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基于东道国国家风险视角

来源:国家公务员 发布时间:2023-01-18 点击:

汪 炜,乔桂明,胡骋来

(1.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2.苏州大学 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高度融合,国家间贸易投资活动频繁,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资本流动,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与格局也悄然发生了改变,“逆全球化”抬头、地缘冲突加剧,东道国的国家风险正成为投资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球经济和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一方面,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乏力,有效需求不足,产业结构亟待升级。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联,中国已跃升为全球货物贸易和对外投资第一大国。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部署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用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十四五”规划明确了“双循环”战略下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定位于国际高端产业价值链的直接投资和投资风险防范并举,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规模发展向质量发展转变,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成效。

本文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国家风险研究相结合,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使提出的政策和建议更有利于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拉动效应研究

学术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研究较为丰富。国际上,Borensztein[1]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仅有短期的促进作用。Blomstrom和Kokko[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增长也存在促进作用,投资会从产业结构、国内投资、收支平衡等方面推动母国经济增长。国内,肖黎明[3]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长期和稳定的促进作用,但促进效应较小。冯彩和蔡则祥[4]则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作研究,认为总体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是国内东、中和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并且长期效应更强于短期效应。孔群喜等[5]基于投资动机的异质性,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认为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促进国内技术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符磊和周礼清[6]进一步认为,“双循环”背景下,技术创新有利于“双循环”体系的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不断促进科技进步。综上,随着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拉动效应不断显现,但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相关文献不多。

(二)东道国国家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格局,创造了广袤的发展空间,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王永中和赵奇锋[7]发现,中国部分企业往往选择一些政局并不稳定、经济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国家进行投资。黎绍凯等[8]认为,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风险偏好。姜丽群等[9]通过研究发现,总体上良好的双边关系(政治)国家可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进一步,东道国国家风险会加剧对外直接投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全球著名风险评级机构如穆迪、标准普尔等认为,投资可能面临的损失和风险是国家风险的重要内涵。在企业实践层面,当前金融市场不完善,风险预警机制不健全,东道国币值不稳定、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外汇储备水平较低等情况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常态,甚至部分国家还存在汇兑限制等贸易保护措施[10],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收益往往不能确定。曹荣湘[11]认为,在国际资本流动的过程中,当债务国受国家层面的某种事件影响时,履行还款的意愿会明显减弱,进而加剧了债权人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鉴于东道国国家风险的危害和风险事件的频发,为更好推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学术界逐渐关注东道国国家风险的治理和防范。众多文献主要从国家宏观和企业微观两个视角研究风险治理,国家宏观层面:门洪华和刘笑阳[12]通过相关研究认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外交可推动东道国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和经贸合作关系,可有效减少投资合作摩擦,降低投资风险,提升投资收益的确定性。在双边经济关系方面,宗芳宇[13]通过实证证明,BIT协议的签订有利于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快速落地和实施。在社会文化方面,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中,东道国与中国在制度与文化等方面的融合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保障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14]。企业微观层面:企业积极采取相关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可降低投资风险,通过开展详尽的尽职调研、科学制定投资策略及购买海外投资保险[15]等方式,提高投资项目收益的确定性。

综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母国经济拉动效应,但东道国国家风险的治理和防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效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东道国国家风险纳入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拉动效应的分析框架中,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当前,国际投资活动低迷,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提高,金融市场出现动荡,近四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下降态势。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效显著,“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促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规模和质量融合发展的方向迈进。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537.1亿美元,流量规模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225.4亿美元,8年累计直接投资规模达到1 398.5亿美元,投向遍及“亚欧非”等国家或地区。当前中国以开放、融合、互学、共赢为原则,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商、共建、共享,深入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现状

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全球化合作受阻,“一带一路”倡议要向更深层次发展还面临诸多的制约因素,如东道国经济政治环境复杂、融资渠道不通畅、行业准入限制、法律差异和外部因素等[16-17],这些均会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降低、“一带一路”建设成效的不确定。具体风险如下:

一是东道国社会局势不稳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给“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带来巨大障碍。执政党派不稳定、政治结构频繁变动等原因极易导致社会局势动荡,从而滋生恐怖主义[18],给中国企业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活动增加困难和障碍,使从事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的中国企业遭受财产安全的威胁和经济损失[19]。

二是法律制度存在差异。大陆、欧美以及伊斯兰等法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主要的三大法律体系,在审批流程、纠纷处理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企业常常因信息不对称、信息获取不全面、理解有偏差等原因造成严重的投资损失[20]。

三是外部因素导致竞争博弈加剧。现今世界形势错综复杂,由于中美博弈的加剧,美国处心积虑地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阻挠,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也采取消极反对的态度。部分西方国家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并否定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五通”和互利共赢方面的积极努力和贡献,过度解读中国的倡议目标,甚至强加一些政治目的和军事色彩[21]。

四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案例数量不断攀升。由于“一带一路”国家多为政局不稳、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的发展中国家,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诸多风险。根据中国全球投资追踪系统(CGIT)的相关数据,2005年1月至2019年12月,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发生的风险案例共293起,涉及全球93个国家或地区,总金额高达3 918.17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生风险案例103起(占比35.12%),总金额1 340.31亿美元(占比34.21%),涉及36个国家或地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投资风险的危害也在显著加大。

从企业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严重,企业初期的产品技术红利已经逐渐消耗殆尽。而早期“粗放式”的企业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快速发展的要求,需要向“精细化”发展模式转变。因此,部分企业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在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份额的同时,引入创新技术促进产品升级,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实现降本增效[22]。一方面,积极寻求新市场,寻求全球合作伙伴,构建全球销售渠道,获取新商机。同时,在全球寻求人工和原材料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建厂投资,降低产品成本,获取更高利润。另一方面,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技术合作和项目合作,学习先进的技术工艺和管理经验,实现产品升级、提升收入。

从产业角度来看,一方面,将一些能耗大、收益低的产业对外转移,可释放国内的生产要素资源,转而投入到高端制造、人工智能、互联网、IT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提高国民收入。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拥有低廉的劳动力和生产原料,符合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条件[23]。另一方面,受限于国内某些自然资源短缺限制的行业,通过对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的国家进行绿地投资,可较大程度上缓解国内生产原料供给的匮乏,从而提高产能、扩大收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此外,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学习新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工艺,促使中国产业不断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顶端攀升[6]。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始终离不开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创造,尤其是在国防军事、半导体芯片、航空航天等高精尖领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我国与具有技术比较优势的国家通过项目合作方式,共同组建专家团队进行联合研发、培育新产品,探索市场新领域,并通过学习效应实现技术溢出,利用技术转移反哺国内产业,提高产业工人收入水平[24]。另一方面,投资东道国也可以分摊中国部分研发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4]。

不难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加大了中国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技术要素的有效投入。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决定产出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生产资本以及综合技术水平,其中,综合技术水平包括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以及引进的先进技术等。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效应影响的数理表达式如下:

OFDI→Y=A(t)L1-αKα→Y

(1)

其中,OFDI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Y表示中国经济增长,L和K分别表示投入的劳动力和固定资本,A(t)表示综合技术水平。随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不断扩大,L、K和A(t)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从而促进了Y的增长。

总之,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国际竞争力, 扩大市场空间,提高企业收益。但是也有文献指出,当企业做出对外投资决策时,势必因需要在东道国投资建厂、转移生产线而投入大量资源,这在短期内会削减母国公司的资金和人力,产生投资的“挤出效应”[25]。综上,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与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

