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越服饰文化

　骆越服饰文化

　 摘 要：特定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形成了骆越别具特色的服饰文化。以服装材质、款式及其装饰为载体，以审美和功用为核心，以原料选择与加工、纺织和缝制方法、印染工艺、服饰习俗等为事象的骆越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其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是骆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来的骆越族裔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骆越;服饰文化;风格特征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衣”列为人类生活四大基本需要之首，足见衣着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服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朴到复杂的发展历程。古往今来，追求服饰品质与款式之美，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由于气候条件、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经济生活方式、信仰和审美观的不同，其服饰文化的形式、内涵和风格也不同。骆越服饰文化是为顺应当地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审美观念而形成，具有较

　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

　以服装材质、款式及其装饰为载体，以审美和功用为核心，以纺织原料的选择与加工、纺织和缝制方法、浸染工艺、服饰习俗为事象的骆越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其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是骆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后来骆越族裔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 、骆越服饰文化溯源

　骆越服饰文化，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其早期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新石器时代。骆越先民的早期服饰，应与其他地区的原始先民一样，利用狩猎捕获的兽类皮毛缝制成用来裹身遮体御寒的“披衣”，流行把猎取的大型兽类的犬齿作为挂件，或以大型鸟类翎羽作为装饰，作为一种首领、勇武的象征或氏族成员认同的标志物。大约从距今八九千年以来，骆越先民已懂得从当地富含纤维的各种植物根茎或叶类中提取纤维，搓捻成细线，先是用来织网捕鱼，或用来结绳使用，标志着纺织的萌芽。在骆越故地新石器时代早或中期遗址里，出土了大量夹

　砂绳纹陶器（片），其陶器的绳纹就是使用经过纺轮搓捻的绳索压印而成，目的是增强陶器外壁的褶皱，便于手持不易滑落。随着提取植物纤维和捻线经验的积累或技术的不断提高，所搓捻之线愈纤细，进而可用纱线来织布缝制衣服。骆越分布于今广西、广东、海南及越南等地，从其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发现有许多石制或陶制的纺轮，形式主要有圆饼形和珠算形两种，通体打磨光滑，中间钻有一个通透的小圆孔。根据民族学资料的印证，近代许多原始民族仍保留使用此类纺轮捻线的方法。其操作方法是用一经过修整、长约 30 厘米的小圆形木或竹杆（拈杆），一端插入纺轮中间的圆孔中。操作时，一只手转动木杆，另一只手把提取的植物纤维不断连接、搓捻结实后缠绕于木杆上，直至搓捻之线绕成一个圆砣状后取下，再继续搓捻。使用纺轮搓捻成的纱线，可用于结网或结绳。这种插有木杆的纺轮，纺织学称为纺缚。纺缚是现代纺锭的鼻祖。在纺织发展史上，纺轮（坠）的出现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改变了原始社会人类的纺织生产，对后世纺纱工具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作为一种简便的纺纱工具，一直被沿用了几千年，直至20 世纪中期，许多少数民族仍在使用。上述资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骆越先民已发明了对植物纤维的提取和捻线工具的使用，出现了早期纺纱技术。在骆越故地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里，发现的陶制纺轮已有大小、类型之别，可捻出不同粗细、不同质量的纱线，可见当时纺纱技术的不断进步。另外，在广西百色革新桥、广东深圳咸头岭和海南岛的五指山、昌江、保亭、三亚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还发现一批被认为用作树皮布加工的石拍，亦称石棒或石打棒。其石拍呈长条形，柄部较短小，适于手握，拍面较长，正面平整，长约 20 厘米，宽约 7 厘米，柄长约 5 厘米[1]。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树皮布加工工具。使用时，用石拍均勻地敲打富含纤维的树干，捣松树皮与树干结构，如此反复拍打，直至剥下整张树皮。骆越地区自然界生长着许多富含细长纤维的植物，包括苎麻、葛条、芭蕉、竹子、古终藤、勾芒木、吉贝（树棉）、桄榔须、蚕丝、树叶、楮树皮等，种类有十多种。骆越先民在长期的采集活动过程中，逐步加深对这些植物的认识，逐步掌握提取植物中的细纤维的方法，然后将加工提取的植物细长纤维捻成细线，结网、结绳。在新石器时代遗址里，还发现有用兽骨磨成的骨针，应与骆越先民的纺织和缝衣有关。这些考古发现表明，骆越先民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懂得从各种植物茎、叶或树棉中提取其纤维，使用纺轮将其纤维连接搓捻成线，用来结绳织网，标志着骆越地区纺织的萌芽。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纺织经验的不断积累，

