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待开拓公共卫生领域

　尚待开拓的公共卫生领域

　 一、环境卫生 环境卫生，即保持干净而又健康的环境条件，是公共卫生工作的第一阶段。当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75 年前在伦敦推动现代公共卫生运动时，他的首要目标是消除那些还留有中世纪瘟疫病原体的大量堆积污垢。当戈加斯将军（General Gergas）接过开凿安全可行的巴拿马运河的任务时，他首先面对的同样是环境卫生问题：排泄物处理，污水净化，对饮用水源进行保护，以及消除那些供携带疾病的虫子繁殖的环境——对于公共卫生专家来说，不管在哪里，这些都永远是首要任务;在任何国家，在公共卫生运动的早期阶段，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公共卫生等同于环境卫生。

　在这个公共卫生最基本的分支里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中世纪那可怕的瘟疫、斑疹伤寒，直到人们与携带这些疾病的寄生虫进行系统的、有组织的斗争后，才被真正控制住。中世纪的腺鼠疫，即黑死病，在过去的 25 年间里仍在世界上广泛传播，而只是通过大力清除老鼠、地松鼠和其他携带有这种特殊瘟疫细菌的啮齿类动物，才

　得以控制。控制疟疾这种让南部各州的人口和活力受到严重打击、每年造成国家超过$100，000，000 损失的疾病，是卫生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这项任务就像国际健康董事会（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所說的那样，只要通过修建排水系统等设施来控制携带细菌的蚊子，是容易完成的。疟疾总是伴随着我们，但还有许多疾病，像黄热病那样，在地球上某些特殊地区爆发，然后通过轮船或者火车，传播到世界其他的地方。最近几年我们大胆采取进攻性战略，在那些流行地区对抗这些疾病而不是等着它们入侵我国再采取行动。用这种方法，戈加斯将军在敌人的老家瓜亚基尔展开了对抗黄热病的战争。通过红十字会这样的机构，一场基于世界合作的对抗黄热病的有组织运动，也充满着成功的希望。

　在环境卫生领域依然有很多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但随着公共卫生运动的不断深入，狭义上的环境卫生任务将逐步完成，从而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仍需注重将环境卫生维持在健康的水平上，但在最文明的社会里，在宜人的气候下，环境卫生已经变成了一项日常工作，那些通过污染水源和昆虫传播的瘟疫已经不再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因素了。

　二、传染病与细菌学 由于在各社区中大体实现了环境卫生这一目标，卫生官员的关注点开始从由水源和昆虫传播的疾病转向通过个人直接接触而传播的、更加微妙和更难应对的疾病。随着伤寒、霍乱、鼠疫和斑疹伤寒的几近消失，麻疹、肺炎和流感相比之下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对社区感染的控制逐渐取代环境卫生，排在了公共卫生问题的首位。这一阶段中公共卫生的主要任务属于细菌学家而非工程师。

　15 年前，美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人主要关心的即是社区感染的控制问题。他们热衷于检测处于感染初期的患者以及那些自己处于健康状态但他们的身体却携带并传播着某些传染病菌的病菌携带者。他们注重隔离，注重床边消毒，并致力于采用任何可能的方法打破通过感染者口鼻排泄物感染易感人群的恶性传播链。

　对于某些急性传染病，很幸运我们还可以运用另一个武器——疫苗和对免疫血清的预防性或治疗性使用，来对抗微生物敌人。而且到目前为止，总体上来说，与通过隔离和消毒的方法打破传播链的尝试相比，获得针对疾病微生物的免疫力这一方法被证实更为有效。例如，仅

　仅由于研发了相应的疫苗，天花已经从危害人类生命的主要瘟疫几乎变为了医学上的罕见病例;伤寒在军队中的消除实际上也是通过类似的方法;抗毒血清使人类能够控制和应对白喉病毒，其仍然作为一种致死原因仅仅是由于人们无法及时识别该病因并有效地采取保护性措施。

　总体来说，公共卫生的第二阶段或细菌阶段虽然取得了诸如上文提到的那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采用环境卫生措施所取得的成功相比，仍相差甚远。一方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没有一种非生物环境引发的疾病是我们不清楚怎样控制或完全无法对其采取有效控制的——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和人手。但另一方面，在社区感染面前，我们仍然无能为力。虽然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保护性的疫苗降低由肺炎引发的死亡率，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在统计上证明我们成功地战胜了肺炎。虽然我们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减轻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但是仍没有有效方法控制其传播。面对发生于 1918 年并席卷全球的流感大流行及其肆虐，我们实际上仍然没有防御。环境卫生工作者经常引用一个事实以表达他们的震惊，即在印度，鼠疫在十年间杀死了 6，000，000 人;然而，仅在 1918 年秋季的四个月中，一场流感就在该国带走了更多的生命。倘若该疫情在明年再次爆发，我们仍

