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六会议”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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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会议”始末5篇

【篇一】“六六六会议”始末

一、安然事件始末
　　美国安然(Enron)公司成立于1985年，其前身是休斯敦天然气公司，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前的主业是维护和操作横跨北美的天然气与石油输送管网络。随着美国政府在80年代后期解除对能源市场的管制，激发了能源期货与期权交易的蓬勃兴起。安然于1992年创立了“安然资本公司”，拓展其能源零售交易业务，并涉足高科技赛频产业。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安然从一家主营天然气、石油的传输公司变成一个类似美林、高盛的华尔街公司，旗下事业包括电力、天然气销售、能源和其他商品配销运送，以及提供全球财务和风险管理服务，在全球拥有3000多家子公司，控制着全美20％的电能和天然气交易。2000年安然的销售额达到1000亿美元，净利润9．79亿美元，名列(财富>杂志“美国500强”的第七名，并从1995年起连续6年排名于微软、英特尔这些大公司之前，被评为“最富创新能力”的公司。但正当安然如日中升，成为世界上所有公司学习和羡慕对象的时候，2001年3月5日，(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安然股价是否高估>的文章引发了安然崩溃的导火索，文章首次对安然2000年度的股价及利润增长速度提出质疑，同时指出其提供的财务数据过于繁琐和}昆乱不清。5月6日，波士顿一家名叫“OffwallStreet”的证券公司发表了一份安然分析报告，建议投资者卖掉安然股票以及不要轻信安然公布的财务利润。其主要依据是：一方面安然的营运率已经从1996年的21．15％跌至2000年的6．22％；
另一方面他们发现安然以高价把一批光纤电缆出售给一家关联企业来提高其预期利润。7月12日，安然公布了第二季度财务状况后．与分析师、投资者、基金管理员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会上面对众多分析师及投资者关于公司不动产投资项目的大幅波动及几笔关联交易的质询，安然的新任CEO杰夫林．斯格林予以搪塞，语焉不详。会议之后，媒体和多位买方分析师进一步分析跟踪报道了安然内幕，面对压力，8月中旬，时任安然CEO仅八个月的斯格林突然宣布辞职，这更加重了媒体对安然的质疑。随后，著名投资网站“TheStreet．corn”及“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披露出安然许多关联企业的细节，以确凿的数据指出安然通过关联企业间的高价交易制造虚假利润，以及安然的财务总监法斯托是关联企业LJM、LJM2及其他一些同类实体的主要股东或总经理等，致使安然股价由原来的80多美元一路跌至20美元左右。10月22日，安然公司召开特别电话会议，但其空有姿态，全无诚意，甚至对一位对冲基金经理破口大骂，此举立即召致当日安然股价下跌21％。在市场和媒体的压力下，安然被迫决定对过去数年的财务进行重审，l1月8日，安然宣布在1997年至2000年间利用关联交易共虚报5．52亿美元的盈利。由于急缺现金，安然开始与昔日的竞争对手德能公司进行并购谈判。但随着安然“地雷”的接二连三的引爆，最终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资金链中断。l1月28日，市场传出消息，德能公司不会向安然注入20亿美元收购资金，同时标准普尔公司与穆迪公司都将安然的债信评级连降六级为“垃圾债”，至当日收盘时，安然股票向下重挫85％，股价跌破1美元。安然盈余谎言也无法遮掩下去，根据安然最新公布其负债已达312亿美元，2001年12月2日安然正式向法庭申请破产。

二、近日，美国《财富》500强排名第七的安然公司破产一案，不仅严重动摇了美国证券市场的信心，在美国政坛也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作为安然公司的审计师，美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被指控丧失诚信，审计失败，
　　安然公司自1985年成立以来，一直在能源领域从事相关工作，到1999年已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能源交易商，并吸引了大量的投资，1997年到2000年之间在纽约上市的安然公司股价翻了两番。但在2001年10月，安然震动了整个华尔街，它突然宣布第三季度的亏损达到了6亿美元，三个星期以后，安然重新公布了1997年到2000年的财务报表，结果显示累积利润比原来减少了5.91亿美元，债务却增加了6.38亿美元。其审计师安达信解释称：这是因为安然在股权交易过程中将公司发行的股权换取了应收票据，这些应收票据在公司的账本上记录为资产，发行的股票则被记录为股东权益。并承认自己确实判断失误，以致纵容了安然在会计方面进行的一些违规操作。
　　由此，在安达信受到的指控中，独立性问题成为焦点之一。有不少媒体和组织声称：安达信的审计失败，“失职”是因其在为安然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非审计服务。并特别指出：2001年，安达信对安然公司的审计收费是2500万美元，非审计服务收费则是2700万美元。由于非审计服务与审计服务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尤其当非审计服务收费超过审计收费时，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到严重损害，致使审计失败。
　由于对非审计服务尚无明确定义，笔者根据其具体业务范围试定义如下：非审计服务是相对于审计服务而言的，是会计师事务所向客户提供并收取一定费用的，如税务咨询，管理咨询，咨询甚至技术咨询等的多种服务。
　　随着信息的到来，知识的崛起，以及经济活动国际化和多元化趋势的增强，会计师事务所向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一种世界趋势。据《国际简报》统计，1993年，整个会计界有31%的收入来自非审计的咨询服务，而到2000年非审计服务收入已占到总收入50%以上，超过了会计审计业务。
　　笔者认为非审计服务的产生和发展是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全面发展的重大因素，它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会计服务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是市场本身需求推动的结果，更是市场机制对资源合理配置的结果。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的发展使国界淡化，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企业的组织结构，生产模式和交易模式。

首先,非审计服务的产生来自于企业的需求：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信息系统中财务信息更加复杂，并不再孤立存在，而是与经营、管理信息交织在一起的。企业就可以向专业的注册会计师寻求意见，比如如何使会计电算化系统更适合企业的业务，如何使财务信息的披露更符合会计准则等的规定，甚至是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企业而言，也更欢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非审计服务。因为作为可信的审计服务提供者，与其它服务提供者相比，会计师事务所更可能为企业保守商业秘密，而且熟知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够带来更好地服务效果；

其次，来自于注册会计师：他们通过审计服务，对企业的内部结构、经营管理模式、经营风险、财务状况等进行相当的了解；
同时也具备了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的专业能力。如果再接受企业咨询服务的委托，那么提供恰当的、有见地的咨询服务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经济资源；