　可能已出现了纺织粗布而衣，开启了骆越纺纱织布缝衣的先河。

　二、骆越服饰文化的发展

　春秋战国特别是秦汉时期，是骆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骆越服饰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秦汉王朝相继对岭南的统一和大批中原人南迁“与越杂处”，中原地区的纺织技术和服饰文化也传入岭南地区，促进了骆越纺织技术和服饰文化的发展。其次是骆越地区的纺织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较大提高。到了秦汉时期，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促进了骆越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骆越服饰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纺织和印染技术有了显著提高，无论是纺织材料的选择和植物纤维的提取技术，还是纺织和印染技术，都有了明显进步，其服饰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考古资料和史籍记载，为我们了解商周至秦汉时期骆越纺织业的发展和骆越服饰文化的形式、内涵及特点提供了依据。

　商周时期，骆越人纺织的“卉服”已进献商周王朝，驰誉中原。如《尚书·禹贡》中有“岛夷卉服”的记载。孔传：“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孔颖达疏：“葛越，南方布名，用葛为之。”春秋战国时期，骆越人生产的质薄凉爽的夏布，已传入中原。

　1985 年 10 月，考古工作者在武鸣县马头乡安等秧山战国时期墓葬（17 号墓）里，发现一块用麻布包裹的铜片[2]。该麻布质白，轻柔且有光泽，经测，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 11 根，結构细密平整，纺织工艺精致，这是骆越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麻布实物。从其麻布纱线纤细、分布均匀及经纬线紧密的结构可以看出，战国时期，骆越的纺纱和织布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能够纺织出轻柔、细密的麻布，并且形成相配套的苎麻脱脂、提取纤维和纺纱、织布技术，并且已出现早期纺织机。

　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统一和大批中原人的南迁，中原地区先进的纺织技术亦随之传入骆越地区，促进了骆越纺织技术的发展。1976 年，考古工作者在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发现了一批纺织品和纺织工具。其中陶纺轮 14 件（在邻近的罗泊湾二号墓也发现 6 件），形体有大小之别，可纺粗细不同的纱线。据该墓葬出土

　的《从器志》记录，纺织品有成匹的缯、布以及用缯、布制成的衣服和装载其它物品的囊袋。经鉴别，出土的麻织品原料有苎麻和大麻，皆为平纹组织，有粗细两种。粗麻布用来制作鞋、袜;细麻布用来制作衣料。经广西绢纺工业研究所鉴定：麻织品标本（M1：550）支数在 200S/1以上，这是一种经纬线相当细密的织品，说明当时纺织技术的进步。丝织品主要是平纹的绢、纱衣料，十分纤细，经纬密度为每平方经线 41 根，纬线 31 根。在七号殉葬棺内还发现有许多黑地桔红回纹织锦残片，出土时颜色鲜艳，惜无法提取。其锦的原料应为家蚕丝。在一、二、三号殉葬坑棺内均发现有麻鞋和袜，鞋呈船形，头端两角尖翘，鞋帮面上涂有防腐用漆，袜穿在死者脚上，纹理较粗。墓葬里还发现一件漆丽纱帽，麻织品，外表涂生漆，呈青黑色，网孔稀疏，经纬度为每平方厘米经线 18 根，纬线 10 根。一同出土的还有麻绳、麻皮等织品。另外，墓葬里还发现梭、翘刀、纬刀、吊杆、调综棍、纺锤棒、卷经板、绕线棒、锥钉等纺织机的零件或梳纱工具[3]。在广西西林普驮西汉时期的墓葬里，也发现有丝质绢布或线缀成的“珠襦”。

