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活化路径研究

侯 玉 霍春晓

（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13）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重要的精神内核，文化的昌盛与否也标志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程度和生命力。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得以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传统文化所承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成果丰硕，始终保持着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的态势，并且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呈现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然而，由于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以及近现代的战乱与积贫积弱，中华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一度迹近无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人重新意识到自身文化的重要价值，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并提出文化自信的重要理念，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同，并促使我们找到一条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

中华文化也称为华夏文化，是几千年来以中原文化为基础不断融合、发展的中国文化的总称。中华文化的概念范畴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状态中，并呈现出包容、同化、扩大的态势，且这一过程并不仅局限于国家、疆域或民族，在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多样化特征。

中华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具有强势的传播力，这首先是基于中华文明在当时代的全面的先进性。由于较早的确立了农业生产体系，华夏民族的远古先民具备了完善的社会分工构架，使得从事专门性的技艺工作成为可能，因而产生了诸多领先于时代的技术和文化，如：制瓷、纺丝、大型木制建筑的建造、金属冶炼、文学、绘画等。这些技术和文化通过商贸往来、人口迁徙、政治交流等途径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明清时期朝鲜的衣冠典仪、日本自汉唐以来的古建筑形制及营造方式、丝绸及瓷器在欧洲上层社会中的流行等。

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并进一步将其升华的能力。以驰名中外的元青花为例，根据目前的出土考古研究发现，青花瓷器在我国唐代即已存在，但直到元代才成熟起来，并形成举世闻名的元青花，元青花的繁盛并非单纯源于汉民族自身制瓷工艺的提升，据景德镇陶瓷学院黄薇老师的实地考证研究，元青花瓷器的确有一个技术引进、吸收和转化的过程，是波斯的原料、技术和设计结合景德镇的胎、釉、烧造工艺诞生了早期元青花瓷器[1]。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也明显地受到了外来器物、文化的影响，结合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逐步转变，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设计风格。通过以上两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造物中对于外来事物的进入，呈现为“吸收——内化——升华——传播”的一般特征。在所有外来事物的引进过程中，符合这一基本规律都得以存续发展，违背这一规律的都逐渐被淘汰。

自明清开始，中华民族逐渐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与当时欧洲国家积极进行海外贸易活动相反，明清两朝长时间对海外贸易持消极态度[2]。除少数的官方往来（以朝贡和恩赐的形式为主）及民间贸易之外，中国的物产及文化极少能够向海外进行大规模传播。而与此同时，地理大发现（15世纪～17世纪）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和对外贸易，逐渐形成了对外传播的强势，在这一进一退之间，文化的强弱势态便悄然的转变了。从宏观层面来说，晚清时期军事、政治的节节败退使得知识阶层和统治阶级意识到当时西方国家在政治、军事、制度等方面的先进；
在微观层面，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国商品，使普通民众阶层广泛的通过日常用品接触到了外国文化，优质的商品使民众对其产生了认同和崇拜，以至于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土”与“洋”一度成了落后与先进的代名词。从总体上来说，中华文化在近现代传播中的衰退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

1.器物创新的停滞与落后。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文化三因子”理论，将文化分为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三个层次，在文化的传播和变迁过程中，器物文化与一般民众的联系最为广泛和直接。事实上，在历史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也是从器物文化层面开始的。在18世纪的欧洲人眼里，中国的瓷器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中国的丝绸是世界上最时尚的服饰，……他们对中国充满了美好向[3]。当人们面对两件来自不同国度的同类产品时，技术高下、品质优劣的差异便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对应的文化上，从“没有先进优良的产品”进而被引申到“文明的落后”，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逻辑。

2.文化传播理念及方式单一。《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观念反映了长久以来人们对文字、文章作为文化传承主要方式的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忽略了器物以及文化产品作为文化传播重要媒介的状况。通过文学、电影、音乐、服饰、产品等隐性传播的媒介，某一国家或区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被其他国家或区域的人们所接受，由于这种传播媒介通常是以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世俗形式呈现，往往具有较强的沉浸性和多维性，因此其传播的效果往往更能深入人心。例如：李小龙功夫电影使许多外国人了解了中国武术，甚至在一些人心目中形成了“中国人可能个个都会武术，个个都能打”的错觉[4]。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形象就是通过影视作品、日用产品、流行服饰等媒介进行隐性传播的结果。

