忆，参议院议决建都北京之后，孙、黄“当天晚上把李肇甫找来大骂了一顿，并限次日中午十二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吴玉章因此去找黄兴商量，“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就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吴玉章只好制作“总统提请复议咨文”，并通知所有同盟会议员“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

　 依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政府应在六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会议”制订宪法，“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临时参议院并没有遵照这一立法程序和立法时间表，而是在新当选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还没有就职、国民会议还没有召开之前，就擅自“代表国民”制订了主要用来对付袁世凯的“临时约法”。最具有话语权的袁世凯，在既没有参与协商也没有阅读文本的情况下，就要宣誓“谨守”孙中山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强加给他的“临时约法”，从根本上违背了当事各方人人平等、相互协商、民主参与、共同遵守的契约规则和宪政法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早违背中华民国宪政民主、统一共和的现代法理的，并不是袁世凯一方，而是孙中山以及由同盟会主导的南京临时参议院一方。袁世凯后来的违法表现，同盟会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已经预演过。四、辛亥革命的制度反思 制度是由人设计和创造出来的，制度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本身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有法家的人治之术和治人之术；但是，西方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民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早在两千年之前，西方社会诞生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个人耶稣基督。西方社会中宪政制度与法律程序面前的人人平等，是从耶稣基督所说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逐渐演变出来的。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政权架构之下，宪政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就像形而上的上帝及其旧约、新约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法官在行使宪法与法律赋予的独立审判权的时候，也同样是像形而上的上帝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即使君主立宪制国家的世袭君主，所享受的也只是宪政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形而下的有限特权。宪政条款和法律程序一旦确定，便成为包括世袭君主在内的所有个人共同遵守服从的形而上的契约信仰，任何人和组织都没有权力擅自更改和任意违犯；更不可以把形而上的契约信仰当作形而下的器物工具来加以利用甚至于肆意践踏。像这样的契约信仰、宪政意识和法治观念，迄今为止依然是中国社会的稀缺常识。

　 就中国历史来看，人人平等、自由自主、大同博爱、遵守法律、服从规则、自我健全、尽职尽责的现代个人，要等到辛亥革命之后才能够成长起来。1918年6月，《新青年》“易卜生号”第一次把易卜生创作的《娜拉》（又译《玩偶之家》）、《国民之敌》、《小爱友夫》，完整准确地引进了中国社会，这期杂志的主编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

　 1920年5月4日，胡适和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老同学、北大同事蒋梦麟，应《晨报副镌》“五四纪念增刊”的约稿，联名发表了一篇（（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其中所强调的正是他们在美国留学期间亲自试验和实践过的宪政民主的制度规则和法律常识：要补救组织的不完备，应注重议会法规(parliamentary law)的重要条件。……此外还须注意团体生活最不可少的两种精神：(1)容纳反对党的意见。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2)人人要负责任。天下有许多事，都是不肯负责任的“好人’弄坏的。好人坐在家里叹气，坏人在议场上做戏，天下事所以败坏了。不肯出头负责的人，便是团体的罪人，便不配做民治国家的国民。民治主义的第二个条件，是人人要负责任，要尊重自己的主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

　 1930年12月，专门为少年学生编辑的《胡适文选》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胡适在该书自序《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重点介绍了自己发表在《新青年>“易卜生号”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在胡适眼里，“健全的个”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胡适身上人人平等、大同博爱、服从规则、尽职尽责的现代文化精神，更加集中地体现在他与钱玄同、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意见分歧和路径选择方面。1918年5月29日，胡适针对钱玄同为提倡世界语( Esperanto)而主张“废汉文”的极端态度，以私人信件的方式规劝说：“中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得出一个头绪出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那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挑起许多无谓之纷争，反把这问题的真相弄糊涂了。” 针对钱玄同的批评指责，胡适在另一封回信中写道：“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故我不屑‘立异以为高’。我‘立异’并不‘以为高’。我要人知道我为什么要‘立异’。换言之，我的 ‘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 ‘异’。（老兄的目的，惟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老兄以为凡赞成我们的都是‘假意’而非‘真心’的。）” 胡适把创新“立异”的大目标，限定于造福全社会甚至于全人类的“使人‘同’于我的‘异…的大同博爱、人人平等、公平竞争；而不是像钱玄同、陈独秀、鲁迅等人那样，总是想用自己一方自以为理直气壮的正确力量去排斥压倒另一方所谓的反动势力或错误力量。1925年12月29日，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表示说：“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 鲁迅所说的“土绅士或或洋绅士们”，指的是以更加文明先进的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的胡适、陈源、徐志摩，以及国民党右派蒋梦麟、石瑛、王世杰、唐有壬、彭学沛，共产国际秘密成员陈翰笙，中共秘密党员高一涵等人，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现代评论派成员。所谓的“落水狗”，就是被国共两党所组织的游行示威群众，通过毁坏私家房屋、焚烧家具图书等私有财产的方式驱逐出京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当年的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中，是一直站在国民党左派李石曾、顾孟余、吴稚晖、易培基、沈尹默、沈兼士、许寿裳、许广平等人一边进行“党同伐异”的。