　我国古代纺车可分为手摇纺车和脚踏纺车两种。最早是手摇纺车，源于战国时期，流行于秦汉。脚踏纺车是在

　手摇纺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手摇纺车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手工，操作时，一手摇动纺车，一手从事纺纱工作。脚踏纺车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脚，操作时，用双手进行纺纱操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纺车自出现以来，一直是最普及的纺纱机具，并长久地传承下来。而织布机的发展，经历了踞织机——斜织机——水平寇机的发展序列。踞织机又称踏板织机，是带有脚踏提综开口装置纺织机的通称。踏板织机最早出现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黄河及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已普遍使用。织机采用脚踏板提综开口是织机发展史上一项重大发明，它将织工的双手从提综动作解脱出来，以专门从事投梭和打纬，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而且织出的织品结构紧密、平整。秦始皇和汉武帝相继统一岭南后，随着大批中原人的南迁，踏板织机也随之传入岭南及骆越地区。从骆越地区出土的麻、丝织品以及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织布机零件来看，当时已采用这种结构合理、纺织效率高的踏板织机。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秦汉时期，骆越人纺织的原材料除了前期提取苎麻、葛条、芭蕉、竹子、古终藤、勾芒木、吉贝（棉花）、桄榔须、蚕丝、树叶、楮树皮类植物纤维外，还新增加了蚕丝类，其中以麻、葛类织品

　居多，以丝织品最为精致、高贵。据《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其中的“布”属麻葛质布类，因麻葛布具有轻薄凉爽、透气透汗的特性，宜作夏衣，适合南方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穿着，故麻葛类织品一直流传不衰。

　骆越居住地气候炎热，而且主要从事田间劳作和溪河及沿海捕鱼业。人们为了适应亚热带气候条件和稻作、水中捕鱼生产，骆越服式具有薄、短、宽的特点，既便于水中劳作，又利于透气和透汗。据史籍记载，岭南越人流行雕题（纹额）、纹身、剪发、束髻、以布贯头、木履或跣足、短绻不绔、短袂攘卷、错臂左衽之俗。

　《礼记·王制》篇有云：“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题”即纹额，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先民们通过将氏族崇拜的图腾纹于额上，作为氏族成员认同的一种标志，同时又表示对图腾的崇拜，希望得到图腾的庇护与灵性。这一习俗随着其民族的发展传承下来。

　关于越人流行的纹身之俗，史籍多有记载。《淮南子·原道训》云：“被发文身，以像鳞虫。”高诱注云：“纹身，

　刻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象鳞虫也。”刘向《说苑·奉使》云：“彼越亦天子之封也……而蛟龙又与我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汉书·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

　关于越人文身之俗的由来与用意，有多种解说，如美饰说、尊荣说、巫术说、图腾说等。东汉应劭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是由于古代越人“习水”而避蛟龙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稻作农业是骆越主要的经济活动，而水中捕捞业在其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水稻耕种还是在江河里捕鱼，都是水中劳作，正所谓“陆事寡而水事众”。骆越地区的江河湖泽里，生活着种类繁多的蛇、鳄类凶猛动物，人们长期在水中劳作，难免会受到伤害。而骆越地区江河弯曲，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深潭或礁石众多，人们在江河里划楫行舟，时常会发生舟覆人亡之祸。在万物有灵观念的作用下，人们便以为江河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水神在作祟，进而把水神形象化——蛟龙。为了避凶趋吉，祈求水神的庇护，防止蛟龙的伤害，于是就在身体上文上蛟龙图像，使蛟龙以为是同类而不加害之。也有学者认为，古代越人的“文身”是

　一种“标志型成人礼”的遗存。可见，文身是中国古代越族一种多功能的文化习俗，包含了部落标志、图腾崇拜和成人礼等多方面的文化含义。

　剪发，也称被发、劗发或断发，都是指剪短断头发之意，它与“椎髻”“披发”类似，是古代越人流行的发式，同样是为了便于水中劳作。

　关于岭南越人的服饰形式，可以从相关史籍记载中窥见其貌。如《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指的是居住在九疑山脉（在今湖南与广西交界处）以南的岭南越人，日常从事陆地的劳作少而从事水中的劳作多，所以这里的民众流行短发文身之俗，在身体上纹以鱼龙形象;衣着只围短裙，不着长裤，以方便涉水游渡;着短袖衫或卷起袖子，以方便撑船使舟，这样的衣着习俗是基于长期的水上劳作特点决定。《战国策·赵策》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指的是越人的装扮是披短发，刺纹于双臂，穿左衽衣（衣襟开口朝左）。《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亦云，岭南越人流行“顶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说的是岭南越人喜爱盘发为髻，以布包扎，流行穿着木履

　或跣足。

　另外，在广西、云南和越南出土的铜鼓上，还展示了骆越人在盛典上舞蹈的服饰。例如，在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西林普驮铜鼓墓、云南广南和越南清化东山等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的鼓腰上，饰有羽人划船和羽人舞蹈图像。羽人头戴高耸的羽翎华冠，身着紧身短袖衣，下着条块式长幅裙，裙之前幅略长过膝，后幅拖曳及地，裙边缀饰羽毛。众舞人双手前后舞动，双脚作行进状，动作整齐，裙翎飘逸，舞姿轻盈婀娜。这是目前难得一见的骆越服式的形像资料，殊属珍贵。

