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灌输论坚守

　摘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成为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推动力，以“灌输论”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教条论、过时论、物质论、无用论等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困惑。灌输式教育必须坚守理论教育的阵地，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动占领网络阵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交锋中彰显时代价值，用信息网络手段不断丰富思想教育形式，营造体验式的育人课堂。传承“灌输论”思想，用好信息网络方法手段，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有效地完成时代使命。

　关键词: “灌输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近年来，随着社会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日益释放出巨大的动能。实践证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仅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而且是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推动力，是鲜明的时代标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肩负着教育人、塑造人的重任，其组织形式、管理方式、教育模式等都打上了信息网络的时代烙印。以“灌输论”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模式，在与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的角逐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冲击，理论灌输“灌而不进”“了无生机”“日渐式微”，少数教育主体甚至在大是大非面前出现“失语”现象。“‘灌输论’已然过时”“‘灌输论’是无用论”等杂音一时不绝于耳。如今，似有必要为“灌输论”正名。

　一、“灌输论”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灌输论”孕育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考，经由考茨基的提出与丰富，成熟于列宁的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之中。马克思在关于“人”与“思想”的描述中，曾用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来形容哲学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p16)“思想的闪电”要想击中目标，无产阶级就必须拿起思想批判武器，“灌输论”的思想萌芽破土而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2](P434)，进一步强调了科学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意义，表达了“灌输论”思想。考茨基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他在参加讨论制定《海因菲尔德纲领》时提出，要“从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3]，深刻阐明了“灌输论”在领导无产阶级、组织无产阶级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至此，“灌输论”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20 世纪初，随着俄国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围绕工人运动的道路方向问题，以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为代表的“经济派”，崇尚工人的“自发性”斗争，排斥宣扬马克思主义，反对向工人灌输革命理论、组织政治斗争。针对当时出现的种种错误思想，列宁写下了《怎么办?》一文，他在文中尖锐地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4](P317)，对“灌输论”作了系统阐述。从革命的必要性看，列宁认为，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里，工人们受信息不对称、执政当局压迫等因素制约，通过自发活动或经济活动所产生的革命思想，只能被称为工联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不会也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从

　外面进行有效灌输，否则就必然会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从革命的任务看，随着工人运动的逐步发展，“自发性”的斗争由于缺乏方向指引，有可能被资产阶级当局利用，从而走向革命的对立面。在当时消极思想弥漫的紧要关头，列宁还是首先从思想灌输上寻找答案，提出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效灌输到工人阶级群众中去，才能更好地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使“自发性”的斗争不偏向、不迷航，进而赢得革命的胜利。从革命的发展历程看，“经济派”不断混淆视听、干扰革命斗争，他们在《工人事业》杂志断章取义地援引马克思批评《哥达纲领》的名言，“一步实际运行比一打纲领更重要”[5](P355)，对革命理论进行攻击蛊惑。列宁在系统分析“经济派”那些充满迷惑性、误 导性的错误言论后，义正言辞地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P311)的著名论断，并号召“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7](P312)。从革命的形势看，资产阶级思想占据了先发优势，有着相对完备的宣传机器和组织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与其斗争中，时刻面临着思想上、物质上的“围剿”和“绞杀”，两者之间的斗争日益白热化，面临着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对抗。在与资产阶级争夺人心的斗争中，“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企图作斗争”[8]( P328)。列宁的“灌输论”，虽然产生

　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运动初创时期，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却深刻论述了灌输理论在武装群众、发动群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科学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源来看，“灌输论”改造的是人类头脑和指导行动的思想，在物质诱惑和刀枪面前，有着不可捉摸性和一定的顽固性，必须在潜移默化中帮助人们实现认知的渐进转变，及时揭穿谎言，引导工人阶级树立正确的时代观、价值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治党的指导思想，把唤醒 4 万万民众的革命热情并使其自觉参与革命斗争作为重大历史课题。1938 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9](P511)这种“贯注”进步政治精神的行为，与列宁的“灌输论”思想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围堵遏制，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围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把加强思 想理论武装、抢占思想高地作为有效法宝，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市场经济浪潮，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指导思想宣传贯注。这也使我国在苏联解体等反社会主义思潮袭击中，维护了思想政治稳定，保持了强有力的发展态势。进入 21 世纪，与因西方国家干涉而导致的西亚、北非之乱相比，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社会安定、经济