3.文化定义权的丧失。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Said）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指出，19世纪的西方列强将东方文明视为没有“自觉”“自知”的、原始的“自在”状态，没有能力展现和归纳自身的文化，只有通过西方人才能表达出东方文化。长久以来，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学、影视、艺术、设计等领域所表现的东方文化往往带有原始、落后、神秘的特点，如西方影视作品中所出现的中国面孔常常是“眯眯眼”这一现象，就直观地反映了东方主义背景下西方人对于中华文化的刻板偏见，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体现，即全世界的审美标准都要由西方人来定义。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东方主义的主动冲击下也就逐渐失去了话语权。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器物创新能力的停滞与落后则使器物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大大下降，传播理念及方式的单一使得文化传播的途径变得单一而狭窄，东方主义的冲击则使中华文化逐渐失去了对自身文化的定义权力，这几者的共同作用严重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传统文化的活化与复兴是提升民族自信、文化强国所面临的必然问题，然而简单地复制年代久远的文化符号并不能使我们对传统文化产生仰慕之情，古老的民俗表演也未必能使人们产生共鸣和认可。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探寻其中的规律，有助于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华传统文化特性的传承、创新之路。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对于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活化与传播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例如：英国通过法律法规大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并依靠创意设计产业激发其传统文化的活力，意大利则充分利用其历史悠久的文化旅游项目开拓了本国文化的海外市场、向世界输出它们本国的文化[5]。法国在1983年就确立了首个“对外文化计划”，以确保法国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强势影响力，并特别强调通过图书、音乐、电影、电视、电子游戏、建筑、设计与当代视觉艺术等文化产品的出口形成法国文化的强势输出[6]。1950年，日本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并提出了“无形文化财”的概念，将其传统文化通过衣、食、住、行等方面，以大众流行文化的形式进行推广传播，使之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日本风格。

时至今日，这些国家在其各自的传统文化传承、活化和传播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其文化影响力遍及全球，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根据以上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传统文化活化的成功规律：

1.强调世俗传播，将传统文化多维度融入日常生活。文化来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其传承依赖于此种文化所植根的人，任何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化都无法长久的存续。不同的传播媒介在世俗生活中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差异很大，因此所产生的影响效果也大不相同。受众面越广、形象越具体、与世俗生活关系越密切的传播媒介，其传播效果就越深入到受众的内心，反之则不易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要使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方式下得以传承和发展，就必须将其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从单一的文本说教向多维度的、丰富多样的传播形式转变，增加传统文化与人们的接触广度和深度。

2.强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理念的契合度。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文化间始终存在着差异，一种文化是否能够为当时的民众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与当时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相契合。在以电视节目为媒介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差异通过电视节目中的“拟态环境” 和观众自身所处的现实文化环境体现出来。“拟态环境” 与观众所处的现实文化环境一致，文化差异的降低，使观众的接受度提高[7]。因此，跨时空的文化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契合，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传播的文化内容必须主动调整自身的形式及传播方式，以适应当前时代受众的生活观念和需求。

3.通过创新为传统文化输入新的活力。1962年，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M.Rogers）教授在其著作《创新的扩散》一书中指出，大众传播能够促使新思想、新信息、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在社会系统中实现扩散，并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较高创新性的事物，其传播能力和效果相较于陈旧的事物更有优势。新款的产品会在市场中不断替代旧型号产品，新颖的服饰更能引领时尚潮流，新的文学或影视作品会带来热点话题。创新及其扩散过程实际上是秩序的重构，文化的传播需要依靠创新才能完成对既有文化秩序的重构，创新能力越强的传播媒介，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越大，其传播能力也就越强。