前文的文献梳理已经说明,对外投资风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成效将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对投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缺乏成效,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首先,在国家层面,应积极采取各项措施降低中国对外投资风险,如推进与未签署BIT协议“一带一路”国家的谈判进程,并与已签署BIT协议“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协议升级,不断推动双边沟通规范化和制度化。通过高层会晤,减少东道国顾虑,减少不必要摩擦,保障项目推进的正常化[26-27];
强化双边互动与人文交流,可与“一带一路”国家在政治、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建立深度合作与政治互动,加强两国民间往来和交流,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9]。其次,在企业层面,对投资东道国风险进行有效预判和估计,科学合理地制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重视前期准备和风险评估,做好实地调研工作,可增加直接投资收益的确定性[13];
结合企业发展战略选择适合的投资国家,制定针对性的产品战略进入东道国市场,通过“延迟进入”或“暂时搁置”等投资策略可一定程度上规避投资风险[28];
在利用东道国比较优势的同时注重东道国的反馈,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通过互利共赢实现长期可持续投资经营,更好地防范各类风险[28]。具体实践来看,做好对外投资风险的防范和管理可以帮助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投资合法性,减少直接投资进入的摩擦和壁垒,也可降低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23],从而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实施和利润的回流,降低项目失败的可能性;
获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并降低获取东道国技术的难度,实现更多的技术溢出效应[24],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综上,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投资风险的降低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

首先,本文构建全面的“一带一路”东道国国家风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两步法”,即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测度“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国家风险。其次,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同时,依据东道国国家风险大小进行样本分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做异质性检验和分析。最后,本文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国家风险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深入研究和分析投资风险的降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索可能的传导路径。

(一)东道国国家风险指标的构建和测度

1.方法说明

本文参照周伟等[16]与陈炜煜和顾煜[29]对“一带一路”东道国国家风险的分析和量化方法,构建“一带一路”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根据东道国国家风险丰富的内涵,将二级指标分为政治行政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商业法治风险以及国家关系风险四个子风险类别。具体如下:

政治行政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具有内部政局不稳、市场经济发展不健全、民主进程相对迟缓、政治体制矛盾重重、地缘政治问题突出、民族分裂严重、宗教文化冲突频繁等问题[9,18,16,19]。政治行政风险被认为是国家风险重要的内涵,是影响国内经济和外商投资绩效的核心因素。东道国政治行政环境越好,越有利于强化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意愿和投资项目顺利实施。为考察东道国政权稳定性和政府治理水平,衡量政治行政风险的具体指标包括政治稳定、政府效能、政府稳定、腐败程度、腐败治理、官僚质量、监管质量、民主监督、民主责任、民族关系、军事影响和宗教影响12个指标。

经济金融风险:金融和经济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共同推动一国经济稳定发展。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风险越小,则国际资本进入该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本文对东道国经济金融风险的研究主要从东道国宏观经济增长、经济开放度、国内就业、货币稳定、金融发展水平等方面展开[10,15,16],具体分项指标包括经济发展、金融发展、货币政策、贸易便利、贸易开放、贸易水平、投资开放、投资环境、投资便利、劳动力和通货膨胀11个指标。

商业法治风险:商业法治主要考量商业基础设施的完备性、法律法规的健全性、国家监管的有效性、国家执法的严谨性、文化对商业的影响以及外资进入和退出的便利性等方面[16,20]。较高质量的商业法治环境更加有利于吸引外商进入本国进行投资。本文中商业法治风险具体分项指标包括劳动自由、内部稳定、社会安全、社会法制、社会信息化、社会运行和知识产权7个指标。

国家关系风险:国家关系在本文特指中国与东道国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联系程度,这种关系又称双边(国家)关系或对华关系,其关系的亲疏与中国企业境外的投资活动的开展有着紧密的联系[27]。两国间能否具有政治默契、在境外投资的经济规则和税收安排上能否达成共识、文化差异能否得以缩小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能否便利和通畅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在东道国项目投资的成效[9]。本文中,东道国国家关系风险的具体指标包括政治互信、投资关系、贸易关系、签证便利、税收便利和文化便利6个指标。

综上,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构建了东道国国家风险指标(1)指标来源:相关数据分别取自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Database,简称WGI)、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简称WDI)、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RS)发布的年度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简称ICRG)、《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简称IEF)、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简称UN-CD)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简称MFA)、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简称CHINA-MC)、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简称CHINA-GOV)、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简称CHINA-STA)、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网站(简称CLEC)等。(包括1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和36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框架及相关说明如表1所示。为保证指标体系权重的合理性,同时兼顾东道国政治行政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商业法治风险以及国家关系风险,首先,对选取的指标采用主成分因子法,分别计算出4个子风险的得分,对反向指标做正向化处理。其次,采用熵值法对4个子风险进行权重赋值。最后,根据指标的标准化得分值及权重计算出国家风险的最终得分值,分值越高,表示国家风险越低。另外,由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没有考虑数据缺失严重的指标,同时通过插值法补齐零散的数据缺失。