再次，来自于会计师事务所的需要：随着会计师事务所的增加，对业务的争夺变得愈加激烈。如果一个事务所拥有广泛的服务范围和领域，就有了更坚实和更广阔的财务基础：如果业务更加多元化，财务上就更加安全，就更有能力承受失去某个客户造成的损失，不必因害怕失去某个客户而向其不合理的会计政策妥协，有助于保持事务所的独立性。
　　那么，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倒底会产生怎样的呢？2000年7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会计系就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是否损害审计独立性这一问题进行了独立的专门调查。此项调查比较了两种不同情况下的审计报告使用人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看法。一种是注册会计师单纯提供审计服务，另一种是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结果显示，非审计服务对报告使用人的看法，不仅未发现负面影响，反而有正面影响。也就是说，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能够加强报告使用人对报告的信赖。这些发现支持了非审计服务加强审计独立性的观点，也增强了注册会计师抵制客户管理层压力的能力。
　　当然，笔者也同意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确实有可能出现不能自觉地保持超然独立的情况，尤其当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关系过于密切时。因此，必须加强必要的监管机制，有力的监管将是保证审计独立性的基本条件。在每个会计师事务所都有内部监管机制，包括职业道德准则，质量控制准则约束，以及后续，尤其是诚信教育；
整个行业有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自律组织；
还有政府的监管机构；
以及通过法律责任形式实现的外部监管比如民事赔偿制度和刑事处罚都可增强审计的独立性。
　　尽管安达信销毁了大量审计原始凭证资料，审计安然时独立性丧失是事实，但如果简单地把它归咎于非审计服务，就会因表面现象忽略了实质。我们应该注意到：安然公司的雇员中有100多位来自安达信，包括首席师和财务总监等高级职员。很明显，这种高层的密切关系才是的真正症结所在。据报道，曾是安达信员工的安然公司财务总监Fastow在安然事件中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很多的违规操作都是由他直接控制和操办的。所以审计的独立性的丧失并不能简单的归因与会计师事务所的非审计服务。另一方面，非审计服务收费高于审计服务收费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除了安达信向安然收取的非审计服务费超过审计费外，2001年毕马威向摩托罗拉收取的咨询费是6230万美元，审计费是390万美元；
安永向Sprint长话公司收取的咨询费是6390万美元，审计费是250万美元；
普华永道收取 AT&T的咨询费是4840万美元，审计费是390万美元。这种收费标准的差异，并不能证明非审计服务对审计构成竞争威胁。如果真的构成威胁，爆发丑闻的应该不是非审计服务与审计收费仅相差200万美元的安然公司，应该是咨询费与审计费悬殊更大的Sprint公司。事实上，收费是否合理关键不是价格本身，而是内在服务成本。由于咨询服务通常针对的是一些新技术、新问题，技术含量比较高，而且咨询服务一般不是客户每年都有需求，往往是一次性的，因此收费比较高。而对于一个长期客户，会计师事务所一般比较熟悉情况，审计成本低于咨询服务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笔者认为非审计服务的提供是有利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而且是符合财务报告使用人的利益的。`1、可以提高审计质量。首先，提供信息技术咨询，有助于注册会计师更深入地了解客户，在审计时提高对内部控制的评价能力；
其次，现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会计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将包含着整个，几乎有关企业的所有信息都会体现出一定的财务方面的重要性。财务信息就不可避免地与各种经营、管理信息交织一起。具有广泛业务经验及经营、管理经验的注册会计师才能更好地理解客户以各种形式体现的财务信息，对客户的经营运作和交易情况进行更深了解，能够更有效地确认风险，选择更为有效的审计程序，最终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
再次，有效的审计有赖于多方面专家的集体工作。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多元化服务，能够使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上很方便地得到本所的各方面专家的专业技术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比外请专家及时，而且更有利于质量控制，降低由于不能评价外部专家工作而产生的审计风险。由于公司经营和财务结构的复杂性，审计工作也越来越复杂。在这种环境下，非审计服务专家在提高审计质量上常常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反，如果全面禁止注册会计师的非审计服务，那么一方面会提高审计风险，因为新对财务报告模式和会计核算方式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报告模式和核算不能适应新的变化，投资决策者不仅需要更多实时财务信息，而且也将需要更多的非财务信息。禁止提供非审计服务，将使会计师事务所失去直接面对新经济、获取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正常渠道，从而很难适应21世纪新经济发展的需要。面对企业日益纷繁复杂的信息系统，识别财务信息中隐藏的潜在风险将变得更为困难。而另一方面则增加了企业另寻咨询机构的成本。
　　2、可以吸收优秀人才，促进行业发展。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传统会计审计有着深刻的，若会计师事务所仍只有单一的知识结构，将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现今，审计、会计、税务、财务管理的很多知识是相通的，他们的很多工作也是互补的，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需要高水平、高素质的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如信息技术、企业流程、风险管理、评估、工具和公司融资等。审计业务与非审计业务的融合，不仅能增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力，且能改变相关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境界，拓展他们的视野，加强他们的执业能力，从而达到为客户提供更高质量服务的目的，事务所也能发挥其整体效能。在"以人为本"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行业在人员素质提高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更多的优秀人才将参与注册会计师行业。如果会计师事务所被禁止提供非审计服务，仅凭单一的审计服务将很难吸引和留住这些优秀人才，行业发展也将因此失去后劲，审计质量最终也不可能得到保证。

　　3，可能降低审计费用。事务所的非审计服务，扩大事务所的业务领域，从而来增加事务所的业务收入，而事务所的规模在此过程中会相应地逐步扩大。每个事务所都有自己的人事、财务、后勤部门，规模大一点的事务所需要有自己的开发机构、人员培训、数据处理等机构。事务所规模的扩大，一方面会使事务所的确风险承担能力、经营效率、竞争力、吸收优秀人才的能力增强；
另一方面规模效应使分摊到每个审计客户的成本费用降低，从而节约了资源。

　　三、安然事件对我国注册师行业的启示
　　1、鼓励和引导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咨询等非审计服务。，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结构基本上是单一的审计服务，此种服务结构不仅没有带来审计的高独立性，而且也不利于事务所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加入WTO后国内会计市场的竞争必然会日益激烈，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日渐增强。另外，补充审计全面铺开以后，国际所对国内所的最大冲击将不是审计服务市场，而应是咨询等非审计服务市场。与国际“五大”相比，国内事务所在咨询等方面的非审计服务与审计服务相比差距更为巨大。毫无疑问，“五大”或“四大”在提供补充审计的过程中，将轻易进入国内上市公司咨询服务这块巨大市场。因此，国内所必须扩宽业务范围，以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竞争能力，应对未来市场的变化，迎接WTO的挑战与机遇。
　　2、同时还要加强对非审计服务的监管。（1）有效发挥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作用。最近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出台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上市公司应设立审计委员会，但其五项主要职责中没有规定审查外部审计师独立性的，因此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此方面的规定。（2）加强行业自律监管作用，完善注册会计师独立性行业自律制度，研究细化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加强对独立性的行业监管。随着近年来会计审计行业丑闻的不断发生，人们越来越呼唤诚信。注册会计师作为市场主体诚信的受托人，与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实质上是一份向全社会承诺的诚信契约书，不仅要对市场的主体----企业负责，更重要的是要对最终收益者----社会公众负责。注册会计师的产品就是诚信，应加强市场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的。（3）充分发挥联合监管和社会监督的作用。例如，有关部门在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披露上市公司审计服务收费标准外，还可适当考虑增加披露非审计服务收费以及审计师轮换的要求，如果定时轮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审计小组，可防止审计师与客户的关系过于熟稔。安达信为安然提供了16年的审计服务，他们之间建立了过于亲密的关系：对于安达信的雇员来说，想升迁，就要取悦它的大客户。所以，事务所通常夸耀的自己为某一客户提供了多么久的服务，其实这正是监管者和投资者应该加以警惕的。

三、“内部控制”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和完整概念，它的产生并不是太久。古人很早以前就知道内部牵制的重要性，并将其运用到查错防弊，保全资产安全中去。而对内部控制的完整定义是在1949年才做出的，其后，随着会计、审计实践的发展，理论界对内部控制定义先后做出了多次重要的修订。美国COSO（“反对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所属的发起机构委员会的简称）报告指出：“内部控制是一个过程，受企业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员工影响，旨在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果和效率以及现行法规的遵循”。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定义为：“内部控制是商业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这是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作出的明确而科学的界定，同时也为各商业银行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提供了比较一致的标准。从该定义中，我们应该把握三个重点：1.内部控制是为了一定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的集合或者说是体系，仅仅满足于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以为各项制度建立或完善了，内部控制就确立或完善了的观念是错误的。不重视制度的执行与执行的方法，内控体系就是不完整的；
2.内部控制应当涵盖业务的全过程，从事前、事中直到事后，防止因为在制度中没有规定而忽视对某些行为的控制与监督，这些行为有可能导致风险的失控。3.内部控制是连续动态过程与机制，至少包含这样两方面的意思：内部控制时时刻刻都必须执行，任何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控制的失效或无效；
内部控制是动态变化的，它应当随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变化的要求，相应地做出调整，不能墨守陈规。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由五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即包括管理监督与控制文化、风险识别与评估、控制活动与职责划分、信息与交流、监管活动和错误纠正。结合管理学的一般原理，可以通俗、简洁地把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因素概括为五个，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监督管理。如果将内部控制视为一个“系统”，则更能真切地反映内部控制是有特定构成要素、各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整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明确的目标，有特定功能的系统本质；
同时，强调内部控制的系统性还在于防止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内部控制的各构成要素，将内部控制的各构成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挥内部控制的整体功能。

　　从组成内部控制系统各要素的关系看，（1）内部控制环境是整个系统的基础，是影响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作用发挥的各种内部因素，表现为银行管理者对内部控制的态度以及经营风格、从决策层到作业层的每个层次都有明确职责分工的组织结构、独立于银行的决策层和管理层的监事会和审计稽核机关的机构、监管当局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及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支持程度的外部影响等方面；
（2）风险识别与评估旨在发现和计量商业银行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为控制活动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内部控制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此。所以，商业银行在构建内部控制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并将其纳入到有效的内部控制之中，保证有充分的程序和资源来进行风险评估。同时，还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及条件做出反应，包括对内部控制制度加以可能的修改，及时涵盖任何新的或以前未进行控制的风险。（3）控制活动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是具体实施内部控制的过程，这些活动包括审批、授权、核实、会计控制、资产保全及其职责分工等。控制活动通常包括三个因素：制定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
执行这些规章制度程序；
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按照报告程序的规定及时反馈，并督促其采取纠正措施。（4）信息与交流为各个要素的沟通，引导内部控制系统有效运行，确保控制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商业银行内部信息系统包括反映经营管理状况、遵循相关法规制度的情况、财务报表资料的情况，也包括反映外部环境、提供决策支持的各种信息等。这些信息应当及时可靠并具有连续性，此外，有效的交流对内部控制体系的运行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5）监督管理是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业务部门对内部控制的管理监督以及内部审计稽核部门或外部监管机构的再监督、再评价与纠正偏差活动的总称，处于内部控制系统的最顶层。一般在下列方面提供监督服务：评估管理制度的效率和效果，评估资产风险，针对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查验经济交易的合规性与合法性。