　腾飞、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西化、分化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歇，且手段更加隐蔽多元，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更加 激烈，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争夺仍在继续。近年来，国家各级宣传教育部门逐步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的宣教力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战场，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种媒介，以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的方式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当代“灌输论”面临的困惑

　自“灌输论”提出以来，学界的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歇。西方教育学界特别是德育教育学界，对“灌输论”一直持怀疑、否定态度。列宁《怎么办?》一文发表后，西方一些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列宁“灌输论”作了解读，如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和马尔库塞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分析》等，但大都对“灌输论”持消极观点，污其为“教条”。20 世纪以来，以美国教育家杜威等人为代表，西方教育学界将“灌输论”描述为“非理性、强制性”，并以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将“灌输”视为集权、专横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国内相关学者对“灌输论”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余源培的《宜将“灌输”改“充实”》、韩向前的《灌输原理质疑》等;20 世纪 90 年代徐之顺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论灌输》等。近年来，随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孙来斌的《列宁的灌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国内研究对“灌

　输论”基本持肯定态度，但面对业已到来的信息时代，特别是信息化教育手段的广泛应用，使得不少人对灌输式教育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对坚持灌输式教育的必要性发生了动摇。有的学者将“灌输论”简单等同于“注入式”“填鸭式”，还有的学者甚至引申指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低效应的原因就在于“灌输”，在于对其过分迷信和依赖，走出当前德育困境的出路是应用“无灌输道德教育”[10]。

　对“灌输论”持质疑态度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一是教条论。开放的世界没有封闭的大学，受社会上“多元价值观”“低俗人生观”的影响，部分学生开始迷恋所谓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有的甚至认为西方启发式教育才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模式，才是真正的人本教育。二是过时论。有的学生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文化层次较低的工农群众，以灌输式教育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提高工农兵文化素养、改善知识结构，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特别是在多元化社会理念的影响下，灌输式教育已失去了存在价值，以灌输式教育传播主流意识、传授理论知识是不合时宜的，认为新时代的教育应与时俱进，而不应该停留于灌输式教育。三是物质论。认为灌输理论培养的是工人的革命意识，倡导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属于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带有浓重的“冷战式”意识形态色彩，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方法。现在是和平年代，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提灌输已不符合时代要求，理应将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四是无用论。当今的大学生属于“网生一代”，自带网络基因，拥有个性需求。网络的开放、虚拟、互动特性，让大部分人沉浸于网络之中，学习和生活都离不开网络。面对包罗万象的网络信息，以及夹

　杂其中的负面报道，一些大学生对主流思想、灌输式教育产生了天然的排斥。

　三、信息网络时代对“灌输论”的坚守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认为:“数字化生存之所以能让我们的未来不同于现在，完全是因为它容易进入、具备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11](P232)几千年前，农业革命让我们的祖先开始使用镰刀和耕犁;几百年前，工业革命让农民离开田野进入工厂;而如今，科技革命将使许多人离开车间坐在办公室隔间。[12](P3)信息网络作为时代产物，代表当今世界的先进生产力，必将赋能人类的生存发展，直接促成教与学的革命。比如，由人工智能技术衍生的网络数据信息的泛在性，让人时刻处于信息的“萦绕”“包围”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运用，大大压缩了人与人的时空距离，拓宽了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传统课堂的“围墙”正在慢慢消失，教育无处不在、教育时刻在线。这一切的技术改变，都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创造了无限可能，也给灌输式教育插上了时代的翅膀。科学的理论不会在人的头脑中自发产生，面对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必须拿起“灌输论”这个可靠的思想斗争武器，充分运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不断挖掘其育人潜力，才能有效地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1.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动占领网络阵地。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之源和思想根本。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即最高限度的通俗化。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杰出代表，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深奥引向通俗、从抽象化为具体的

