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孵化机构资源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

来源:人力资源 发布时间:2023-04-24 点击:

胡 玲,郭凯琦,金钟文

(1.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2.在华韩国创新中心,北京 100083)

早在2012 年,党的十八大就将创新驱动提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4 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传遍中国大江南北,各地民众创业热情得到空前高涨。然而,初创企业的“新生”和“弱小”导致其资源有限,易错失发展机会,存活率处于低水平。在这种背景下,帮助初创企业快速成长、为初创企业提供服务和资源的孵化机构得到迅猛发展。根据《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2020》,截至2019 年年底,中国已有13 206 家创业孵化机构,服务着共计65.8 万个在孵企业和团队[1]。创业孵化机构作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一环,其对在孵企业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根据资源基础理论,资源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石[2]。通过加入孵化机构,初创企业可以获取孵化机构的内外部资源,以解决自身资源匮乏的问题。换言之,孵化机构的资源类似于在孵企业自身的资源,能够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促使企业生存和发展。因此,要探究孵化机构对在孵企业的影响,资源视角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本研究将基于中国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业孵化机构的数据,采用改进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探究孵化机构资源与在孵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提出相关切实可行的建议,以期推动中国创业孵化领域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的孵化机构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初创企业的迫切需求下蓬勃发展,创业孵化也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领域。围绕着“如何评价孵化机构的运营绩效?”“孵化机构如何影响在孵企业?”,以及“如何衡量孵化机构对在孵企业的创业孵化绩效?”等问题,学者们采用多种方法和理论开展研究。如,梁敏[3]、左莉等[4]、程洪漪等[5]、刘肖肖等[6]和许亚楠等[7]分别运用层次分析法、网络分析法、熵值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构建孵化机构的运营绩效评价体系;
毕可佳等[8]通过问卷调研了194 家初创在孵企业,发现构成孵化器编配能力的知识迁移能力、创新保护能力和网络稳定能力均对孵化网络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姜骞等[9]发现孵化器网络编配能力显著正向影响价值平台的构建和发展,价值平台又进一步对创新孵化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梁祺等[10]以54 家省级以上孵化器、376 家在孵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突出孵化器“大家长”角色的规范型知识服务与创新孵化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而彰显孵化器“媒介人”角色的背书型知识服务显著正向促进创新孵化绩效;
王冬冬等[11]以ZSSK 孵化器为案例,探究制度创业如何影响孵化器的孵化绩效;
邹济等[12]选择智能制造孵化器洪泰智造作为案例,研究孵化器如何治理在孵企业间的知识共享以及治理的成效。

当前相关研究主要基于的理论有社会网络理论,如梁祺等[13]、胡海青等[14]的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如李振华等[15]、梁祺等[16]的研究;
社会认知理论,如唐明凤等[17]的研究。此外,资源相关的理论也有部分研究提及,如姚晗等[18]从资源视角探讨孵化器类型差异对孵化绩效影响的机理,认为分别由政府、高校、民营主导的孵化器之间存在绩效差异,且这些差异来源于孵化器彼此不同的资源结构。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是资源和能力的集合,资源是企业一切活动的基础,企业的生存和成长都离不开资源的支持。然而,处于生命周期初创阶段的企业刚进入市场,企业规模小,且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19]。因此,孵化机构便是主要通过提供初创在孵企业各类资源,促使其实现创新成果转化和快速成长。

综合现有相关文献,创业孵化领域仍存在待研究的空间:首先,多数研究聚焦于单个孵化机构或局限于局部地区范围,基于全国视角的研究较少;
其次,孵化机构与在孵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多是采用问卷调查或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官方二手数据开展的研究鲜见;
最后,现有研究对孵化机构不同类型资源与在孵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关注相对较少,不同类型资源对在孵企业绩效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尚不清晰。

