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对于天津涉台经贸政策几点思考

来源:高三 发布时间:2020-10-24 点击:

 十二五时期关于天津涉台经贸政策的几点思考

 论文导读::有鉴于天津目前生产性服务业不足的客观趋势。因此从知识经济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在“十二五时期”天津应朝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趋势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并根据津台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借由 ECFA 促使津台经贸政策的转变,让天津经济逐步由目前微笑曲线的底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前进。论文关键词:知识经济,ECFA,生产性服务业,微笑曲线

 一、当代经济贸易趋势下津台两地的新发展与新特点 20 世纪末期,以创新为核心、以专利发明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开始兴起,并迅速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和贸易条件。一方面,以创新为特征的知识和技能已经日渐成为一种新的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并正在逐步取代资本和劳力成为比较优势的主要本源;另一方面,加工制造作为产业价值链的中游,其地位和创收效益日益下降削弱,而作为产品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以及下游的品牌管理、市场销售等,由于蕴含着高度的知识与技能,其获取的经济收益却日益增加,从而形成微笑曲线状的发展趋势。由此,廉价劳动力所提供的产品价格日益下滑,而以知识和服务贸易为主的出口品价格却日益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在将自身打造成国际知名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的过程中,就必须把握住当前知识经济所引发的新趋势和贸易条件的新变化,努力转型成为创新驱动的经济体,在发展壮大制造业的同时及时

 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升级,而不能徘徊停滞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阶段,否则将在对外贸易中日益陷入不利的地位。而且,在天津土地、劳动力价格日益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开发培育简单劳动力以外的比较优势,那么随着加工制造业转移向中西部或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地区,天津有可能出现产业空洞和断层。

 与天津相比,台湾较早地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在岛内大量传统产业受岛外更低成本诱惑而出走外移的情况下,台湾产业就开始积极往微笑曲线的两边(尤其是研发设计)发展,即逐渐放弃原先的代工路线,而着力于附加价值高的设计研发,以及创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正是由于及时地把握住了知识经济的大势所趋,台湾通过自主研发出附加价值极高的关键零组件技术,初步形成了创新这一核心竞争力,并新兴了半导体、电脑、光电等高科技主导产业。随着这些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台湾的研发设计、金融、保险、法律、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也迅速发展壮大,并促使台湾逐渐转型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无疑,经过多年的转型升级,台湾已经形成了以知识技能为主体的新的比较优势,并逐渐步入了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应,台商企业的全球布局也呈现出把制造业转移到大陆,自身加强微笑曲线左边的设计研发(以弹性、快速来取胜),以及微笑曲线右边的全球运筹服务的趋势。在对外投资方面,台商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投资也日益增加。

 二、台湾创新经济的发展以及台商全球布局的新趋势 (一)台湾近年来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由于高科技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能力,所以对台湾创新经济的发展也主要以考察以上相关产业为主。

 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岛内土地、劳力成本的上升和台币的升值,台湾制造业也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在当时台湾以“科技导向”为宗旨的产业政策支持下,台湾制造业逐渐脱离原先支持台湾经济起飞的那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制造业,而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其中,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尤其成为了台湾制造业的支柱产业。台湾目前和未来的高科技产业着重在以发明及创新为主的产业,而生技及信息产业正是台湾决定要发展之两大新兴产业,在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上,透过科学园区、工业区等之策略性建置,台湾已成为全球科技产业重镇。2007 年,台湾 ICT的产值在全球排名前三。目前,IT 产业已成为台湾最主力的产业,根据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EIU)最新公布的全球 IT 产业竞争力评比结果,台湾 20010 年的 IT 产业竞争力评比,已从 2007 年的全球第 6 名晋升到第 2 名,在亚太地区更是名列第一,超越日本和韩国。而最近4 年,台湾每年在美国得到的专利总数已高居世界第 4,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高于其它先进国家和地区。以台湾工研院 2006-2010 年为例,台湾工研院累积新的研发设计专利高达 8000 多件,现平均每年更以 1000 多件的速度在增加。台湾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升级和转型,关键即在于及时地把握住了知识经济的大势所趋,初步形成创新这一核心竞争力。在台湾大量传统产业受岛外更低成本诱惑而出走外

 移的情况下,台湾产业就开始积极往微笑曲线的两边(尤其是研发设计)发展,即逐渐放弃原先的代工路线,而着力于附加价值高的设计研发,以及创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如宏碁 Acer、明基 BenQ 等IT 企业的发展模式均体现出此一发展特征),从而获得更高的价值创造以摆脱成本劣势的影响。[1] (二)台商现今全球布局的特点与趋势 就高科技产业而言,台商当前扮演的角色是运筹,即全球接单、各地制造,其关注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接到订单、如何进行研发设计、如何保证准时交货、品质合乎规格。过去十年来,台湾 ODM 厂商不断发展本身的竞争力,其主要的发展方向有三个:

 (1)把制造移到大陆; (2)加强微笑曲线左边的研发,开始从事研发设计,并且靠弹性、快速来取胜; (3)发展属于微笑曲线右边的全球运筹服务。

 具体说来,由于大陆的土地、劳工相对于台湾和其他发达国家仍然较低,所以自 1990 年代以后,台湾以信息、电子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就开始大规模地西进至大陆地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高科技产业的这一西进趋势已经由最初的代工生产,开始发展到包括产业链上游的部分研发和下游封装测试的外移,但总体而言,以代工模式为主的中游制造厂商仍然是外移主体。