　将对它无能为力。

　三、个人卫生与健康教育 在社区感染方面，仍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并且很多问题需要细菌学家和血清学家去解决。在此之前，是无法对该类疾病实现有效控制的。然而，像环境卫生一样，抑制社区感染只是当今广泛开展的公共卫生运动的一部分。卫生官员的职责是通过合理地使用其掌握的各种资源拯救生命，而且尽可能多地拯救。一个有智慧的卫生官员将根据生命统计研究得出的结论分配其精力和他掌握的款项。他将用最少的资源去最大限度地拯救生命。从这一角度出发，公共卫生规划中现有两个方面的进展正在脱颖而出，即减少婴儿死亡率和防治结核病的运动，均体现了发展的正确方向。朝着这两条路线努力，我们将有望在实际挽救生命方面取得最大成果。而在这两个领域，狭义上的环境卫生和细菌学发挥的作用则相对较小。我们可以通过对牛奶进行巴氏消毒、消除苍蝇、以及避免婴儿与传染病感染者接触等方法来降低婴儿死亡率。而这些仅仅是针对母亲开展的全套技术教育规划的一部分，包括婴儿护理、喂养、穿衣、通风和沐浴等。我们的真正目标是进行个人卫生方面的改革。

　结核病防治运动也说明了同样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通过为工人提供一个免受空气污染和有害工业粉尘侵害的卫生洁净的环境来做出一些贡献。我们可以通过控制一些粗心大意的肺病患者从而减少这种疾病传播的威胁来做出一些贡献。但是，针对结核病的主要武器依然是个人卫生。我们能够依靠的主要机制在于发现早期病例，并且强制改变患者在家中或疗养院中的日常生活规则，使得其细胞组织能够战胜入侵的微生物。我们强调，结核病防治问题首先是个人生活中的个人行为问题，并且我们认为，个人卫生方面的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公共卫生运动中最重要的因素。

　根据人口普查局局长的说法，1916 年美国登记区内的五个首要死因及其对应的死亡人数如下：

　心脏病——114，000/结核病——101，000/肺炎——98，000/布赖特氏病——75，000/癌症——58，000

　在这五种死亡原因中，有两种分别是肺炎与结核病。对于这两种疾病，保持生活和工作场所的清洁和对感染个体的隔离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肺炎，血清和疫苗的使用也可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即使是对这两种疾病，开展个

　人卫生方面的教育在现代预防运动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当然，心脏病和肾炎通常也可能是细菌感染所致，但是对这些疾病的控制不能首先依靠常规的卫生方法和细菌学方法解决。在过去，对这些疾病的控制确实被认为超出了人类可采取的任何措施。然而，个人卫生教育可为有效防控这些疾病带来很大的可能性。如果人们能够及时知道心脏及动脉存在的问题，那么他们可采取合适的日常生活习惯，即使不能有效地治愈疾病也至少可以延迟死亡的时间。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当今的公共卫生运动已经显著地成为一项教育运动。有一些人认为，由于只有公共卫生当局才有权运用法律的强大武器来实施法规，所以这些权威机构的职能应该仅限于监督与管制，而相关教育活动应该留给私人机构开展。然而，仅仅通过这样的限制性措施而能实际挽救的生命并不多，只有当公共卫生当局在健康卫生运动中发挥全面的领导作用时，相关监督和管制工作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四、公共卫生与医护的关系 至此在公共卫生运动中，我们在环境卫生专家和细菌学家之外，增加了一个新角色——个人卫生教育者。个人

　卫生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性宣传运动。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一些关于食物、新鲜空气、运动以及休息的基本原理，以便于科学地管理好自己被赋予的珍贵精巧的身体。然而不幸的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在一些方面与其他人不同，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一些人身体的某些方面会与正常情况有较大的偏离，以至于需要这些人对其日常的生活方式做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心脏功能弱的人需要减少运动量;肺功能弱的人需要呼吸更多的空气以及更多的休息时间;糖尿病患者需要特殊的饮食。因此，除了针对大众，我们应教授正常的个人卫生习惯外，还需有适合每一特殊情况的个人卫生方案。显然，首先需要对个人进行诊断才能进行这种特殊的个人卫生教学。

