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言官的“雷人”提案 雷人提案

　　明清言官,每多“雷人”提案。 　　《明史》记,给事中胡以宁上疏请立法禁食蛤蟆,时人号之为“蛤蟆给事”。明人杨士聪《玉堂荟记》记,崇祯时出朝甚早,百官常迟到,有言官就上疏建议在裁缝队伍中开展整风运动,因为他们缝的扣子不结实,临朝前常脱落,耽搁官员出门。另据近人瞿兑之《�庐所闻录》,明代还有言官建议在宫中埋伏荆棘、饲养犬只以卫安全。不过此说疑有误,作此“雷人”提案的当是北宋御史宋禧,事见《续资治通鉴》。
　　与“蛤蟆给事”对仗的,于清代则有“驼煤御史”。清人周寿昌《思益堂日札》记,雍正间,有御史奏称,卖煤人不许横骑驼背,以免摔下来,时人遂称之为“驼煤御史”。也在此朝,御史钱以�刚上任就推出连珠炮的“雷人”提案:一是请天下尼姑还俗,好解决单身汉的性问题;二是民间养女20岁以上还没嫁人的,地方督抚要当活雷锋,帮助她们解决其个人问题。三是民间常有人因数十文钱斗殴,请有司查明需数十文钱的穷民,发给他们,就不打架了。更离谱的还在嘉庆朝,有御史奏请开牛禁,准回民宰卖。�琰气得直翻白眼,怒斥,我们禁杀的是耕牛,回民杀的是牧牛,根本就没禁过,开什么开?
　　明清言官缘何多出“雷人”提案?周寿昌分析说,当时制度规定,台臣(即言官、察官)若三月无疏奏,有“辱台之罚”,所以言官不得不胡乱找些琐鄙之事凑数,其提案遂多雷人。这道出了部分原因,但没有点中要害。在我看来,明清言官之“雷人”,主要有三个原因:1、八股取士造成官僚普遍缺乏行政管理的专业技术。2、专制政权下言路阻塞犹如肾结石。于明代有廷杖,于清代则为文字狱。3、在前二者作用之下,官僚多缺乏政治担当,自然谈不上什么“言责”,于是文恬武嬉,混天过日。
　　明代八股之祸,于清代“薪尽火传”。康熙间虽曾取消八股,改为相对务实的策试,但旧知识分子的反弹极大,没多久仍改回原样。直到1905年取消科举之前,八股机制始终源源不断地为帝国输送一批又一批迂弱之儒。在这些人中间,怎能指望产生“一言兴邦”之杰士呢?
　　再说专制政权与言路的力量消长。明清以前,言官的力量相当显赫,尤以宋为盛。有宋一代,号称不曾杀一谏官。明清则不然,皇权之专制力量高涨,在朝言路与在野清议之力量自然积弱。明代皇帝对大臣,多是一言不合,也不打话,立马当廷打到屁股开花,其惨痛之状,可以想见。廷杖威武,言官自然萎靡。有明一代,言官被杖毙的并不罕见。兔死狐悲,谁还愿意前赴后继?一些有抱负的言官则转入颓废。
　　清代没有廷杖,但文字狱比廷杖更厉害。廷杖不过是打屁股,有时打死人,有时打到半死,一个屁股大一个屁股小,但较少殃及族人。文字狱则是将你与你亲密领域中的各色人等一网打尽,其残酷更甚。自此,士气之迂腐与战兢,遂为主流。加上清代取消可以对口监督六部行政事务并有封驳诏敕之权的六科给事中,将之并入都察院,言官谏议、监察功能大受削弱,而雍正朝的密折奏事制度,又进一步消解了言官的权力。有清一代,因奏疏鲠直而遭难的官员屈指可数。
　　抵至道咸,言路之萧瑟,官员之卑琐,已达可怜复可怖之地步。龚自珍曾用极凄切的语言来形容其时世运人心:“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他还哀叹说,不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就连有才的小偷、强盗都没有了。当然,也就更不太可能出现有才之言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