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时代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_变迁与挑战

　 ［收稿日期］2012－09－24［作者简介］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基金项目］国务院侨办重点科研课题“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时政分析、全球比较、政策机制”（GQBZ2011004）。

　*本文初稿为作者2012年6月8日－9日在吉隆坡由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上所作的主旨演讲。本文不代表任何机构的观点，作者文责自负。

　中国崛起时代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变迁与挑战

　*

　（新加坡）刘

　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

　［关键词］中国崛起；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东南亚政治；新移民；跨界中华［摘

　要］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中国的崛起对东南亚区域以及当地的华侨华人社会造成哪些影响？在中国崛

　起的大背景之下，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些变化的学术与政策意涵？具体来说，这些问题涉及三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主体：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自身，东南亚华侨华人所在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国的角度和立场。本文认为，中国的崛起及其与东南亚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成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变迁重要的外在因素，并通过国内政策而内化。当今及未来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既面临众多的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地面对新的挑战。

　［中图分类号］D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2）06－0066－07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at a Time of China Rising ：Transformations and Challenges

　（Singapore ）Liu 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637332）

　Keywords ：Rise of China；Southeast Asian Chinese；Southeast Asian Politics；New Immigrants；Transnational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 rising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How have the latter responded to the rapid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global power with substantial clouts in the region ？What have been the transform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rise of Chin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are three key stakeholders whose interests and strategies need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local governments and mainstream societ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changing policies of China toward the region and its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It concludes that the increasingly closer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ies between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and the mainland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context for the former's transformations ，which in turn present both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intriguing challenges．

　本文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中国的崛起对东南亚区域及当地华侨华人社会（为使行文简洁，

　以下通称“华人社会”

　）所造成的影响；第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东南亚华人社会出现哪些变化、

　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具体来说，这些问题涉及三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主体：东南亚华人社会自身；东南亚华人所在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国的角度和立场。从以上三个不同角度来看，这三者之间的互动———三者之间都有自身的利益与考量———或这三者势力交汇的结果，无论是政策上或现实进程上，都可能会与三个主体的最初设想有些差距。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希望能理解到底存在哪些差距、为什么产生这种差距等问题，并尝试从政策的角度思考如何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和社会关怀，进而推动东南亚华人社会更好地发展。

　一“跨界中华”的形成与东南亚经济和社会

　关于中国的崛起，目前国外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研究［1］。从统计数据上来看，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地位变化显著。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从1990年的不到2%上升到目前的近9%。它不仅仅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在世界产品出口方面的比重也相应增加。中国经济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给国际经济带来接近0.1%至0.4%的变化。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过去10年间“中国崛起”话题高居国际新闻报导之榜首，共出现3亿多次［2］。这间接地展现了中国的影响力。换言之，中国的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外交所要面对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总的来说，中国与东南亚（包括东盟整体和东盟各国）的关系一直迅速发展，中国成为东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这种贸易关系也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去中国是FDI（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国，但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积极采取“走出去”的战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和力度。

　这种投资可分为两部分：第一，大型国有企业的资源型投资，如煤矿、铁矿、石油等重要自然资源。这些投资大部分集中在非洲、拉丁美洲这些发展中国家。第二，中小型企业的投资，集中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例如中国同马来西亚的贸易，从2009年到现在，中国都是马来西亚第一或第二的进口或出口国，这也直接有助于当地经济以及华人社会的发展。马来西亚总理纳吉的前任中国事务秘书胡逸山表示，中马两国的贸易关系大部分都是经过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建立起来的。在马来西亚槟州，我们也能看到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资金。例如，目前当地正在建造的一座大桥的部分资金就是来自中国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这座大桥总投资14亿美元，全长延绵24公里，将成为东南亚最长的大桥［3］。

　尽管国际上对中国的崛起有不同的解读与反应，东南亚当地人士普遍认为，机遇大于挑战和问题。马来西亚前首相阿都拉在2004年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高层次的一个财富创造者。马来西亚与中国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联系肯定随之产生。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加强与中国的联系”［4］。拥有110余万名成员的马华总会理事黄思华则明确表示：“中国的崛起使我们有了更好的机会。”［5］

