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符号文字与佛教语言理念及判教

普 慧 梁枥天

声音部位数量字 声牙声5k(a), kh(a), g(a), gh(a), n(a)齿声5c(a), ch(a), j(a), jh(a), nh(a)舌声5(a), h(a), (a), h(a), (a)喉声5t(a), th(a), d(a), dh(a), (a)唇声5p(a), ph(a), b(a), bh(a), m(a)遍口声10y(a), r(a), l(a), v(a),(a), (a), s(a), h(a), l(a), k(a)①①前4个为半元音,次4个为摩擦音,后2字表示字母。

体文必须附加上摩多的音符，方才得以构成各字的本体，故谓之“体文”，又称“子音”。一般来说，婆罗谜字母早期属于闪米特辅音字母系统的文字，但是它在印度的发展过程中，直接受到了希腊字母的影响，逐渐向音素字母靠拢。所谓“辅音字母”与“音素字母”的区别在于：“辅音字母把辅音相同而元音不同的音节，看作等价的音段，用相同的字母书写；
辅音是写出的、固定的，元音是不写出的、不固定的。音素字母把音节分为辅音和元音；
辅音不附带元音，元音不附带辅音，各自独立，有几个音素(辅音或元音)就写几个字母。”根据这个特点，婆罗谜字母实际上逐渐融汇了“辅音字母”和“音素字母”。“半字”说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予了元音“摩多”在理论上的突出地位。它不再是辅音的附着物，可有可无，而是有了12个独立的符号字母(附加4个元音独立字母)。在实际的书写形式上，元音也不能被略去或取代。可以说，悉昙体的特点与此前的孔雀体、巽伽体、笈多体及其后的天城体而言，更加强调了元音书写的重要性。

所谓“四十二字门”：

总而言之，“四十二字门”即选择在一语开头或一语之中，含有该字母之语，或选择由字形等可联想之语词，以便于记忆，如此字母便带上了一定的意义。这也是“四十二字门”成为附含字义的缘由。因此，“四十二字门”所谓的文字，主要是指文字陀罗尼而并无它涉：

诸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谓诸“文字陀罗尼门”。何等“文字陀罗尼门”？谓字“平等性”“语平等性”入诸字门。云何“字平等性”“语平等性”入诸字门？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四十二字按拉丁字母转写为：

此四十二字，除了首字a为元音外，其余皆是辅音构成(自带元音的辅音构字)，有学者指出：“始阿终荼，中间有四十。……由字母、佛教义理两个层面构成。一方面，它是一种字母，‘因字有语，因语有名，因名有义’，为一切文字之根本，另一方面，它又表达了与般若经论相关的‘性空’教理。”显然，“四十二字门”虽然也讨论作为语言字母的某些性质和功能，但其目的和旨趣主要在于强调通过文字而表达般若性空的教义，而不是探讨文字符号本身的语言功能和作用。值得深思的是，“四十二字门”几乎没有关涉“悉昙”的基本内容，所以它与真正探究梵语字母内在功能的“十四音”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四十二字门”的说法，更在于在强调大乘佛教般若空的基础上的一种陀罗尼符号的神秘意义。

这种“四十二字门”陀罗尼随着般若类和华严类经以及密宗经典的译介，在佛教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习研空有的学僧多明了其内涵，若鸠摩罗什门下的僧肇、僧叡、道融、昙影等以及唐代华严、密宗学僧。不过，就“四十二字门”的内容而言，它们与梵语语言文字的直接关联并不大，对僧人了解和学习梵文几无帮助。从语言学的角度说，“四十二字门”的影响力显然微不足道。加之中古时期，华夏玄、佛盛行，重义理而轻文字，得义而忘言，舍筏而登岸。由是“四十二字门”者，便很难引起思想文化界的注目。

汉僧对于梵语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认知，显然不可能直接源自“四十二字门”。根据语音学的特点，汉僧及汉地文人对“悉昙”特点的进一步认识和探究，则是基于“十四音(字)”(《涅槃经》系统)。“十四音(字)”的提法，集中出现于汉译《大涅槃经》系统：

十四音，名为字本，是十四音常为一切不尽之本。不尽有何义？不破坏义、不漏义、如来义，名不尽义；
如来法身，金刚不坏，故名不坏；
如来无有，九道诸漏，故名不漏；
如来常住，故说不尽无作之义。

有十四音，名为字义。所言字者，名曰“涅槃”，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则为无尽。夫无尽者，即是如来金刚之身。是十四音，名曰“字本”。

十二字，两两声中相近。就相近之中，复有别义。前六字中，前声短，后声长。后六字中，无有长短之异。但六字之中，最后二字是最前二字中余声。……其十二字譬如此间之言。……

谢灵运之后的南齐名僧僧宗以治《涅槃经》而名家。他说：

这是汉僧第一次明确提出元音是梵语语言文字的根本的主张，而且认为梵语的38个辅音是由14个元音产出。这就把梵语悉昙元音的作用在语言理论上凸显出来，与此前古代印度婆罗谜字母以辅音字母为主、元音字母为辅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反动。

