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外国青年社会学发展综述

　 关于外国青年社会学的发展综述

　; 美国对青年运动的研究起始于四十—五十年代。青年一代在当时被称为“沉默”的一代。不少青年人对尖锐的社会问题宁愿置身事外。这个时期,社会学家主要研究职业定向。资料表明,社会出身在形成和实现个人生活计划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多数资产阶级学者无视事实,他们认为,青年时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决定了青年的社会化过程。; 六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是福伊尔的《两代人的冲突:大学生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作者认为,年龄特点是青年政治积极性的起因。福伊尔用青年人与成年人间天赋的心理上的不能共存来解释两代人的冲突,并认为这种冲突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对大学生抗议的实质作出这种解释不仅一笔抹煞了青年的社会热情,而且违反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动力的学说。可以把七十年代相对地称为美国青年社会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具体社会学研究是要了解青年人的社会志趣,调查他们的政治积极性的高低和性质。但是,研究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大学生方面。七十年代,一方面研究大学生对未来事业的志向、对劳动内容的要求、对传统社会制度的评价,以及如何衡量闲暇活动和工作活动的作用,即他们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评价,另一方面还出现一个新的趋势:研究大学生公民积极性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有些美国社会学家,认为七十年代的大学生不同于“六十年代一辈”的大学生,他们不大关心政治,而主要追求物质生活上的享受。例如,1967年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51%认为把政治问题搞清楚是最重要的事,但到1977年这类大学生仅占40%。六十年代,西方扩大了高等教育体系。结果出现双重的矛盾情况:一方面大专院校的入学人数增加,另一方面由此而造成毕业文凭的价值下降。花费一笔可观的学费,才大学毕业,却不能保证顺利找到职业。于是,在许多大学生中自发滋长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反抗情绪。; 七十年代,高等教育体系继续扩大。1970年大专院校就学人数是846.9万人,到1977年则达1141.5万人,而且人数增加的主要是公立大学,即比较容易进入的大学。在这一时期,来自拉丁美洲的大学生和黑人大学生人数增加得特别快。在种族歧视的环境里,受压迫的人种集团的成员把自己子女能上大学视为生活中的一大胜利。出身于生活最有保障的社会阶层的大学生,他们主要关心自己周围,而对社会的评价则根据能否使自己得到享乐。社会学家虽然记录了享乐主义情绪在生活有保障的大学生中普遍滋长的情况,但是,对这种享乐主义情绪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没有进行分析。享乐主义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它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从“热衷于工作”转为迷恋享乐—这一变化证明社会精神的低落和革新能力的缺乏。在谈到反抗社会制度的行为实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过:“每一个暴动者在自己的‘利己主义的行为’中都面对着一个特殊的现实,他总企图凌驾于它之上,却不考虑一般的关系。他之所以力图摆脱现存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是他的障碍,相反,在其他方面,他却力图尽快地把它攫为己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44页,1960年)青年人摒弃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不再遵循这种道德的准则和价值观念,但却把那套能满足他们享乐需要的社会不平等制度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总的说来,对七十年代大学生的研究表明:在大学生中,社会分化不断加剧。我们已经指出,近年来西方社会学家日益重视研究青年工人,—研究他们的生活目的和对社会价值、社会规范的态度。把青年工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不是偶然的。在美国的经济自立的人口构成中,青年人的比重正在增加。; 一般说来,他们比老一辈工人的教育程度要高,社会权利要求的范围也广。现在参加工作的一代青年,要比上一代平均多受四年教育。现在的青工不只局限于追求物质需要,他们还盼望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力图依靠自己的才智和积极性来获得生活中的成就。《人反对工作》这本书认为,这种冲突情况、是由于管理人员不理解“新”工人造成的。“青年工人反对的并不是工作,而是整个使人不得不屈从的制度……”“新”工人—就是受过教育并具有自尊心的工人,他是科技革命需要的产物。但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实质本身,按列宁的话来说,需要的却是“俯首贴耳的奴才和精明的工人。”青年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冲突—这是在科技革命条件下,制度内部矛盾尖锐化的局部表现。七十年代具体研究的资料,对美国社会学界重新估价“两代人冲突”的观点颇有影响。但尽管美国社会学家收集了一些有意义的实际资料,他们实质上对下列许多问题无法解答:青年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中的地位、在科技革命条件下某些青年群体形成的特点、美国青年问题解决的前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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