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济全球化

　 “两次世界经济全球化”

　张丽

　南开大学经研所

　内容摘要：针对许多人把“全球化”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个新现象的看法，作者提出了“两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认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论文把“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把今天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末苏东共产主义制度解体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在形式上颇为不同，但在本质上和内容上却很有相似之处。

　关键词：世界经济体系，国际劳动分工，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第二次经济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及其核心内容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越来越被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其中“经济全球化”首当其冲，被政治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学者等屡屡提及。很多人把“经济全球化”当作一种新现象，认为是近二十来年来随着高科技，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电脑，网络，无线通信等技术之迅速发展，世界空间相对变小，各国间经济合作日益增强的产物。

　作者认为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德雷(Herman E. Daly)的定义：

　“全球化是指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较少或完全不受限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经济向一个全球经济的整合。”[1]

　德雷特别强调“全球化”不是“国际化”。其差异在于“国际化”不过是各国间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的加强，其基本单位将继续保持为一个个彼此独立的国家经济实体；而“全球化”则是要把一个个独立的国家经济实体融合到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其结果将是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实体的瓦解和消失以及一个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德雷认为在向一个全球整体经济的整合中，原有各国经济体系间的界限将会消失，每一个个体国家将丧失自己的经济独立性而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特定功能部门(Herman E. Daly 1999)[2]。

　按照德雷的解释，“世界经济全球化”即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即一个以某一地区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而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将会产生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和资源财富的分配；各国经济都将被纳入到全球的整体经济当中去，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自己各自的功能，扮演着自己各自的角色。在这里，“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全球范围内“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产生”是“经济全球化”的关键。

　[1]?原文为：“Globalization refers to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many formerly national economies into one global economy, mainly by free trade and free capital mobility, but also by easy or uncontrolled migration.”（Herman E. Daly 1999）。

　[2]?参见原文：“Internationalization refers to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eaties, alliances, etc. Inter-national, of course, means between or among nations. The basic unit remains the nation, even as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Globalization refers to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many formerly national economies into one global economy, mainly by free trade and free capital mobility, but also by easy or uncontrolled migration. It is the effective erasure of national boundaries for economic purposes. International trade (governed by comparative advantage) becomes interregional trade (governed by absolute advantage). 単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logically implies national economic disintegration. By disintegration I do not mean that the productive plant of each country is annihilated, but rather that its parts are torn out of their national context (dis-integrated), in order to be re-integrated into the new whole, the globalize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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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

　如果把“世界经济全球化”定义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即各国经济向一个全球整体经济体系的整和和纳入，并在整合过程中产生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经济全球化”绝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因为早在十六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中心国家就曾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在一次大战前已基本形成。然而，体系形成中所产生出来的各种内部矛盾和利益冲突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将这个体系结束[1]。在对今天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世界经济的整合程度还没有达到当年十九世纪末到一次大战前的水平(Ferguson. 2005：64, 2006a, 2006b；Rodrik 1997：22；Sakakibara 2001：1)。

　沃勒斯坦在其1999年的文章中就提出“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新现象，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在500年前就已经开始(Wallerstein 1999)。虽然沃氏没有在此文章中就这一话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但其上述观点在其三卷巨著《现代世界体系》中已依稀可见(沃勒斯坦著1998［1974，1980，1989］)。类似的表述同样可见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1982］)[2]，也可见与萨米尔·阿明和贡德·弗兰克等人的著作中(Samir Amin 1974［1970］，1977；Gunder Frank 1978a, 1978b)。弗兰克在其后来的著作中虽然强调更多的是1500年后欧洲经济体系对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加入(Frank 1993；弗兰克 2000［1998］)，但在他1998年出版的ReOrient(即《白银资本》)中也曾明确地指出“全球性(远不止全球化)乃是至少自1500年以来整个世界的一种活生生的事实”(弗兰克2000［1998］：451)[3]。而萨米尔·阿明则更是把今天的“全球化”与1492年以来的西方“帝国主义”直接联系起来(Amin 1997，2001a：6－24，2001b：17－24)。

　阿明是最早把“中心”与“边缘”概念引入到世界经济体系讨论中的学者，也是最早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劳动分工，资本扩张，剩余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交换等予以特别关注和讨论的先驱学者之一。早在其早期著作中，阿明就对世界体系中中心与边缘地区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中心地区之富有和边缘地区之贫穷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了特别的关注。阿明认为认为从1492年起，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历过了两次大扩张，如今正在进入第三次大扩张。他说“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甚至不是它的最高阶段”，从一开始，也就是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时刻起，帝国主义就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同行并进，水乳交融(Amin. 2001a: 1，11)。

　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者也注意到了历史上的“全球化”现象。由于其中很多学者并不是经济史学者，所以在讨论十六至十九世纪的全球化时，很多学者所讨论的常常是广义上的“全球化”，而不是全球化中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虽然这些学者没有象前面沃勒斯坦，斯塔夫里阿诺斯，阿明和早期的弗兰克等人那样从“世界经济体系建立”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上的全球化，但是他们都认为“全球化”并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后出现的新现象。

　乔治·瑞德森(George Raudzens)把1492年作为全球化的起点，把1500年到1788年间欧洲的军事和经济扩张称之为“帝国扩张时代的全球化”。他认为在这一期间，全球化中的中心帝国先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英国的中心主导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强烈消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完全被美国取代(Raudzens 1999)。

