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特色及现实启示

狄 玲

(沈阳音乐学院 公共基础部，辽宁 沈阳 110000)

殖民主义对人类知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知识传播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权利关系[1]。放眼全球，非洲话语的表述有着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不断探索以多样化的学术视角来解读非洲文化。在欧美的审美标准影响下，英美学者对非洲文学的研究往往并不从文学单一维度入手，而是加入更多社会性元素[2]。澳大利亚学者则能够站在较为超然的立场上对非洲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相对客观的解读。澳大利亚在历史上并没有殖民非洲的经历，因此并没有过多的利益冲突来影响其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澳大利亚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为深入了解非洲英语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以澳大利亚的非洲英语文学为个案，对澳大利亚非洲英语文学视域下的非洲形象构建进行了深入研究。

澳大利亚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是后起之秀，在此之前欧美人士和非洲本土人士就已经建立了二元对立的非洲文学研究阵营，形成了稳固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格局。初来乍到的澳大利亚学者在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上经验缺失，其研究成果也鲜为人知[3]。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澳大利亚很快从原有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阵营中脱颖而出。

澳大利亚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崛起于70年代末。初创时期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成果较少，基本只有格里菲斯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格里菲斯较为关注黑人英语文学，其所发表的《双重放逐》对非洲英语文学和西印度英语文学进行了对比，从神话与现实、冲突与延续等角度对非洲作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4]。格里菲斯在多篇学术成果中描述了非洲文学的发展模式，为非洲文学研究提供了详细的历史概述资料[5]。格里菲斯对非洲文学领域的研究十分深入，发表了《“拯救非洲”》《坦桑尼亚的叙事身份和社会实践》等学术论文。《澳大利西亚非洲研究评论》的创刊为非洲英语文学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988年，澳大利亚迎来政治和文学上的重要转折点，开启了多元文化互融互通的新时代。开放的国内环境为澳大利亚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非洲移民文化得到了广泛关注。学者将后殖民文学理论融入非洲移民文化研究，有效地解读了非洲英语文学。

苏·科修沃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也十分透彻。格里菲斯和苏·科修沃都致力于研究非洲英语文学，但在研究方向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格里菲斯对非洲本土黑人文学作品的研究较为深入，而苏·科修沃则将研究内容集中在非洲南部白人作家和作品上。苏·科修沃所撰写的论文《文学的后殖民解读》，是其对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处女座。1991年之后，科修沃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研究内容的深度也日益增强。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以后殖民理论为指导，涵盖叙事历史观、政治再现、权威焦虑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科修沃在研究库切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对其他南非作家展开了深入研究，例如安特杰·克罗格、座椅·威科姆、布林克等著名作家。特别是其著作《笔与力：库切和布林克的后殖民解读》，对南非作家布林克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澳大利亚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1世纪以来，非洲移民与澳大利亚的文化生活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澳大利亚政府特地举办了多样化的活动来庆祝非洲文学的繁荣发展。库切在200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地促进了非洲英语文学在澳大利亚的传播。库切专注于文学创作，多年笔耕不辍，其文学作品多次获得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重大文学奖项。苏·科修沃撰写的《库切批评全集》对库切的作品进行了透彻的阐释和解读，使澳大利亚读者能够更好地关注库切。除了格里菲斯和苏·科修沃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队伍中来。在研究范式方面，后殖民文学理论研究是澳大利亚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多学者皆以此为主题进行学术研究，为非洲文学研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此外，阿德莱德大学库切创意中心的成立进一步助推了非洲英语文学的发展。该创意中心推崇跨学科合作，提倡把文学、音乐学、高新科技、多媒体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者聚集到一起，在交流的过程中实现创新发展。