　实践中，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灌输，要根据不同人的思想背景、文化程度，有技巧、有方法地去组织，而不能盲目、僵硬地灌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运用，大众传媒进入了定制消费的时代，各种思想观念、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等披着形形色色的外衣，以其特有的“亲和力”扑向政治“免疫力”相对较低的大学生。如果马克思主义等主流价值观念仍不改“严肃”的面孔，躺在“书斋里”，则可能面临网络“失语”的危险，甚至在大学生群体中陷入所谓“塔西沱陷阱”的悖论，失去应有的公信力。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要不断创新话语的表达形式，多讲“白话文”，用富有时代气息的实例来阐述深奥、晦涩的大道理。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为了把深奥的道理变通俗、讲解透，用“照相机”来比喻说明“反映论”，用“雷峰塔倒塌”来说明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等等。要尝试把一些经典理论翻译成“网言网语”，用科学理论为他们“打 call”，直击他们心中的“小确幸”，实现政治话语与网络话语和生活话语的有机对接。

　2.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交锋中彰显时代价值。面对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必须通过主流观念的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让大学生廓清思想迷雾，坚定价值立场。任何先进理论，其生命力、传播力在于更好地回答人类对人本身的思考，而这个“人本身”就是人的需求。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赢得尊重”“自我实现”居需求的五个层次的最高两层，而这两类需求的内核则是价值的认同感、归属感，通过价值感的获得进而找到实现人生目标的支点。要善于挖掘现实问题，对大学生关心的焦点问题不能避而不谈、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对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立场坚定，观点鲜

　明，态度明朗，使科学的理论知识在大学生心中彻底内化，从而提升其明辨是非、抵御错误言论的能力。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读，用新时代的中国之治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用一个个鲜活的实例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奥内涵，将理讲透、用理服人。

　3.用信息网络手段丰富思想教育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塑造的是灵魂、凝聚的是人心，其真谛在于循循善诱、抽丝剥茧，在“春风化雨”中实现“润物无声”。信息时代，网络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集合地”，也是各种思想文化交流碰撞的“万花筒”。大学生“时时上网、沟通用网、遇事找网”是这个时代特有的标识符。习近平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快捷性、交互性等特征，不断丰富教育形式，创新教育载体和教育方法。要打造线下、线上两个课堂，把传统课题理论灌输与网络自学结合起来，用自媒体对理论进行形象化解读，用鲜活的事实及时回应网络中的流言蜚语，用点对点的互动解决学生的思想疑点和困惑，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主流价值观念入脑入心。思想政治教育，关键是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相对传统理论课堂的“大水漫 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运用，为针对个人的“精准滴灌”提供了可能。要探索推行定制化教育，在不干扰个人隐私的情况下，通过对学生网络行为的实时“跟踪”和大数据分析等，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轨迹，精准化推送教育信息，让思想政治教育实时在线。

　4. 要打造体验式的育人课堂。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认为，思想的有效性应该受到人类体验的考验。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大学生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有着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当前以“00 后”为主体的大学生群体，成长在社会更加开放的年代，崇拜的偶像更具现代感，西方“快餐式”文化对他们有一定的吸引力。传统机械式“我讲你说”的灌输式教育，往往会适得其反，甚至加大其思想认识的隔阂。体验式的学习，则把课堂和真实的感观认识结合在一起，把抽象深奥的理论物化为具体的场景，在他们心中打下深刻的思想印记。比如，在进行爱党爱国教育时，通过组织参观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让其置身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场景中，感悟先烈们为国捐躯的伟大奉献精神。面对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通过组织参观战斗遗址、历史故地等，不断激发他们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动力。

　当前，面对网上网下形形色色的“杂音”“噪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灌输，是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灌输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当前，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获取知识、提高认识的手段不断丰富，各种思想不断涌现。灌输式教育作为传统的教育方式，不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更不具备意识形态色彩，它不是“教条”，也没有“过时”“无用”。相反，只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灌输式教育必将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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