　乔福瑞·古恩(Geoffrey Gunn)把1500年到1800年间欧亚间的交流称之为“第一次全球化”，但主要讨论的是文化上的交流和碰撞(Gunn 2003)。罗比·罗伯森(Robbie Robertson)认为到目前为止，人类经历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兴起于1500年之后，但在十八世纪中变得踌躇蹒跚，主要集中在世界贸易网络的建立上；第二次从1800年后开始，后销迹于二十世纪初，主要集中在工业化推动力的获得上；第三次浪潮衍生于1945后所建立起来的世界新秩序，目前正在进行中，至于后果如何，还有待静观(Robertson 2003：4)。而在博德和泰勒主编的著作Glob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全球化的历史视角)中，作者们则分别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世界经济从十六世纪初到二次大战前由于海洋贸易，铁路修建，电话通讯的发展而发生的变化(Bordo and Taylor 2003)。

　还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去年在美国出版，影响颇大的The World is Flat(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过去几年中先后出版了两本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有关全球化的著作，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雷克萨斯和橄榄树)和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纪简史)。在他的新作The World is Flat(世界是平的)中，弗里德曼把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 从1492到1800年，是由国家扩张和资源竞争所推动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2.0，从1800到2000年，是由国际大公司所推动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3.0，从2000年到现在，是个人扩张的全球化时代(Friedman 2005：10－11)。

　本文比较倾向于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形成和世界经济体系建立的角度看待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根据沃勒斯坦，阿明等人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论述和德雷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建立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其关键内容是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劳动分工”，以及建立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上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没有“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世界经济贸易合作不能称之为“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带来国际贸易量的增加和各国间经济合作的加强，但国际贸易量增加和国家间经济联系加强的本身并不见得就是“经济全球化”。在阿明，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等人对1500年以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讨论中，他们特别强调的是一个在一个中心地区的主导支配下，有等级，有中心，有边缘，有半边缘，有国际劳动分工，有不平等交换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Amin 1974［1970］，1976；Frank 1978a，1978b；沃勒斯坦 1998 [1974，1980，1989])。

　[1]?详述见第二节。

　[2]?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十五世纪末才开始。他说“1500年以前的欧洲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西欧诸民族地处边缘地带，从那里窥视内地。”然而，“到1914年时，欧洲已称霸全球。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的非凡顶峰，这一漫长过程从500年前葡萄牙船长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时就开始了。”（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1982］：3，562）。

　[3]?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弗兰克也曾强调和倾向于1492年后由欧洲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Frank 1978a，1978b）；但是，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弗兰克对自己原来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世界经济体系早在150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1500年后的欧洲不过是加入到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而已（参见Frank1993；弗兰克 2000［1998］）。然而，不管是在其早期还是后来的著作中，弗兰克一直都在强调近代西方的崛起是与新大陆的发现和1500年后世界经济体系市场下的劳动分工，不平等交换，和剩余积累的不平等分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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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两次世界经济全球化1

　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本文认为从1500年到现在世界经济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整合。第一次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整合发生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其前提条件是欧洲造船技术对海洋交通障碍的突破，并由此带来的欧洲向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和经济扩张。第一次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西方的崛起；其主要是靠坚船利炮的殖民手段所推动和实现的；其特点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和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最后是西方国家在世界资源分配，国际劳动产业分工中的胜利以及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绝对优势地位的确立。

　今天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发生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其前提条件是苏东前共产主义制度解体和美苏冷战结束后西方市场对国际政治障碍的突破，并由此带来了西方资本和经济向前苏东国家和中国及东南亚等国家的扩张和发展。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依然是由西方所主导和推动的；其特点是西方国际大企业公司在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下的资本扩张，带来的将是新一轮的资本，资源，劳力和技术的重新组合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产生。此次经济全球化到底是带来现有世界经济格局中原有等级的维持和加强——进一步增强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上的竞争优势以及其在国际劳动分工和在世界资源和财富分配中的利益份额，还是将带来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体系的产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此次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手段和运行规则，以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反应和表现。

　3.1.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

　从时间上看，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起始于十六世纪初，在新大陆发现后的西方海外扩张中开始；终止于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结束。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开始之前，世界各地区虽有贸易交往，但彼此间互相独立，并不存在着以某一个地区为支配中心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但到一次大战前，经过几个世纪的殖民扩张，一个以西方为支配中心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已基本形成。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从1500年至1763年间，欧洲由于控制了各大海洋和西伯利亚及南北美洲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已从默默无闻的地区中崛起。”而从“1763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是欧洲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全球主人的时期。”到“1914时，欧洲已称霸全球。…欧洲霸权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欧洲已变成世界的银行家，…而且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工场。…欧洲资本和技术大量输出的结果是全球经济的空前统一。”(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1982］：560－62)。

　一战前，国际贸易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100万英磅上升到了1880年的302,400万英磅，1900年的402,500万英镑和1913年的784,000万英镑。”(同上：318)。而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英国，每年“建造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新船只，出口它所生产的九分之七的棉布，三分之一的煤和四分之一的钢铁。”(同上：670)。“到1914年时，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已达40亿英镑，占其全部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法国的投资达450亿法郎，相当于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德国的投资达220至250亿马克，为其全部财富的十五分之一。”(同上：562)。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是在贸易额上，还是在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上，如今的世界经济整合程度都没有达到一战前的水平(Ferguson. 2005：64, 2006a, 2006b；Rodrik 1997：22；Sakakibara 2001：1)。

　凯恩斯在他的著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Peace中曾经这样描述一战前夕英国伦敦居民的生活：

　“躺在床上喝着早茶，伦敦居民可以通过电话，根据自己所需要的量，订购全地球上各种各样的产品，理所当然地期待着这些产品被及时地送到自己的门前。同时，他还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用同样的办法把自己的财富投资于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自然资源和新型企业上去，不用费力，就可以分享未来的果实和好处。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想当然或者资料的推荐，购买任何一个大陆上任何一座城市的政府债卷。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立即获得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不需要护照和各种官方手续，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去。为了方便，他可以派他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去取些贵金属，他也可以携带现金，然后到外国去，无需知道那里的宗教，语言和风俗。如果他的上述行为受到了那怕一丁点儿的干涉，他都会感到惊讶，觉得受到了侵犯。”[1]