　 中国人的想“抄近路”也就是陈独秀念念不忘的“根本解决”，早在辛亥革命期间已经有过充分表现。从1774年9月5日到1787年9月17日，美国的大陆会议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才缔造了一部并不十分完善的宪法草案。仿照美国的大陆会议组织成立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只用一天时间就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而且第二天就讨论通过了。接下来，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改组而成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又违背这份组织大纲明确规定的立法程序和立法时间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临时性地制订和通过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接任总统的袁世凯。1913年3月13日，自己出任临时大总统时坚决反对宋教仁主张约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制的孙中山，在日本神户的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上公开演讲，明确表示了“己所不欲”却偏偏要施之于人的双重标准：至于政府之组织，有总统制度，有内阁制度之分。法国则内阁制度，美国则总统制度。内阁制度为内阁负完全责任。内阁若有不善之行为，人民可以推倒之，另行组织内阁。总统制度为总统担负责任。不但有皇帝性质，其权力且在英、德诸立宪国帝皇之上。美国之所以采取总统制度，以因其政体有联邦性质，故不得不集权于总统，以谋行政统一。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我的国民，莫不主张政党内阁。……政党内阁，可以代表民意。

　直接参与制订“临时约法”的袁希洛，在回忆文章《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些经历和见闻》中最为自豪的，就是自己根本不把本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作“民国国民”的党派立场：后来南北议和成功，孙总统决定辞职，让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那时临时参议会将约法修改为内阁制来减少总统权力，我亦非常赞同，而且是当时积极主张的。因为约法用总统制，孙中山当时可适用；袁世凯的专制行为，则非责任内阁不可，而且非组织国民党的责任内阁不可。耕社会的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受过人人平等、大同博爱的文明洗礼。包括从农民到大臣的所有个人面对强权皇帝的时候都要争先恐后地叩头效忠。等到他们自己张狂起来的时候，却又是连国王皇帝和天神上帝都不放在眼里的。用一句家喻户晓的语录，就是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连阿Q式的小人物，也同样拥有凌驾于别人及法律之上，充当老子天下第一的特殊人物的特权意识。义和团的杀洋人，“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打倒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甚至于杀死吃掉这些坏分子，就是这种无限制的特权意识的极端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l 1月3日，清政府迫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来自各个方面的强大压力，接受了资政 缺106、107页担心，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是假戏”。此语正中毛的下怀。毛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毛泽东年谱》下卷18页）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世界革命。毛泽东就是要以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胡适劝说“爱惜中国前途”，“放弃武力”，“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判定内战是停不了的。而民盟总部的所谓“民主之家”，其实名实难符。当年所谓“民主人士”，“进步人士”，云云，有不少人是把反政府等同于“民主”的。而“民主”的理念、内涵、真谛，彼等之认识尚稍隔一间。十二年以后，民盟自食苦果，其实是有远因的。

　 日本投降以后，和谈一内战，内战一和谈，进行了将近一年。胡适归国后一个多月，储安平的《观察》周刊创刊号，于九月一日出版。王芸生对时局前途的分析 《观察》创刊号的首栏，刊出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的（（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王氏是那个年代新闻界的大手笔，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大公报》写的社论时评文字，极受读者欢迎，具有广泛的影响。第二篇重头文章则是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伍启元的《论当前中国经济情势》。这些内容都是知识分子读者所最关注的时代热点问题。储安平的这个设计，一开始就显出了他的聪明才智和眼光。

　 王芸生说： 我天天关心中国的时局，尤其时时在追究中国的前途。尽目前所有的资料，以参证当前的大局，我以为中国的时局前途有三个去向。

　 （一）南北朝。这是中共所要做到的。在去年秋胜利到来之时，毛泽东先生应邀到重庆，国共谈判了四十多天，未曾谈得拢。其中距离最远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重划军区问题，另一个是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到最近马歇尔与司徒雷登的联合声明，使调人痛感棘手的，还是这两个问题。

