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综述

丛海彬，邵金岭，邹德玲

1.宁波大学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2.宁波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我国在投资和出口驱动下实现了经济连续39年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期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过度追求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均衡、产业低质和产能过剩等问题逐渐显现。中共十九大提出，我国已经从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但发展不均衡和不充分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加快新动能的培育，加速新旧动能的转换，消除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留下的后遗症，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从2011年的9.5万亿元增长到了2020年的39.2万亿元，在GDP中所占比重从20.3%上升到了38.6%[1]。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也被寄予了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厚望。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学者聚焦于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作用机制。本文拟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基于新发展理念的视角，对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综述，并对这一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形成新的经济发展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创新水平，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产业、区域三个层面论述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首先，数字经济通过竞争效应促使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一方面，数字经济带来了信息搜寻成本的降低，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2]，优化了消费者可选择的空间。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企业必须持续提高生产能力。而加大科研创新投入是提升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3]。数字经济领域中大多是知识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创新资源多，创新能力强，能够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水平[4]。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下的竞争形态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企业在将消费者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反映到产品研发、设计与生产的过程中，也将不断推动业务流程、组织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变革，形成有利于产品和技术创新的组织结构、管理环境和创新氛围[5]。其次，数字经济通过产业关联和产业融合效应赋能产业创新。一是数字经济不仅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创造诸如数据交易和数据租赁、分析预测和决策外包服务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同时也提高了资源的可用性和普遍性，通过信息传播和知识溢出，促使创新产出不断地以中间产品的形式流入到生产系统中，带动其他产业的技术水平相应提升。二是数字经济在赋能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数字技术供给与产业融合发展需求互动，不断驱动数字设备制造业和数字技术服务业创新升级[6]。再次，数字经济通过创新生态效应激发区域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数字技术、数据资源和数字基础设施具有创新生成性，允许个人、团体和组织共同创建服务，应用程序和内容[7]，为技术创新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一是数字技术作为操作性资源能够通过突破时空局限拓展创新范围[8]。数字技术实施水平(广度和深度)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高度差异化和定制化的产品或增值服务增强创新潜力。二是数字设备在价格性能方面以惊人的进步速度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正反馈条件，加速了数字创新和技术传播[9]。云计算提高了资源的可用性和普遍性，还促进了复杂数字技术(例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的传播。三是数字平台上更高水平的资产杠杆不仅降低了创新成本，缩短了时间，还降低了创业者感知到的不确定性[10]。此外，创新环境会“虹吸”周边地区的资源，形成人才、技术和资本等要素的聚集，影响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创新绩效[4]。

数字经济兼顾了效率与公平，在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1]。其一，数字经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改善了农村社会环境，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从数字鸿沟的角度来看，以互联网接入差异、数字技能使用差异、结果差异为主导的三级数字鸿沟会扩大贫富差距，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等[12]。而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能的掌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情况[13]。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使更多人口纳入数字经济产业，有利于增加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首先，数字技术的劳动力节约效应将在一段时间内给劳动力供给带来破坏，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投入减少致使一些工人面临失业或工资下降的风险。然而，伴随着更少的劳动投入和更多的商品服务产出，更高的生产率能带来更低的价格和更多新产品，以及更高的最终需求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甚至更高的工资，从而弥补最初的就业中断。其次，共享经济、数字支付、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出现充分发挥了数字技术的就业创造效应，为闲置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4]。D.Acemoglu等[15]指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平台，可以将以前由劳动完成的任务自动化，也可以创造出新的任务和活动，让人类可以在其中发挥生产性作用。数字金融的发展使得农村居民获得了更多的创业机会[16]，有效缓解了城乡贫富不均的现象。刘魏等[17]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将导致客观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下降2.12%、主观相对贫困发生概率下降0.96%。其二，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数字经济能够高效压缩时空距离，明显增强区域经济联系的广度与深度，通过空间外溢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18]。数据是数字经济中的关键生产要素，它将促进技术、资金、人才的合理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来更高水平的企业、行业、产业的协同发展，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各地区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来培育新动能，从而减缓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现象[19]。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对生态环境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多数学者认同数字经济抑制了环境污染这一观念，且认为数字经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文明。首先，数字经济产业本身就具有低排放、低能耗等特征，有利于环境的改善，推动经济与环境的高质量发展。在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可将信息技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能够帮助企业跟踪资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数字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
二是帮助企业将制造和产品的成本降至最低，并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物理技术，如3D打印、机器人、能源回收和加工、模块化建造和纳米技术等；
三是帮助企业远离化石燃料的生物技术，如生物能源、生物基材料、生物催化剂、水培和空气培植等[20]。这些技术的应用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减排技术和对能源的需求。其次，数字经济通过其高渗透性与各行各业进行充分融合，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间接地对生态效率的改善起到了促进作用。结构效应是数字经济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主要贡献者。一方面，随着行业内ICT资本和服务的增加，高污染强度的制造企业会降低其生产规模，进而减少污染的产生。同时，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赋能下，数字金融可以准确地识别出借贷主体的身份，对其贷款风险和绿色信贷进行审慎评估，从而推动金融资本流向更高效、更环保的行业，在“输血”的同时还能促进环境效益的提高，从而达到经济和环境的良性循环[21]。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改造，使得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最终达到减少资源浪费和污染排放量的目标。电子商务会大幅减少占城市固体垃圾1/3的包装和旨在吸引顾客的广告材料[22]。在技术效应方面，随着ICT基础设施的引入，生产效率得到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促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进而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有利于节能减排。