　这段描述生动地反映出了当时英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其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优势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给其国民所带来的舒适和自由的生活。

　在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先后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到法国，最后转移到英国。一战前夕的世界经济体系毫无无疑是以英国为核心，以西欧诸国家和美国为中心区域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由于这是一个有等级，国际资源财富不平等分配的体系，所以在这个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一直酝酿着尖锐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中心国家间因经济竞争和殖民地争夺的矛盾，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压迫与反压迫的矛盾。其实，正是这个体系中中心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和对殖民地争夺的各种利益冲突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从表面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起因是奥地利大公弗兰茨·费迪南在萨哈热窝的被刺，而实际上，导致它爆发的真正原因源于第一次世界经济体系建立中所产生的欧洲列强间的利益冲突。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将其归纳为下面四个方面：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1982］：578－85)。正是经济竞争和殖民地的争夺导致了欧洲列强间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如德奥意的“三国同盟”和俄法英的“三国协约”。而欧洲中心国家对欧洲边缘国家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差距又刺激了欧洲诸从属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愿望。正是这种欧洲边缘国家和欧洲中心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欧洲列强自己之间因利益冲突所形成的两大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打破了当时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动摇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原有的等级结构。英国的核心地位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冲击，并从此后开始衰落的；而美国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一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明显放慢，国际贸易量大幅度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动摇了中心国家间的等级结构，但并没有解决中心国家间原有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在苛刻的“凡尔赛条约”下，协约国对战败德国的利益瓜分反而使原来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变得更加激烈。这些激化了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很快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击和减缓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将自1492年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彻底埋葬。二战后整个世界基本上被分为两大政治军事阵营。从欧美大陆上看是“北约”和“华沙”的对峙；从世界范围上看是“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对峙。在世界两大阵营政治军事的对峙中，两个阵营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基本上处于隔离状态；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和经济整合更是无从说起。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运动彻底结束。

　3.2.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带给世界经济的变化

　从15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学者认为1500年前的欧洲无论是在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经济总量和产品的质量和数目上都不具有任何优势[2]。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达·伽马找到从非洲通往印度的航道时，欧洲并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同亚洲交换，一直到十八世纪早期，欧洲在同亚洲贸易中还以贵金属为他们的主要出口物[3]。然而，到一次大战前夕时，欧洲中心国家已在技术，生产方式，经济总量和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上占有着绝对的优势，并且统领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从人口分布上看，1500年前的欧洲人只局限在欧洲大陆，而到一次大战前，欧洲白人的足迹已遍布全世界，并且成为美洲大陆，澳洲大陆，和新西兰等国家的主要居住人口，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欧洲人后裔居住在部分非洲(如南非，津巴布韦等)地区。

　从贸易和经济格局上看，1500年前的世界是多中心的，存在着多个贸易体系，而一战前的世界是单中心的，欧洲中心国家几乎控制和主导着全世界的贸易网。到一战前夕，世界上绝大部分非欧洲地区都已成为欧洲中心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同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从属关系；欧洲中心国家占据着世界经济产业链条的最高端，享受着世界资源和财富分配中的最大份额。(参见表一)。

　表一，1500年前到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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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贸易方式的变化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世界各地区间虽然存在着相当的贸易往来和经济交往，但并不存在着一个由某一地区绝对控制垄断的全球海洋贸易体系，也不存在着一个由某一地区主导支配，有着直向隶属关系的全球经济体系。

　1500年前的世界存在着三大海洋贸易体系：1)以威尼斯和热内亚为中心的欧洲地中海贸易体系，2)从波斯湾到红海的印度洋贸易体系，3)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南海贸易体系(参见Abu-Lughod 1989：365；弗兰克 2000［1998］：94；Reid 1990：73)。那时候的贸易主要是和平的多边贸易，虽然偶然间也有一些地区间的矛盾发生，但总体上大家是平等的；各地商人彼此相互容忍，共同获利。即使存在着某些商人对某些商品的贸易主宰地位，也多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如由阿拉伯人在印度洋对香料生意的主宰，威尼斯和热内亚商人在欧洲对东方奢侈品贸易的主宰。

　1500年后，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国际贸易方式。当葡萄牙人闯入印度洋的时候，葡萄牙人无须缔造贸易体系，因为那里的贸易体系早已存在，但是葡萄牙人，还有后来的荷兰人和英国人彻底改变了那里的贸易方式(Abu-Lughod 1989：361－2)。随着欧洲的海外扩张，以往以和平自愿为主的多边贸易方式和商人被驱逐出外，取而代之是一种“贸易加抢劫”(trade-cum-plunder)的和一种靠军事武力维持的暴力垄断贸易方式。而且这种“贸易加抢劫“的贸易方式从印度洋贸易扩展到后来所有新的海洋贸易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直布罗陀海峡的军事封锁，葡萄牙人十六世纪对印度洋的军事控制和贸易垄断[4]，荷兰人十七世纪对亚州贸易的军事垄断以及对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的航道的封锁[5]，英国十七世纪末的《航海条列》[6]以及英国后来对印度的市场垄断等，就是这种军事垄断贸易的体现[7]。

　针对十七世纪荷兰人对印度洋贸易的军事垄断，西印度尼西亚马卡萨(Makassar)的一位首领曾经这样抗议道：“上帝创造了陆地和海洋，把陆地在众人中进行分配，把海洋作为公共品赠给所有的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人会被禁止在海上航行。”[8]