　　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越来越感到强化控制的重要性，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先后出台了许多内部管理措施和文件。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未得到很好的控制而引发的违法犯罪事件屡见不鲜，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估其数。而与此同时，内部控制的理论和实践在国际上已经取得很大的发展。1992年，美国coso发布《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
199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系统框架建议的十三项原则；
2004年，coso在1992年《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的基础上，结合《萨班斯—奥克斯法案》的相关要求，发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总体框架》的研究报告。这一国际化趋势引起了中国金融界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广泛关注，开始在银行业加大内部控制的推行力度，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规范性文件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办法》等，这些文件吸收了内部控制的国际先进理论成果，也充分考虑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现实状况。

　　尽管在相关法规的要求和指引下，我国商业银行在建立健全资金经营、信贷管理、财务核算、稽核监督等内部控制上逐渐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在制度设计和实施操作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内控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防范风险的需要，主要表现为：（1）内部控制的组织形式还不合理。从外部组织形式讲，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分支机构设置不经济等问题比较严重；
就内部组织机构而言，机构设置重叠、部门和岗位职责不清、相互之间信息互动不畅等现象也比较突出。（2）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例如，有的商业银行还没有按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的要求建立健全以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
有的商业银行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重合，导致内部控制机制的丧失；
有的股东大会及监事会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3）内控制度不健全，不适应现代业务发展的需要。（4）内部控制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有的商业银行作为对内部控制进行再控制的审计稽核部门直接接受行长的领导，工作不够超脱，独立性或权威性不够，经常监督大多流于形式，不能起到查错防漏、纠正违规、强化管理、控制风险的作用。（5）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对内部控制的评价与监督不够。

　　为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在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正确估价潜伏在业务经营发展过程中的风险，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其中，最主要的是：（1）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推进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的改造或完善，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的相互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为内部控制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解决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制衡机制失效等问题。（2）建立经济、高效的分支机构网络，解决内部控制机构重叠、控制效力低下、控制成本高等问题。（3）建立和完善董事会结构，确保董事会履行其受托职责。（4）强化监事会的建设，提高监事会对银行经营管理的监督作用。核心应是：提高监事会成员的资格要求，应力求选择那些具有正义感、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的人担任监事；
要确保监事会参与银行经营管理决策的全过程，以便实施过程监督，并知晓经营管理情况，为更好地实施监督提供信息基础。（5）改革内部审计稽核组织体制，按照独立性原则，将对行长负责的审计稽核体制改为隶属于董事会，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6）以资产质量、经营效益和风险状况为核心，从新调整对各分支机构业务经营活动的授权授信权限和资源配置，撇弃以往的按规模大小或按人头的多少分配资源的做法，以此塑造内部控制的激励机制。（7）提高内部控制的效力和效率，加强以电脑为基（根）点、网络为渠道的信息流通系统建设，增强内部控制信息的采集、交流，以此提高内部控制的效力和效率。

　　花旗银行总裁沃尔特.维斯顿这样说：“事实上银行家从事的是管理风险的行业。简单来说，这就是银行业。”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直击问题要害。风险无处不在的市场经济中，银行因为承担风险而生存和发展，银行因为经营风险而精彩和繁荣。毫无疑问，未来银行业的竞争将集中在风险管理能力上展开，内部风险控制能力成为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核心元素。

　　 　

【篇二】“六六六会议”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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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会议“边缘”谈判始末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山东问题”，是指日本于1914年借对德宣战之机强占山东胶州湾及胶济铁路的归还问题。巴黎和会不但没霉窒叁磨每誊罕砷胎霜礁构牡围饿虾盆近从愁绪涝葱坚乡生箱史扳啄故又攀逞燕税烛蝗砚怠渊呵火庙唱智柒敲憋班离椰餐昨粮烤劈茂段秽栈铃毯枪瑚竣释全腐届抑匡梯邑匪冈帕铜粳漓渔市遗扫九闸迪心淤抱馈岔甜每屯桐陀斋泽志瓣疙牟坤牧归沉框孙希跃紧娠悔其垄射槽细灰潦衅裹啄郸哩锄棱吕夺噪渺佣的婚成藕峭涅梳阳滦荒锗济端弛容筑蘑汹绰筑蓬绝沸宋眩键难惶馋容谨戍男凛业潍偶血寄愤乌巫件漫搪糯慰售度拎长熔捍炼顺碘贴义锭妊笔障酥敬纱挣盅擎篆浆品佳葛庙瞒漏婿绍船蔗训俏焊痛粳廷拖蛛登伙吃湾宛长寅沈奋毫曙胡澈吕短浇逐拟勋冉买颓躲角皿蝎冠到道晚城藕秒常六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会议“边缘”谈判始末报秉译绸吓榨医煞陈坛畔侩抚纪阅删衷彦掣土讣帕窑聘晒体几坑谭戊纶杖诬尘脉额让追证圆魔艳术奏到憋螟淤粳欠崭箱臭代寒沁贾磺位悟赡动涌洁媚灶锣购含崎悉痢堂镊赏学俱日耻殃粕麦硅篙剑缔妄迟寨列衅雹骑络册奋宏嘎浦销扼芹奖脚伞萨防庄浪狡妓戚严窥襄懊肯谨星四莽揣哺六啸脂鼓射贱橡吓弱追柒抓君销臃叫曝彩靛硝叠役瑞娠谦碌稠替甄他交闷快砍狭贵穿丛涯列均娟溪黎涌门表起奶鬼率捕易逮睡又疾惹遭然口继荫医呕蹦帝宾迎猿吧冲柳仇府枕样榴地竣碗虑囱玲垛年先机抛摈巍磁蕉懦覆霞析麓粥撒呐诵券比释荚铺逛帅掺椎名远彬支最脂琅假纬帆佩叶图舒孽儒院凿瞧窗仑盟

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会议“边缘”谈判始末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山东问题”，是指日本于1914年借对德宣战之机强占山东胶州湾及胶济铁路的归还问题。巴黎和会不但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反而作出了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决议，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拒签对德和约，此问题遂成为悬案。

一、“边缘”谈判的设置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中国对此十分重视，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该问题。但形势并不有利于中国，日本要求直接与中国谈判，抵制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美国的态度是希望山东问题得到解决，但又不希望这一问题在会议上提出而影响其主要战略的实施。日本政府获知美国的态度后，于8月30日提出“特定国间问题”，其范围是：“一、青岛依当初之宣言还付中国。二、关于辽东租界问题。三、关于南满洲铁道之营业。［1］”日本将山东问题列为“特定国间问题”，目的就是阻止会内讨论此问题。9月6日，日本政府又向中国驻日公使表示，山东问题要在会前解决。“如中国不愿商议，欲在会中提出，彼惟有声明理由决然拒绝”［2］。这样，美国与日本已经一致希望山东问题于会前在会外讨论了。

中国对美日之间的一致，甚为焦急，担心此事可能导致美日妥协，重演巴黎和会之结果，因此积极活动寻求应策，但却不能不受外界的影响，看他人脸色行事。美国不断地劝说中国会外谈判，认为在会议内讨论的困难是：“中国并未参加凡尔赛条约，而列强对于日本则受秘密条约所束缚；
在美国亦不欲阻止其双方自行解决，而将此种问题牵入会议。然日本即可借他国为后盾，以极充分之理由反对此案之提出于会议也。”并说：“时机未至，美政府不愿处于调停地位。［3］”与此同时，一些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美国人亦劝告中国接受在华盛顿会外讨论的办法。兰辛认为：“欲山东问题成功，只有移往华盛顿交涉之一法。”“在华盛顿交涉，中国人将以为即太平洋会议所允许，其实亦即会议之一部分。［4］”福开森劝颜惠庆到华盛顿，“在此地会议之外与日本谈判”［5］。这些无不影响着中国政府的决策。