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的区域文学研究相同，在研究非洲英语文学的过程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欧美文学批评的影响。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学者依然征用了许多非洲本土批评的文学资源。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作为澳大利亚区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有着区别于其他批判性研究的鲜明特征[6]。从整体而言，澳大利亚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并没有与欧美文学批判和非洲文学批判相趋同，而是在研究对象的认知、批判和立场选择上保持了自身的独有特征。澳大利亚在历史上并没有殖民非洲的经历，因此利益冲突不会影响澳大利亚学者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这使澳大利亚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与其他欧美国家学者的研究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非洲英语文学通俗来说是非洲人使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但其具体的概念解读却是多样化的。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洲英语文学是能够向读者传达非洲地域中本土信息的一种新型语言。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是非洲人对殖民主义的抵抗，可以将其归为政治文献的范畴。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非洲英语文学是英语文学的一种分支和附属。多种概念解读为澳大利亚学者提供了多种研究视角，这也是澳大利亚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特色所在[7]。非洲英语文学研究话语权掌握在欧美学者手中，欧美学者更加注重对其世界文学属性的解读，甚至有些学术论文认为非洲英语文学是缺乏创造力的附属文学作品。多数欧美学者都认为非洲英语文学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因此大多数研究都是将其纳入到西方文学的框架之下加以考量的。欧美早期对非洲英语文学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作品中的人类学细节，欧美学者认为这些人类学细节是一种原始人的社会文化，并认为非洲文学的内容是陈旧、过时的，例如《非洲英语文学》和《七位非洲作家》都对非洲文学进行过内容方面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对非洲英语文学的批判进一步加深，欧美学者使用普适性的理论来对非洲英语文学进行学术操练式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在研究非洲英语文学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的关注，而不是过分挖掘文学作品背后的政治因素。这一时期的欧美学者文学批评的终极目标是追求真、善、美，因此更加注重对作品内涵的深入挖掘。

欧美学者的批判立场引起了非洲本土学者的极端反抗。非洲学者认为非洲英语文学中包含的本土属性是不容忽视的，这是非洲英语文学区别于欧美文学的重要属性。以小说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类型为例，非洲学者认为非洲作家的小说创作是基于非洲人生活经历和非洲的民族命运展开的，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与欧美文学具有明显的差距，不管是语言还是主题都有着很大的差别。非洲作家的创作语言不仅包括英语，同时也夹杂着很多非洲变体，他们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自身见解融入原本的英语语言中。非洲英语小说主题与欧美小说主题之间的差别十分巨大，非洲英语小说的主题能够体现出原住民与殖民者在内的多种冲突，这些社会、文化和历史上的冲突和差异是非洲学者对西方学者研究不满的主要来源[8]。

阿比奥拉提倡学界创造一种全新的现代非洲文学批评方式，即用清晰的表达方式把非洲英语文学与非洲人民的境遇紧密相连。这一倡议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非洲学者对文学功能的理解。社会历史维度的非洲本土批判较为广泛，例如《非洲文学与未来》这部专著就充分凸显出了非洲文学在当地居民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澳大利亚学者并没有过分关注民族性，而是从后殖民文学的视角出发来进行深入研究，将非洲英语文学与其他英国殖民过的国家文学置于平等地位。澳大利亚学者对民族属性的关注并不明显，主要是从后殖民文学的角度来深入挖掘这种文学的共性，即强调非洲英语文学在脱离殖民经历之后宣称自我的方式，与帝国中心思想并不相同。澳大利亚学者认为非洲英语文学与其他后殖民国家的文学作品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种学术观点的影响下，澳大利亚人不会把非洲英语文学与英国文学混为一谈，而是以后殖民文学视角赋予非洲英语文学以新的意义。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非洲英语文学能够与英美文学相抗衡。在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中，学者能够站在超然客观的立场对非洲英语文学进行客观的研究。借助西方文本推出的文学理论工具并不适用于非洲英语文学，有学者提倡使用非洲美学来研究非洲英语文学，这样更符合非洲本土语境，然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比之下，澳大利亚人所创建的后殖民文学理论则十分有效，这一理论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澳大利亚在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方面的逐步成熟。