　2.2.2. 贸易量的增加，贸易商品的变化，和新贸易体系的形成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的海外发现首先带来的是大量美洲白银和非洲黄金的流入欧洲，并因此导致了欧洲的价格革命。伴随着“价格革命”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一方面带来了贸易量的显著增加，一方面带来了商品结构的变化。十四世纪九十年代，欧洲每年花费大约17吨的白银购买亚洲的奢侈品(Reid 1990：74)，而在十七世纪初，不算荷兰人经台湾输往日本，东南亚和葡萄牙人运往果阿和欧洲的中国货物，仅每年直接从中国出口菲律宾，然后再由葡萄牙商人输往日本的中国商品就有427－487万两白银，约合17吨(张铠 1988：3)。

　从1545年到1800年，美洲大约出产了137,000吨白银，其中约有60,000吨，大约1/3－1/2的美洲白银，最终流向了中国(参见弗兰克 2000［1998］：202－12)[9]。平均下来，从1545年到1800年，欧洲每年约从中国购买走价值226吨白银的货物，是1500年前欧洲每年购买所有亚洲货物的20倍之多。而从1470年到1780年，欧洲商船的运载量增加了有30余倍，从1470年的120,000多吨增长到1780年的3,856,000吨(麦迪森著2003［2001］：69)。从1500年到1599年，共有770只船从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七个欧洲国家抵达亚洲，到了1600－1700年，抵达亚洲的船只数达到3,161只，而到了1700－1800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了6,661只(同上：54)。“从1715年到1787年，法国从海外地区输入的进口商品增加了10倍，而出口商品增加了7至8倍。英国…从1698至1775年的这一时期中，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度增长到500％至600％之间。”(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1982］：277)。

　在贸易量增加的同时，商品上也发生了变化。1500年前的欧洲并没有什么可以向亚洲出口的商品。“尽管欧洲人急切想购买(东方的)香料，真丝，棉布和其它舶来品，他们缺少东方人所需求的高值产品或制造品。”(Newitt 2005：4)[10]。1498年，当达·伽马渡过印度洋，找到到达印度的航线时，葡萄牙(和整个欧洲)还生产不出什么能是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东西。那时候的“欧洲制造品通常比东方产品质量差，价格高。”(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1982］：132)。为了获得东方的产品，那时候的欧洲只好支付金银。

　按照弗兰克的观点，欧洲是用美洲白银买了亚洲经济列车上的一个座位(参见弗兰克 2000［1998］：27，371－80)。欧洲人用从美洲获得的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印度的棉布和南亚的香料等。大量泊来奢侈品的涌入，刺激了欧洲人的消费欲望；而消费欲望，又伙同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以及海外资本和资源的获得，刺激了欧洲本土制造工业的发展。如十六世纪末开始在兴起的瓷器制造业，十七，十八世纪在欧洲迅速发展和普及的丝织工业，以及十八世纪中突飞猛进的英国棉纺织工业。正是这样，欧洲逐渐地开始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往日靠金银换取东方制造品的贸易形式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西北欧中心国家生产军事武器和工业制造品，殖民地和边缘地区国家生产农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国际劳动分工。低技术，低利润的农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从殖民地和边缘地区国家流向欧洲中心国家，高技术和高利润的武器和工业制造品从欧洲中心国家流向殖民地。在著名的“大西洋三角贸易”中，满载着武器，盐，布匹，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的船只从欧洲出发，驶向非洲；到达非洲后，这些船只将从欧洲带来的货物卸下，再装上非洲的奴隶；然后，满载着非洲奴隶的船只再驶向美洲，越过大西洋，在新大陆靠岸；船主将奴隶卖给新大陆甘蔗园和棉花园的农场主，再把美洲大陆的糖，棉花，烟草，和稻米等农作物运回欧洲本国。在全球范围内，一个由欧洲中心国家所主导和控制的全球贸易体系逐步形成。

　2.2.3. 国际劳动产业分工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体系的建立

　国际劳动分工是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和核心内容。1500年前的世界经济是多中心的，虽然也有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分，但彼此间相互独立，自成系统，并不存在着一个全球范围内，在一个中心主导下，有着纵向从属关系的经济体系。1500年前的世界虽然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地区产业分工，如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生产，印度的棉布和香料生产，以及中东的银器和威尼斯的玻璃产品生产等，但确切地说，那更多是产业“分布”，而不是劳动“分工”。它与1500年后在欧洲中心国家主导下所形成的产业上下链上的国际劳动分工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例如，当时印度出产棉布，中国出产丝绸，二者各行其事，彼此间并没有产业链条上的直接联系，更没有什么谁主导谁，谁支配谁的问题。它与后来印度在英国的殖民下，为英国棉纺织工业生产原棉，同时必须进口英国棉纺织品的劳动分工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1500年之后，欧洲中心国家所致力于建立的是一个在欧洲领导下，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与以往蒙古帝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靠征收税赋的敛财方法不同，近代欧洲帝国所做的努力是将其殖民地的经济转化为其帝国经济的一部分。他们在那里“组建生产体系”，使其一方面成为欧洲中心国家农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地，另一方面又成为中心国家工业制造品的市场，就像英国一方面使印度成为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棉花生产基地，另一方面又使印度成为英国棉纺织品的销售市场；一方面使爱尔兰成为英国毛纺织工业的羊毛供应地，另一方面又成为英国毛纺织品的销售市场。其它的例子还有葡萄牙在巴西的甘蔗园和蔗糖生产基地，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咖啡生产基地，以及英国在印度和锡兰的茶叶生产基地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把近代欧洲的这种殖民方式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指出“虽然罗马通过掠夺，通过收集主要以粮食为形式的贡物，简单，直接地剥削其殖民地，但是他的剥削并不特别影响经济生活和结构。…传统的帝国主义包含剥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新帝国主义迫使被征服国家发生彻底的变化。”(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1982］：316)。而沃罗斯坦则把这种殖民方式称为“生产的剥削利润”，并指出只有“生产的剥削利润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占据领先地位的唯一的坚实的基础”(沃勒斯坦 1998［1974］，卷二：54)。