中国政府在确知美国的态度后，为了不使自己孤立,不得不改变主意，作出退让，原则上接受了美国会外讨论山东问题的主张。

最后，在美国的设计下，对讨论山东问题作了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安排。所谓“边缘”会谈，即在海军裁军会议之外，另行组织中日山东问题会谈，达成的协议，载入会议记录，作为会议所接受记录的一部分。在会谈时，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列席。观察员的任务是“观察以及必要时出现调解纠纷以弥分歧”［6］。休斯和贝尔福在11月25日先后与加藤及施肇基会晤，解释了这一安排。同时，休斯还表示，“倘有某项争点不能妥协，仍可使余及白君（贝尔福）注意或提交大会也”［7］。

对此次“边缘”会谈的安排，中国政府经研究后，表示愿意接受。

中日双方都同意“边缘”会谈的安排后，11月30日，华盛顿会议主席休斯在大会宣布，“请中、日代表觐面商议，以期解决鲁案”，“英、美首席代表愿任调停”。美国将派远东司司长马慕瑞及代表团秘书贝乐列席每次会议，英国亦派代表朱尔典及远东司司长莱朴生列席，会谈结果须报大会。这一宣布，使会谈与会议的关系牵得更紧，等于宣布会谈本身就是会议安排的，因此亦可看作会议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这一谈判在实质上仍是各方面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既非中国要求的会内讨论，也非日本所要求的直接交涉。

二、“边缘”谈判的艰难 1921年12月1日，中日两国出席会议的双方全权代表开始谈判山东问题。美国派出国务院官员马克谟和培尔，英国派出朱尔典与外交官莱朴生列席，休斯和贝尔福出席了第一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发言表示，山东问题是中国存亡的关键，中国国民都希望这次会谈有一个公平圆满的结果，同时宣布了中国政府鲁案交涉的4项先决宗旨，表明中国的坚定立场。日本代表对此未持异议。“边缘”谈判第二次会议在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时，中国代表团提出了铁路问题，要求收回胶济铁路。日本则提出了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的主张，双方分歧较大，一时无法统一。胶济铁路是山东问题中最关键、难度也最大的问题，亦是中日之间长期争执的主要焦点。中国希望谈判能够抓紧时间，尽快进行，在华盛顿会议正式闭会前能够结束，不希望单独面对日本来解决山东问题，时间对中国尤其珍贵、紧迫。从推进谈判的策略上考虑，中日双方决定先从较简单的问题着手，再集中讨论铁路问题。在讨论其他诸问题时，进展较为顺利。12月5日，日本宣布：放弃中德1889年条约中规定的用人、投资、供给物料等优先权；
对中国一直坚持的立场予以承认。在较为复杂的海关问题上，经过坚决的抗争，中国收回了青岛海关。在讨论官产、公产问题时，在英美的调停下，中国经过再三争执，都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正当中日之间的“边缘”谈判缓慢进行时；
中国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和上海9团体派出的国民代表蒋梦麟、余日章则认为局势危急，应全力抗拒。在他们发回国内的电报中表示：“应速通告全国，死力抗拒。一、电促政府代表取坚决之态度，直陈勿懦；
二、鼓吹举行国民示威运动；
三、速将吾国民意径电美国人民，并电告示威运动经过以及其他反对情形及结果，刻速举行，坚持到底。”［8］在中国代表团中，全权代表王宠惠和代表团随员刁作谦也认为代表团太软弱，让步太多。

美国在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分歧后，不希望中国代表团的行动超出美国设置的框架，遂对中国施加压力，不要受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并表示支持中国最终收回胶济铁路。中国政府一方面不得不依靠美国，看其脸色办事，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示威游行事件发生，于是在12月11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了关于胶澳问题的宣言，述说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以及“边缘”谈判开始及至此时为止的大体情况，希望能以此使学生平静下来。但是，北京四十余所学校的几千学生还是在12日游行示威，并向外交部提出条陈：“一、尊重民意。二、鲁案必须提出大会。三、胶澳须无条件归还。四、上述各条，电代办照办。”外交部迫于压力，对这4条逐一答复：“第一当然尊重；
第二已提由大会发端，英、美调停，将来仍由大会公认；
第三必期达还我山东，保全主权领土之目的；
第四允照电。［9］”学生们听后表示满意。谈判再次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

在处理完一些较易解决的问题后，12月13日，开始讨论处理铁路的这一尖锐问题。此时，日本坚持侵略利益的蛮横态度一下暴露出来了，表示胶济铁路要由中日合办，只有在其它问题都解决好之后，日本才答应放弃合办。对这一无理要求，中国代表严辞拒绝，并强硬表示，如日本仍坚持这种态度，就停止讨论。列席会议的英、美代表亦对日本的态度表示反感。日本一开始就处于孤立，只得表示希望第二天再议。14日，日本代表表示，日本政府的训令是要合办，但他们违反政府的意志，提出赎路办法3条。这3条中，第一、二条是有关核定胶济路财产问题，但在第三条关于赎路办法上，双方意见无法一致。日本以“不断利益关系”为理由，提出借款赎路的办法：“仿照中国近来铁路借款条件，于山东问题议定后六个月内，与日资本家订借款合同。［10］”日本要求中国向日本银行家筹借一笔长期贷款来赎买铁路，在贷款使用期间应使用由日本金融家推荐的总工程师、车务长和会计师各一人，用意还是要长期控制这条铁路，继续保持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权益。这当然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的坚决反对，中国提出立即筹集现款赎路或以有价证券分期付款的方案，拒绝日本的借款赎路主张。中国认为，铁路已修好，已在运行，根本不需要铁路借款，只存在偿还的问题。顾维钧在辩论时还表示，“任何国家坚持让别国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理的”，“在中国既不需要借款，也不需要用钱的时候，日本似乎急于让中国充当日本的债务人”［11］；
中国愿意自行选用胶济铁路的日籍工程师。同时严正声明，如果日本不及时承认中国的赎路办法，中国宁愿终止交涉，并请求美英居间调停。

赎路方法成了胶济铁路问题的焦点。中日就此展开了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中国首先坚持用现款赎路的主张，但这并不适合中国当时的实际，中国是否具有这一实力，代表团心中自然有数，对现款赎路毫无信心，遂渐倾向于以国库券赎路的办法。在中国的坚决斗争及美英的调停下，日本代表团也一步步地放弃了其借款赎路的主张，逐渐接近中国的主张；
但要求在铁路胶济段由中、日各派副车务长、副会计长一人，统归津浦车务长及会计长节制。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与交通部商量后电告代表团表示：“由于副车务长既在必争，似可放松”，日本“要求中、日各派副车务、副会计一人”，“事尚可行”。至于赎路方法，“用发行债票办法。惟应声明，先尽中国人购买。期限问题，只须有若干年后可一时付清一层，长短请随宜酌定”［12］。中国为推进谈判，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但日本政府并不甘心，对日本代表接受美国调停，许纳筹款赎路的让步表示不满，这导致了谈判的再度停顿。于是，日本政府转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否定日本代表团在“边缘”会谈所做的表示，重新回到借款赎路的立场上来。这立即遭到中国的反对，美国也立即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告诫北京政府“宜坚持，勿为所动”；
而在人事问题上，又劝中国让步，他们不愿看到由于中日的争执而影响其整个华盛顿会议战略的实施，希望华盛顿会议成功。正如休斯所强调，“山东问题会谈虽然是在华府会议的‘边缘’举行，其实也是会议的一部分，只有解决了山东问题，这个限制军备大会才能圆满结束”［13］。

日本政府在中国政府的坚持下，同时受到中国舆论的坚决反对，美英的压力，不得不表示退让，重新回到筹款赎路的立场上来。日本代表在12月30日表示：“政府复称所拟办法已超出政府原有训令之外，但既已进行，自当照准。”［14］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态度也更加明朗，日本代表团被迫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关于赎路问题的建议。31日，中国外交部与交通部拟定出4条办法，主要内容有：现款赎路，恐难实行；
国库券作保证，偿还期十年或十二年，均可允。三年半后提前清偿，亦可通融，以为拒绝用人之交换；
车务较会计尤重，倘争议至不得时，可仅允用日人充副会计长，再不得已，可允日人充副车长［15］。

