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天下易家人

　易富贤 (湖南洪江/美国威斯康星)2004年9月9日

　目录一、张献忠屠川(文献摘录)二、湖广填四川三、清朝时期中国人口变化及其原因四、清朝时期四川人口增长幅度远高于全国水平五、现在川、渝易氏人口为什么占全国易氏人口42%？六、“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迁四川”的说法不可全信七、湖南黔阳(现洪江市)是四川易氏重要迁徙来源地之一

　明朝时候全国易姓仍然主要分布于江西、湖北、湖南3省，此3省易姓占全国易姓的80%。但目前全国240万易氏中42%分布在四川和重庆。本文从清朝时期全国人口增减和迁徙情况探讨40%以上易氏族人分布在四川、重庆的原因。本文采用的人口数据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网站： HYPERLINK "/history/renkoubiao.htm国" /history/renkoubiao.htm为准，该网站数据与国际公认的全球人口变化基本一致(虽然中国古代人口数据不可能很准确，但有些网站估算的历代中国人口甚至比国际公认的当时全球总人口还多)。

　一、张献忠屠川(文献摘录)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明万历古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张献忠少时曾读过书，成人后参军，供役为捕快、边兵。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为之求情于总兵官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乡间。

　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王嘉胤的反明号召在米脂起义，自号八大王，一作西营八大王。次年，参加王自用联军，为三十六营之一。他英勇善战很快成为三十六营的主要首领并以能谋善战的八大王出名。

　王嘉胤死后，与李自成等归附高迎祥，高迎祥称闯王，张献忠、李自成号闯将，崇祯八年(1635年)参与荥阳之会，议决进取，献忠与高迎祥等共攻略东方。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小故开始分裂，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李自成攻黄河流域。十年（1637年），遭明军总兵官左良玉部的进攻，张献忠的起义部队严受损，本人也受伤，政治上发生动摇。次年正月，张献忠率本部义军进驻谷城（今属湖北省谷城县）受朝庭招安授予副将。驻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镇，以示休兵。

　张献忠被招安，既不按原安排遣散义军，更不参加对李自成部义军的战斗，而是把守一地加强军事训练，保持自主权。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因对官府腐败官僚无止境的索贿、敲诈、对自己的刁难、不信任已感不满，加之受到李自成的影响，五月初九采用“避实捣虚”“以走致辞敌”的有效战术，重举反明的大旗。以走制敌，转战四川境，使明军疲于奔命。十四年，大败明军于开县黄陵城，长驱出川，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进破光州等地。明督师杨嗣昌畏罪自杀。十六年据武昌，称大西王。不久克长沙。崇祯十七年（1644年）8月9日攻破成都，巡府龙文光，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其他官员当了俘虏。义军进入成都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建立健全制度，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8月16日登基王位。

　张献忠本来指望“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但看到李自成兵败，清兵气势如虹，自感大势已去，绝望之下，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以开科取士为名，杀知识分子于青羊宫，又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军98万，遣四将军分屠各县，将亿万宝物掷入锦江，决水放流，自谓“无为后人有也”，残忍变态至极。

　清顺治三年（1646），局势越来越紧张，而张却自命不凡，不以为然。10月20日，部队到达西充县与盐亭县交界处凤凰山坡时张献忠中箭身亡。

　张献忠的七杀碑上这样写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从这些话看来，他要这样杀人，好像是替天报复的。照《蜀碧》和蜀龟鉴所记载，他常常把小孩子掷在空中，任凭落下触在枪尖上，看着那流着鲜血狂叫乱动的情况以为快乐。可见他的杀人，替天报复以外，还寓着游嬉的意义。

　据说张献忠以杀人为游嬉的方法多得很，有一回，他已积起了一大堆的妇女的小脚，带着他的爱妾去观赏。看了一阵，觉得那山一般的小脚堆上还缺少两只出色的小脚做顶尖，就把他爱妾的脚割下来放上去了。每到一处，他照例杀一大批人以后，还要把头，手和脚分别堆积起来，点清数目以后，记一笔帐，还要刻在碑上。

　一天晚上，张献忠把他自己的老婆和儿子都杀了。第二天很是懊悔，恨他的从人不去劝阻，于是把从人也都杀了。他的妻子固然服从他，他的从人连杀他自己的妻子都不敢去劝阻，更是绝对服从的；但他统统杀了。可见他的杀人，并非专为排除异己。

　张献忠的杀人，有时无非出于好奇心，譬如杀一个状元的事。他很尊重那状元，只是因为钦佩已极，要明白他为什么能够多才多艺，就把那状元活活的剖开肚子来看了。

　据《蜀碧》记载：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接着清军入关，八大王张献忠攻占成都，称大西王，建大顺政权。后来几股军事力量（包括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清军、明军、黄遥十三家地方武装）在天府之国的大地上反复拉锯，战乱延续多年，百万军民“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出现了“千里无烟，空如大漠”《荒书》的惨状，甚至发生大规模人吃人的事件，其惨烈程度可谓空前绝后，骇人听闻。

　 在今天看来，虽然张献忠屠川确使四川人口剧减，但将四川人口减少的责任都推到张献忠一个人身上，也非事实。张献忠死于顺治三年（1646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已近四十年。其真相应该是多个军事集团连年混战、天灾、瘟疫、饥饿等多种因素的总合，才使得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荒书》记载成都城遭受劫难后的情形说：“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康熙《成都府志》：“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