　随着欧洲海外殖民地的不断开发和海外资源的不断涌入，一个有利于欧洲中心地区的世界贸易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出现了：一方面金银，棉花，烟草，咖啡，蔗糖，桐油等农产品和矿产品从拉丁美洲和非洲殖民地源源流向欧洲中心地区，粮食和木材也从落后的东欧流向发达的西欧中心国家，从而节省了欧洲中心国家的土地资源，为那里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土地和劳力；另一方面欧洲中心地区的工业制造品和移民又源源不断地流向新大陆和拉丁美洲，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欧洲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并减少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在这个良性循环中，欧洲中心地区逐渐成为了全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占领着世界产业分工中技术含量和利润最高的那一部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最大受益者，为未来西方的富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种欧洲中心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劳动分工，使全球经济围绕着一个中心地区向一体化趋近，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经济。

　[1]?原文为：“The inhabitant of London could order by telephone, sipping his morning tea in bed, the various products of the whole earth, in such quantity as he might see fit, and reasonably expect their early delivery upon his doorstep; he could at the same moment and by the same means adventure his wealth in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new enterprises of any quarter of the world, and share, without exertion or trouble, in their prospective fruits and advantages; or he could decide to couple the security of his fortunes with the good faith of the townspeople of any substantial municipality in any continent that fancy or information might recommend. He could secure, forthwith, if he wished it, cheap and comfortable means of transit to any country or climate without passport or other formality, could dispatch his servant to the neighboring office of a bank for such suppl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as might seem convenient, and could then proceed abroad to foreign quarters,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ir religion, language, or customs, bearing coined wealth upon his person, and would consider himself greatly aggrieved and much surprised at the least interference.”（Keynes 1919：11－12）

　[2]?参见Blaut 1992：1－63；Frank 1998；Newitt 2005；Pomeranz 2000；Reid 1990：73-97; Wallerstein 1974，1980，1989；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1982］。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特别是九十年代兴起的加州学派学者更是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战。一些学者认为直到1800年欧洲在经济上才开始超过亚洲，但在当今国际经济史学界中，这还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3]?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全部出口物价值的94％为金银，实物只占6％。从1660年到1720年间，东印度公司向亚洲输出总值的87％为贵金属（弗兰克 2000［1998］：118）。

　[4]?葡萄牙人对印度洋的贸易垄断始于1509。在达?伽马于1498年找到到达印度的航线后，葡萄牙人便开始在印度洋对其它商船，特别是以往曾经主载着印度洋贸易的穆斯林商船实行无情的恐怖主义打击。通过巡戈印度洋，封锁红海，控制马六甲海峡，并建立一系列的军事要塞和贸易站，葡萄牙人得以实行对印度洋贸易的军事垄断（参见沃勒斯坦 1998［1974］ 卷一：418－20；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 [1982]: 130-38）。

　[5]?葡萄牙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在十七世纪初遇到了荷兰人的强烈挑战，从1618年到1658年，荷兰人先后将葡萄牙人从东印度群岛，马六甲海峡，和锡兰等地赶了出去，并于1624年在台湾建立了一个基地，“从那里控制了前往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业航线。”（斯塔夫里阿诺斯 1999［1982］：167）。同时，荷兰人还于1652年“在好望角建立了第一个荷兰前哨，扼住了同往同往东印度群岛的咽喉。”（沃勒斯坦 1997［1980］，卷二：97）

　[6]?自1651起，英国批准了若干《航海条例》。这些条例限制任何非英国船只在英殖民地进出口商品。参见斯坦弗里阿诺斯 1999［1982］：170。

　[7]?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57年开始统治印度。在对印度的统治期间，英国抑制印度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致力于使印度成为英国棉花和茶叶的生产基地，而且同时规定印度只有进口英国的棉纺织品。

　[8]?原文为：“God made the land and sea, the land he divided among men and the sea he gave in common. It has never been heard that anyone should be forbidden to sail the sea.”（Reid 1990：73）

　[9]?关于到底有多少白银流入了中国，目前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这里不作赘述。上面所引用的数字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数字。

　[10]?原文为：“…although the Europeans were eager to purchase spices (especially pepper), silk, cotton cloth and other exotic good, they lacked the high-value products or manufactures that were in demand in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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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两次世界经济全球化2

　“(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商品，而西欧则指挥这种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全力于工业生产。”(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1982］：221)

　弗兰克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曾将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推延到了5000年前，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存在了5000年，而不是500年，并且认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经济体系同样具有等级性和中心支配地区(Frank and Gills 1993；弗兰克2000［1998］)。然而，弗兰克的1500年以前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等级性和所谓的中心支配地区主要是以经济分量，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等作为指标来划分的(弗兰克2000［1998］：27)。它与1500年之后那种单个中心下，由某一地区主导支配，有着直向隶属关系的世界经济体系非常不同。在与弗兰克的辩论中，沃勒斯坦则特别强调了他所说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带着破折号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比之1500年以前，有着本质上的不同(Wallerstein 1993: 294-5)。