　中国的崛起对东南亚而言有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含义。首先，它为东南亚民众，尤其是华人，创造了新的机会。马来西亚联合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主席林嘉水说：“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马来西亚华人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桥梁，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曾经在美国或英国接受教育，同时又可以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他的公司在中国设有工厂，聘用马来西亚籍或新加坡籍的华人担任中层管理人员人员。他指出：“多少人能够既说普通话，又能说多种方言，还能说马来语和英语呢？绝大部分马来西亚华裔就有这样的语言能力。”［6］

　其次，中国国家影响力的扩大也带动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建立了387所孔子学院，东南亚国家目前设立近30所孔子学院与课堂，已向东盟10国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5062人，共有6万多名学生在里面学习，15万人参加相关的文化活动。孔子学院虽然是个很小的机构，但放在东南亚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中，所产生的政治或文化等相关的影响力就超出了孔子学院本身作为一个文化机构的功能。此外，越来越多的东盟学生选择到中国留学。2002—2004年东盟各国到中国留学人数增长率在19%至119%之间（2009年有34，735名东盟学生在华留学；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各类留学人员已达到68，510人）［7］。中国的大众文化在东南亚也有了一定的市场。马来西亚新闻部副部长林祥才在2004年说：“中国的《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等许多电视连续剧已经在我们国家电视台播出，它们受到广大马来西亚人民的喜爱。”［8］

　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执政期间（1967—1998），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关系疏离，因而禁止华文和华语的使用。苏哈托下台后，印尼对中国采取新的立场，全面扩大对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印尼教育与文化部的一名局长在2008年公开表示，“现在印尼人需要学习华文，因为中国是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一个16岁的印尼中学生说：“我认为中文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听说过中国与印尼将实现自由贸易。所以，我想肯定有中国商人到印尼来，我希望能和他们沟通。”［9］

　在这种经济和文化关系日益密切的大环境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外交和政治关系也出现了制度化的趋势，如在东盟+1、东盟+3、东盟+6等不同机制中，中国都成为重要的机制伙伴，尤其在部长级层面［10］。

　简言之，过去20年来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日益密切，涵盖了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从族群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些联系及其制度化推动了“跨界中华”的产生与初步发展。它可以说是杜维明教授过去所提出的“文化中国”的延伸。在这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简单含义，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和象征，也是海外华人的祖籍地。所谓海外华人，包括落地生根的一代，也包括近十年到东南亚的新移民，前者是华人，后者大部分是华侨。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和国家认同，但对中华文化的热情和华人世界内部的社会互动大多持有正面的态度。据2006—2008年的一项大规模东亚地区的跨国问卷调查显示，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的态度比其他族群更为正面［11］。

　笔者认为，“跨界中华”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界定和解析，它首先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机制以及观念体系，中国藉此与外部世界（包括华侨华人）展开多元的互动并进而影响国内的变迁。它同时也是一种研究取向，所关注的是人员、资本、货物和“社会汇款”（“social remittances”，包括观念、规范、实践、认同等等）在跨越不同地理、社会、文化和政治场域之间的流动。在这种日益密切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之下，它已形成了一种超越边界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既是一个过程，也可作为学者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角度。这个角度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特定国家内部的问题，同时也关注到跨越国家边界的人口流动、资本流动、货物流动、规范、实践、认同等等种类的流动出现的问题［12］。

　二中国的崛起与东南亚华人社会

　中国崛起对东南亚华人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及后者所产生的变化是非均衡性的，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现象。这种差异产生的背景与东南亚政治以及华人社会自身的特点有着密切关系。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为例，它素来拥有完整的基本体系，即华人社会三大支柱：社团、学校、报刊，这个体系一直存在至今并发展繁荣。检视印尼方面，却有所不同，尤其在苏哈托执政时期，既无华校亦无中文报刊，华文传统被连根切断。而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发展则是在英文主导的语境下进行的。