表1 国家风险指标框架及相关说明

2.测算结果

根据上文所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及测度方法的说明,对20个样本国(2)由于官方没有给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因此,本文在由公开信息整理出的已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和具有较强意愿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69个国家中,选取20个样本国家进行风险测度,依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我国对其直接投资额(2013—2019年平均存量)大小依次分别为新加坡、荷兰、俄罗斯(联邦)、印度尼西亚、德国、哈萨克斯坦、南非、阿联酋、泰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蒙古、伊朗、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肯尼亚(也为后续各实证所选取的样本国)。2019年我国对该20个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1 895亿美元,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总额的80%以上(约占我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9%)。这些国家是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可体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经济活动。国家风险得分进行测算,可得历年样本国家的风险得分。

如图1所示,20个样本国家2005—2019年二级指标平均占比依次为政治行政风险(28.55%)、商业法制风险(25.36%)、国家关系风险(24.82%)和经济金融风险(21.26%)。可见,政治行政风险仍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要考虑的风险因素,商业法治风险和国家关系风险也是国家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金融风险相对影响较小。另外,从变化趋势来看,国家关系风险对东道国国家风险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由2005年的23.43%上升至2019年的27.56%,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

总体上,20个样本国家的国家风险处于中等水平,但风险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局部地区风险较大。如表2所示,投资风险较低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投资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和社会较为动荡的地区。具体而言,根据投资国家风险得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档次,依次为:风险低(得分为70—100)、风险中等(得分为30—70)和风险高(得分为0—30)。其中,风险低的国家(德国、新加坡和荷兰,平均得分为81.08)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历年都可以取得比较不错的得分。但是在对华关系方面由于双方在国家体制、民族文化以及价值观上的差异,有些国家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保持着相对谨慎的态度,得分相对较低,如新加坡(国家关系风险平均分为54.47)。而风险高的国家(伊朗、缅甸和肯尼亚,平均分为20.99)由于多年政局动荡、经济发展缓慢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造成国家宏观投资环境恶化,从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表现不好,虽然在某些年份宏观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随时可能发生政治或社会事件而恶化。风险中等的国家(意大利、阿联酋、蒙古、巴基斯坦、越南、土耳其、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南非、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平均分为45.9)大多与中国相邻或与中国交好,虽然部分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但是内外部环境相对稳定,风险指数稳步提升。

总体上,样本国家年度国家风险指数波动上行,国家风险得分从2005年的40.12上升至2019年的50.45(上升了21.19%)。国家风险指数的稳步上行,说明近年来“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得到了持续的改善。

(二) 国家风险视角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拉动效应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ch_growth)

本文将中国的经济总量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单位:万美元)。经济总量的增加说明经济增长效应的增强。

(2)解释变量:直接投资存量(ch_ofdi)

选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样本国直接投资存量作为代理变量(单位:万美元)。

(3)调节变量:东道国国家风险(ch_risk)

东道国国家风险用东道国国家风险指数衡量。样本国的国家风险得分越高,说明投资风险越低,投资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来源于前文测算结果。

(4)控制变量

中国对东道国的贸易总额(bi_trade):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密不可分,相关文献也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先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15](单位:万美元)。

东道国市场规模(cty20_m):本文选取样本国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万美元)作为代理变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规模越大,潜在的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则越多,从而中国市场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拉动效应越强[7,21]。

东道国自然资源储量(cty20_res):本文选取样本国燃料、矿产等产品的出口额/商品总出口总额的比值作为代理变量(单位:百分比)。东道国拥有的自然资源储量越大,越容易吸引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弥补国内资源供给短缺,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4,22]。

东道国劳动效率(cty20_pgdp):本文选取样本国的人均gdp作为代理变量(单位:万美元/人)该代理变量主要衡量人均产出水平和劳动效率,因而丰富的劳动资源可以成为企业海外选址的竞争优势。劳动效率是产出和成本的综合考量,其可提高中国对外投资项目的边际报酬和收益,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强化作用[30]。