　 这里边重划军区的计划，实际可以说是一个江淮为界的南北朝。双十纪录发表之后，毛泽东由重庆飞返延安，中共的军事行动就转趋积极了。在江南的共军，迅速撤至江北。在广大的北方，打山西的上党区，打绥包，打同浦东段，积极向山东扩张，大量向东北渗入。那时共军的高潮，大有不能取之于樽俎的，而必得之于疆场，以实力做到其所要的。绥包之败，山海关之挫，使这计划受到了一些阻挠。到今年一月停战令下，政治协商会议举行，衣裳之会，隐蔽着戎车行动。无论停战令下，或者政协协议，军事实未曾停。北方一直在打，而东北更是阴云重重，这情形—直发展到夺长春，占滨江龙江，而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及至四平街决了战，共军连弃四平街、公主领、长春三大据点，复趋低潮，于是停战运动大起。南京的谈判，宣布了东北停战十五天，又延长停战八天。这二十三天的停战都过去了，更是大打起来。半个中国，烽火连天，无论高潮低潮，紧打慢打，一个南北朝的运动，是在有力的进行着。这是中国时局前途的一个去向。

　 （二）十月革命。中共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主观力量还没有这么大；但是客观的条件却在进展着。一、政治搁浅到解体。今天国民政府治下的政治，一片搁浅现象，恹恹无生气。循良的公务员待遇低薄到无以维持肚皮，相对的就是贪污公行，滔滔天下，廉洁成了难能之事。再不振作，再不有为，则弄到政治解体，实非不可能。二、经济恐慌到崩溃。这问题更深刻了。今日中国的经济，一面倒的靠洋货输入；国家的财政，又一面倒的靠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工资奇昂，人民憔悴，工业窒息，独独发了官僚资本与买办阶级。政府天天在饮鸩吸毒，人民天天在挣扎呻吟，如此下去，则洪水到来，经济崩溃，已经不是太意外的事了。三、最后是军事。现在国民政府的声光实际是靠着中上级军官对中共还有一股敌忾之气。但，这是不很可靠的，因为抗战既经胜利，中国人打中国人，实在不能持久维持士气，尤其士兵生活之苦，拖久了，难免要生变化。士兵一声撂抢，中国的十月革命马上出现，就是国家大乱。所以无论为政府计，或为国家计，都不能再打，都不能再拖了。再打再拖，必将更加重政治经济与军事三方面的危机，最后搞成国家大乱。这可能是中国时局前途的又一个去向。（三）政协协议之路。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原是当前中国极理想而又很艺术的前进之路。一幅国是前进路线图，设计得原不甚差。不知怎的，刚刚签字的协议，墨沈未乾，便你吵我闹，弄成一文不值一条也不曾实行。政治协议的政府改组，因为各党派参加，是联合性的；用这个政府筹开国大，以制订宪法，然后实施宪政，举行民主大选，所以这个政府也是过渡性的。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以上三个去向，毫不踌躇的，我们希望能够走上政治协议的路线。现在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茶，加速度的向“国家大乱”疾趋。怎样避免大崩溃，大糜烂，而走上和平统一民主进步之路？我以为其中还有几个症结应该注意：第一，国民政府先要力事清洁有效。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做到清洁有效，一切施政无例外的变质，富了官僚买办，苦了民生，则纵使有足够的武力，能否永久维护其政权，是有疑问的。第二，国民党应该深刻了解，民主宪政的路，是需要高度的宽容与高度的智慧的。国民党肯不肯接纳一部中央政府受立法节制及地方均权的民主宪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关键。第三，美苏对立的形势，对中国现局最为不利，最好是解消这形势。我们所能为力的，是在外交政策上力维均衡，而莫一面倒。第四，最后，需要中共将来甘心做一个民主政制下的宪政的党。中国知识分子最希望企求的“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个“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终于没有出现。他们的梦延续了两年多，到1948年冬就彻底破灭了！ 储安平的第一篇专论《观察》创刊两周之后，在1946年9月14日出第一卷第三期，储安平将自己写的一篇专论《失败的统治》放在首栏的位置。他开篇就写道：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二十年。二十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国民党有主义，有理想，当初也是满怀热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志士仁人，前仆继后。何以执政二十年，反弄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是国家社会，也给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症结，实堪研究。