资源基础理论是资源领域的重要理论,也是企业实现价值创造、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理论基础。在Barney[20]的《企业资源和持续竞争优势》中,企业资源被定义为企业控制的、能使企业构思和实施战略以提高其效率和效益的所有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属性、信息和知识等;
这些资源进一步被划分为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3 类。然而,资源基础理论并没有解决不同类型资源如何作用于企业长期竞争优势以及各类资源的作用效果是否不同的问题[21]。物质资本资源是实体资源,在孵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都离不开物质资本资源的支持。孵化机构为在孵企业提供所需的实体资源,能够直接有效地帮助在孵企业减少在高成本且易被竞争对手复制的资源上投入。异质性的人力资本是能力的关键基础机制[22]。一定程度上,孵化机构的人力资本资源决定了孵化机构的孵化能力,而组织资本资源则关系到孵化能力的发挥效率和实际效果。

基于此,本研究将从资源基础理论视角出发,依据2016 至2019 年中国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业孵化机构的数据,运用改进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探究孵化机构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创业孵化

“创业孵化”的概念源于禽蛋的孵化,指让新创企业如“蛋”般,“孵”出并长大,即提高创业企业的成活率,帮助其快速成长[23]。孵化器是对创业企业进行孵化,实现孵育增值的专门服务组织。根据中国科学技术部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认定,孵化器是指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的科技创业服务机构,主要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为其提供办公、研发场地及设施,提供公用的社会网络、专业的管理咨询服务等,使其在成立初期避免面临管理经验和有效资源匮乏、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帮助其在市场上独立运营和发展,实现快速成长。全球第一家孵化器出现在1959 年的美国,随着全球经济和科技产业的发展,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孵化器的概念被陆续引入全球其他国家。1987 年6 月,中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创业者中心成立。之后30 多年来,中国本土孵化器不断涌现,为国家创新政策的落实、科技产业的发展、创新成果的转化、新创企业的成长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4]。

众创空间是一类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它是由创客空间发展而来,从私家车库空间、兴趣俱乐部空间、创新实验室空间逐步发展为众创空间[25]。可以说,众创空间是国外创客空间的中国式叫法,是中国科技部在考察北京、深圳等地的创新创业服务机构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提炼出的一个中国专有名词[26]。其中“众创”源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创新全民化的直观体现。在中国,众创空间与创客空间略有不同。国内创客空间的功能更多的是创新创意分享与物化,而众创空间更像是通过创新创意分享的方式来最终实现创业团队或企业的孵化,即在创客空间的基础上加上创业孵化的功能。

从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上看,众创空间是新型的创客空间,但究其本质,也是高效率的孵化器[27]。相较于孵化器,众创空间的门槛更低,因此中国有些省份将众创空间作为企业前期孵化的平台,如广东省正在积极打造“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企业孵化育成链条,以进一步推动当地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本研究中所提及的孵化机构包括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即以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孵化创业团队或中小企业成长为主旨的创业服务平台。

2.1.2 孵化机构资源

企业资源是指企业控制的,能使企业构思和实施战略以提高其效率和效益的所有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企业属性、信息和知识等。当资源出现匮乏时,企业将难以有效实施战略、创造价值。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资源匮乏几乎是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挑战,因此加入资源丰富的孵化机构成为许多初创企业的选择。本研究借鉴Barney[20]的观点,将孵化机构资源划分为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3 类。

(1)物质资本资源。物质资本资源是组织内拥有的实体资源,包括生产材料、已实现物化并投入使用的生产流程和技术、厂房、设备和地理位置。实体性质导致了物质资本资源容易被模仿复制,并且成本高,投入的资金不易回收和流动。孵化机构向在孵企业提供物质资本资源,能够直接有效地降低在孵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在孵企业自身有限的资源也可以捆绑到其他有价值的、稀缺的、不易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上,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当客户为其产品或服务付费的意愿与生产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之间存在正差异时,企业就会产生经济价值[28]。根据Barney等[29]对竞争优势的新定义,如果一个企业相较于其他企业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这个企业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孵化机构的物质资本资源通过降低在孵企业对成本高且易复制资源的投资,帮助在孵企业实现竞争优势。