此外，还有学者从政府环境监管模式的优化和社会环保监督手段的完善两个角度探讨数字经济与环境污染的关系[23]。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遥感技术实时动态地对大气质量、河流水质、污染排放等进行监测，进而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24]。数字经济还能够倒逼污染治理力度，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5]。数字媒介能够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的良性互动，为人们获取环境信息、树立环保意识、践行环保理念、降低生态效率的环境投入要素提供新途径和契机[26]。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标的、贸易对象、贸易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数字经济降低了国际贸易壁垒，呈现出明显的普惠性特征。信息技术使得不同贸易主体克服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限制[27]，使除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大型老牌企业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也能够参与全球价值链，并直接接触外国市场的客户，同时允许其根据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让世界更多人民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福利。此外，数字贸易革命性地改变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根据A.Lendle等[28]的研究，电子商务有效缩小了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距离，促进了更多交易的发生。另一方面，数字化使国际贸易更具灵活性和便利性，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沟通、运输成本和不确定性，由此促进了经济发展。首先，从信息成本来看，互联网使企业能够充分挖掘需求端信息，帮助企业进行更为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制定更加科学的产量决策，有效地投入和组织生产并允许企业实时动态地改善其产品供应，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产品[29]，促进了贸易竞争力的增强。其次，从沟通成本来看，数字贸易削弱了传统上建立贸易联系所需的昂贵的中间商的作用，强化了企业的商务和社交网络，从而使之更加便利地与潜在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互动，更容易了解国外的监管要求和价格。再次，从运输成本来看，数字技术能够把文本、电影和电脑软件等传统上必须进行物理交付的产品，以数字形式提供给客户，降低了运输成本。最后，数字贸易中的交易环节被整合到平台上进行统一监管，资金流转和货物交付拥有完整的记录并可随时跟踪查询，贸易商之间拥有更为公开透明的信用评价体系，极大提高了企业的贸易效率，降低了贸易风险[30]，也会进一步减少交易过程中的隐性附加成本。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促使各国之间进行更便捷的交流，从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角度提升其对外开放水平[31]。

与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具有更强的普惠性和分享性[32]。数字经济较大程度上提高了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和数字电视普及率，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现代化、更加便捷，有利于贯彻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随着数字企业不断嵌入人民日常生活和政府公共管理之中，数字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方面，人们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平台表达自身个性化与特殊化需求偏好，通过市场需求拉动供给的形式丰富消费市场产品与服务种类，充分发挥范围经济与长尾经济促进效应，在满足社会大众对消费品与服务多样化诉求的同时提高国民副业收益与人均可支配收入[33]。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反映在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建设智慧城市、提升资源利用率、优化管理、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34]。周清香等[35]指出，数字技术的渗透性促使资源要素和生产活动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有利于公共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合理流动，拓展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深度。通过数字农村建设，广大农民可以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优质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智慧医疗和在线教育等普惠共享新业态则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均等化和优质化的公共服务，进一步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数字技术对政府公共服务的科学化和精细化供给、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政府通过多渠道线上服务平台，可增强跨部门、跨区域的合作和信息交流，同时及时收集网络平台上公众合理化的需求和建议，提高政府服务供给中的公众参与度，提升服务质量[36]。

数字经济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相契合，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最终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37]。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愈发紧密的结合，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明显滞后，未来有许多重要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其一，数字经济如何有效推动供需匹配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型信息技术驱动的数字经济会对传统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其能否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重塑供给侧结构，我国又将如何借助数字经济这一发展契机扩大内需，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数字经济对供需动态平衡的实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丰富当前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其二，数字经济如何实现对传统产业的商业模式、组织形态、数字产品全方位变革以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催生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创新将对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产生怎样的影响，数字产品的融入能否通过强化实体经济产品价值进而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三，如何量化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新的中介和新的商业模式增大了数字经济的交易规模，而对数字经济规模的实际测量仍然是一个挑战。目前，较为主流的数字经济测度方法是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然而，评价指标的构建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不能很好地反映数字经济发展全貌以量化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这对于开展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说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