　笔者认为弗兰克在其晚期著作中所说的世界体系，其实和沃勒斯坦，阿明，还有他自己早期著作中所承认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弗兰克所谓的“1500年以前的世界经济体系”，其实主要是指各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虽然在经济分量，生产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也能分出等级来，但并没有1500年以后欧洲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那种直接的经济参与和控制，如欧洲中心国家把美洲，非洲，和亚洲等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变成为为自己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那种经济殖民关系。而沃勒斯坦和阿明等所说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体系中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如宗主国英国通过对其殖民地印度棉纺织业的抑制和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强迫印度只能进口英国棉布，而把印度变为英国棉纺织工业原材料棉花供应国和棉纺织品出口市场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1500年之前世界各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更像德雷所说的“国际化”，而1500年之后则是在欧洲中心地区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整合，也就是本文定义里的“世界经济全球化”。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中的世界经济整合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中国最终也被纳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达到高潮。中国进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首要特征就是生丝和茶叶等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大量出口，以及洋纱洋布等外国机器制造品的大量进口。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主要以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为主，而从西方进口的则主要为机器设备和工业制造品。这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世界经济产业链条低端的定位，很难说跟中国近代经济转型失败之间没有关系[1]。

　随着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堡垒远东中国的被攻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基本上已覆盖全球。二十世纪初，第一次国际劳动分工基本上完成。那时黑奴买卖已经不复存在，美国也已经崛起，成为了西方中心国家中的一员。当时的世界经济格局是西方中心国家统领着世界，占据着世界经济生产链条的最高端，主要从事高技术，高利润的军工，化工材料，近代通讯和机械制造业的生产；东欧，南美洲，以及广大亚洲国家则主要从事农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生产。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出口利润低，耗费资源的农矿产品，工业原材料和初级工业产品；中心国家向边缘国家出口利润高，技术含量高的机械设备和工业制造品。

　这一经济贸易结构已与1500年前以至十六，十七世纪时的完全不同。十六，十七世纪时，欧洲还没有什么制造品可以和外面交换，而是用从美洲获得的大量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棉布，漆器，以及印度的棉纺织品和南亚的香料等。显然，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在技术含量高的丝绸和瓷器生产上拥有着垄断优势。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已完全丧失了以往制造业上的优势，已沦为一个主要向西方国家出口生丝，茶叶，棉花，大豆，桐油等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半殖民地国家。

　图一，1500年前的世界贸易图

　?

　?图二，十八世纪上半叶欧洲与其它地区的贸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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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

　中国

　 图三，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贸易图

　? 注:图中央红色楕园体代表欧洲

　 3.1. 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理论争论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中所酝酿出来的矛盾和利益冲突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彻底结束。二战之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是世界上两大政治军事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苏东共产主义制度的相继瓦解，阻碍两大阵营经济交往，特别是优势一方资本扩张的政治障碍削除，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重新开始。

　关于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学术界有很多争论。一些学者对其予以高度的赞扬和支持，认为它是一种由技术推动或市场引发的自发的自动的世界经济整合，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它将会使所有的人受益(Friedman 1999；Wolf 2004)；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实际上是由国际大企业公司和西方政府在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有意识推动的计划，凭借着市场的力量，它将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带来的将是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和国家内及国际间的利益冲突(Amin 1997； Danaher and Burbach 2000；George 2001；Hardt and Negri 2000；McMichael 2000 etc.)。还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控制和管理下，全球化可以给人们带来益处；他们不反对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对靠新自由主义经济手段全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持保留或反对意见，认为仅靠市场来推动全球化是危险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那种金融自由化，它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惨痛的灾难(参见Bhagwati 2004；Held 2004；Stiglitz 2002)。

　不过，无论是倡导者还是批评者，大家都不否认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关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今天全球化中的正统统治地位，雅·史欧特(Jan Aart Scholte)在他的著作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新自由主义就已经开始盛行为全球化的统治语言。大多数政府，特别是那些重要国家的政府，在过去二十多年就已经采取了一种新自由主义方向的全球化。在国际组织这方面，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经济合作组织，也是不断地把全球化和自由化联系在一起。……对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赞扬同样盈溢于商界，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和国际大公司的管理人员当中。在大众媒体中，主流电台和电视上的商业经济节目，还有主要的商业报纸和杂志如《华尔街报》和《经济学家》也一直普遍地对新自由主义政策予以支持。在校园里，不管是知名还是不知名的大学，其商业和经济学课程都在吹捧称赞全球自由市场的好处。而其它的研究人员则通过势力雄厚的研究所如华盛顿特区的国际经济研究所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广大精英的认同下，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正统政策。的确，新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好像常识一样被人们广泛地，毫不质疑地接受，享受着从官方，到商界，到媒体和学术界的最大支持。”[2]

　其实，从一开始，西方政府，以及世行，世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就不讳言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倡导和追求。此次经济全球化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际。对于在资本，技术和生产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苏东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无疑意味着新的投资市场和新的商品市场的涌现。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深受英国撒切尔和美国里根政府极力推崇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亦成为主导全球化的正统权威政策。很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也因此把今天的全球化或称之为“Corporate Globalization大公司的全球化”，或 “Neoliberalism Globalization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或“Americanized or Westernized Globalization美国化或西方化的全球化。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倡导曾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减少政府干预，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建立一个让资本和商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全球经济”几乎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历届“八国首脑会议”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成为世行，世贸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所极力推广的政策建议和项目实施的方针[3]。而“反全球化”者，也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七国政府”，以及世贸，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经济组织。从尤金[4]，到西雅图[5]，到华盛顿特区[6]，到布拉格[7]，到热内亚[8]…，反全球化活动家步步紧跟，不断地追随在“八国首脑会议”，和世行，世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会议后面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全球化”因此也成为了一个在西方社会各界备受争议的论题。

　在对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批评中，不少学者把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与1500年以来的西方帝国主义和当今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联系起来。阿明把今天的全球化称之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三次浪潮，认为尽管其面目新颖，形式翻新，但它的目的一如既往，依然是为了控制扩大了的市场，抢劫世界资源，和对边缘国家的劳动力储备进行超强度的剥削，是一种新型的，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Amin 2001a: 11)。