(2)人力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属于组织的无形资源,指组织内部管理者和员工的培训、经验、智力、判断力、人际关系以及洞察力。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资源在组织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研究认为,企业真正缺乏的资源是人力资本资源而非物质资本资源[30]。入驻孵化机构的初创企业可以利用孵化机构的人力资本资源增加自身的资源,包括一般性的人力资本和具有复杂社会性的人力资本。一般性的人力资本资源可以通过孵化机构提供的人力资源服务获得,如注册审批代理等服务,以支持企业低成本、专业化地完成事务性工作。具有社会复杂性的人力资源,如企业管理者的人际关系[31],需要利用孵化机构的中介角色来获取,此类人力资本资源因其具有社会复杂性往往难以被复制,所以在孵企业的管理者一旦获取,将有潜力实现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

(3)组织资本资源。组织资本资源包括正式的组织架构、正式和非正式的计划和控制、协调系统、组织内部及组织与外部的非正式关系。换句话说,组织资本资源是根植于组织关系,反映于组织框架、业务流程和管理规范等,使组织成员能够结合物质资本资源充分发挥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资源的组织环境和系统机制[30]。组织资本资源作用于组织的核心能力和经营生产效率[32]。孵化机构在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管理规范等组织资本资源方面的差异会体现在创业孵化的效率上,进而对在孵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

Kraaijenbrink 等[21]认为如果可以明确认识到不同资源之间的差异,资源基础理论会得到显著改进。Barney 等[29]在回复Priem 等[33]提出的“资源基础理论是同义反复”这类批判时表示,任何理论当忽略具体属性做概括性的定义描述时,描述都可能被理解为同义反复,要突破这个问题,理论必须要增加一些约束。将孵化机构资源分为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探讨这3 种类型资源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可以有效缓解理论原有的局限性。

2.1.3 在孵企业绩效

近年来,孵化机构孵化效果的衡量一直是中国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然而始终未出现一致的评价标准。在国家大力倡导创新的背景下,多数学者聚焦于研究创新孵化绩效,如董静等[34]研究孵化器外层网络资源获取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用对数处理后的孵化机构内在孵企业获批的知识产权数量衡量创新孵化绩效;
梁祺等[16]使用问卷调查法探究孵化器社会资本对创新孵化绩效的影响机制;
胡海青等[14]指出创新孵化绩效是孵化器孵育增值目标实现情况的度量;
李振华等[35]从创新效果和创新效率两方面衡量创新绩效。也有部分研究整合多维度指标综合评价孵化效果,如王冬冬等[11]兼顾孵化器的内部和外部,并关注过程和长期价值,将孵化效果分为孵化器本身的成长与发展、入园新创企业的数量与成长、投资者的数量与成长3 类;
杜赛花等[36]选取孵化效率、社会效益和融资效益3个因素代表孵化器的产出;
吴文清等[37]依据《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中的指标,综合采用创业绩效、创新绩效和筹资绩效3个维度衡量孵化器绩效;
曾志坚等[38]认为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创业企业的成功孵化体现在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见表1)。

表1 孵化机构孵化效果主要有关研究情况

目前,孵化机构孵化效果的评价标准参差不齐,既有研究以在孵企业的绩效作为依据,也有研究以孵化机构的绩效作为标准,而本文主要研究孵化机构资源对在孵企业的影响,所以从在孵企业绩效角度衡量创业孵化效果。同时,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在孵企业绩效不应该仅仅关注创新绩效,还应关注企业的成长、筹融资以及满足当地政府利益诉求等多方面情况,因此,为避免单一考虑创新效益的不足,本研究用创新效益、孵化效益、融资效益和以就业为主要指标的社会效益4 个维度综合评估在孵企业绩效。