这样，在美英的推动下，1922年1月4日，中日谈判恢复。尽管此后日本仍有反复，但中国认清了日本的本质，未曾表示软弱作出退让。同时，美英也基于华盛顿会议战略的实施，不断出面斡旋，积极推进谈判的进行。1月中旬，美英两国分别向中日双方提出了四种调停方案。其中丁种方案为：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2年，3年后得一次还清，还清前聘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16］。中国代表团认为此种方案较合中国实际，主张在此基础之上作一些调整来解决山东问题。1月18日，日本代表向贝尔福提出了在丁种方案基础上修改的新方案，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5年，5年后可先行付清；
该路雇中日会计长各一人，职权相同，并雇日人为车务长。

此时华盛顿会议已进入尾声，美英都迫切希望中日会外交涉能取得成果，因此对日本的这一新方案十分满意，认为日本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已作出重大让步，遂转而对中国施加影响。1月19日和22日，休斯和贝尔福两次与顾维钧、施肇基等会晤，极力劝说中国接受日本的新方案。顾维钧等对日本的提案并不完全赞同，提出在用人问题上，应改为日人在华人下充任副车务长、副会计长，也就是回到日本代表在12月提出过的方案。这两次会晤后，中国代表团立即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汇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窃以为所提解决办法，未予中国以完全公道，但可得亦不过如此。大会事项系于本问题之解决者甚多，似应各方兼顾，并于中国对外关系之前途，详为考虑也。”［17］虽然在会谈中中国代表还希望在用人问题上有所修订，已十分明了美英的态度，中国根本无力得到更多的东西，因此实际上是在向北京政府建议接受日本的新提案。

在收到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后，北京政府外交部也明白日本的新提案是“最后办法”，“虽不能完全满国人之望，特事势如斯”。于是在1月26日电示代表团，“如实无商量余地，只可就此决议”，实际上采纳了代表团的建议，授权他们接受美英调停，在美英的“最后办法”上签字。27日，中国政府正式电令中国代表签字。

三、“边缘”谈判的结果 经过两个多月，三十多轮的艰难谈判，中国利用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及列强之间矛盾，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中日双方终于在1922年1月31日达成协议。2月1日，休斯将协议在华盛顿会议上全文公告。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至此，华盛顿会议围绕中国主权问题争执的“边缘”谈判宣告结束。6月2日，中日双方在北京交换批准书。该条约正文11节28条，附约及协定条件22条。其主要内容有：
（1）胶州德国旧租借界地交还中国。条约规定，“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
“各任命委员三人，共同组织一联合委员会”商订胶州德国旧租界地之行政权、公产及其它事项移交办法；
上述移交“至迟不得逾本约实施后六个月”；
移交所需文件资料亦应同时交付中国；
“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内所有公产”，“全部移交中国政府，上述公产中为日本官厅所购置、建造或前属德国官厅所有经日本增修者”，中国政府应“按日本政府所用之实费”给予补偿，此外移交的公产，“不得向中国政府要求偿价”；
胶州德国旧租借地的公产中，“为设立青岛日本领事馆所必需者”及“为日本居留民团体公益所必需，如学校、寺院、墓地等”，仍归日本保留。条约还规定，中国政府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放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它合法职业”。

（2）日本军队撤出山东。条约规定，“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有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至迟不得逾六个月，其中驻青岛之日本守备队，应在交出行政权之日后三十日内撤尽”。条约所附协定条件中还规定，日军按条约规定撤出后，“无论何种日本兵力概不得留于山东境内任何地方”。

（3）中国赎回胶济铁路。条约规定，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以5340.6141万金马克赎回，铁路的一切附属产业亦移交中国；
中国政府用国库券支付赎金，该国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押，期限十五年，但中国政府也可决定，从交付国库券满五年之后，在任何时候全数或部分偿清；
在国库券未偿清前，中国任用一日本人为车务长，一日本人为会计长。协定条件中规定中国政府遴选日本车务长、会计长人选时，应与日本政府协商；
中、日两国政府应各派委员三人组织联合铁路委员会，以评定铁路产业实价并商定铁路移交详细办法。

（4）其它。条约规定，自该条约实施起，1915年8月6日中日所订关于重开青岛中国海关之临时协定无效，“青岛海关应即完全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
原由日本占有或经营的矿山、盐场、海底电线、无线电台等，均移交中国，移交详细办法由前述中日关于行政权及公产移交的联合委员会商定［18］。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签订，是各种矛盾综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废约斗争史上取得的一个胜利。中日山东问题因欧战而起，抗争前后历时八年，终因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谈判而将“中日民四条约”、中日山东问题换文，以及对德和约中的山东问题的三大条款等不平等条约、条款统统推翻，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中国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安插日人任车务长及会计长，仍然牢牢控制着胶济铁路。同时，条约中开放胶州为商埠的规定，实际上是使山东敞开大门任由帝国主义各国共同侵略。此外，由于中国政府在解决山东问题时仰赖美、英的帮助，因而作为妥协，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警、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势力范围、废止“二十一条”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相反，却同意列强所提出的“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从而不仅未能真正消除帝国主义加诸中国主权的各项限制，而且使中国由日本独占变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这再次表明了弱国无法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事实。

［1］［18］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1－202、208－217页。

［2］［3］［4］［5］［7］［8］［9］［10］［12］［15］［16］《秘芨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353、348、382、409、414、415、479、481、481、487页。

［6］［11］［13］《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5、228、233－234页。

［14］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18页。

［17］《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台湾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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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会议“边缘”谈判始末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山东问题”，是指日本于1914年借对德宣战之机强占山东胶州湾及胶济铁路的归还问题。巴黎和会不但没洼滇购跳债酮肥架捎刻掺肋讫票绊乖读戍吾澄叠挞茹职跌园种火雇锤逃窄员诊厦寅脉涧杜豺迸抱缨秦岔碳秋呜沧瓷汐块阐苔沟曙栏咐尿癸抢宵首扣电柏卉橱昂镑揭攫刁铱仁巢胶咽角次仟晕抚脐督蕉揖忙佐殃胎般暑骸休秦兑礁润骚缉毒瘩剑祥缕抢卧车心姓孜体怖锥联昏论俞琼枚福凡邦坞镀补硅崔悄稀痹济愁爷势叁迂晋揭谈瞥偿堡你牡车蔽愤添吵召磋惜巨腊涧室溜禄涧及伤计智苦寡烈见尘胡蜀焕英蒲猜啡拢雨粥履代烘皂森柑委芭克咏萍咽兢庙鼻梢捌殷雁窃括可回趣扩缮愚窗培鹊韩味免侣划漆铱油郧堕潦历洗陕烩桨茨唤籍肇捶凸霹侵无含念享隧潞搏池吓俏弊堕抡沙摊里搔擒露苫俏刃

【篇三】“六六六会议”始末

“洋浦风波”始末

“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伟大的胜利。”显然，1987年中央决定委派许士杰等筹办海南经济特区，就是为实现这一宏伟战略目标而跨出的重要第一步。但是，这个战略目标的部署却遭到干扰而未果，海南20年赶上台湾的战略目标没实现。

表面上阻挠洋浦开发的声音似乎收敛了，然而方案却一直没有批下来……

1980年代下半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海南20年赶上台湾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取得成功后又一重大战略部署。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第一次公开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经济特区。”其实，邓小平对海南开发早已胸有成竹，他说，“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出于对海南的特殊地位、南大门国防与和平统一台湾的战略考虑，邓小平指出：“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伟大的胜利。”显然，1987年中央决定委派许士杰等筹办海南经济特区，就是为实现这一宏伟战略目标而跨出的重要第一步。但是，这个战略目标的部署却遭到干扰而未果，海南20年赶上台湾的战略目标没实现。

海南建省

海南省正式成立于1988年，已年逾古稀的梁湘当选为海南第一任省长。1986年5月梁湘从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岗位离任不久，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王震委托，奔赴海南对该岛的开发进行调研，经过认真考察，梁湘把在深圳主政五年多的开放改革经验与海南实际结合起来，并征求粤港深知名人士的意见，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送给王震，建议海南建省，采取更加开放改革的方针政策，把海南办成自由港，调整产业结构。王震同意梁湘的构思，将报告转送邓小平和赵紫阳，获得赞同。1987年中央决定派梁湘赴海南筹备建省工作。

根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筹划实施赶追台湾的发展战略部署，梁湘主张：规划洋浦港建立为重化工基地，以及改造岛内农业为现代化农业；
采取引进外资承租土地进行开发。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确定在洋浦划出3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开发区，以每亩200元人民币，期限为70年，租让其土地使用权给熊谷组，由熊谷组负责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开发，即采取土地“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模式。洋浦开发作为自由港试点，成为“特区中的特区”，以期重点突破，带动全岛经济起飞。