他尖锐批评国民党：只知以加强“政治控制”来维护其既得政权。……这几年来政治的技术大有进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见江河日下。二十年来中国的执政者，只有在征税和壮丁两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几不复占到任何重要地位！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治生活中本来有物理的作用：政绩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须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循环，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抑有进者，太重视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时促成道德的堕落。政治控制是以力取人而不以德服人，主使这种政策及执行这种工作的人，必为无道不德之徒，流风所至，遗害难言；这是一层。其次，在一个以力而不以德治人的社会中，有骨气的人，心难甘服，于是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洁身自好，柔弱者颓靡消沉。国家尽失梁栋，社会无复正气。其三，在唯力是视的社会上，断无是非公平可言。我们看这几年来，国人的意见，政府置若罔闻，而美国一言半语，当局无不重为考虑，因为美国有飞机大炮和金钱；无党无派小党小派的人，喊破了喉咙也是白费，而共产党的意见，就不能相应不理，因为共产党有枪杆；甚至教授罢教，政府可以听其自生自灭，而工人罢工，有司不能不管；一切只讲强力。只讲强力的社会必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同时亦即为一个乱的礼会。其四，要求政权巩固，自然不顾政局发生不必要的波澜，于是老朽之辈，虽庸碌一无成就，亦可尸位十载而不易，“忠实”之徒，虽恶行多端，众口所诛，亦仍能安如磐山，行其所行。贤不肖不复有别，而国家取士之道尽失！从内容到语气，我们感到，储安平在批评执政党时，简直没有什么顾虑。由此可以想见：作者茌秉笔直书他的意见时，胸臆间充溢着一股浩然之气的情景。我们今天重读前人的这些文字，也可窥见六十年前的言论自由所达到的程度。朱东润从泰兴来1946年7月1 3国共军队在泰兴激战以后，朱东润曾到泰兴一次，大概在9月中下旬他又去了一次。他本来就是泰兴人，他写了一篇《我从泰兴来》的长篇报导，登在《观察》第6期。朱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传记文学家。他当年写的这篇家乡见闻记，是现存当年关于苏北内战战场的翔实纪录，兹撮要摘录如下： 共产党在和政府底斗争里，不断地指摘政府如何地食言，如何地不顾信用，如何地滥发空头支票；他们甚至自称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政党。地方民众看到国军奉行三民主义的标语，同时再听到共产党实行三民主义的口号，这才是摸不着头脑。可是在共产党底作风里，也确实表现那令出必行的气势。最初他们提出减租的口号，地主底田租便不得不减轻；其次是倒租，于是他们便和地主计算要把民国二十九年以后所收的田租，取出不照共产党规定而浮收的部分完全倒出。这一来，地主们一概破产，走得了的便逃到江南，至少也躲到城里，走不了的只有一切遵命。好在小地主都是些自耕农，只要留得几亩地，他们总还可以勉强自给。一年以来，四乡更叫起拆屋分回的呼声。多余的房屋是地主阶级底象征，而且万一国军到达，每座房屋都会成为临时碉堡，于是便实行拆屋，除了生活绝对必需的几间以外，一概要在限期以内，自动拆卸，这样你还可以保留一部分的木料和砖瓦，倘或逾期不拆，那就由他们代为执行，一切都没收了。分田更是一件重要的定策。本来泰兴人多地少，耕地面积太少的农民，久已无力维持极低的生活水准，更谈不上供应地主和债主的剥削。现在分田了，除去流亡的地主和农民以外，按人口均摊，听说在较优的村庄里，每人分得二亩，其次的也分得一亩五六分。这个当然算不上什么土地政策，因为他们底一切计划，都是只就一县着手，必然地还是多寡不均，而且因为人口孽生底结果，短期以后，必然还需要一个重待分配，才能保持小范围以内的平衡。可是共产党管不了这许多，一切只求眼前的痛快。分田以外，还有分店，这是一个在外间很少听到的名辞，但是在新四军支配的几个镇市里，已经切实执行了。分店底办法，是把店主底资本、存货和生财家具，由店员平均分配，大家一走了事。这个当然是一种极幼稚的行为。商人被打倒了，新的分配机构没有成立，那时谁来担负这营运的责任，一般的民生岂不是更加痛苦？在共产党底发祥地，商人照旧存左，偏偏在这民生凋疲的苏北，实现这个闻所所未闻的分店理论，这是为的什么？可是他们正在提倡打倒知识阶级，而泰兴的共产党基本干部，知识最高的多半只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因此不免倒行逆施，做出这些原始社会的行为。