2.2 物质资本资源与在孵企业绩效

在创业孵化过程中,孵化机构会向在孵企业提供场地、设备等物质资本资源,其中场地是最主要的资源,场地的出租也一直是孵化机构的核心孵化服务之一,所以,依据何慧芳等[39]、杨文燮等[40]前人的研究做法,用孵化机构的场地资源代表物质资本资源,即用场地面积的大小衡量物质资本资源的多少。研究孵化机构场地面积与在孵企业绩效的关系便是研究孵化机构物质资本资源与在孵企业绩效的关系。

Bruneel 等[41]指出,孵化机构提供共享资源可以降低在孵企业的成本,并使其能够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开发或寻找对业务至关重要的资源上。场地是在孵企业生产经营必不可少的资源,孵化机构将场地低价租赁给在孵企业,在孵企业可以减少对场地的资源投入,将更多的物质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本资源投入到其他有价值的、稀缺的、不易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上,实现创新成果的输出和转化,创造企业价值。此外,孵化机构场地面积越大,意味着可以出租的面积越大,即可以容纳的在孵团队或企业越多,也意味着孵化机构内团队或企业之间可以共享的信息、资源越多,这将有助于在孵企业挖掘机会、开发机会,进而实现企业的成长及绩效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孵化机构场地面积对在孵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 人力资本资源与在孵企业绩效

人力资本资源本质上是依托于人的各种无形资源,如经验、人际关系等,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32],所以在创业孵化现有研究中,如刘肖肖等[6]、杜赛花等[36]学者往往采用孵化机构管理服务人员数与创业导师数两个指标衡量孵化机构人力资本资源的多少。

首先,孵化机构管理服务人员数对在孵企业绩效存在一定影响。初创企业的“新生弱性”“小而弱性”导致其在发展初期往往会面临管理经验不足和资金、技术、商业等资源匮乏的问题,并有政策咨询、管理咨询、注册和审批代理等服务的需求。孵化机构管理服务人员是孵化机构与在孵企业之间的对接人,与企业沟通获悉其需求,为其提供孵化机构相应资源和专业服务,如提供人力资源服务。通过机构管理服务人员,在孵企业可以将事务性的工作交给孵化机构专业的处理人员,实现低成本经营。同时,孵化机构内部的管理服务人员越多,一方面表示孵化机构可服务的团队或企业越多,孵化机构可整合的资源也相应地越多;
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不同特征的在孵企业对孵化服务的需求不同[23],管理服务人员越多意味着越容易对在孵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定制化服务,降低在孵团队或企业的沟通成本,同时孵化机构管理服务人员作为资源的“桥梁”,“对症下药”式的服务有助于在孵企业获取匹配性资源,突破自身资源的限制,获得竞争优势。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孵化机构管理服务人员数对在孵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孵化机构的创业导师往往由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成功企业家、管理咨询专家、投融资专家、技术专家等相关专业人士担当,为在孵企业提供运营发展、管理经验、融资方法、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指导。刘凤等[42]、St-Jean[43]等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创业导师是在孵企业连接外部市场、融入商业社会的关键节点,是孵化机构外部资源获取能力的重要体现。孵化机构的创业导师越多,表明孵化机构外部资源获取能力越强,在孵企业能够通过创业导师和孵化机构获取的外部商业资源、创业知识也就越多,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另外,也有研究表明,经验丰富的创业导师对在孵企业进行“一对一”辅导能提高创业者学习创业知识的速度,进而降低失败率、提升企业的绩效[44]。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孵化机构创业导师数对在孵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4 组织资本资源与在孵企业绩效

根据《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认定和管理办法》中所列的申请认定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应当具备的条件,国家级孵化机构相较于地方孵化机构,在管理能力、管理规范及组织结构等方面都有较大优势。有研究表明,国家级孵化机构的运营效率明显高于非国家级孵化机构[39],所以本研究选择使用国家级孵化机构数来衡量组织资本资源。