　综上所述，战国至秦汉时期，是骆越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先后出现踞织机和斜织机，植物纤维的提取和纺纱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为结构细密平整、品质优良的麻布、丝绸的纺织创造了条件。随着骆越社会阶级的分化，其服饰也出现了分化，形成了官宦、权贵的服饰和平民百姓服饰的差异。而炎热的气候和“陆事寡而水事重”的劳作方式，促成了骆越的纺织品和服式薄、短、宽以及短绻不绔、短袂攘卷和短发束髻的特点。因图腾崇拜和水神崇拜，促成了骆越人雕题、错臂和纹身之俗。因此，这一时期，是骆越服饰文化架构形成的时期，也

　是骆越服饰文化呈现出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时期。其与当地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生活方式、原始宗教信仰等相适应的服式、纹身、发式，以及较高的纺织技术、精致多样的纺织品和服式的贫富分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骆越服饰文化，并且对后来其后裔服饰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骆越服饰文化的深远影响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骆越人对纺织材料的认识、植物纤维的提取技术、纺纱器具和纺织机的制作、纺织技术的提高、纺织品的种类日益丰富和服饰文化特色的形成，开启了骆越后裔——壮侗语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东汉以降，骆越演变分化为乌浒、俚、僚以至壮侗语族诸民族，其历史和文化不断传承下来，其服饰文化模式及特色也随着其民族的不断发展、演变而传承、发展和创新。

　首先是纺织技术的进步、织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促进了服饰文化的发展。从文献记载可知，东汉以降，特别是唐宋时期，骆越后裔之壮侗语诸民族在纺织材料的选取方面继承了骆越时期的传统，利用本地区自然界中种类多样、资源丰富的纺织原料，就地取材，

　选择麻类、葛类、蕉类、竹类以及古终藤、勾芒木、吉贝（棉类）、桄榔须等作为纺织材料，并且出现了人工种植麻类作物和种桑养蚕。纺织品种类多样，计有麻布、葛布、藉细布、兰干细布、筒细布、綀布、纟炎布、五色斑布、蕉布、竹疏布、藤布、树皮布、吉贝（棉布）、壮锦、侗锦等，其中出现了具有地方特色、品质优良、声名远播的织品，如桂布、郁林布、柳布、象布等。对纤维植物的提取方法与技术有了新的改进与进步，织品质量有了新的提高，其中仍以麻葛类为大宗。斐渊《广州记》云：“蛮夷不蚕，采木棉为絮，皮员为竹，剥古终藤织以为布。”沈怀远《南越志》载：“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毳，核如珠殉，治出其核，约如丝棉，染为斑布。”有学者认为，南朝时使用古终藤纤维织成的斑布，应是后来壮锦的前身。陈寿《三国志·士燮传》云，交趾太守“（士）燮每遣使诣（孙）权，致杂香细葛布辄以千数”。交趾太守士燮给孙权进贡的细葛布总是以千匹数计，说明当时岭南西部盛产葛布，且品质优良。乐史《太平寰宇记·郁林县条》载：“汉广郁地，属郁林郡，古西瓯骆越所居……藉细布，一号郁林布，比蜀黄润。古称云：筒中黄润，一端数金。”文中把该布与著名的四川黄润布相比，可见其品质精细。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记云：广西“洞人生理尤苟简，冬编鹅毛木绵，夏辑蕉

　竹麻兰为衣”。周去非《岭外代答》亦云：“广西触处富有芝麻，触处善织布。柳布、象布，商人贸迁而闻于四方者也。”柳、象即宋代的柳州和象州，历史上是骆越住居地，宋代以后为骆越后裔壮族聚居地。当时兰麻布以柳州和象州所产最为著名，说明岭南西部地区的麻纺织业经过北宋的开发，到南宋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麻布生产基地。代表麻织业最高水平是“綀子”布。周去非《岭外代答》云：“邕州左右江溪峒，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长者为苎子，暑衣之，轻凉离汗。汉高祖有天下，令贾人无得衣綀，则其可贵，自汉而然。有花纹者为花綀，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可见綀子布之轻薄而精细。而用树棉纺织的纟炎 布（也称广幅布），也是远近闻名，驰誉中原。周去非《岭外代答》云：“邕州左右江峒蛮，有织白纟炎 ，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唐宋以后，岭南地区的棉织品也逐步发展起来。到了明清时期，棉织品逐步取代其他质料的织品，成为骆越后裔纺织品之大宗和主要衣料，并且出现了品质优良、特色鲜明的壮锦。