　1.公共卫生与个人医护的关系

　过去，在由公共卫生机构为控制流行病传播而采取的措施与由医生为治疗个人病例采用的日常操作之间，可以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一侧是公共卫生，一侧是私人医疗。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已很难划出这样一条界限了，也越来越难以界定公共卫生应该在哪里结束，私人医疗应该从何处开始。学校的医疗检查发展史为这种人

　为界限的消失趋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1894 年，医生开始进入波士顿的学校，明确地履行一种监管的职能——检测传染病例，并以此保护学生免受其他学生的感染。但很快，当这些医生真正开始在教室中工作后，他们发现学生之间的急性传染仅占学校学生可预防疾病总体负担的一小部分。他们还发现了牙齿缺陷、视力缺陷、听力缺陷、腺体肿大等问题，学校检查员有九成的时间都花在解决这类问题上。现在他们不再仅仅保护一个孩子免受来自其他孩子的感染，而是帮助每个孩子都最大可能地实现健康。

　这些非传染性身体缺陷的发现是将公共卫生运动引入与学生个体亲密接触阶段的第一步。但很快人们意识到，如果不采取一定行动去矫正这些缺陷，仅是对可治疗身体缺陷进行检测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于是开始指派学校护士承担跟随孩子回家并说服学生家长按医学检查员报告中的指示采取行动的责任。通过把学校护理服务发展成教育机构的一部分，纽约市实际得到治疗的身体缺陷比例从 6%提高到了 80%。然而，在一些案例中又出现了新问题。虽然可治疗的身体缺陷被发现了，而且父母们也愿意并渴望让孩子得到治疗，但他们却没有钱支付所需的特殊医疗服务。接下来的发展与上一阶段一样符合

　逻辑。学校诊所开始出现，以为不能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获取必需护理的孩子们提供治疗。于是，随着鼻喉科诊所、眼科诊所、耳科诊所和牙科诊所的建立，对于学校的孩子来说，公共卫生和私人医疗之间的界限几乎完全被消除了。

　如果为学校儿童提供所有必要的机制以使他们达到某个合理的身体健康标准是一项好的公共政策，那么很难理解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不适用于成年人。事实上，为患者提供：（a）诊断，（b）卫生咨询，（c）必要的治疗，这样的趋势已开始在肺结核诊所和性病诊所显现出来，甚至也开始出现在治疗心脏、动脉以及癌症等疾病时。如果为结核病提供合理的早期诊断和疗养院治疗在经济上是合理的，那么根据同样道理也应该为癌症提供早期诊断和治疗。这两种疾病同样危险，对社区的负担同样沉重;但如果采取正确的教育和临床措施来加以控制，则均可得到预防。

　2.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关系

　在公共衛生和私人医疗之间这条人为划定的边界线两侧，都有呼吁建立更密切关联的呼声。公共卫生工作者需要

　医生的参与，因为就许多疾病来说，教育都依赖于诊断，并需要医疗技能的应用。而有远见的医生也同样希望将他的学科与公共卫生项目结合起来，因为从他的角度出发，他意识到除非通过某种方式把专业和社会有效地结合起来以使医学具有真正的预防性，否则医学永远不能实现其全部潜力。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尽管医学取得了重大进步，但相比于由卫生保健专家处理的那些疾病，严格按照医学原则进行治疗的疾病，如心脏病、肾炎和癌症等，却并未表现同样程度的减少。这并不是因为医学不起作用，而是因为通常只是在疾病达到无法弥补的地步时，医学知识才被启用。然而，医学知识只有在疾病早期被应用时，才会真正有效。只有当这真正发生时，“预防医学”才会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一个流行词。

　我们今天还无法说清楚要有效预防疾病，应以怎样的方式对医疗服务进行重组。要制定出这样一个重组计划，首先必须在专业内部有效协调临床和实验室专长，以提供私人诊所提供不了的但我们最好的医院能够提供的专家服务。其次，这种有组织的医疗服务不能只提供给非常贫穷或非常富有的人群，而应提供给整个社区，既提供给那些能够支付得起其所需服务的全部或部分费用的