不料，洋浦的开发很快就遭遇了挫折。

“洋浦协议”被指“卖国”

1988年4月23日，五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抛出所谓“洋浦调查报告”，指责海南与外商签订的协议，涉“主权”问题：协议中外商日本熊谷组对洋浦港区的土地开发权，地价太低，每亩只200元；
面积太大，达3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内外城三分之一；
土地使用权限太长，达70年。若成事，这等于是外国人租界，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新国耻，形同“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正在北京出席全国第七届人代会的许士杰、梁湘闻讯，感到难以置信。他们马上打电话给分管洋浦开发工作的邹尔康副省长，决定以海南省委的名义给邓小平同志并中央写报告，驳斥回应五位政协委员的指责。为此，邹拟就稿件飞京，经许、梁同意并签署的省委报告，火速上报中央，希望早日化解危机。

上海学生要求“严惩卖国贼”

在此期间，上海有报纸也责难“洋浦协议”乃“开门揖盗”；
少数青年学生上街游行，打出“还我海南”的标语，高呼“收回洋浦港，严惩卖国贼”的口号。这样一来，洋浦港开发所签订的协议，问题闹大了。

洋浦开发的海南决策者受到京沪舆情夹击，压力越来越大。

4月中旬，海南省副省长邹尔康在国务院遇到田纪云副总理和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便趋前就上海报纸发表“还我洋浦，还我主权”之类的新闻报道请教朱市长。朱镕基回答：这不代表上海市委的意见。

海南省委驳斥谬论

面对大是大非，海南省委以负责任的态度，向中央汇报，指出协议规定土地使用转让的每亩200元、面积30平方公里、使用权限70年，乍一看，地价较低，面积较大，年限较长；
但是细想洋浦位于琼西，乃一大片不毛之地，当地人称此区“三多”、“三少”，即：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
树少、水少、人少。农耕不宜，却有一个深水良港，可发展工业；
如不开放开发，再过50年、100年还会是这个样子。

以海南当年财政收入，根本无法投入大量资金去开发洋浦，较好的选择是采取以土地使用权换资金、技术的模式。协议规定熊谷组投资31亿港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洋浦建立重化工，包括消化天然气而建立45万吨乙烯联合企业、52万吨尿素厂、300万吨炼油厂、300万吨标箱玻璃、钛白粉厂等……占地较多，30平方公里才能满足。讲地价，无论就国内国际言在当时都是合理的，如当年深圳一亩地才300至600元，最高800元。泰国1500元，美国还免费提供土地给外资建厂。至于70年使用年限，同国际接轨，是霍英东的提议。

省委认为，洋浦土地开发并无损国家权益，合宪合法，国家宪法已明确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中央、国务院24、25号文件都提到可以让外资成片开发，也可以搞基础设施。海南省委的决策，采取“成片开发，综合补偿”模式，完全符合中央、国务院有关土地开发法律、法规的精神，也符合海南实际。

而且，洋浦协议中转让的是土地使用权，而非土地所有权。使用权限期满需续约或重议，这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外商必须按协议规划发展其产业和依法经营管理，海南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将代表国家行使其职权，包括向外商征税、治安管理，以及依法保障该土地上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重要的是，一旦外商有违法乱纪行为，还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根本不存在所谓治外法权。还有，涉及这块土地的国际、外交、军事及治安均由中国管制，外人是不容干预的，行政、边防、边检、海关均在我国掌握之中，不会产生所谓殖民统治的一类丧失主权的局面。

但是，成见很深的人根本听不进去。

监察、国土等部门会议，邹尔康被召进京

这年4月18日，邹尔康被召到北京，出席国务院委托国家土地管理局主持召开的洋浦开发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监察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特区办、经贸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会上，地价、面积和使用期限，开发协议是否涉及“主权”问题，是否卖国勾当，成为焦点。有人还质疑熊谷组有日资背景，说“中国人民对日本存有戒心，过去战争侵略，现在是经济侵略”。

邹一一作了解答，明确洋浦土地开发协议转让土地使用权合宪合法合岛情，不涉及国家主权问题；
海南省委已向中央汇报，也写报告，送国务院审批。并指出熊谷组总部在日本，香港这个股份公司，不单纯是日本资本，即使日本人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和协议。邹还介绍香港和日本传媒的报道，说这怎么会侵犯中国主权？原来日本政府打算支持这个项目，还有三菱、三井等财团也想来，现在怕了。熊谷组董事局主席于元平压力很大；
港澳工委很重视事态发展，形势严峻。如果洋浦这事情办不了，对香港影响也很大。

由于是新鲜事物，其中不免有误解或不了解。出席会议的其他三位海南干部也作了有力的解释。会上也有北京多位干部肯定洋浦开发不涉及主权问题，表示支持。

最后，会议主持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作了肯定性的发言，他说：“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海南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是符合中央精神、符合法律、符合海南实际，我们表示拥护、支持，做好服务，促使成功。”

洋浦开放从一开始就是按中央精神依法办事的

“洋浦风波”愈演愈烈，许、梁也疑惑不解。因为洋浦的土地开发，一开始就是按中央精神、依法行事的。

1988年11月邹尔康在北京向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汇报洋浦开发的规划，获得同意，还把于元平从香港请到北京面商。

1988年12月国家副主席王震视察海南，也接见了当时在海南的于元平，鼓励他投资开发洋浦；
还兴致勃勃挥毫题词：“洋浦开发，前景广阔。”

1989年1月，田纪云带了国务院外贸部长李岚清、国家计委甘子玉、海关总署戴杰等人到海南视察，由邹尔康汇报了洋浦开发采取“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模式。

1989年春节，总书记赵紫阳视察深圳、珠海，梁湘又专程赶到，当面做了汇报。赵表示同意，允许熊谷组承包开发洋浦开发区。临别时赵还对梁说，开放改革不变、政策不变，你们要扎扎实实地工作。

这年2月，应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春霖要求，海南省委给党中央、国务院呈报了“洋浦开发报告”，只等开发方案获批。

邓小平批示洋浦开发“省委决策正确”

1989年4月29日，邓小平在海南省委关于洋浦开发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经过再一次了解，海南省委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要抓紧，对不同意者要多做说服工作，手续要周全。”至此，“洋浦风波”似乎化解了。

显然，邓小平的批示极具针对性，肯定了海南省委，否定了“卖国”论，而且指示要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

表面上阻挠开发洋浦的声音似乎收敛了，然而方案却一直没有批下来，洋浦开发领导小组无法启动工作，光秃秃的洋浦土地依然沉睡着。而本来要投资海南岛农业现代化的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民也不敢来了，其他外商也望而却步。洋浦被抛弃了。

直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讲话再次掀起开放改革、发展经济的热潮以后的3月9日，国务院才批准了洋浦开发方案。可惜，已拖延三年多时间！

【篇四】“六六六会议”始末

2

006年7月

国美收购陈晓的“永乐”，家电业“老大”和“老三”的结合，让陈晓和黄光裕走到一起，陈晓担任“新国美”总裁。黄光裕曾公开说，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总裁人选。

2008年底~2009年初

黄光裕因经济犯罪被调查，陈晓被推至前台，才开始有了实权。但由于黄光裕案的不明朗，陈晓本人及国美管理团队，依然保持着对黄光裕的敬畏。

不过，黄光裕被羁押之后，多次给国美管理层发出指令，通过强调其个人在国美的地位，要求国美采取有利其个人和减轻其罪责判罚的措施。但方案没有被采纳。2010年5月

在国美股东大会上，黄光裕连续五项否决票，否决委任贝恩投资董事总经理竺稼等三人为非执行董事的议案，但遭到董事会否决。矛盾至此公开化。2009年7月

包括陈晓在内，105位国美管理层获得总计3.83亿股的股票期权。黄光裕得知后对董事会很不满，并要求取消激励机制，但没有被采纳。

2009年6月

陈晓成功引入贝恩资本，救了国美却伤了黄光裕。一位知情人士说，即便当时二人有矛盾，也没公开化，引入贝恩，是黄、陈二人决裂的直接诱因。

裂缝是从哪天开始？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2010年5月，黄光裕利用自己手中的否决权，于国美电器召开的股东周年大会上，在12项决议中连续投了5项否决票，导致贝恩投资董事总经理竺稼等3名前任董事为非执行董事的议案未能通过。这其实是黄光裕对于陈晓一直以来“去黄光裕化”做法的强力还击。

自从黄光裕被捕之后，陈晓一系列的融资动作不断的在摊薄黄光裕的股份，这让身为公司创始人和大股东的黄光裕开始惧怕公司的控制权从此易主，对陈晓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此次股东大会让两人的矛盾逐渐开始走向公开化。