东道国研发投入(cty20_tec):本文选取样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研发投入占比作为代理变量(单位:百分比)。一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与该国对其研发投入程度有关,其研发投入越大,技术发展水平就越高,中国就越能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24]。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官网公布的《中国对外投资报告》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2.模型构建

本文实证研究的目的为,基于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大小和分布视角,研究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拉动效应,从而能为中国政策制定提供预测性的建议。

本文参照李洪亚[30]与胡琰欣等[25]的研究方法,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2)

其中,X表示控制变量;
t表示年份,t=1,2,…,T;
i表示国家,i=1,…,N;
β0, …,βn表示待估参数;
uit和εit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20个“一带一路”样本国2005—2019年的数据,运用系统GMM进行建模验证,同时为充分满足模型估计参数的一致性和无偏性,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可能无法直接观测且无法量化的遗漏解释变量放入残差项中,同时尽量选择合适的控制变量。此外,对于数据内生性问题,一方面,考虑到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动态滞后性,因而考虑将其滞后一期纳入模型中。另一方面,尽量选用合适的工具变量加入模型,减少内生性问题,缩小估计偏差。同时,对相应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统一数据量纲,以减小异方差的影响。

3.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系统GMM对模型进行估计,使用系统GMM的好处在于可以尽可能规避数据内生性问题所造成的模型估计误差,相关估计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其分别对应假设1和假设2的检验。本文对两种假设检验均进行异质性分析,分别是总体样本以及根据国家风险得分中位数分成的两组样本(国家风险较低国家和国家风险较高国家)。

(1)基准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全样本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系数为0.3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拉动作用。其中,在东道国国家风险较低样本国家中,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在1%水平下正向显著(系数为0.36),而在东道国国家风险较高的样本国家中,这种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拉动效应则不显著,说明在其他相同条件下,投资环境较好的国家可能因其国内政局稳定、法制健全和营商环境良好等原因而更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拉动效应。从控制变量来看,中国市场寻求型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促进效应在10%水平上正向显著(系数为0.21),但是双向贸易的经济促进效应则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欧美国家的横加干涉以及贸易壁垒给中国对外贸易的经济促进效应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另外,受近年来全球经济衰退以及金融危机等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因自身经济增长乏力、国内因通货膨胀导致的人工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以全球生产资源配置为动机、以产业转移为主的直接投资经济拉动效应,l_cty20_pgdp 的系数为-0.45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相反,中国全球投资追踪系统(CGIT)的相关数据表明,由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仍注重矿产能源合作和投入, 就总体样本来说, 这个投资比重为42.73%,从回归结果来看,有针对性的矿产能源合作投资能够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总体样本国家和风险较低的样本国家中,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效应系数分别为0.03和0.02,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国家风险较高的国家由于常年内战或政局不稳,反而影响了与中国合作的矿产能源项目的持续运营, 甚至使其遭受损失, 最终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 (系数为-0.04, 在 1% 水平上显著)。最后, 从技术需求角度出发, 由于科学技术仍然是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中国长期推动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样本国家、风险较低的样本国家以及风险较高的样本国家中,都具有明显的母国经济拉动效应, 系数分别为0.81、0.41和2.35,且都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综上, 假设 1 得以验证。

(2)机制分析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和东道国国家风险的交互项(ofdi×risk)进行机制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在全样本和国家风险较高的样本中,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0.01和0.01,但在国家风险较低的样本中,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投资风险的降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拉动效应边际递减。国家风险较低的国家一般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良好、社会法律法规以及知识产权制度相对完善,因此,短期内,中国采取的各种投资风险防范和抵御措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不明显,相反,在国家风险较高的国家,风险改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拉动效应的正向调节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趋势。当投资风险治理措施得当,风险现状开始改善,特别当东道国政局趋于稳定,国内动乱的频次降低,风险环境的改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拉动的正向调节随即呈现显著正向效应,因此,总体上东道国国家风险的改善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综上,假设2得以验证。