　笔者认为，谈到中国崛起对东南亚华社的影响时，有四个现象可以作为初步的学术和政策课题来思考：第一，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华人社群的联系在加强，无论是深度、广度或频度；第二，东南亚国家（如印尼、菲律宾、泰国）一部分土生土长华人的“再华化”（Resinicization）现象；第三，新移民与当地出生的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第四，当地华人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包括华人的政治效忠、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以及当地人士对中国政策的看法。

　首先，如前所述，近十年来中国与区域的联系日益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多元性和韧性，也使华人的地位获得政府和社会更大的重视。例如，马来西亚贸工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在2011年9月指出，本地社团（客家公会、海南会馆、潮州会馆等）与中国的联系有助于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13］。从人数上看，除了当地华人社会的人口自然增长之外，近20年来出现了大量的中国新移民。据估计，截至2007年止，东南亚华人与华侨总人数为3348万，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而改革开放后到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人数超过250万［14］。新移民的增加带来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使得东南亚华人内部的多元化和差异化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也产生了新的模式，包括同祖籍地联络的加强。中国作为一个文化象征和政治实体，已取代传统的和地方性的侨乡，成为东南亚华人新移民社团联系的主要对象［15］。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过去30年来，中国对海

　外华人的关注点有所变化。改革开放早期，重点关注的是海外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和港澳台）作为最大的外来投资者。而今天政府更多关注的则是新移民问题，特别是在欧美的高层次新移民，包括充分利用他们的知识、技术、经验帮助中国的现代化。相对而言，东南亚除了新加坡之外，在这一新战略中的地位并不显著［16］。

　其次，在华人新移民人数增长的同时，东南亚一部分华人群体内部出现“再华化”的现象。回顾历史，20世纪初，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的土生华人是怎样来重新确认自身的华人文化认同的呢？通过学习中华语言和文化，同时也藉此确认华人族群自身与自豪感，包括公开宣传华人文化或庆祝华人节日。东南亚土生土长的华人对华人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再确认或新寻求（包括同中国及祖籍地联系的建立与强化），我们可将之界定为“再华化”。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施蕴玲（Caroline Hau）认为，“再华化指的是那些被贬值的、被封闭的和被压抑的华人性（Chineseness）的复兴，广义地说，它指的是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华人更为公开和活跃、被接受和更强的自信心。”［17］

　以印尼为例，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仅有240万即全国总人口的1.2%，承认自己的族群身份为华人，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重却增加至3．7%，即880万承认自己为华人［18］。2000年之后，印尼成立了400多个华人社团，出现了十余份华文报纸，以及50多个三语（印尼语、华语和英语）学校。当然，这种华人身份认同或自身身份自豪感的增强，并非完全因为中国的崛起，还有其它因素如政治环境的变化、华人自身政治意识的提高等。但如果没有中国崛起的大背景，这一切似乎不大可能发生。马来西亚华文报刊《光明报》首席执行官容耀群（也是当地一所中文学校的校董）说，随着中国的日渐崛起，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并非华人的当地居民开始学习汉语。过去30年间，在当地的中文学校中，非华裔学生的人数预计已增加到6万多［19］。

　泰国的情形也类似。2006年泰国国会中三分之二议员有中国血统，而近年来泰国数位总理和政客都公开承认自己的华人背景和身份，以期藉此打开和中国交流之门并在国内增加受欢迎度。泰国国会议员克莱萨克·春哈旺称，“在议会里，我所认识的每个人几乎都到中国访问过，每当和中国官员会谈时，所有泰国官员都会追根溯源，表示自己和中国的缘分。”［20］这种情况是20年前不可想象的。在前总理班汉（Banharn Silpa－archa）的推动下，泰国2008年兴建了“龙的传人”博物馆，展出分为中国五千年历史与文化和华人移民到当地的文化两部分。这些皆彰显了当地华人对自身族群的自豪感。