　除了麻葛类织品之外，骆越后裔壮侗语族诸民族还就地取材，生产蕉布、竹布、勾芒木皮布、桄榔须布、丝绢

　等。

　蕉布。自古以来，骆越地区生长着各种蕉类植物。蕉茎里含有密集、柔韧、细软的纤维。骆越人很早就懂得提取芭蕉纤维纺纱织布。东汉以后，骆越后裔继承采集蕉茎生产蕉布的传统，芭蕉纤维的提取、加工和蕉布的质量不断提高。杨孚《异物志》云：“芭蕉叶大如筵席，其茎如芋，取镬煮之为丝，可纺绩。”万震《南州异物志》云：“甘蕉草类……其茎如芋，取灰以煉之，可以纺织。”可知东汉时处理甘蕉皮脱胶的方法是煮，而到三国时已经发展为灰炼，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因为草木灰里含有碱，草木灰入水浸泡蕉茎皮比锅煮更易脱胶，提取蕉纤维效果更佳。西晋时岭南生产的“知越”蕉布比罗纨还柔软。左思《吴都赋》曾赞美蕉布——升越“弱于罗纨”。沈约《咏甘蔗诗》称赞蕉布为希衣中最柔软的，称之“弱缕冠希衣”。唐宋时期，岭南生产的蕉布曾作为贡品上献朝廷。周去非《岭外代答·服用门》中言，宋代蕉布中的“细者，一匹值钱数缗”，蛮人“生理荀简，冬编鹅毛木棉，夏缉蕉竹麻苎为衣”。苏辙曾赋诗赞美岭南纺织的蕉布：“裘葛终年累已轻，薄蕉如雾气尤清。应知浣濯衣棱败，少助晨趋萃蔡声。灯笼白葛扇裁纨，身似山僧不似官。更得双蕉缝直掇，都人浑作道人看。”王象

　之《舆地纪胜》称横州“服用唯蕉葛”。明清时期，岭南地区依然流行用蕉类纤维织布。

　竹布。骆越地区盛产各种竹类，特别箪竹、勒竹竹茎中富含细长、柔韧纤维，适合用于纺纱织布。历史上，骆越及其后裔通过提取加工竹类纤维用于纺纱织布。东汉以后，竹布纺织工艺一直传承着。晋代时，骆越后裔使用嫩箪竹为原料纺织竹布。戴凯之《竹谱》载：“单竹，大者如腓，虚细而长爽，岭南夷人取其未及竹者，灰煮，绩以为布，其精者如彀焉。”嵇含《南方草木状》记云：“单（箪）竹，彼人取嫩者，槌浸纺织为布，谓之竹疏布。”乐史《太平寰宇记》邕州风俗条记云：“今之僚（壮族前身），布以竹。”岳铉《大元大一统志》载：“镡津县（今广西藤县等地）产竹子布。”直到清代，广西很多地区仍使用竹织布，如清乾隆三十二年修《梧州府志·舆地志·物产》载：“麻竹，一说即单竹，有花穰、白穰之别……花穰篾韧，与白藤同功，练以为麻，可织，谓之竹练布。”

　古终藤布。岭南地区生长着各种藤类植物，许多藤茎中含有细密柔韧的纤维，可提取加工用于纺纱织布。骆越人很早就懂得利用藤类纤维纺纱织布，并传承下来。顾

　微《广州记》中记述岭南人“剥古终藤织以为布”。《太平御览》引南朝宋人沈怀远《南越志》说：“桂州丰水县（原为永丰县，唐始改丰水县，即今荔浦县）有古终藤，俚人以为布。”

　勾芒木布。早在新石器时代，骆越先民已经懂得从一些树皮中提取纤维用于织布，并为骆越人及其后裔所继承。顾微《广州记》载：“阿林县（在今广西桂平市）有勾芒木，俚人斫其大树半断，新条更生，取其皮绩以为布，软滑甚好。”马端临《文献通考·黎峒》载：“黎峒唐古琼管之地……妇人缌缏，绩木皮为布。”明代诗人魏睿《却坐林边解竹箪》诗曰：“入市每衣芒木布……种女能抛织贝梭。”《大明一统志》云，勾芒木“皮可绩为布，郁林州出”。说明到了明代，利用勾芒木纤维织布的传统仍传承着。