　人，也提供给那些根本承担不起费用的人。最后，如果要使医疗服务在其应用中真正具有预防性，必须充分分担其费用，以能够鼓励人们经常性地寻求医疗服务，包括对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预防，而非只是等到疾病严重到无法承受时作为最后手段才寻求。

　在护理领域，正如我们最好的上门服务护士组织所表明的那样，通过私立机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非常相似的目标。一些人认为，医疗和护理服务最好与疾病保险计划结合起来;另一些人认为应当把保险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进行处理，而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护理应当通过建立一个明确的州医疗系统来实现。

　这个问题可通过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得以解决，即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逻辑程序，而是通过多种结合当地目标和当地情形而加以解决的方法。近十年来在工业医学领域内的显著发展或许对总体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有重要意义。大约有 900 家不同的工业企业目前雇佣了 1500 名工业医生，并且在他们的指挥下，工厂医院正从急救站的角色慢慢发展为教育中心、诊断诊所和研究工业生理学、职业指导和康复的实验室。

　五、贫困与疾病的关系 现今在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中，有一种倒退的趋势，人们对环境产生了新的兴趣。但是这种环境与西蒙当时所应对的简单环境截然不同。驻扎巴拿马的戈尔加斯将军完全把握了关于更广泛、更微妙的环境的意义，而我们大多数人才刚刚开始认识到它们组成了公共卫生运动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戈尔加斯将军通过在沼泽地建造排水系统消除了黄热病和疟疾，但他也试图通过提高巴拿马地峡工人的工资来应对肺炎，因为他意识到在面对这种疾病和许多其他疾病时，建立普遍的生命抵抗力是最有效的武器，而这取决于令人满意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埃米特·霍尔特（Emmett Holt）博士曾说过，造成婴儿死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贫穷和无知。在婴儿福利运动、抗结核病运动和公共卫生的其他各个领域中，我们迟早会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教育和医疗护理服务能起很大作用，但无法成功应对由不能维持正常身体健康的过低的生活水准所导致的邪恶影响。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在约翰斯敦（Johnstown）的一份调查中，杜克小姐（Miss Duke）告诉我们，有一个社区的婴儿死亡率为每一千名婴儿中有 271 例死亡，

　而该市的平均婴儿死亡率为每千婴儿 134 例，最低的社区则为每千婴儿 50 例。报告把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归咎于“该社区是最贫穷、最卑微的人居住的地方——那些在钢铁厂和矿山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家庭。”美国公共卫生局 （ U.S.Public Health Service ）

　的 赛 登 斯 特 里 克（Sydenstricker）博士及其同事在一份关于南卡罗来纳州棉纺厂工人疾病情况与家庭收入之间关系的报告中披露，月收入不到$12 的人（以成年男性为单位），患病率为每千人 70.1;收入在$12 到$14 之间的，患病率为每千人 48.2;收入在$16 到$20 之间的是每千人 34.4，收入在$20 及以上的则是每千人 18.5。

　我们可以从这些数字和许多类似的调查中得出结论，贫困和疾病密切相关。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贫穷是疾病过多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因果关系可能会颠倒。在另一些情况下，贫穷和疾病都可能由潜在的遗传因素所致。人们通常不会有选择地或因偶然因素生活在城市中最贫困的社区或从事报酬过低的工作。一般而言，我们会在这样的社区和职业中发现高比例的结核病患者、嗜酒人士和低智商人群——贫穷的原生质和恶劣的环境互相滋养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也许没有人能说出在这些情况下，贫穷在多大程度上是导致人们不能达到和维持正常身体健康水平的真实和有效原因。但很清楚的是，存在某种收入标准，如低于该标准，则人们就无法维持健康;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皇家米克（Royal Meeker）的研究，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如今在美国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口其家庭收入低于这一标准。

　如果一个原本正常的家庭不能获得足以满足其最低生理需求的生计，那么显然存在着一个社会再调整问题，而且我们国家必须将其作为战后重建的一项基本内容;但是对那些在完全公平统一的补偿基础上，仍因先天身体或精神缺陷而无法达到最低水平的家庭，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既然人类的道德观念否定了自然选择法则的严格应用，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我们可以任由有健康缺陷的原生质和残酷的环境共同作用达到其大规模的摧残后，才通过某种形式的救济制度尽可能地加以挽救。或者我们可以在一开始就运用我们的社会力量和社区资金弥补这些不足。我毫不怀疑未来我们将发现哪种应对方式成本更低。我有信心预防性的方法将被证实更有助于提高国民士气。