澳大利亚学者的后殖民文学理论是根植于本土的批评方法，早在1989年格里菲斯就在《逆写帝国》一书中提到了后殖民理论，而后又有学者从不同维度对后殖民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澳大利亚学者的后殖民文学理论不断完善，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即后殖民文学的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而学者大多依靠非洲英语文学资源来构建理论。后殖民文学理论的构建与澳大利亚非洲英语文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理论能够为实践提供研究框架，而文学研究则又能够进一步充实理论内涵，例如科修沃的作品大多都是基于后殖民文学理论阐释的。后殖民文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非洲英语文学的有效阐释工具，不仅包括格里菲斯的学术贡献，还包括科修沃等其他学者的贡献，他们所发表的著作都为非洲英语文学的理论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澳大利亚对非洲形象的建构研究，是其本土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澳大利亚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没有做到面面俱到，但其根植于后殖民文学理论的非洲英语文学批评视角极大地扩大了其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深入研究非洲形象构建的全新学术视角。澳大利亚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并没有与欧美文学批判和非洲文学批判表现出较大的趋同性，而是在研究对象的认知、批判和立场选择上保持了自身的独有特征。澳大利亚在历史上并没有殖民于非洲的经历，因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较多的利益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凸显澳大利亚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创造了条件[9]。除澳大利亚以外，我国也是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组织中的重要成员。虽然我国在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上有一些高质量的成果产出，但在非洲英语文学的深入研究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毕竟从个案入手的研究往往难以实现对整体研究的清晰把握。尽管澳大利亚对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起步时间较晚，但却凭借客观鲜明的研究立场和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在众多研究中脱颖而出，其十分注重内涵建设，从而使澳大利亚非洲英语文学研究逐步崛起。澳大利亚非洲英语文学的崛起对我们国家研究非洲英语文学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英语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此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也难免会带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欧美国家从西方角度出发来研究非洲英语文学，是为了深入把握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欧非关系，非洲本土学者的非洲文学批评则是为了让非洲国家能够实现完全独立。而澳大利亚学者则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这是澳大利亚学者建构后殖民文学理论的重要特点。澳大利亚学者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更加强调文学本身的主体价值，其文学批判的背后体现出的是澳大利亚对民族意识的重视。中国的非洲英语文学也应当摆脱欧美国家话语权的影响，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框架出发，对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提出符合时代发展特点的新要求。

澳大利亚学者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具有协同创新的特点，这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阿德莱德大学推出的库切创意中心，强调不同专业间的跨学科合作[10]；
另外还有校际合作，例如新南威尔士大学和塔斯马尼亚大学对后殖民文学理论进行了合作研究；
最后还有国际知名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例如库切创意中心与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专家合作展开了科研项目方面的协同创新研究，这种协同创新机制对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发展十分有益。由于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纯粹的文学研究难以对其实现全方位的认知。由此看来，未来中国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也应当积极学习澳大利亚的研究经验，在摆脱学科壁垒的基础上组建一支多元化构成的研究团队，拓宽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视角。

尽管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球性特征，但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依然在学术思想、观点和话语建设方面具有引导作用。在这样的学术格局下，中国学者也应建立自身独有的方法论和研究立场，避免成为西方国家话语权的扬声器，要根据自身的特色来跟世界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形成良性互动。澳大利亚学者并没有畏惧于欧美国家的话语霸权，而是从自身的独特立场出发潜心研究，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处理范例。每个国家的研究重点都有所不同，而非洲英语文学与亚洲文学之间的联系目前还属于学术空白的状态，这就为中国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中国可以尝试将非洲英语文学与中国文学联系到一起，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拓宽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范围[11]。

非洲英语文学研究虽然以文学研究为主体，却又不局限于文学研究，其研究领域是完全开放的，为中国研究非洲英语文学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除此以外，中国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积极研究还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而放眼于世界，用带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丰富国际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体系，使西方和非西方的读者都能够对中国特色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产生兴趣。除此以外，中国还需要积极借鉴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研究优势，将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与我们国家的社会现实相对接，在中国文化与非洲文化的交流中促进中非关系的发展，在文学研究中践行“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由此看来，我国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背负着众多的期许，更是任重道远，更要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