 与此同时,大部分规模较大的台商企业都将研发设计总部和全球运筹中心设于台湾,集中岛内资源从事研发、设计和行销、服务。此外,

 在美日欧等地也设有研发中心,以便于根据国际市场需求进行相应的研发设计,并开展国际合作。目前,ADM、IBM 等国际大厂商和宏碁、台机电等大型台商企业也时有合作,共同开发新的前沿技术。

 三、ECFA时代对天津涉台经贸政策的建议 在上述新形势下,本文认为天津涉台经贸政策应立足于为天津实现创新驱动而服务,以促进天津在打造现代制造基地的过程中朝着微笑曲线两端升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为着眼点。

 同时,本文认为在 ECFA 时代天津涉台经贸政策应首先注意到的一个转变是:涉台经贸政策不要局限于传统的招商引资思路,而应以整合津台资源为战略高点。一方面,天津近年来经过发展,已经不再属于当初那种缺乏资金等物质资本的饥渴状态,相反,经过历年来财政税收的增长和现在人民币的升值,天津甚至还出现了流动性资金过剩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经济时代国家与地区间的竞赛已由制造力转向了以创新为核心的竞争力,而贸易条件也产生了相应改变,所以天津目前最缺乏的是为了实现创新驱动和产业提升所需的知识技术、经验积累以及相关的人力资本。所以,应该意识到,天津涉台经贸政策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利用天津现有的工业基础、物质资本、自然资源和人才储备,去积极整合台湾相关产业的技术知识、经验、人力资本等资源。[2] (一)未来几年内,天津在引进台商企业时,有必要进行如下一些转变和调整:

 1,应该看到,近年来台资北上已成必然趋势,而台商在天津投资也

 已经呈现出以制造业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日益增加的特点。为此,天津涉台经贸政策除了继续鼓励台商高科技制造业入驻以外,还应该根据天津产业提升的需要,特别鼓励台商企业在津设立研发中心,促成台湾和天津技术人才共同研发,从而通过技术外溢、技术转移等途径增进天津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政府还可专门设立创新基金,鼓励来津的台商企业进行创新。

 2,随着天津制造业规模的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连动发展也日益提上日程。十二五时期天津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应是台商投资的下一波重点。对此,天津涉台经贸政策应该积极地未雨绸缪。但此时不能仅仅着眼于让利、减税、土地供给等个别的优惠措施,而应从市场开放和自由化的战略高度入手,亦即借助滨海新区可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主动打破金融、保险、管理咨询、广告、行销、物流等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垄断,开放市场,鼓励台商在这些行业领域先行先试,与市内其他相关行业形成竞争,从而推动制度创新,壮大天津服务业规模,为天津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升级提供基础。[3] (二)除了引进企业以外,天津涉台经贸政策应该转移到一个新的更为重要的焦点,即如何引进台湾的人力资本。

 知识经济的到来促使知识技能成为最为关键、附加值最高的生产要素,而这一生产要素的载体正是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人力资本提升到了比资金、土地、劳动任何一种传统生产要素更高的地位。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跟资金一样,应该要能自由流通。对于研发设计人才不足、创新经验不足,一个最快捷的

 解决方案就是将人力资源全球化,创造—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世界各地优秀人才的加入。这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培育知识技能这一关键的新的比较优势的共同经验。实际上,台湾企业在当初实现升级和转型时,就大量借用了外国的人力资本。为此,本文认为,天津涉台经贸政策下一步应着重考虑的是如何促进津台人力资本的整合,以带动天津创新经济的快速形成。以下是本文提出的几条建议:

 1,借鉴台湾创建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带动台湾产业成功升级的经验,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类似的研究机构,大规模招徕台湾科技人才前来与在津大陆人才共同研发,使之成为天津的“创新引擎”。

 工研院是台湾于 1970 年代建立的,其目的是帮助台湾产业实现向高科技产业的升级转型。工研院对大陆人可能比较陌生,但它却是台湾经济的“创新引擎”。台湾几乎所有的大规模高科技企业董事长与总裁(如张忠谋、曹兴诚等)都来自于工研院,工研院已被誉为台机电、联电的孕育者,台湾半导体、个人电脑、光电产业的摇篮,纳米科技的急先锋,以及企业总经理的制造机。工研院虽然由政府出面投资组建,但为了避免官僚体制的低效率对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工研院从一开始就以财团法人的形式独立运作。政府每年拨一定经费给工研院,用于研究前瞻性、基础性的技术,而工研院更大部分的经费来自于与厂商共同研发应用性技术,并将技术移转给厂商。工研院的这一特点使得它的研发能够贴近企业、切合市场,因而能够成功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的提升和公司的业绩。事实上,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工

 研院运用其所培养的技术与人才,以成立衍生公司、移转技术及协助企业培训人才等做法,对台湾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为台湾工业界注入了半导体、电脑、光电等新兴产业,而且也大大帮助了传统产业技术与附加值的提升。工研院现已成为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纷纷前往考察和效仿的一个重要机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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