　 从军队底数字上，从训练和装备上看来，新四军是无法和国军比较的。在阵地战遭遇战方面，他们不是国军底对手；他们擅长的是游击战，因此国军始终驻在几个据点上，可是这个作战方式，是经过几次严重的教训，才算学会，轻易不能放弃的。除了直接作战以外，共产党对于对方，凭着他们亲交的手段，常时构成最大的威胁。本来新四军底最大部分是穷苦的农民，而对方底最大部分，何尝不也是穷苦的农民？贫农和贫农底中间，最容易造成情感底共鸣，一待情感共鸣而后，那还打什么仗呢？去年九月间新四军消灭伪军，就是用的这种战略。那时伪军师长蔡鑫元把十九师底部队，完全收到城里，聚集了三个月以上的粮草，在泰兴城里巷头巷脑筑了无数的碉堡；他准备和新四军决战，但是他也确实认定新四军无从破城。在新四军进攻城郊的时候，伪军长官有些正在开怀打牌，认为这个不成问题，城头城下稀疏历落的枪炮声，衬着竹牌的声音，更加来得清越。可是新四军有新四军底策略：大部的军队留在后面，拚命地嚷着：“杀啊，杀啊，冲啊，冲啊”，近城边的却是大队大队的乡下老太婆，她们喊着城上守御的军队“乖乖肉格家去吧！我们是为着躲公粮才当兵的，不是来替蔡鑫元拼命打仗的啊！跟妈妈家去吧！新四军不杀你们，他们是来杀蔡鑫元的啊！”真的，军的兵士，只是些躲避公粮的贫农；经不起这_阵阵的威胁和叫唤，他们终于把枪枝放下，不打仗了；他们一个个地回家，只剩得蔡鑫元和他底僚属偿还人生底血债。唐人说：“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还乡。”从前都以为这是诗人底幻想。现在晓得确实是有这个境界的。朱先生的纪实，还有不少精彩的内容，限于篇幅，只好割舍。以上所记是人类战争史上罕有的一个战例。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革命，为了他崇高酌目的，是不惜采用各种手段的。我们重温历史，如能悟出这一点，就更能知道十一年后的“引蛇出洞”的“阳谋”，是自在情理之中的事了。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择手段”却对人心有腐蚀作用。它导致的全民心理的顽症，却是一百年也治不愈的民族痼疾。储安平致胡适的第一封信《观察》在创刊之前，胡适已经回国，但创刊号封面下端所列68位撰稿人（自第7期增至70人）中没有胡适，这在储安平是有深远考虑的。当《观察》出到第21期（1947年1月18日）三天之后，储安平藉阴历除夕之夜，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份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的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愤事。观察创刊造今，忽忽半载，日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或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真正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化了整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力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物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这个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鼓励和赞助，前辈也有鼓励赞助有希望的后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一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大除夕 胡适生于1891年，此时刚过55周岁。储安平生于1909年，至少已满37周岁。他比胡适年轻18岁，他们属于两代人，储安平以“后学”居之，是很恰当的。由于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宗师的地位，《观察》既以“自由思想”相标榜，则胡适的列名撰稿人，就比其他任何撰稿人的列名更为重要。所以储安平的这封信写得诚恳，坦率，并且表明了自己的志趣和人格。依照胡适的为人及其待人之道，可以推想他对储安平的请求，是不会拒绝的。《观察》第1卷出满24期后，要休刊两周，到3月1日再出第2卷。果然在3月1日出版的《观察》第2卷第1期的封面上，胡适的名字已列入撰稿人名单之中。此时的撰稿人已增至74人。胡适必定是在1月末或2月期间给储安平复了信的。但文章却没有写。迄《观察》停刊，也就是在1947、1948整整两年中，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这是什么原因？这是笔者近三、四年以来一直在探究的一个问题。一九四七年的胡适（一） 胡适一生最关心的事不外学术、教育、人才，所以凡是与此相关的事，他都不殚烦地参与料理。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一生都在写批评政治的文章。具体准确地说，是他对实际政治不感兴趣，无意从政。但政治的不良，影响到国家、社会的进步，影响到民生，他便要据理执言，所以他终其一生都在批评政府和执政党，无论蒋介石怎么尊重他，看重他。1947年初，他就任北大校长才半年，他一心一意想把北大办好，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公余则弄他的《水经注》断案。2月18日他在家里“召集北平市妇幼保健所赞助委员会，意欲帮王伯琨女士的忙”。21日蒋介石派王世杰飞往北平，劝他考虑就任考试院长，他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他在2月里花了一些精力应付这件事。24日上午，他到协和医学院，与T．鲍恩先生和玛丽·弗格森小姐商量协和校务，因为他是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的董事长。第二天他就病了，直到3月5日才出门 到北大办公。3月6日，胡适与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秘书玛丽·弗格森和护士学校主任聂女士搭美国军用机南下，12点到上海。下午就召开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7日、8日又续开二次、三次提名委员会，直到预备程序完成后，才于11日开协和校董会的正式年会，开了一整天，终于选出了正、副院长。