4.以设计为载体，强调视觉化呈现方式。传播媒介对受众形成具象的、沉浸式的感观尤为重要，能够对受众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直观影响。从这个层面来说，具有鲜明视觉形象的日用产品、服装时尚等最易成为优良的文化传播媒介。现代人每时每刻都被大量的工业产品和服饰等设计品包围着，其中的文化要素以商品推介的形式传达给了世界各地的消费者[8]，在潜移默化中接纳其中所包含的文化，这就使设计与文本等媒介相比具有了更强大的沉浸性。同时，设计本身具有叙事性和审美性，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比文本等媒介的理解障碍小得多，更易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所接受。

总体来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加强传统文化的世俗传播，使之走出曲高和寡的象牙塔，是活化传统文化的重要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这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手工艺技术在结合现代产品和服饰设计后，形成了新的时尚，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流行的风向标；
日本的传统铸铁工艺，经过与现代设计结合，成为行销海外的潮流产品。在现代设计支撑下产生的时尚与工业品始终引领世界潮流，不仅成为发展中国家追捧的商品，而且对发达国家的文化输出和国家形象塑造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9]。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与输出强烈的需要通过以设计创新为主的、世俗传播的路径来实现。

1.以创新为抓手提升中华文化对当代新生事物的定义能力。海德格尔认为：世界的意义是由人赋予的。定义现实世界的能力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长久以来，我们之所以会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在科学上更加先进、发达，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定义是由西方人进行的，当众多的科学定理都是由西方人发现并确立的时候，人们很难忽视和否认其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影响力。因此，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而言，要基于中国视角看待问题，全面提升创造新事物、定义新事物的能力，不仅在科技领域有所突破，也要在人文、艺术、时尚等领域发出中国声音，使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未消失，而是作为中国发展的文化内核持续发挥作用。

2.重视、强化中华传统文化的隐性传播。如前文所述，文化的显性传播容易带来较强的抗逆性，这一点特别在跨时间、跨地域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尤为明显。因此，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活化必须重视这一现象，跳出理论说教的狭窄圈子，以多元化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和推广，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从多方面充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例如：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代表的一系列美食纪录片和网络短片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饮食深入了解了中国传统烹饪技艺、地方特色、家庭伦理等内容，并产生了深切的文化共鸣；
手机app《匠木》则将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通过游戏的形式展现给用户，使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技艺之美。类似这样的传播方式能够使人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浸在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中，进而由衷地从内心产生文化认同，并参与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

3.通过现代设计等审美手段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觉化呈现。文化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使得一般大众在对文化的理解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障碍，需要经由一定的媒介的映射才能产生直观的印象，进而理解和认同。设计及其衍生物在当代与人们日常生活极为接近，具有强烈的审美性，从服装鞋帽到日用产品、从广告海报到视频影像，运用创新的、动人的审美形象和艺术形象来触动社会成员的心灵世界[10]，并通过连续不断的视觉刺激向人们传递内容，因此相较于文本而言在文化传播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以精美的视觉形象为载体向人们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高频率的与传统文化近距离接触，同时由于通过设计赋予传统文化鲜活的时代感，也避免了由于年代久远而带来的隔阂感。

4.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确立当代东方美学标准。既然要通过视觉形象来活化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必然面临着美学评判标准的选择和确立。众所周知，现代设计起源于欧洲，其基本理论、方法和原则都植根于西方文化，并在视觉上呈现出西方的审美诉求和美学标准。如果要通过设计来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就必须达成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确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当代东方美学标准。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基本逻辑的梳理，积累和构建当代中华美学文化的理论和框架，强调中华文化中的融合之美、包容之美与和谐之美，逐步去除东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给中华文明带来的认识偏见，破除唯西方论在文化上的霸权，建立当代审美的中国话语权。

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路径的研究要求我们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发展的融合性特点，不仅要重视对传统文化保护，更要强调利用现代创新手段和传播媒介将其融入的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使其在不断地创新过程中得到发展，形成新的形式，并逐渐摆脱被西方文化定义的局面，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