初创企业入驻国家级孵化机构,意味着能够享有更高效率的创业孵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企业减少人力资本资源和物质资本资源的消耗。企业既有资源会影响其后续资源的获取[45],既有资源越多,在获取新资源上越有优势。同理,国家级孵化机构除具备更高的运营效率外,也往往会获得更多来自外界的支持和资源的倾斜,这也意味着在孵企业有机会获取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如郭韬等[46]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孵化机构是否具有国家背景是风险资本投资时考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家级孵化机构的在孵企业更容易获得风险投资。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4:国家级或在国家备案的孵化机构数对在孵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除国家级或在国家备案的孵化机构数外,本研究认为孵化机构创新创业活动场数也是组织资本资源的体现。创新创业活动的举办需要有良好的组织架构和高效的协调系统做支撑,并且孵化机构内部以及孵化机构与外部创业导师、高校、科研院所、专业咨询机构之间需存在友好的互动关系。创新创业活动为创业团队、在孵企业、创业导师、各领域专家提供分享知识创意、聚集商业资源、传递创业经验的交流平台。唐明凤等[17]指出,创新创业活动可以帮助创业者减少认知偏差,进而使企业更有效地学习。创新创业活动场数越多,往往越有利于在孵企业获取内外部资源和识别机会进行机会开发,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孵化机构举办的创新创业活动场数对在孵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构建中国创业孵化机构资源与在孵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中国创业孵化机构资源-在孵企业绩效理论模型

3.1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中国31 个省区市(未含港澳台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业孵化机构的创业孵化数据来自2017至2020 年出版的《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从2017 年开始每年发布一次,其中2017 至2019 年的报告由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和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编写,2020 年的报告由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编写。报告全面地揭示了中国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发展状况以及各地区的创业孵化发展情况,2018 年出版的《报告》被纳入中国《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系列报告》,因此报告数据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客观性。

关于在孵企业绩效指标的选取,遵循科学性原则的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报告》中对于地区孵化机构的统计共包含了总体情况、投融资情况、知识产权情况、吸纳就业情况、收入和运营成本情况、服务人员情况、创业辅导情况等7 个部分共17 个指标,排除孵化机构场地面积、孵化机构管理服务人员数、孵化机构创业导师数、国家级或在国家备案的孵化机构数和孵化机构举办的创新创业活动场数等5 个已作为孵化机构资源的指标,排除孵化机构收入、孵化机构运营成本、应届毕业大学生创业就业数等3 个与研究无关的指标,排除孵化机构数量、在孵企业数量2 个与孵化机构资源指标显著相关的指标,排除创业教育培训场数这个统计数据不完整的指标,最终剩余6 个有效的在孵企业绩效指标(见表2)。对孵化机构资源指标和在孵企业绩效指标做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表2 孵化机构在孵企业绩效评价指标

表3 孵化机构资源和在孵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3.2 改进熵值法

“熵”的概念最初源于物理热力学,表示系统状态的不确定性,后来Shannon 将熵运用于信息论中。信息熵是信息无序程度的度量,信息熵小表明指标值的离散程度大、提供的信息量多,指标在评价体系中应获得的权重大。熵值法基于信息熵原理,排除人为因素干扰,是一种定量分析的客观加权方法[47]。本研究为获得更准确有效的结果,加入时间变量,并在熵值法的基础上结合无量纲化方法,缩小量纲差异和简化计算。最常用的无量纲化方法有标准化法、极值法和线性比例法,其中极值熵值法为最优的改进熵值法[48]。改进后熵值法计算步骤如下:

(1)构建指标矩阵。形式如下:

式(2)中:mj为第j个指标对应指标值的最小值,Mj为第j个指标对应指标值的最大值。

(3)矩阵向右平移0.000 1 个单位,消除零的影响。即:

(4)计算第i个评价对象在第j个指标上的比重。公式如下:

(5)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公式如下:

(6)计算第j个指标的差异性系数。公式如下:

(7)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见表4)。公式如下:

(8)计算第i个评价对象的在孵企业绩效综合得分(见图2)。公式如下:

由表4 可以看出,在孵企业当年获得投资额的权重最大,其次为有效发明专利数、有效知识产权数、当年上市(挂牌)企业数、当年获得投融资企业数以及在孵企业吸纳就业数。6 个在孵企业绩效指标的平均权重为16.67%,但当年获得投资额的权重为27.93%,远超于平均值,说明当年获得投资额对在孵企业绩效有着较大影响。同时,在孵企业吸纳就业数的权重仅为10.47%,意味着社会效益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较小。

表4 孵化机构在孵企业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基于有效知识产权数、有效发明专利数等6 个指标的数据,求得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在孵企业绩效综合得分。其中3 年平均得分位列前5 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0.041 5)、广东(0.033 1)、江苏(0.031 4)、浙江(0.017 3)和上海(0.017 0)。如图2 所示,各省区市的创业孵化行业发展不平衡,在孵企业绩效的差异较大,其中在孵企业绩效高的地区仅占少数(如北京、广东等地),大部分地区的在孵企业绩效还有待提高。结合各省区市的地理位置可知,在孵企业绩效较高的地区均位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这些地区的创业孵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条件,而中国不均衡的发展格局导致西部地区的创业孵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此外,从时间上看,多数地区的创业孵化水平呈现上升趋势,表明创业孵化行业仍在不断发展进步。

图2 2016—2019 年样本区域在孵企业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3.3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变化趋势的相似程度来衡量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关联系数越高表示因素之间变化趋势相似性越高,也表示影响因素对结果因素的影响越大。本文要分析孵化机构不同类型资源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大小,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以客观评估各类型资源对在孵企业绩效的贡献度。

由于各资源指标及熵值法计算出的在孵企业绩效综合得分的量纲不同,采取极值法对资源指标原始数据和在孵企业绩效综合得分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新数据,在新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灰色关联度计算和分析。

以100%为影响因素的总单位,对关联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得各影响因素对应权重(见表6):

表5 孵化机构资源与在孵企业绩效综合得分的关联系数

由表6 数据可知,5 种孵化机构资源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权重大体相当,从大到小对孵化机构资源排序:孵化机构场地面积>孵化机构举办的创新创业活动场数>国家级或在国家备案的孵化机构数量>孵化机构管理服务人员数量>孵化机构创业导师数量。从Barney[20]提出的3 种资源类型角度出发,则为:物质资本资源>组织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

表6 孵化机构资源对在孵企业绩效综合得分的影响权重

孵化机构物质资本资源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最为突出。孵化机构场地面积保障了孵化机构出租场地的基础服务,也为孵化机构创新创业活动、培训活动提供了场所;
场地面积的扩大通常代表着孵化机构规模的扩大、在孵团队或企业办公和研发等场所的扩大、机构基础服务的完善等,对在孵企业绩效的提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孵化机构组织资本资源排在第2 位,其中孵化机构举办的创新创业活动场数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紧随孵化机构面积之后。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在孵企业与在孵企业、在孵企业与创业导师之间近距离对话的机会,推动在孵企业获取更多创业经验、专业技术等内外部资源,突破资源限制、提升企业绩效;
同时,国家级孵化机构在运营管理、服务设施、政府优惠等多方面享有优势,入驻其中的初创企业也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孵化机构的优势来实现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

此外,孵化机构的人力资本资源也显著影响在孵企业绩效。孵化机构管理服务人员越多,越有利于针对不同的孵化团队或企业提供分类指导、精准服务,从而提升在孵企业绩效;
同时,孵化机构的创业导师越多,在孵企业绩效越好。作为在孵企业连接外部商业社会的关键节点,孵化机构合作的创业导师对在孵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缓解自身劣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资源基础理论视角出发构建孵化机构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与在孵企业绩效的关系理论模型,依据2016 至2019 年中国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业孵化数据,采用改进熵值法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就孵化机构的不同类型资源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