　第三，新移民与当地生长的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化，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按中国非官方统计，1978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移居海外的新移民共有800多万人。以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为例，目前估计至少有40万之众。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面临着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的问题（1.12左右，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政府只好通过广开门户，引进移民解决此问题。截止到2010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为507.6万。其中有377万居民，由323万新加坡公民（占总人口的63.5%和总居民人口的85.6%）和54.1万永久居民（占总人口的10.7%和总居民人口的14.4%）及130.5万外籍人士（在新加坡居住超过一年以上者，占总人口的25.8%）组成。永久居民的增长率远远快于公民的增长率。公民增长率在2005年至2009年的年增长率为0.8%－1.1%，永久居民增长率在2005年为8.6%，而在2009年为11.5%，非公民的增长率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15%和19%。同时，出生地为新加坡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比率由2000年的18%增长至2010年的23%［21］。

　移民人口的大量和迅速增长不可避免地造成当地华人的关注与焦虑。当地有关中国新移民的舆论主要分为三个方面：（1）新移民的涌入加剧了资源素来就很稀缺的竞争（如工作、学校、房子、公共交通等）；（2）中国新移民在社会与文化上与主流社会不一样；（3）即使许多新移民已加入新加坡国籍，但政治上却还是认同中国。虽然新加坡新移民中人口比重最大的是马来西亚华人，但他们却不似中国新移民般成为公共舆论关注的问题，主要是马新两国历史的联系，加之两国文化习俗之一致性［22］。一些媒体甚至暗示外国人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一种“新加坡人对垒外国人”的感觉，同时，华人和马来人种（以及印度人）之间的民族差异反而逐渐模糊，因而从一个侧面加强了东南亚华人的当地认同。一个新加坡华人说：“我是新加坡华人。任何外来华人只要胆敢冒犯我新加坡的马来兄

　弟，我肯定会让他尝尝我拳头的滋味。我们新加坡华人和马来人一起服兵役。华人或不是华人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是新加坡人。”［23］

　新加坡民众对政府的移民政策和新移民的看法与不满直接反映在2011年新加坡大选上。2011年大选人民行动党仅获得60%的选票，为1959年新加坡自治以来最低；而反对党则获得近40%的选票。这并非经济问题影响所致（新加坡2010年的GDP增长率为14.7%），其主要原因是选民不满政府的移民政策，导致新加坡人口的急速增加。经过这次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选举之后，新加坡政府调整移民政策，采取“新加坡人优先”政策，放缓外国人引进步伐并大幅度提高移民的门槛。

　对中国崛起的多重反应也体现在国家层面。2012年9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北京表示，新加坡非常佩服中国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也为作为亚洲人，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感到自豪。他指出，在投资、贸易、旅游等方面，新加坡视中国为重要机遇的同时，也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在个人层面上也是如此。他在北京对中国记者表示，“中国也让其他国家的普通人民感到受威胁、焦虑与恐惧。”［24］第四，在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稳定与和平发展仍然面临挑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华侨华人与中国同东南亚政治和外交关系密不可分。因此，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既受国家内部种族和政治关系的制约，也可能受外部政策及其内化的影响。

　以马来西亚2010年前雪兰莪补选事件为例，马来文报纸Utusan Malaysia在2010年4月28日的一篇文章就用《马来西亚华人：你到底还想要什么？》为标题，质疑华人既然很成功了，为什么还受到“五一三”种族冲突氛围的影响，为何不能承认现有的政治上面的限制。至于华人社会的反响，基本上都是直接针对以上言论，指出马来西亚华人早已将自己视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The Star 在同年5月9日的一篇回应文章中指出，华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人口比重直线下降（据预测，到2035年，华人仅占全国人口的18.6%）。文章认为，华人并非要挑战马来人的政治主导地位，而是要政府的“尊重和对其贡献的认可”。