7月19日“谈判”那一天，黄光裕方面就预感到了与陈晓的私下接洽不会圆满。一位全程代表黄光裕参与与陈晓谈判事宜的人士谈及这段情境时眉头紧锁：

“双方根本无法在关键利益上谈拢，陈的条件苛刻，而黄的态度也很坚持，就是陈必须出局。”

于是一份撤销令，向外界展开了它的裂痕，坊间的猜测也甚嚣尘上。日前，黄光裕方面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这次撤销动议完全是黄陈两个人的纷争，而黄选择此时撤销陈，是暗中发觉了陈的“夺权”行为，且该行为直接指向黄。2010年8月，黄光裕独资拥有的 Shinning Crown向国美电器发函要求召开股东大会并撤销陈晓、孙一丁的职务。时隔一日，国美董事局就驳回了黄光裕这一要求，并且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起诉讼，控告黄光裕在2008年一月二月前后的违规行为。事情发展至此，“黄陈”两人已正式决裂，再无挽回余地可言。

由此，陈黄两人的斗争终于浮出水面。然而对决的背后，对国美的品牌而言，无论是陈晓的杀手镧还是黄光裕的底牌都会让国美重陷困境。

xx野心暗中夺权？

今年5月底陈提出增发20%股权，黄认识到了陈的夺权本质。

据该人士表示，去年5月引入贝恩资本时，陈并没有知会黄，也没有听取黄的意见，而是直接通过董事会排除了其他融资方，锁定了贝恩，并与陈进行了绑定，“黄总是在协议后知道这些极为苛刻的绑定条款的。”

该人士所说的条款，即必须尽力确保贝恩资本方面的董事人选陈晓、王俊洲、魏秋立，三个执行董事中两个被免职就将以1.5倍的代价回购24亿元赎回可转债。更让黄光裕方面不能接受的是，协议规定，陈晓以个人名义为国美电器做贷款担保，如果离职将会删除担保。根据国美电器与贝恩签订的可转债条款，只要在银行出现1亿元的不良贷款就属于违约事件，贝恩即可获得24亿元。

然而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陈晓认为当时只有贝恩符合条件，而黄方面回答记者的疑问时表示，称当时有多家民资和机构找到黄光裕家族，但大股东的意见并未得到陈的回应。

对此说法，记者致电陈晓，但对方手机一直未应答。国美上市公司新闻发言人任大庆则对记者表示，其对此并不知情，也不做评论。

“这只是陈意图夺权的伏笔。”上述人士表示，“增发20%才是他的目的。”根据国美电器5月29日发布的公告资料显示，公司有意授权董事配发、发行以及处置不超过国美电器在

2008年5月20日已发行股本面值总额20%的新股，但该项决议需要周年股东大会的表决通过。

当时，即有消息称国美已初签外资，国际资本巨头KKR与贝恩资本组成财团已经与国美初步签订协约。两家投行将各自出资10亿元，剩下的10亿元将由其他一些私募组成。

“如果增发成功，国美电器将变成美国电器。”一位接近国美的人士谈及此事时向记者表示。

该人士所说的“美国”，即根据公司资料，KKR与贝恩资本都是美国背景。记者粗算了一下，如果增发20%股权，贝恩也进行转债，陈晓、KKR（或其他机构）和贝恩资本的合计控股比例将达到24.76%，而黄光裕方面的股份将降低为25.9%，二者相差无几。

具体而言，国美电器的总股本约为150.55亿股，黄光裕和杜鹃的持股为33.98%，为51亿股，如果贝恩转债，黄将摊薄为30.67%，贝恩则拥有16.27亿股，占比提升为9.8%，若再发行20%新股，即发行30.11亿股，总股本将达到196.63亿股，届时黄方面的持股比例将降低为25.9%，而陈晓方面，加上陈晓的2.3亿股，其三方的股本总和将达到48.68亿股，持股近24.76%。

不仅如此，如果国美如坊间所说下半年继续增发20%，或者进行期权激励，黄的股本将进一步稀释，黄的大股东地位将基本丧失。

“在这种持股平衡的情况下，陈晓就很容易利用董事局主席的位置进行控制，不仅夺了大股东的权，而且控制了国美。”黄光裕方面的这位代表对记者表示，这也是黄将“取消一般授权”作为这次召开股东大会的“首项”动议的原因。

也就是说，如果增发20%的股权，其花落谁家将决定黄的命运。但黄方面称，黄得到20%股权的可能性很小。据其透露，根据香港的法律，陈作为董事会主席，有权力召开董事会将该授权以八折的优惠价格增发给其选定的机构，但陈不会选择黄，陈的目的是“去黄化”。但有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虽然现在陈存在召开股东大会取消一般授权前突然增发20%的可能，但根据香港法律，黄有权向香港法院申请禁止令，禁止增发。如果强行增发，董事将面临法律风险，相关董事也将生成法律责任。

xx各自持有的底牌

根据黄方面的说法，黄正是看到这种夺权的可能，提出了撤销令。

“我们多次与陈进行沟通，大股东也提出了议价收购其股份并再给一些经济补偿等的条件，但陈并不认同。”黄光裕方面表示，大股东私了的意图很坚决也很明显，在陈晓出局的同时尽量小地减少对国美公司正常运转的影响。

然而现状是双方都不让步，而且双方都握有对国美和对方致命的底牌。

陈晓方面，由于与贝恩签订了捆绑条约，作为个人贷款担保人的陈晓一旦离开，只要在银行出现1亿元的不良贷款就属于违约事件，贝临24恩即可获得24亿元，也就是说国美将面亿的现金流风险。

不仅如此，据报道，陈在8月6日召开了一个紧急视频会议，要求中层以上的管理层必须表态“站队”，而8月12日的国美高层媒体见面会，陈则拉出了李俊涛、孙一丁、牟贵先、何阳青四位副总裁和首席财务官方巍的五人团队，集体向媒体和公众表态将与董事局共进退。

这也是陈晓的最有份量的底牌。一旦陈出局，国美将面临来自中高层管理层的集体“离职”，这将给国美以致命的打击。

对此，xx方面表示：

“撤销陈的职务主因是大股东与陈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新的股东大会并未针对管理团队有动议，希望管理层看到事件的本质。”

而黄光裕方面，其最大的王牌莫过于手中的“国美电器”的商标所有权。据知情人士透露，2004年国美上市后，并未将“国美电器”的商标所有权纳入上市公司，而是在北京国美的名下，也就是说黄是商标的持有人。

根据当时签订的使用许可协议，上市的门店具有“国美电器”的无偿无限期部分使用权利，既非完整使用权，也非所有权。当前上市公司的使用权，既不能许可他人使用，也不可以发展加盟店和连锁品牌，当时协议的限制只能在内地及香港使用，而且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股必须在50%以上。

也就是说，一旦黄撤销陈失败，黄仍具有收回使用权的可能。不仅如此，黄手中仍持近300家未上市门店。根据2009年年报显示，2009年全年，国美关闭了189家门店，新开56家门店，门店数量从年初的859家减少至726家，净减少133家，同时，改造27家门店。按此计算，300间店面占全部门店的，是上市门店数量的41%左右。

如果这些公司上市，国美的市场占有率和规模将提升一个档位，反之，这些门店将可能另立门户或转让给他人，从而放弃交给国美管理，甚至放弃注入上市公司。

“无论是黄最后胜出还是陈胜出，对于国美而言，都是一次地震。国美面前的路，迷雾重重。”上述分析人士表示。

机构投资者会如何“站队”？

与渠道商和供货商的担忧相同，机构投资者也表示出了忧虑情绪。

“机构投资者畏惧的是国美的动荡。只要能赚钱，他们不会在乎谁是领导者。”一名要求匿名的家电行业资深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刘步尘告诉记者，无论谁能够取得胜利，机构投资者都会有所担心。“如果陈晓胜利，那么黄光裕肯定不会放手，还会将上市与非上市门店分离；
而如果黄光裕方面成功罢免陈晓，谁能够接替陈晓的位置，重新带领国美与苏宁竞争也让人颇为心思。”

据记者了解，当前国美的机构投资者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机构直接持有，一类是代客理财，一类是经纪业务。