僧人慧琳完全深入于梵语悉昙的语音结构系统之中来考察半字、满字。在他看来，初学童蒙以及大众凡庶，是不曾用到这些“半字”“满字”的。悉昙的34个字母，只有佛典汉译者，称它们为“半字”，实际上是不曾师授的胸臆谬说。他认为，大凡文句之中，那些有余音的而不出口的，才叫“半字”，而不叫字母的，以为是“半字”。例如：“‘萨嚩’，即含‘啰’字，在‘娑嚩’二字中间，‘啰’声，即名为‘半字’。若《梵书》，即寄‘啰’字，一半于‘嚩’字头上。如言‘没驮’，即母字之末任运，含其‘娜’字，‘娜’是半字。《梵书》即寄‘娜’于‘驮’字之上，故‘娜’为‘半字’。如言‘达么’两字中间，含其‘啰’音。梵文‘啰’字，一半寄书‘么’字之上，‘啰’即名为‘半字’。以是三句，例诸他皆仿，此其义明矣。”慧琳的意思非常明确，他所认为的“半字”就是隐含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母间的那些只做口型而声音被其他字音挤掉的那些字母。他批评那些认为“根本字母，一切文字之源，能含众德之美妙义，说不尽”的字母为“半字”的“谤说”是“不解”其义。如果说，那些合成词“自身既是‘半字’，义不圆满”，那么，它们“何能出生一切众字”呢？所以，“以此观之，足知所译不明，展转相传，讹谬不可依据。有识梵文学士，请勘梵本及问传学梵僧，方知所论一一实尔”。他再次举例说：“梵天所演字母，条例分明。今且略说，相生次第。用前十二字为声势，举后字母，一字一字翻之，一字更生十，一字兼本，成十二字。如此遍翻三十四字，名为一番。又将‘野’字遍加，三十四字之下，一遍准前，一一翻之，又成一番。除去‘野’字，即将‘啰’字，遍加三十四字之下，准前以十二字声势，翻之一字，生十二字、三十四字，翻了成四百八字，又是一番。次以‘攞’字、‘嚩’字、‘娑’字、‘贺’字、‘仰’字、‘孃’字、‘拏’字、‘曩’字、‘么’字等十二字，回换转加，成十二番，用则足矣。”慧琳认为，12字(音)，1字1字翻转，成为34字，谓之“一番”；
由34字成408字，谓之又“一番”。以“攞”字等12字，相互“回换转加”，可以构成“十二番”，悉昙字母拼写，足够用也。即便如此，亦须师授，才能了解悉昙拼写规则和文句义理。但是，如果“展转相加，虽无穷无尽，义理相涉，声字乖僻，人间罕用。只用前十二番字，又以‘八转’声明论，参而用之，备尽世间。一切声韵，种种差别，名言依字辩声，依声立义，字即回互，相加声义，万差条然有序。繁而不杂，广而易解。”慧琳注意到，悉昙拼写展转相加，不能随意，不然就会出现“声字怪僻，人间罕用”的状况。这是习研悉昙者需要谨记的事项。梵天创造了梵文，各位圣智、各路神仙、高才术士，“广解略解，凡数百家，各骋智力，广造声论、名论、数论等，终不能说尽其妙”。直至“诸佛出现世间，转妙法轮，皆依此梵文演说，方尽其美也”。就是说，梵天虽然创立了梵文，但是并不是谁都能领会梵文的要义，只有佛出现后，才能充分运用梵文的语言文字特色，尽其美也。从慧琳的论述来看，他确实对悉昙梵文字母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对半字随意展转相加的看法，在文字音韵学上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十四音”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了“四十二字”的“因字有语，因语有名，因名有义；
菩萨若闻字，因字乃至能了其义”主张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将十四音看作“字本”，为天下音之本和一切文字的源头，以“字本”组合成为文词的方法与“四十二字门”如出一辙。

至于梵音为语，单复无恒，或一字以摄众理，或数言而成一义。寻《大涅槃经》列字五十，总释众义十有四音，名为字本。观其发语裁音，宛转相资，或舌根唇末，以长短为异。且胡字一音不得成语，必余言足句，然后义成。译人传意，岂不艰哉。又梵书制文，有半字、满字。所以名半字者，义未具足。故字体半偏，犹汉文“月”字，亏其傍也。所以名满字者，理既究竟，故字体圆满，犹汉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恶义，以譬烦恼；
满字善义，以譬常住。又半字为体，如汉文“言”字；
满字为体，如汉文“诸”字。以“者”配“言”，方成“诸”字。“诸”字两合，即满之例也。“言”字单立，即半之类也。半字虽单，为字根本，缘有半字，得成满字。譬凡夫始于无明，得成常住，故因字制义，以譬涅槃。梵文义奥，皆此类也。

僧祐的“因字制义”似乎是借鉴了般若类经讲陀罗尼“四十二字门”的说法。这也是悉昙字母“十二音”入华后本土僧人首次把字音与字义结合起来的一种认知。以汉字为例，其偏旁部首即类悉昙字母的摩多、体文，二者组合，方成一字，故谓之“半字虽单，为字根本，缘有半字，得成满字。”僧祐接着指出：“性与天道，诚不得闻，徒观二谛，兼通三圣，俱阐片言，析妙半字。含灵辞存五礼之中，旨该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纪地，犹日月之丽天。伏读欢愉，魂影相庆。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长不亏。常恐识业未弘，中涂回枉；
或端然静念，心翱翔而靡薄；
或吐言设论，时见屈于辩聪。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径，咸用此也。”僧祐明显地强调“半字”的重要性，即“半字”是理解心性与天道的基本途径，只要“析妙半字”，就会欣赏到“河海纪地”“日月丽天”，就会“伏读欢愉”“魂影相庆”。这一点，僧祐的说法颇类中国儒家经学的“小学通经”之说。

这种从文字和音韵学上的判教，其实在整个大乘判教及其教义的推进中，其作用并不是那么突出和重要，不过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彰宣大乘思想的圆融、利他、悲悯等基本教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