　与此同时，如何更好地理解当地社会的政治和族群关系，也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印尼华人社会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仅2011年就有138个大陆代表团访问印尼，平均每3天一个。据报道，这些代表团经常绕过当地政府，直接寻找华人企业或华人社团。印尼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现象难免会造成当地政府的一些忧虑。如中国有些官员在东南亚国家访问时表示，希望海外华族青年人要学好汉语，加强与国内年轻人的沟通交流，增强民族认同感。站在中国国内的立场，这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在东南亚国家看来就有问题，如印尼一份主流报刊认为，中国“企图影响绝大部分已归化为公民的华人向心力”，它甚至建议，“为了民族的利益及建设，我们理应解散和禁止华人团体”［25］。前印尼情报局官员、曾任印尼驻香港及北京外交官的李克沃（Drs.Krisno Legowo Widjaya）认为，华人“不应把自己硬拉到祖籍国一边，这等于过多地表现出排他性而不和谐”。他强调，印尼华商不应该更多参与中国的建设，而应该首先投身于印尼国内经济建设［26］。

　最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变迁也受到国际和区域局势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在高调“重返亚洲”并试图遏制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近一年来，中国和东南亚媒体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为南海争端。2011年9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到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期间专程前往其在闽南的祖籍地，并说这是他到中国“最成功的事”［27］。然而，即使他具有华人血统，作为一国总统，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以菲律宾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的考量，包括不惜与中国公开对抗（如2012年5月围绕黄岩岛的主权争端、9月将南海改名为西菲律宾海等等）。普通华人民众也面临在国家认同和族裔身份中的选择。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会长洪玉华说：“我在菲律宾出生、长大、受教育，把菲律宾当成是自己的祖国，立场当然是从菲律宾的利益出发。菲律宾人与我们这样的华人是一家人。”［28］在前总统阿罗约执政时曾任“总统中国事务特使”、现任菲律宾华社最高领导机构“菲华商联总会”（商总）名誉理事长的黄呈辉表示：“作为菲籍华人，菲律宾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地，中国是我们的祖籍国与故乡，我们希望祖籍国与菲律宾永远和好，万一不幸双方发生战争，华人必须表态，在无所选择之时我们只好站在菲律宾这边。”［29］因此，华人实际上处于一种微妙的“夹心层”的位置。这也间接地反映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不仅带来了机会，同时

　也带来了挑战。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大国崛起时，它不可避免对现有的区域政治与国际秩序做了新的改变或调整，也会影响国际关系及一国内部的族群关系［30］。

　三结语：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东南亚华人社会

　本文将中国的崛起置于国际形势变迁的大背景下，分析其对东南亚社会以及华人族群的多重影响。中国的崛起及其与东南亚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成为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重要的外在因素，它带来了很多机遇，但也有新的挑战。这些因素都是理解当地华人社会当前与未来变化的重要线索，而它们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我们思考国家和区域未来发展的契机和方向。这些外在的因素，也由于各种内部政策（如移民政策）而内化，进而影响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变化（包括人口的缓慢增长和种族比例的构成变化、华人民众在中国与少数当地国家冲突中的尴尬地位等）。本文的个案反映出中国的崛起固然造成东南亚华人自豪感的增加，但其影响并非均衡性的；不同国家出现了不同的现象。机遇与挑战并存，它们受到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制约。

　东南亚华人社会、华人所在国和中国政府三者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互动模式。一方面，它成为部分华人社群“再华化”的动力，并推动了“跨界中华”的产生与初步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强化了华人作为东南亚人的身份认同感。对中国新移民而言，其融入当地社会有双重障碍必须跨越，一是进入当地社会，二是进入当地华人社会。而在中国日渐强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海外关系日渐密切的时代，当地的排斥态度可能使新移民的融合进程更为困难。因此，东南亚华人社会将在充满更多变数和矛盾中演进。

　当我们理解东南亚华人变迁的问题时，必须密切关注这三个主要力量的利益与互动。除了当地政府、东南亚华侨华人自身，也必须考虑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密切对当地华人社会的各种影响。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应当把这些不同的群体、势力或观念尽可能地提出来讨论和研究。无论是政府、还是土生土长的华人或新移民，都需要充分的智慧和勇气，不仅共同推动区域的长治久安，而且一道维护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和平稳定。