　把今天的全球化与帝国主义和世界霸权联系起来还有很多其他学者，如罗纳德·切尔科特(Ronald Chilcote)，麦克·鲁珀特(Mark Rupert)和努曼·彻曼斯基(Noam Chomsky)等。切尔科特与阿明的观点颇为相似。他也把近代欧洲的帝国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1400－1600，欧洲从外部地区敛取原材料如黄金和白银的时期；1650－1770，欧洲强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奴隶买卖和寻求商品的时期；1770－1870，英国失去大部分美洲殖民地后，在非洲和亚洲寻找市场的时期。他说今天的“Globalization can only be understood as a manifestation of imperialism and the devastating capitalist order.(全球化只能被理解为帝国主义和带有破坏性的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展现)”(Chilcote 2002：81，83)。

　鲁帕特则把当今的“全球化”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联系起来。他同样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对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无限追求的结果，并在历史上曾经上演过：在历史上的全球化过程中，(强势国家的)资产阶级可以通过一种特定形式和特定内容的国际资本流动的运作，重新组织，发展和巩固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霸权地位(Rupert 2000：42－9)。而彻曼斯基则更是把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新秩序与美国霸权直接联系起来(Noam 2003)。

　笔者认为，当今技术，特别是现代交通和通讯等技术的发展的确带来了一些世界各地区间和个人之间自愿自发的在文化，宗教，和经济上的交流，而且这种地区和个人间自愿的交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互利的和良性的。然而，这种因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地区间和个人间自愿平等的经济交流的增加并不是本文讨论中所定义的“经济全球化”，在本文中这种交流合作被定义为“国际化”而不是“全球化”。

　如前面第一节所述，本文中所讨论的“经济全球化”是意在建立一个以一定国家或地区为主导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运动；它的关键是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建立和依附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上的国际不平等分配。从1500－1914年间，正是通过对全球贸易网络的控制和对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形成的主导，西欧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建立了自己的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虽然两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强烈冲击了1914年时的世界经济体系结构，但由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所产生出来的西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维持至今，只是后来又加入了亚洲的日本，还有就是一战前世界体系中英国的核心地位被今天的美国所取代。

　[1]?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生丝生产因尼龙和人造真丝的发明所导致的欧美对生丝需求大减的衰落。鉴于篇幅的问题，本文不作赘述。

　[2]?原文为：“Neoliberalism has generally prevailed as the reigning policy discourse for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early 1980s. Most governments-including in particular those of the major states-have adopted a neoliberalist orientation towards globalization over the past quarter-century. From the side of global institutions, agencies such as the IMF, the WTO and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have continually linked globalization with liberalization...Champions of neoliberalism have also abounded in commercial circles, particularly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among managers of global firms. Business associations like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Employers (IOE) and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have figured as bastions of neoliberalism. In the mass media, major business-orient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like?the Wall Street Journal?and?the Economists?have generally supported neoliberalist policies, as have business and economy programmes on mainstream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academic quarters, conventional courses in Business Studies and Economics have extolled the virtues of global free markets from positions at renowned and obscure alike. Other researchers have promoted neoliberalist policies through influential think tanks such as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Washington, DC…Given this considerable hold on elite circles, neoliberablism has generally ranked as policy orthodoxy in respect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Indeed, neoliberalist ideas have held widespread unquestioned acceptance as 'commonsense'. Enjoying the strongest backing in official, business, media and academic circles, neoliberalist measures towards globalization have usually been the easiest to endorse.”(Scholte 2000：39).

　[3]?可参见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七国会议”，“八国会议”的内容。也可参见世行，世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网站。

　[4]?1999年6月18日在英国伦敦，美国尤金和德国科隆等地爆发的“全球反资本主义大集会”，简称J18。当时正值“八国首脑会议”在德国科隆举行的第一天。

　[5]?1999年11月30日在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期间所爆发的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简称N30。

　[6]?2000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全球化大游行。

　[7]?2000年9月在布拉格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所爆发的大规模的反全球化示威游行。

　[8]?2001年7月在热内亚“八国会议”会议期间所爆发的大规模的反全球化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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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两次经济全球化的对比

　把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与1500年到1914年的经济全球化相比，二者在形式上，特别是推动手段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在内容上，却又有很多相似之处(参见表二)。这些相似之处不光表现为国际贸易量和资本流量的大幅度增加和技术上的突飞猛进，而且更重要的表现为资本，资源，劳力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跨空间的结合。

　表二，两次经济全球化几个主要异同点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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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二者全都致力于一个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建立和一个在这个劳动分工体系上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最大的不同点则是当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开始之前，欧洲还是世界经济的边缘，并不具有经济上的优势；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之时，西方中心国家(西北欧，北美和日本)无论是在经济上，技术上，还是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优势[1]。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中，经济生产中并不具有优势的欧洲主要是依靠坚船利炮——先是暴力的海洋贸易垄断，然后是殖民地的占领掠夺和殖民地生产基地的建立，再后来是资本投资，逐步把世界上其它地方的经济先后纳入到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暴力的殖民手段和不平等的殖民地经济政策来推动的，如大西洋三角贸易中的奴隶买卖，美洲大陆的奴隶制庄园经济，还有宗主国对殖民地制造业工业发展的抑制政策等等。而此次经济全球化则主要是靠市场的力量，特别是通过资本的自由流动，建立起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今天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劳动分工主要是靠国际资本流动带动下所产生的资源，劳力和技术的重新组合来推动的。

