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_古代学人赶考有多苦/唐昭宗的“孙供奉”

　　古代学人赶考有多苦 　　文/许莉莉 　　 　　为体现科举选士的公开与公正,自唐至清,不论是两级考试还是三级考试,每级考试都要做到统一时间、统一内容、集中考试。此项规定,首先给应试者带来了一个难题,那就是要远离家乡,千里迢迢去参加考试。且不说唐宋的省试、明清的会试,要集中全国举子赴京师;就是明清的乡试,士子们云集省城,就够他们奔波的了。难怪古人用“赶考”来描绘这一历程。“赶”字确实道出了应试者的千辛万苦。
　　清人龚炜曾作《赴考》一文,描绘自己以孱弱之躯,赴考路上中暑、晕船,最终只能半途返回,甚至因此“绝意名场”;清初湖南士子须赴武昌考试,途经洞庭湖,甚至“屡遭覆溺”。
　　《名医类案》载“许元公入京师赴省试,过桥坠马,右臂臼脱”,本已昏迷,幸遇一良医为之调治,“五日复常,遂得赴试”。虽然只是意外,却可见长途跋涉之风云难测。
　　又载:“刘君乡试入都,长途冒暑,气已伤矣。复日夜课诵,未几,壮热头疼,咳嗽干哕,不寐,神疲……”不仅旅途疲劳,还须时时温习课业,其辛苦自不待言。
　　当历尽长途辛劳,终于到达考场时,等待士子们的还有更多考验。据载,无论科举制初创的唐代,还是制度完备的明清时期,用于考试的场所都比较简陋。所谓“寒余雪飞,单席在地”,“数百人夹坐,蒸熏腥杂,汗流浃背”……都是用于描绘考场环境的语句。科举考场中考生之席舍叫做号或号房。一位不堪科场之苦的士子所作《别号舍文》,文中描述了临近厕所的“底号”、狭窄不堪的“小号”、临时搭建的简陋“席号”,“凡此三号,魑魅所守,余在举场,十遇八九,黑发为白,韶颜变丑”。在这种号房待三天、考三场,自然极易受湿。难怪俗语云:“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
　　为应付恶劣的考场环境,古人亦有某些保健措施。如在临考时服用玉屏风散,以抵御寒邪。
　　乡试,又叫秋闱,在农历八月举行,此时天气已凉。考生们常服人参、饮枣酒,这些均属自我保健的做法。人参益智强记、大枣养血安神,且参、酒皆助火暖身,可御风寒,对考试都有好处。
　　有趣的是,古人还知道白果(银杏果)缩尿之功颇著,可以防止考场上内急。虽然廷试在宫内举行,卫生条件尚可,但“天子下帘亲自问”,是皇帝亲自主考,如此殊荣、如此隆重场合,自然不允许随便小解,故而举子们常预先做好保险措施,廷试前煮食白果,其用心可谓良苦。
　　
　　唐昭宗的“孙供奉”
　　
　　唐昭宗李晔是大唐王朝的亡国之君,他的臣属孙供奉是哪位呢?告诉你吧,他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子孙,是一只猴子,且身居五品的官位。
　　唐昭宗治国无策,却爱好遛鸟玩兽,尤其喜欢耍猴。其中有只猴子,被训练得机敏通人性,且能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人模猴样地随班起居,取悦于百官。唐昭宗因此非常喜欢这只猴子,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它。大唐王朝此时已是日薄西山,苟延残喘,唐昭宗连名义上的皇帝也当不安稳,被藩镇逼得离开皇宫,东奔西逃。宋人毕仲询的《幕府燕闻录》云:“唐昭宗播迁,随驾伎艺人止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唐朝的官服制度,五品以上官员可服绯(大红色),可见,这只猴子的品级,最保守的也是正五品。这只官运亨通的猴子,让连年落第的晚唐才子罗隐心中酸溜溜的十分不平,他写诗自嘲说,“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后来,朱温弑唐昭宗,自立为帝,建立后梁,先前的唐朝旧臣转而跪拜在新主子的脚下,继续他们的荣华富贵生活。朱温临朝,照旧让人把打扮一新的“孙供奉”牵到殿前来伺候。谁知,这只猴子却不领情,它扯掉帽子,撕烂官服,奋不顾身地扑向朱温。朱温恼羞成怒,下令将“孙供奉”杀死。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记载:“唐有舞马,禄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时又有猿,赐以绯衣,谓之猴部头。朱温既篡,引坐侧,猿忽掷号裂衣,温叱杀之。”
　　唐昭宗的“孙供奉”,虽然是一畜生,但它比人还重感情,有气节。与“孙供奉”相比,晚唐五代时期,那些不忠不义、一味保官、有奶便是娘的官员,比这只猴子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