　 13日，胡适去南京。下午两点才到，立即就开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接着又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预备会。胡适此来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晚8点，蒋介石邀吃饭，先约胡适小谈，仍然劝他参加政府。以后几天，陈布雷、邵力子都来劝驾。18日下午蒋介石又约胡适谈话。胡适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义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胡辞出时，蒋送到门口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适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 历来治民国史的学者都认为蒋邀胡适、陈光甫、莫柳忱、胡政之等无党派的人士任国民政府委员是虚假的，或虚设的，挂名的，其实蒋是确有诚意改革政治的。做学问不应当站在得势党的一方判定问题，应该取超党派超意识形态的纯学术立场研究事实。

　 下午五点，胡适访英大使RalphStevenson（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是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

　 3月21日他飞回北平。29日与郑天挺（总务长）、汤用彤（文学院长）、陈雪屏（训导长）商量，由他们去电给政府，说明校长不应参加政府委员会之意。胡适自己“也去一电，给蒋公，申说此意”。4月5日，“再打一短电给蒋主席，仍由骝先（朱家骅）兄转”。4月19日，“何（思源）市长转来蒋主席电云：‘微电（五日）敬悉。此次尊重兄意，不克延致，殊为耿耿。若有两全之道，则必借重以慰群望也。国事艰虞未已，尚盼时赐尊见，……匡其不逮为幸。蒋中正卯皓府交印。… 5月19日的《经世日报》及20日的《华北日报》报导胡适对学潮的态度，认为罢课不能解决复条的政治问题，反而使学业受损失。胡适在《华北日报》的剪报上批注：“此是官报，故删去我批评政府的话。”（《日记》手稿本）5月20日，陶孟和致胡适一信：适之吾兄： 久违，至以为念。我兄缄默久矣，识与不识，每谈及时，常深为忧虑。今早得读我兄对目前学潮谈话，谓政府动感情，诬学生有背景为不当，所见公平正确，直言无忌，不逊当年，曷胜钦佩！大家所忧虑者，可从此冰释矣。欣幸之余，专函奉告，尚祈谅察是幸。此颂 大安 弟孟和顿首五月廿日 胡适在《日记））里记： 陶孟和兄来信，可见一般朋友的心绪。此信亦见南方报纸也有发出我批评政府的话的，此则甚可喜。北方官报如《华北日报》，把我批评政府的一段删去了。五、廿三。储安平谒见胡适 1947年7月初，当《观察》第2卷第19期印成后，储安平给胡适写了一封短信。文曰：适之先生： 我定十日前后飞平，专诚晋谒先生，问先生请教。我在这封信上，先向先生恳求一事：我们诚恳地求先生为观察三卷一期写一篇文章。我们愿意得到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如承俯允，小胜感幸。聆教匪遥，余容面陈。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七，四 储安平“飞平”看来是如期成行了，并且胡适接见他至少不低于三次；只可惜7月中旬，时值酷暑，胡适自7月1日至19日没有记日记，难知他们交谈的详情。7月20日《日记》载：“各报登出我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此文不长，但却是中国宪政史上一通极其重要的文献，有必要录在这里让当今怀有宪政民主梦想、企望政治体制改革的有为君子重温那失诸交臂的可贵可羡复可叹的历史。文如下：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竞做共和党的总统候迭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称为“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占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于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O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仅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了。

　 这篇文章显然是四个月前（3月18日）胡适在南京与英国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一小时谈话主要内的申说。当时国民党宣布结束“训政”，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宪政道路的最后一次契机。但是右翼党对内战欲罢不能（它非主导方面），而左翼党还没有具备接受宪政的见识和胸襟，致使这个契机白白地丧失了，其后半个多世纪则无宪政的一丝曙光，故中国的三、四代仁人志士及良善百姓不得不接受一部现实的伤心史！（未完待续）（相关简介：程巢父，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