　【注释】

　［1］William Keller and Thomas Rawski，eds.，China's Rise and the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7）；Robert Ross and Zhu Feng，eds，China's Ascent：Power，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aul Evans，“Getting Global China Right”，Pacific Affairs，Vol.82，No.4（2009），pp.677－686；Peter J．Katzenstein，ed.，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Civilizational Process beyond East and West，London：Routledge，2012；the special issue on“Under-standing China's Rise”，Journal of Contemporary，Vol.19，No.64（2010）。

　［2］全球语言监测机构通过全球互联网和博客等社交媒体以及75万家纸质和电子媒体的内容，统计出过去10年间最受关注的新闻话题榜单，有关中国崛起的报道迄今已出现逾3亿次，高居榜首。http：//. cn/GB/40606html，2011年5月8日。

　［3］Jennifer Pak，“Will China's Rise Shap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2011年12月30日。

　［4］Denis D.Gray，“China's Reach Extending to South-east Asia”，The Seattle Times，April29，2004.

　［5］转引自尹鸿伟《东南亚华人努力扮演新角色》，http：///GB/paper2836/13689/1224756. html，2004年9月18日。

　［6］同［3］。

　［7］Michael A.Glosny，“Stabilizing the Backyard：Recent Development in China'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in Joshua Eisenman，Eric Heginbotham，and Derek Mitchell，eds.，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rmonk：M. E.Sharpe，2007，pp.150－187；《第二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6日在贵阳开幕》，ht-tp：///jrzg/2009－08/06/content_1384999.htm，2009年8月6日；《孔子学院：中国文化拥抱世界》，《人民日报》，2012年8月10日。

　［8］同［5］。

　［9］Edward Wong，“Indonesians Seek Words to Attract China's Favor”，New York Times，May1，2010.有关中印尼关系及华人在其中的作用，参看Liu Hong，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1949－1965.Singapore and Kyoto：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and Kyoto University Press，2011.

　［10］详见David C.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11］王正绪、杨颖：《中国在东南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基于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5期。

　［12］有关跨界中华的理论和实践，参看刘宏《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3］《贸工部拟与籍贯团体合作吸引中国宗亲投资》，《中国报》，2011年9月10日。

　［14］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5］Liu Hong，“Transnational Chinese Social Sphere in Singapore：Dynamics，Transformations，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Vol.41，No.2（July2012），pp.37－60.

　［16］刘宏：《当代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实践与人才环流：英国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7］Caroline Hau，“Becoming‘Chinese’in Southeast A-sia”，in Katzenstein ed.，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pp.175－206.

　［18］Zakir Hussain，“Chinese Indonesians Come Full Cir-cle”，Jakarta Post，June8，2012.

　［19］同［3］。

　［20］Kang，China Rising，p.136.

　［21］Key demographic trends，Singapore Census2010，a-vailable on http：//.sg/pubn/popn/c2010ac r.pdf

　［22］详见刘宏《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形像：当地的视野与政策的考量》，《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

　［23］Seah Chiang Nee，“It's Singaporean vs Others”，The Star，June25，2011.

　［24］《李显龙：中国既是机遇也是竞争对手》，《联合早报》，2012年9月7日。

　［25］参看印尼《国际日报》2012月4月21日；“《时代报》刊文要求？解散和禁止华人社团”；http：//indone-sia.sinchew－/node/31584.印尼文原载Koran Tempo，2012年5月12日。

　［26］http：///blog/view/213082346. htm，2012年4月24日。

　［27］《回鸿渐村谒祖是我到中国最成功的事》，《厦门日报》2011年9月4日。

　［28］《菲华人侨领：美国是中菲争端幕后推手》，ht-tp：///a000101.htm，2012年5月29日。

　［29］黄栋星、谷棣：《菲200万华人扎根主流社会》，《环球时报》，2012年5月30日。

　［30］详见刘宏《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开放时代》，2010年8月号，第79－93页。

　【责任编辑：邓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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