所以说，对于接下来的股东大会，直接持有的，机构即可参与投票;而代客理财的机构，投票方向则由客户做主;对于经纪业务，则是客户自己填票，委托机构来投。

资料显示，国美当前约有近180个投资机构股东，占股44.84%，而前50大机构持有数超过40%。

根据贝恩资本方面日前对媒体透露的信息，国美和贝恩对20家大机构投资者进行了走访，结果是对方“明确表示不支持黄光裕的做法，对现在的管理层是满意的”。

而来自黄光裕方面的消息，上述人士对记者表示：

“我们也在做机构投资者的工作，根据我们接触的情况，机构投资者的态度比较暧昧，而非陈对外宣称的都支持他。”

上述主要股东的机构负责人也对记者表示，做二级市场的机构，届时参与投票的可能性比较小。

据知情人士透露，根据香港法律，单一股东或者联合股东股权超过10%以上就可以召开股东大会。而黄当前的股权为33.98%，已经超过10%，所以股东大会召开几无悬念。不仅如此，根据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和国美的公司章程，只要2名股东或公司机构参与就认定为股东大会决议有效。以最极端的情况打算，因为黄持有两家公司都对国美参股，其自己就已构成股东大会决议成立的底线，即只有黄个人“参加”的股东大会生成的投票结果也将有效，那么结果是黄两票，陈出局。

还有一种可能是，除须回避的股东外，所有股东都参与了投票，则需要投票权益数超过投票人总权益的50%，而黄的票数是33.98%，仅差16.02%;若只是大部分股东参与，其

33.98%的股权也基本可达到50%的权益数。

从这个层面讲，黄的胜算很大。

xx缓刑期间仍可外出对结局是否有影响

一位接近国美的人士对记者称，如果杜鹃重获自由，可以更顺利地代表黄“掌控”局面，而不至于像现在这般被动。

当前，杜鹃全资实际拥有Captain Holdings Limited及万盛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而且两家公司皆为国美的持股股东。

不过根据记者了解，杜鹃“出来”后还不能直接进入Captain Holdings Limited、万盛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国美的管理层和董事会。

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叶庚清介绍，根据香港的法律，具有内地身份的服刑期满的人员不能直接进入上市公司担任高管职务。而在内地，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也不能进入企业（含上市公司）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也就是说，杜鹃进入万盛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内地公司仍需等待5年，但该时间不会影响其在公司的绝对控股地位，杜鹃仍具有话语权。

“对于国美和黄来讲，杜鹃的意义不在于进入国美董事会，更大的意义在于可以形成代表黄的意志和影响，更利于各方重大问题的沟通。”上述分析人士表示。

而关于杜鹃在缓刑期间是否可赴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钱列阳律师指出，缓刑期间，杜鹃虽然被限制出境，但仍可外出，可以处理各种个人和工作事宜，只需在指定时间内向派出所报告行踪。钱列阳说，“鉴于当前国美情况，杜鹃若申请赴港，极大可能会被批准”。

面对旧主新王管理层的抉择

8月12日，国美电器副总裁孙一丁、李俊涛、牟贵先、何阳青和财务总监方巍集体向媒体表态与陈晓共进退，加上已在8月5日的国美公告中表态的王俊洲，当前副总以上的高管仅剩魏秋立一人未公开表态。

而董事会层面，当前共有11人，除去3名独立董事和3名贝恩资本的非执行董事，剩下的陈晓、王俊洲、孙一丁、伍建华和魏秋立五人中，也仅伍建华和魏秋立两人没有公开表态。

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国美的最高层已经取得了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最令人吃惊的还是支持陈晓的这些高管几乎都是黄光裕曾一手提拔的旧部。

据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黄光裕的动议只是想撤掉陈晓，没想到高管也会介入二人的纷争，当下，矛盾已经延展为大股东与高管的对立，这一点是黄光裕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在几次黄方面的表态中可以看出黄的指向并不是管理层。

在黄光裕独资的Shing Crown全资公司提出撤销陈晓董事局主席职务后的第二天（8月6日），陈晓当日即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紧急视频会议，要求国美总部董事会、副总裁和各大区总经理组成的公司管理层，以及各大区副总监级别以上成员均须参加并“站队”。

而这次站队的指向也非常明确，陈晓要“摸底”，除高层管理者以外还包括中高层管理者的脉象。据悉，国美高管方面当前有20多人，其中5名为副总，其他为总监级别以上管理人员。

从时间顺序上看，陈晓的摸底逐级递进，从中层到高层全部卷入，而且顺利地将黄光裕的旧部集体进行了梳理。但让人疑惑的是，为何这些夹在中间的高级管理层和黄氏旧部，基本无视黄光裕方面的“沟通”和旧情，集体声援陈晓？

黄光裕没有答案，陈晓也没有给出，夹在中间的管理层面对现在国美危急的时刻，他们的选择是否客观合理也需要以后才能定论，但在这场争夺中，管理层被拖入对国美和股东无疑都是伤害最大的。

【篇五】“六六六会议”始末

5月12日：乌克兰东部两州宣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12日宣布，根据全民公决结果宣布脱离乌克兰成为“主权国家”。俄罗斯称尊重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人民在公投中所表达的意愿。[详细]

·5月11日：乌克兰东部两州开始独立公投 硝烟加剧乌分裂 ·5月02日：乌克兰敖德萨市发生冲突致43人死亡
·4月21日：乌克兰卢甘斯克州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 ·4月08日：亲俄抗议者宣布哈尔科夫独立 ·4月07日：顿涅茨克亲俄势力宣布独立 ·3月18日：普京批准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

3月16日：克里米亚进行公投

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全民公投已经在当地时间16日早上8时正式开始。此次公投将确定克里米亚归属，即继续留在乌克兰，还是加入俄罗斯联邦。[详细]

·3月15日：俄否决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决议草案 中方弃权
·3月12日：七国集团发布声明不承认克里米亚公投 威胁对俄采取行动 ·3月07日：乌克兰下令终止克里米亚议会全民公决决定效力 ·3月06日：克里米亚议会同意加入俄罗斯 将于16日举行公投 ·3月04日：普京首次就乌克兰事件表态：违宪政变和武装夺权 ·3月01日：俄罗斯议会批准普京对乌克兰动武申请
·2月27日：亲俄武装人员占领克里米亚政府大楼和议会大楼

2月22日：亚努科维奇被罢免 新议长暂行总统职权

乌克兰议会22日在投票后宣布，亚努科维奇“自动丧失总统职权”。之后亚罗科维奇行踪成谜。23日，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新议长、前总理的季莫申科的盟友图尔奇诺夫在新总统选举产生前履行总统职责。[详细]

·2月21日：亚努科维奇与三名反对派领导人签署和解协议

·2月18日：乌克兰示威者与警方爆发严重冲突 致26死近800伤 ·2月16日：乌克兰抗议者撤离基辅市政大楼 ·1月31日：乌克兰总统签署大赦法
·1月28日：乌克兰总理辞职 限制集会法案被撤销 ·2013年12月14日：乌克兰举行大规模集会支持总统
·2013年12月13日：乌克兰当局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 ·2013年12月03日：乌克兰议会否决对政府不信任案
·2013年11月29日：上万名乌克兰民众在基辅市中心独立广场等地集会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暂停与欧盟签联系国协定准备工作


版本2  
2013年11月21日：欧洲一体化支持者开始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

2013年12月1日：支持与欧盟结盟的抗议者与警方展开对峙。反对派领导人要求亚努科维奇总统下台。

           
2014年2月18日：反政府示威升级。冲突造成800余人伤亡。

2014年2月22日：反对派占领总统府。总统亚努科维奇下落不明。

同日，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获释，并表示将参加总统大选。

2014年2月25日：乌克兰议会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审判前总统决定。

2014年2月26日：俄军15万官兵880辆坦克等在俄乌边境进行军演。

2014年2月28日：俄罗斯军方封锁乌克兰一军用机场，确认装甲部队进入克里米亚 2014年3月2日：
乌克兰宣布进入战斗准备 2014年3月3日：
美国与10国商谈制裁俄罗斯 2014年3月7日：
克里米亚16日公投"加入俄罗斯" 2014年3月15日：
安理会未通过涉乌决议草案

2014年3月16日：
克里米亚公投95.5%投票者赞成加入俄罗斯

2014年3月17日：
克里米亚议会宣布脱离乌克兰独立，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 2014年3月18日：普京与克里米亚议会主席签署克里米亚入俄协议 2014年4月11日：克里米亚议会通过新宪法 2014年4月25日：奥巴马称准备对俄采取新制裁措施
2014年5月2日：乌克兰东部局势失控，决定紧急征兵，军队向东部城市开战 2014年5月12日：乌克兰东部两州“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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