　六、尚待开拓的公共卫生领域 如果以上关于公共卫生问题的简述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显而易见，由此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狭小和广受限制的领域。把公共卫生描述成如此之大的一个领域，会被许多公共卫生业内和业外的人士否定。然而，形势变化的逻辑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正把公共卫生运动推向比它的倡导者们梦想到的可能性更为广阔的未来。如果我们展望未来，我们必须把其主题设想的不小于以下定义：

　公共卫生是关于通过有组织的社区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身体健康和提高效益的科学与艺术，包括改善环境卫生、控制社区感染、教育人们注意个人卫生、组织医护人员开展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治疗、发展社会机制以确保每个人拥有足以维持健康的生活水准。

　这样界定的公共卫生，将与过去以纯粹行使监管权力为主要表现的公共卫生有巨大不同。即使是今天，仍有充分的理由呼吁增加卫生部门的预算，因为在大多数城市里，用于保障健康的拨款远小于对治安和消防的拨款，而在社区服务中这些部门被用到的概率实际上要远小于公共卫生部门。事实上，在未来，治安和消防部门能提出的拨款理由要比公共卫生部门弱得多。就其可能性来

　说，公共卫生更应该与教育相比。我期待着看到我们的卫生部门在未来几年里组织各种形式的环境卫生、医护以及社會服务，以使每个公民都能实现他与生俱来的健康和长寿权利。我期待看到各区负责协调各种卫生活动的卫生中心遍布在我们的城市中，数量和今天的校舍一样多，设备也同样齐全，而市和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将由一支专家团队组成，其规模和影响力能与当前的重要教育机构相媲美。

　七、造就一支强大的公共卫生队伍 很明显，沿着这些道路发展的公共卫生运动将在未来需要许多经过不同专业训练的专家投入到共同的工作之中，各自贡献他们独特的才干。略去对专业的细微区分不谈，这个领域至少需要有以下七类高能力人才：

　医师/护士/细菌学家/流行病学家/工程师/统计学家/社会工作者

　此外，还必须有负责监督环境卫生、住房条件、食品储存和诸如此类情况的检查员。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任何地方向他们提供特殊训练，但应该向他们提供短期的实用课程，以使他们能够胜任其工作所包含的相对有限的职

　责。最后，还应有管理员负责组织和开发所有项目。

　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生同样行医，但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做的，他的目标是预防和治疗并重，而且他不仅考虑个人的疾病，还考虑社区的情况。无论在婴儿福利站、学校诊所，还是在结核病防治所里，他不仅仅考虑单独病例，还要观测其家庭环境和物理背景。他将一直努力于找到疾病的早期起因，在疾病变得棘手前解決掉问题。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必须做得比医生的本职工作更多，因此他必须具备细菌学、环境卫生学、健康管理与数据分析的知识;更重要地，他还必须拥有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机制的知识，而这是最好的医科学校也提供不了的课程。

　公共卫生领域的护士需要训练有素，既娴熟于减轻病人痛苦和做好床边护理，但又远不止于此。她的主要工作是扮演健康教师的角色，把如何保持良好健康的知识带给每个家庭和每一位母亲。她往往需要独立工作，而非时刻有医生的指导。她需要精通细菌学、生理学、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知识，以能向他人传授这些学科的原理;她还需要与个体打交道，但不是仅仅把他看作为单个个体，而是复杂社群中的一分子。

　 在实验室里工作的细菌学家和开展田野调查的流行病学家是另外两种必需的专家，其工作主要是与社区感染作斗争。前者提供诊断，准备血浆和疫苗，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后者则通过侦查工作，在社区生活的复杂网络中发现人与人传染的细微路径。

　公共卫生或环境卫生工程师，同样也应是“工程师+”。他需要掌握基本的物理和化学、建筑和水利等科学知识，并熟知如何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污水处理与供水、通风和照明等具体问题中。

　统计学家则对出生、死亡和疾病的记录进行关联分析，专业地为国民健康把脉。他的工作是编制公共卫生记录，指出有利发展的路线，并为我们提供由于各种公共卫生措施而使各社区如何能够多挽救生命的分析。

　对于所有这些专家，以及在公共卫生领域开展工作的社会工作者来说，不仅需要接受相关基础科学的良好教育，还需要有如何将其具体应用到公共卫生领域的特殊训练。对于想成为公共卫生护士的人，有为其准备的四个月和八个月的公共卫生护理特训。对于想成为公共卫生医师