　蚕丝。骆越生活的战国至秦汉时代，已出现蚕丝织品，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有精美的丝织品。东汉以后，骆越后裔种桑养蚕，抽纺蚕丝织成丝织品。张籍《送严大夫之桂州》诗曰，桂州等地“无时不养蚕”。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广西亦有桑蚕，但不多耳。得茧不能为丝，煮之以灰水中，引以为缕，以之织绸，其色虽暗

　而特宜于衣。”其种桑养蚕、抽丝织绸的传统一直传承下来。

　另外，骆越后裔诸民族在各种纺织材料纤维的提取加工和脱胶技术方面，也有了进一步提高。据史料记载，大约在东汉时期，骆越后裔已懂得用“煮”的方法对植物脱胶来获取纺织原料，如东汉杨孚《异物志》云：“芭蕉……其茎如芋，取镬煮之为丝，可纺绩。”到了三国时期，出现了碱煮脱胶法。万震《南州异物志》载云：“甘蕉……其茎如茉，取以灰练之，可以纺织。”

　其次是继承了骆越断发纹身、错臂左衽、短绻不绔、短袂攘卷的服饰传统。东汉以后，居住在岭南西部地区的乌浒、俚人、僚人以及后来的壮侗语族，因源于汉代以前的骆越人，因而其服饰文化也随其民族的发展而不断传承下来。如《三国志》载，岭南俚僚流行“椎结徒跣，贯头左袄”之俗。《旧唐书·西南蛮》载，南蛮“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其人美发，为髻垂于后。以竹筒如笔，长三四寸，斜贯其耳，贵者亦有珠王当”。说明唐宋时期，岭南地区骆越后裔依然流行纹身断发、错臂左衽、短绻不绔、短袂攘卷之俗。

　 其三是服饰文化的发展与创新。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南迁和中原汉族文化的传播，岭南地区骆越后裔的服饰文化受中原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益深。特别是南来任职的各级官吏，按照官职高低，穿着正统的官服。而被中央朝廷委任的土著官吏，亦按照官职，穿着正统官服。又因当地居民长期与南迁的中原汉族相邻而居，自唐宋以来中原地区流行上衣下裤之服式，即男子上着小圆领、对襟布扣衣，下着宽腰宽统裤的唐装;妇女着小圆领、右襟布扣衣，下着宽腰宽统裤的唐装。其服式亦随着中原人的南迁而带入岭南，当地土著居民中亦渐流行上衣下裤之服。正如明嘉靖《广东通志》所云：“自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习气，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同中州。”

　另一方面，在远离郡县的地方和广大平民百姓，在服饰上依然保持着自身的传统特色，妇女流行“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流行穿着使用蓝靛浸染的深蓝布衣。唐宋时期，又出现了蜡染新工艺和新服式。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服用门》篇对其蜡染工艺作了详细记述：“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溶蜡灌于镂中，

　而后乃取释板取布，投诸蓝（靛）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蜡，故能变成极细斑布，炳然可观。”此后，因蜡染色彩清新，图案艳丽，深受妇女们喜爱，用之制作头巾、衣服、百褶裙便成为一种时尚。服饰中的织绣工艺也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以壮锦最具特色，也最为著名。壮锦采用织布原色（白色）纱线为经，以五彩线为纬，纺织成各种花纹图案，具有佳丽厚重、色彩斑斓、图案精美、布局工整、工艺精巧的特点，不仅为当地壮族人所喜爱，而且还销往中原，被列为贡品，上献朝廷。清乾隆《柳州府志》有云：“僮人爱彩，凡衣裙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线杂以织，为花鸟状。” 妇女们流行在衣襟、袖口、裤边绣以各种花纹、鸟虫类图案;而头巾的式样、盘戴方式、刺绣的纹饰以及绑腿、腰带、围裙、鞋、背带的形式和刺绣的花纹图案、首饰的配制等，一直保持着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參考文献]

　[1]谢莉，吴雁，谢光茂.广西革新桥遗址出土的石拍研究[J].南方文物，2015（2）.

　[2]黄云忠，叶浓新.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群发掘

　简报[J].文物，1988（12）.

　[3]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图版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