(1)根据改进熵值法计算出的在孵企业绩效,中国31 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间在孵企业绩效存在较大差异,在拥有良好经济基础的东部地区,在孵企业绩效普遍较高,相反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在孵企业绩效普遍较低。从时间上看,多数地区孵化水平在不断提高。

(2)从3 类孵化机构资源与在孵企业绩效的关系上看,孵化机构的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均对在孵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物质资本资源即孵化机构场地面积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组织资本资源,最后为人力资本资源。

4.2 研究启示

孵化机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创新创业的重要工具[49]。上述研究结论对中国创业孵化机构的发展和建设有以下四方面的启示:

(1)应当注重孵化机构场地的面积扩张和有效利用。场地作为孵化机构创业孵化投入的主要物质资本资源,在所有资源中对在孵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大,场地面积越大则在孵企业绩效越高。然而吴文清等[37]的研究表明,孵化器的孵化绩效与孵化器面积规模之间呈倒“U”型关系。笔者认为结果的差异来源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本研究是以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范围的孵化机构为研究对象,而吴文清等仅研究国家级孵化器。本研究认为,国家级孵化器的孵化水平较高,提供的主要服务已不局限于场地出租,而就当前全国的孵化机构发展情况来看,孵化机构的服务仍是以场地出租为主,所以建议重视孵化机构场地面积与孵化绩效之间的关系,合理扩大孵化机构场地面积。

(2)应当重视人力资本资源的投入,即重视孵化机构管理服务人员及创业导师的配备和培养,提高孵化机构的创业服务能力和专业能力。有条件的孵化机构可以考虑建立“创业联络员提供基础服务+创业辅导员提供增值服务+创业导师提供专业服务”的工作机制,为在孵企业提供“一对一”的有效指导,帮助创业者和初创企业解决运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50]。

(3)要积极打造国家级孵化机构。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国家级或在国家备案的孵化机构数显著正向影响在孵企业绩效。建议地区孵化机构依据国家级孵化机构的申请条件,如发展方向明确、机构设置合理、服务设施齐备、管理规范等,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实现从孵化机构登记到省级孵化机构再到国家级孵化机构的跨步。地方政府也可以出台系列政策制度鼓励孵化机构积极发展、大力申报国家级孵化机构,如广东省陆续发布法规条文鼓励孵化机构申报国家级,并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之际推进孵化机构的国际交流合作,强化创业孵化实力。

(4)孵化机构可与创业导师、高校、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专业咨询机构等合作,定期举办多层次、多类别的创新创业活动,传递技术、商业等资源的同时营造创新氛围,激励在孵团队或企业信息共享、创新实践,促使其发现市场机会、增长创业知识与经验,如国家级孵化器北大医疗产业园科技有限公司会定期举办医疗医药“创新·产业化”博士沙龙,每期都会邀请高校的知名学者、行业内的专家或龙头企业的负责人分享技术和研发工具,也会邀请投资领域的专家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4.3 研究局限

本研究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弥补了原有理论未提及不同类型资源作用效果的不足,以及通过明确资源类型缓解了理论同义反复的问题;
研究数据为中国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 年的孵化机构数据,填补了现有相关研究空白;
研究方法上采用加入时间变量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的改进熵值法以及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使研究结论更为客观且更具说服力。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和未来可以改进之处:首先,创业孵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本研究的“孵化机构资源-在孵企业绩效”理论模型将这一过程刻画得相对简单,没有深入探讨不同类型孵化机构资源对在孵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未来研究可以在“资源-绩效”中加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以丰富研究模型;
其次,受到现有数据的局限,本研究将在孵化服务、孵化对象方面略有差异的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合并为孵化机构进行整体研究,未来可以将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分开,对它们的创业孵化过程分别作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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