　的医生，想成为环境卫生学家的工程师，想成为公共卫生细菌学家的细菌专家，想将其关于社会调整原理的基础知识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如要想及时和有效地提供其服务，也需要经过类似的特训。正因为如此，我们顶尖的大学和技术学校才提供公共卫生证书（Certificate in Public Health）课程，这与硕士学位一样，相当于一年的研究生学习。公共卫生证书课程为医科毕业生提供必要的特殊培训，以使他们具备在公共卫生领域应用医学的能力。同样地，该课程也使受到过细菌学、工程学、社会学和统计学大学基础训练的男女毕业生，能够在一个有关健康保护的总体构架中找到发挥各自作用的位置。

　从公共卫生运动的这些特殊阶段转到这个运动的整体组织结构来看，未来理想的公共卫生管理者，应该是先经过医学训练，然后又在公共卫生学校接受过特殊培训的人。我相信，未来的公共卫生运动会朝着将医学和护理服务纳入其丰富范围的方向发展。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很显然一个同时受过医学和公共卫生训练的人作为公共卫生管理者是独具优势的。正因如此，东部的一些重点大学只把该领域的最高学位——公共卫生博士学位，颁发给接受过两年严格学术训练的医学毕业生。

　 然而，还需很长时间公共卫生博士毕业生的数量才能基本满足需求。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即便是公共卫生行政职位，更不用说实验室职位、统计职位，以及那些与社会重组有关的职位，都只能向经过一年公共卫生证书课程学习，但有卓越能力的男女毕业生开放。

　目前我们全面需要细菌学家、统计学家、工业医师、学校医师、公共卫生护士以及卫生官员。美国红十字会正在全国建立健康中心开展一场全国性运动。在数千个按规划建立的中心中，每一个都需要配备一支专家队伍，但目前尚不存在这些专家。俄亥俄州刚刚为招聘州内 110名全职医务人员而对候选人进行了公务员考试，这些工作的年薪从$2，000 起到$6，000 不等，且在公务员法下是终身职位;为确保有足够数量和相当资质的候选人充任这些职位，该州甚至还组织了一次特殊的指导课程。

　公共卫生这一科学与艺术已经发展到每年可为国家挽救数十万生命的地步。全国上下的公共和私人机构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已经准备好为此提供必需的资金和给予合格的专家们所需的权力。目前整个体系缺少的就是相关人员。我认为，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人类历史新阶段

　的开始，在这一阶段中，如同人类文明的物质背景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所发生的变化那样，通过科学我们将能改变人类的身心健康和效率。以我们需要相关人员从事该项工作的名誉，我相信我们有权大胆地对美国大学生们说，在这项伟大的工作中我们需要他们。我们可以向大学毕业生们担保，无论他喜欢的是实验室工作、实地环境卫生工作，还是社会宣传和社会重建工作——我们都可以向医科学生担保，向护士毕业生担保——他们每个人都可在未来的公共卫生运动中找到职业，而且相比于其他领域的工作，这些职业在安全性和物质回报方面平均而言都会更丰厚。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保证这项工作将会给你带来比任何物质回报都更深厚的满足感。

　八、公共卫生的明天 还有许多重要的未解问题等待着未来的巴斯德们去解决。流感、肺炎、癌症以及其他尚未征服的瘟疫，总有一天会屈服于科学的持久攻击。我们不仅需要研究员，还需要环境卫生政治家。我们需要卫生事业的组织者和宣传者，那些能够明智地为未来建立宏伟的健康保护规划，并能争取到全球人民热心支持和合作的人。无论是管理者还是研究员，他们都可这样意识到，他们得到的报酬，将比其他各行各业所能获得的报酬更丰厚、更直接，因

　为他们知道，在每个城市的每一年，由于他们的努力，成千上万本会进入坟墓的男女老少现在还活着，并且是健康地活着。老约翰·西蒙爵士针对工业疾病所说的话同样适用于所有困扰人类的可预防疾病。

　疾病像溃疡那样从根源上腐蚀着我们国家的实力，受苦的人绝非是少数或微不足道，他们至少支撑着三分之一家庭的生计……在他们辛勤劳作之时，却不得不任由那些病因摧残他们……这绝对是无法容忍的罪孽。能够纠正这种罪孽也许是人类机构能提供的最伟大的从善机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