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师文化对未来教师文化建构的影响与功能①

◎周 杰 薛晓阳

在历史的长河中，传统文化虽历经变迁，却能够流传至今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为教师文化留下了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印记。因此，需要立足中国历史与传统，以进一步推动教师专业化的本土特色及其文化建构。

（一）追求“君子”的教育人格

在中国古代，所谓君子是指道德高尚的贤人志士。[1]孔子曾提到“君子怀德”，可见道德对于君子人格塑造的重要价值。君子的道德人格成为读书人的最高追求，只有道德学问精深的君子才能领悟其中的先王之道。[2]教师作为古代社会中文化的传承者与教化的承担者，便名正言顺地被赋予“君子”的人格特质。又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等等，特别强调对礼义与仁德的追求，即便处于颠沛流离的窘境，君子的仁德亦不可抛弃，故道德乃君子安身立命的首要品格。道德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也是传统教师文化的内在信念。中国古代教育将促进君子道德人格的养成作为最高的目的与理想。《礼记》有曰：“师也者，教文化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在孔子眼里，完美的君子,需要有完美的德性。[3]可见，教师身份的确立是以道德为基准的，传统教师文化将君子与教师身份紧紧相扣，而对君子道德品格的推崇则建构起教师文化特质的基本内涵，也给教师的人格作出范式性规定。

（二）明辨“义利”的教育价值

儒家伦理本位的文化精神带来了“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这一义利观在传统教育中最终被定义为教育的价值标准与评价教育好坏的重要尺度。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儒家看来，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因此，判断教育是否达成了目的，自然就在于“义”的品格与教育。孔子的这种义利观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义利观。[4]历史上中国人在基本的价值观念上强调义先于利，义贵于利，义高于利，一切追求和所得都要放在伦理道德的标尺下衡量。[5]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利”与“义”关系的本质是“物质”与“道德”的关系，对于利与义的价值判断，不仅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有效尺度，也是区分好教育与坏教育的尺度。基于此，社会自然赋予教师“奉献者”与“付出者”的角色，以符合“义”的标准。在这种以“义”为信念的价值引领下，最终形成中国传统教师文化中的特殊价值，甚至将之视为必须遵循的“师道”。由此，“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只是对教师的道德赞美，更是对教师的内在要求。在这种传统的支撑下，教师安贫乐道，远离功利之风，专注于教育事业，便成为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

（三）承载“传道”的教育责任

在儒家看来，知识与道德密切相关且不可分割。因此，只有能够“载道”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知识。教师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绝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而更应是道德的传递者。“传道”是中国古代教师文化的最高信念。宋代大儒周敦颐说过：“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在他看来，世上没有脱离道德的纯粹知识，任何知识都必然包含着道德的价值。在传统教师文化中，教师的“授业”必须以“传道”为前提或目的。在儒家信念中，“道”是理想社会所必须追求的最高价值，因而“文以载道”是教师必须坚守的教育观。“传道”作为一种教育价值，将教师的知识传承和教育活动与社会使命相联系。韩愈曰：“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教师将“道”视为“授业”之根本，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目的都在于诠释对“道”的理解，实践着“道”的理想和目标。“文以载道”的理念为教师的“授业”提供了道德标准。对于教育的目的，张载作出精辟概括：“养其浩然之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以传道”的本质是“传道”，是对单纯“授业”的批判。这是中国传统教师的一种身份意识，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信念。在这一基础之上，形成了中国传统教师文化的特殊传统。

就中西方文化差异来看，教师的文化特质在师生关系、教师知识构成、教师影响力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传统教师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教师文化特质与优势的认识基础之上。东西方教师文化的比较是提供这一认识的重要途径。

（一）师生关系：“师道尊严”与“自由平等”

在师生关系问题上，尽管从今天的教育价值看来，中国传统教师文化强调师道尊严及教师权威的主导性，的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是现代教育需要重新审视并加以克服与改革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也是中国传统教师文化相比于西方教师文化的特色与优势。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今天经常忽视的。中国传统教师文化起码在这几个方面对今天重建未来教师文化提供了启示：首先，中国教师文化有利于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和传承，有利于学校教育在主导价值上的统一和稳定，以及社会主流价值和道德秩序的建构。对于中国人来说，“秩序”不仅作为社会体系的基本规则，也是教育的基本逻辑。[6]其次，适度的教师权威可以保证教师的信任度及威信，以使教育过程更加有序和顺利，不会导致类似西方教育因为过度自由而产生的主流价值崩溃或瓦解，以及被相对主义所冲击和毁坏的现象。中国传统教育认为，“尊师重道”是“民知敬学”的前提条件。《礼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不仅是对教师德与才的要求及对教师的道德约束，而且能让受教育者对教师所代表的知识与价值具有敬畏之心，保持虚心学习的态度，最终达到“化民成俗”与维护社会礼仪和教化的功能与作用。最后，这种教师文化在强调教师权威和教育主导性的同时，本身就是在倡导一种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为“以德治国”的教化体系提供道德基础，同时也为“以法治国”政治体系提供道德上的合法性。