　在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中，资本，资源和劳力的跨地区结合主要表现为宗主国在殖民地生产基地的建立和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间“国际产业链条”的形成；前者如葡萄牙之巴西蔗糖生产基地的建立，荷兰之印度尼西亚咖啡生产基地的建立，和英国之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生产基地的建立等；后者如边缘国家之主要生产农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中心国家之主要生产军工武器和工业制造品的产业分工。而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中，资本，资源和劳力的跨地区结合不光表现为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中的那种边缘国家为中心国家生产工业原材料的“国际产业链条”上的分工，如当年印度为英国棉纺织工业生产原棉，中国为欧美丝纺织工业生产生丝等，而且更重要地表现为全球范围内“产品生产流水线”上的分工。这种全球“生产流水线”式的国际劳动分工，比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中的那类“产业链条”式的国际劳动分工更具体，更深入，不光表现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工业原材料生产和工业制造品生产上的产业分工，而且表现为同一件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部件生产上的分工，如今天苹果电脑，惠普打印机和诺基亚手机等国际大企业公司产品在全球的“产品生产流水线”。这些高科技产品中的关键技术元件部分由发达国家自己生产，而其中低技术的附件以及最后成品的组装则在发展中国家进行。

　从过去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普遍实践来看，一是发达国家内制造工业(技术含量低，比较耗费资源和人工，且对环境污染比较厉害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典型的例子如耐克运动鞋，各种玩具，和日用化工品生产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转移；二是发达国家内高科技产品生产中低技术零件生产和成品组装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如苹果，惠普等国际大公司在中国进行的电脑附件(键盘，鼠标等)生产和最后成品的组装，还有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国际大公司在中国进行的手机附件生产和最后成品的组装等。这两种转移所带来的国际劳动分工结果将是发达国家拥有高科技，高利润，节省资源，节省劳力，对污染环境较少的产业，以及高科技产品的研究开发部门；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拥有低技术，低利润，耗费资源，耗费劳力，并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业，以及高科技产品中低端技术附件的生产和成品组装。这种国际劳动分工后面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利润的分配和走向。

　以上这种国际劳动分工形式曾经受到很多倡导全球化的国际机构和学者的倡导，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德雷认为当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时侯，“比较优势”已无关紧要，“绝对优势”将取而代之。他说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和促进资本的解放时，人们所忽略了的一点是“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重要结果恰恰是彻底动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因为当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以贸易国家之间没有资本流动为假设前提的。” “当资本自由流动时，国家间的贸易其实已变成地区间的贸易”，比较优势亦无从说起[2]。

　笔者对德雷这段话的理解是，比较优势是就国家之间而言的，当国家间没有资本流动时，是本国企业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进行商品生产和贸易竞争；本国企业从中获利，并通过交税和消费的方式，将这些利润留在本国。而当在资本的自由流动下，外国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建厂，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进行商品生产和贸易竞争时，从比较优势中获取利润的是外国企业；流向外国企业的利润，大部分不会被留在当地国家，被用于当地国家的军事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简言之，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被本国所开发利用，其所产生的利润归本国所有时，其所谓的“比较优势”才有意义。反之，当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被外国资本开发利用，其所产生的利润主要归外国所有的时候，那么，其所谓的比较优势其实已不复存在。因此，德雷认为在今天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全球化中，占支配地位的将是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已无关紧要。

　同上一次经济全球化一样，这次经济全球化同样是由西方主导和推动的。如果说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中，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欧洲是用坚船利炮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构建了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的话，那么今天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不希望打破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原有等级结构的。从经济理性的角度上讲，任何强势一方所希望的都是保持和加强而不是消弱自己的原有优势。这种保持和加强自己原有优势的理性愿望极大地影响着当今强势一方对推动经济全球化手段的抉择。因此，这次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在和平的，倡导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下展开的。很多学者，包括一些对当今全球化并不反对的学者(如Bhagwati，Held和Stiglitz等)，也都认为市场的力量会更倾向于优势的一方。没有关税保护的自由贸易和发展中国家中没有政府支持辅助的弱小工业无疑将更有利于资金雄厚，技术发达，产品质优一方的市场竞争。

　回到论文开头所讨论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和核心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经济整合中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以及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就像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中所产生出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有中心，有主导，有国际劳动分工的世界经济体系一样，这次经济全球化意在维持或建立的也是一个有中心和有边缘；，有主导和有附庸，有国际劳动分工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是说，不同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将带来不同国家在世界资源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同份额。不管世贸，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倡导全球化时如何强调全球化将会使全人类共同受益，缩短贫富国家的差距，事实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拥有资本的一方(资本家)将在利润的分配上占有优势。没有人怀疑主导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是发达的西方和我们今天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等级性。

　杰姆·米特曼(James Mittelman)在说到1997年福特基金会主席苏珊·白瑞斯福特(Susan V. Berresford)对全球化的定义时，特意提到虽然白瑞斯福特在定义全球化时抓住了全球化的主要表现特征如“跨国境流动”，但却回避了全球化中的权力等级关系(Mittelman 2000: 5)。其实，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都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回避了经济全球化中的“权力等级”和“利益分配关系”。

　最后，本文将以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美国总统布什于2006年1月31日在美国国会上所做的“国情报告”中的几句话作为结尾。

　“我们将通过加强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构建我们的繁荣。…为了保持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我们需要为所有美国人所制造和所种植的产品打开更多的市场。…为了保持美国的竞争力，我们首要的任务是继续在人力资本和创造力上领导世界。我们在世界上的最大优势一直是我们受过良好教育，工作刻苦，雄心勃勃的人们，而我们将要继续保持这个优势。…鼓励我们经济中的发明创造，让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扎实的数学和科学基础。”[3]

　英文主要参考文献

　Abu-Lughod, Janet L. 1989.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Oxfort University Press.

　Amin, Samir. 2001a.“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 Vol.53, No.2: 6-24.

　——2001b."Capitalism's Global Strategy", The Other Davos, edited by Francois Houtrart and Francois Polet,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p17-24.

　——1997.Capitla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Zed books.

　——1977. Imperialism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1970].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Blaut, J.M. 1992. The Debate on Colonialism, Eurocenterism, and History, African World Pre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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