表4 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从GMM的估计效果看,以上方程AR(1)检验均在5%水平上显著,AR(2)检验均在5%水平上不显著,模型一阶相关且无二阶自相关,通过内生性检验。此外,Sargan检验的P值均不显著,模型中工具变量通过有效性检验。另外,以中国“一带一路”样本国直接投资流量作为原主要解释变量的替换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主要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与原实证结果基本一致,本文结论稳健性得到了检验。

本文基于国家风险的研究视角,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进行验证并探究投资风险的降低是否对这种拉动效应存在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总体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东道国国家风险正逐年降低,但部分国家投资风险不容忽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可以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且低风险样本国家的经济拉动效应比高风险样本国家要高。投资风险的降低有助于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投资风险降低的正向调节作用在高风险样本国更为明显。

基于上述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国家要以法律、金融、信息、人才等风控服务为支撑,做好投资风险研判和规避保障。首先,要构建“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体系,从国家层面推进法律制度顶层设计,构筑完善的、符合国际管理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同时,推动东道国国家风险治理,保障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其次,要加强和完善可持续发展且风险可控的“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金融服务支撑工作,发挥好各类金融机构作用,统筹国家外汇规模、稳定人民币汇率和抑制国内物价非理性上涨、提高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水平,创新国际化投资模式,吸引更多国际和私人资本参与,加强人民币与“一带一路”国家货币间的联动程度,建立“一带一路”资金池,提供安全的融资方案助力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再次,要加强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的获取、提升风险大数据分析能力,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决策依据,做好信息获取支持。要将国家利益和信息安全作为底线,与国际知名信息服务机构合作,通过数据库对接,进一步提高数据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最后,要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人才培养与支撑机制,制定全国人才应用、培养、交流等方面的发展战略,促进学术交流、指导各院校合理安排学科。

二是企业要增强风险意识,加强风险防控,科学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企业实施对外投资战略,要匹配国家“走出去”模式,制定合理的项目投入方案。在企业战略规划中,要制定清晰的投资目标、投资进入方式、投资的目标区域和产业规划。投资策略需围绕企业的主营业务、专业优势以及优势领域、投资国营商环境差异等进行统筹设计。同时,企业也要重视投资前期准备和风险评估,要做好实地调研,从实际出发,面对目标国家和地区,做好针对性的风险预判,制定专门的国家进入策略。如投资所在国为欠发达国家,则需重点关注其法律完善程度、法律执行有效性、社会安全状况、政府主权信用、社会基础设施状况等方面;
如果投资所在国为比较发达的国家,那么,可以着重于东道国法律法规、投资审查案例的研究。综合评估投资东道国国家风险和企业承受能力,理性选择投资目标国。要实施高效的企业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做好项目投前、投中和投后的风险管理,要加强境外投资日常信息储备和搜集,可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投资项目可能遭受的风险进行预警和研判,快速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三要持续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合作关系和扩大合作范围,不断促进中国经济增长。首先,要加强政策连接,通过共商共建,互惠互利,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合作关系,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项目的可持续性。要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战略对接的前提下,与有关国家就国际形势、国际政策进行全面地磋商和交流,尊重并考虑各国的核心诉求和主要问题,寻求共同的利益纽带,研究多种策略协作的模式。其次,要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建设主骨架,聚焦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加强与相关国家建立协同合作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互联互通”项目的合作。要充分发挥园区的集聚效应和示范作用,进行可行性研究,最大限度发挥各方优势,提升投资成效。以中国—东盟、中国—中东欧为未来合作重点,加强与东盟国家开展港口建设、自由贸易区构建、海洋经济发展等合作;
要加强并不断提升中欧班列运营水平,强化与“一带一路”各国的联系,进一步优化布局,提高运营成效。最后,要聚焦“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数字化领域的直接投资,以数字化发展方向为契机,大力开拓“ABCDE+I”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行业数字化发展,通过联合研发和创新集聚,依靠技术寻求机制和学习扩散效应,推动中国产业技术创新;
要鼓励企业在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东道国设立境外研发中心,或通过并购获取技术专利,提高产业水平,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顶端迈进,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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