西方教师文化十分关注师生的平等和学生在价值上的自主和自由，这的确体现了现代教育的核心价值。但与此同时，这种教育关系一旦过度，其危害和缺陷是十分严重的。首先，西方诉诸平等的师生关系会使得教师权力受到限制，甚至会造成师生关系的淡漠，让教育失去在主流价值上的基本权威性，这可能为滥用道德的相对主义提供温床。其次，西方教师文化对于个性解放的追逐，致使教师的权威性无法避免地会与学生个体之间产生冲突，这就带来了个人主义在教育过程中的滋生，在这种师生关系的熏陶下，通常难以建立大局意识、团队精神与协同合作，一旦这种师生关系和价值的自由被无限放大，将严重破坏教师主导与权威的建立，以及学习共同体的有效建构。最后，自由主义的教育传统决定了教师难以干涉学生的生活与学习，[7]这意味着教师丧失了价值的主导性和教育关系上的指导性。由此，教育以培养、传递和教导的基本逻辑被解体。教育过程中，不受约束的学生自由和主体性，必然趋于盲目和混乱，往往在通往正确的道路上反其道而行之。

（二）知识构成：“德性之学”与“识记之学”

古代中国的知识是一种关涉道德的知识，所以，道德知识是教师知识体系的主要构成。尽管这在今天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它也的确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科学发展产生过严重的负面作用。但是，回顾今日以科学知识为主导的教育体系所带来的新的问题，中国传统教师文化的“德性之学”，重新显示出独特的时代价值。首先，“德性之学”对于校正科学主义教育的幼稚和片面性，发挥着极其重要的道德纠偏作用，既对教师自身教育价值观的建立发挥着规范作用，也对整个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价值产生规范作用。科学主义教育观首先影响的是教师的教育价值和专业文化。单纯注重知识的教育、过度强调科学的社会功能，深刻影响着教师的教育立场和教育态度。其次，对于教师来说，让他们具有教育资格的重要前提就是知识和道德，如果二者不能平衡，不仅限制了教师个人的道德品质，影响更为深刻或危害更大的是我们的教育价值。教师德性作为教育手段，在教育过程中“意义重大”。[8]

科学知识作为西方教师的主流教育价值，尽管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保证，甚至在推动人类科学进步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今天看来，西方教师文化忽视道德价值的科学主义倾向已经产生严重后果。首先，教育内容被学科知识所占据，更多追求的是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教育内容往往过度寻求社会的实用与需要，忽视了对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以及做人做事的态度与人生理想方面的塑造与影响。知识信念朝向科学主义的转向，是现代教育形态最终走向知识的局限性和狭隘性的根源，这让教育由此退化为一种“识记之学”。[9]过度关注知识的实用性与客观性，将知识的传授视为一种“量”的积累，片面夸大科学和技术对人类进步的作用和贡献，无形中淡化了教师本应对学生进行道德教化的义务与责任。最后，当知识的传授不再以道德为根基的时候，师生必将失去对社会基本价值或共同价值的尊重和关注，最终走上道德相对主义与过度自由主义的道路，这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已经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三）教育功能：“人生影响”与“生存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是深远而持久的，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所谓“师门文化”。对于这种文化尽管存在质疑，比如认为这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师徒关系等等。然而，这种独特的指向于师门与传承的教育关系，将知识传授建立于人生影响的基础和前提之上，师生关系不是单纯的知识转移关系，而是人生教导和道德建构过程。这种影响力大大超越了教育作为一种单纯知识传授的影响与功能，在学生未来整个人生和价值观成长方面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首先，以孔子为例，其弟子出仕或派遣，孔子都要亲自审督和点评，即便是派遣出仕的弟子，也要经常回去向孔子汇报情况。[10]这种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和关照，对学生的发展具有指导性的作用，甚至可以影响他们未来前途与命运。其次，教师对学生影响的全面性体现在知识、德行等各个方面，这是基于师生双方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需要学生的主动回应，在此过程中，不仅学生可以从中受益，教师也能够获得再次发展，体现出师生共生和相互依存的良性关系。最后，这种特殊传承和教导方式，极大地影响着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建立。应当说，这正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学派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教育中，更多体现了知识教育的价值，相对忽视对学生道德和人生的影响。尽管已经有诸多西方学者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但这种教育传统和教师文化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应当说，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主义教育思潮在今天的延续和残留。与此同时，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价值，诸如人本主义教育哲学，生命主义教育哲学等，强调对学生本性与权利的尊重，尽管较好表达了现代教育的人文性，但却从另一角度支持了科学主义的教育立场，即忽视用主流价值对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单纯知识性的师生关系缺少道德约束和情感依赖，时常导致师生关系变成买卖性的教育关系。一如韦伯描述的那样，教师出售知识就像市场的商贩出售卷心菜，学生购买教师出售的学问和方法，却拒绝教师出售的有关行为准则的“世界观”。[11]这种教育价值与立场看似给学生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实际上却与“以人为本”的终极价值相违背，即放弃了对学生人生意义的长远影响。首先，教师对学生影响力的弱化，容易让学生轻视甚至是无视教师的权威性，同时更加容易养成自由散漫的性格，相应地削弱了教师对自身教育责任的重视。其次，这种忽视人生影响的教师文化与传统，虽然在科学精神的培养以及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方面，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但在学生发展中所造成的道德后果同样十分严重。最后，教师对学生人生影响力的弱化会造成双方道德与情感关系的疏离，难以建构起师生之间相互尊重的对话关系，进而影响整体的教育效果。

传统文化赋予中国教师独特的价值皈依与底气，使其面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同时，更具文化自信与包容性，以及汲取外来文化的学习能力，对于新时代教师专业化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传统教师文化的特质和优势是我们今天建构未来教师本土文化特色的基础和前提。

（一）重构师生平等的专业理念

反观现代教育价值的发展，自由与平等、多元化及其学生的主体性，时常被无限放大，导致与传统教育的相互对立，而不是前后继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主流价值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受到了质疑，导致教师威信被相应弱化，师生关系紧张与疏离甚至是对立。这不是对师生平等关系的正确理解。邹维指出，师道尊严在今天应当理解为师生共建的和谐关系[12]。故而，传统教师文化的所谓“尊师重道”，在现代教育价值中，更多应当定义为对教育基本秩序和规范的尊重，而不是教师的绝对权威。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导性，以及学生对教师的应有尊重，包括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与纪律等，都应当是现代教育不能抛弃的基本原则。近年来，有关教师教育惩戒的相关法案、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正是对重振“师道”这一传统的呼应。教育惩戒赋予了教师管理学生的权限，以及引导与保护的作用，这更加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的健康成长和发展，而不是相反。此即我们经常讲的所谓“平等中的首席”位置。在这种关系中，教师的权威不仅不影响对学生的尊重，以及学生创新精神和自由思考的发挥，相反，能够为学生自由发展创造更加积极的环境和氛围。由此可见，“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对于未来教师文化及其专业理念的重构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二）扩充教书育人的知识价值

教书育人强调不仅要教好书，即传授好知识，而且要教育好人，教会学生做人。然而，今天我们又认识到，能够对学生未来发展产生更加深远影响的不是知识而是道德。教书育人不仅强调知识与道德的统一性，而且为教育对学生未来成长产生长远影响提供了重要原则。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对教书育人的理解是不充分的。有研究者指出，没有了道德的支撑知识必将失去价值[13]。现在我们强调立德树人的作用，实际是对教书育人这一教育理念的一种新认识，是对教书育人教育内涵的扩充和再诠释。教育的过程从本质上来看即立德树人的过程。从某个特定的角度看，单纯的知识教育对于社会来讲可能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对学生本身而言可能更多局限于一种谋生的教育，一种生活能力的教育，而不是完整人生的教育，这种影响往往着力于对学生发展的短期效应，即在学生升学和就业的初期阶段发挥作用。尽管这样的解释不一定全面，但从当下教育的实践情况，以及家长群体的实际教育观念来看，的确反映了一个比较普遍的事实。面对这样的情况，王正平指出，教师如果不关心学生的思想品德成长, 只停留于简单教学任务层面, 是不能真正完成教育工作的全部任务的[14]。由此，知识的道德内核应与教师的道德责任相联系，并统一于立德树人的最终目的上来。由此可以看到，传统教师文化中的“德性之学”为未来教师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立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未来教师文化的中国特色，以及教师专业标准的本土化价值与体系。

（三）再认职业道德的教育意义

在传统教师文化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完整全面的。因此，作为教师首先应当具备的“专业素质”，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能力，而是育人的德性和智慧。因此，在未来教师专业价值的建构中，对教师德性的建构必须放在教师专业发展的首要位置。有研究者指出，教师的影响力是一种促进学生发展的感召力、推动力和控制力，表现为榜样、权威和领导者[15]。由此，我们不能把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独立于教师专业发展之外，将教师的德性看成一种非专业性的素质和品质。相反，应将其纳入教师专业标准的范畴来论证教师职业作为教师品质的性质和功能。职业道德对学生的教育影响不仅局限于单纯的知识领域，而且对学生整个人生的发展具有完整而全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教师的职业就是教师的专业品质，它不仅发挥着所谓道德榜样的教育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引导学生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建构的主要教育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16]。教师的职业道德关系着新时代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教师职业道德的根本价值体现在成人和树人[17]。因而教师职业道德给学生的人生与道德发展等所产生的影响力正是其价值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