　《四川通志》总结当时的情景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四川一些县志有过具体而详细的描述:“万户萧疏”,“成都、重庆、叙州、马湖所属人民,仅存百十”,保宁、顺庆、潼川、龙安等三府一州所属29县,“一望丘墟,依山逼水者,豺狼昼游”。据县志记载，安岳县甚至“户不盈十，丁不满百，难以设官”，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对当时情况记载最权威的“国史”《清史稿》卷120载: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孑遗者百无一二”、甚至是“靡有孑遗”。据杨国强《百年嬗蜕.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载：西南三省的总丁数从万历六年占全国总丁的百分之十降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人口两千万）的百分之一点六(32万)，其中，四川的丁数比例还要减少得更多，以至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另据《明会要》卷五十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省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嘉庆《四川道志》卷十七），出现了有史以来四川人口的最低记录。请参考看以下网页：张献忠杀尽四川人 HYPERLINK "/history/songyuan/people_01.htm" /history/songyuan/people_01.htm　张献忠智取成都　 HYPERLINK "/people/z/zhangxianzhong.htm" /people/z/zhangxianzhong.htm[古书过眼录]《蜀碧》与张献忠据蜀之谜 HYPERLINK "/chinese/zhuanti/350634.htm" /chinese/zhuanti/350634.htm屠杀成瘾的中国：以明末清初蜀难为例——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  HYPERLINK "/show.php?type=zhonghua&id=1086584236" /show.php?type=zhonghua&id=1086584236

　二、湖广填四川湖南、湖北人大多是历代(尤其是明朝初年)从江西迁入，素有“江西填湖广”之说。同治《醴陵县志》卷六所载：“元明之际，湘潭土著仅余数户，后之人多来自豫章。醴与潭接壤，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者。洪武之初，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尤众”可以作为“江西填湖广”的脚注。从易氏人口迁徙情况看，也确实如此，虽然易氏始祖易雄是在湖南浏阳，但其后裔在隋朝大业年间举族迁江西，湖南现在易氏都是宋、元、明时期从江西迁来的(浏阳现在易氏也是从江西迁来的)。江西历史上不但是人口大省，并且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曾有“才子不出三江”的说法(历史上经查实的有名有姓的共613个状元，江西就出了42个文状元，5个武状元，2个恩赐状元。光属现吉安市范围通过科举考出去的状元就有16名)。宋元战争以及元明战争，使得四川人口由南宋600万减少到明初60万，明朝初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移民，很多湖南、湖北等省的人迁居四川，这就是第一次“湖广填四川”(不是本文重点，略过)。

　康熙初期四川巡抚张德地走马上任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与此同时，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颁布了一份名为《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邻近的湖广省(现湖南和湖北省，不包括广东和广西省)大量移民四川。事实上除了湖广省外，移民还来自江西、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陕西、甘肃等省。为了充分调动地方官的积极性，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规定：“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招募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论奉满，即准升转。”把移民的成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及升迁结合起来，无疑是切中了重振四川经济的要害。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连续60多年共有一百多万移民移民人川，移民远比“本地”居民多，形成“湖广填四川”之说。后面政府已经意识到进入四川的移民数量趋于饱和状态，就开始向各省发布禁止继续移民的通告。雍正年间(1723-1735)，广东省龙川县的通衢大道上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份告帖。告帖对官府阻止广东人去四川深为不满，号召广大南方的移民团结起来，一定要冲破官府的层层阻挠，从而达到他们移居天府之国的目的。说明雍正年间朝廷已经禁止移民四川了。尤其是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后，不再有规模移民了。在四川移民饱和后，又从四川移民贵州和云南两省。当然四川后面仍还有零星自主移民，我曾祖的两个弟弟易湘时、易湘昊在光绪年间还徙川；2003年犍为县发现的清代江西墓碑,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也说明清朝时期连赣南安远县都有人移民四川，那么离四川更近的江西易氏传统集居地宜春、萍乡、泰和、永修和瑞昌等地民众就更可能徙川了。

　汉唐以来四川才子辈出，文人的比例可能仅仅次于江浙，整个文化氛围过于文弱，可能是两次遭受屠川的原因。清朝大量的移民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奠定了现代四川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尤其是湖南、湖北的移民文化给四川文化打下了深深的“尚武”的底韵。整个清朝时期四川文人很少，但武将却空前的多；后面国共两党中川籍将领占很大比例。

　邓经武在其“四川人，你的“根”在哪里？”一文( HYPERLINK "/cddajin/MyPower/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81" /cddajin/MyPower/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81)怀疑“湖广填四川”的真实性，邓经武怀疑官员贪功将部分土著也算上移民，认为现在四川人仍是四川土著后裔。其理由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四川发生过“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导致地产纠纷不断，中江县令“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邓经武便推测当时四川土著占很大比例。事实上其时朝廷号召的“湖广填四川”(共60年左右)已经38年了，人口已经逐趋饱和。这里指的土著实际上是指老移民(相当于新移民来说是土著)。邓经武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张献忠指望“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但自李自成兵败，清兵气势如虹，张献忠自感大势已去，绝望之下，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将亿万宝物掷入锦江，决水放流，自谓“无为后人有也”。果然不到两年，张献忠就兵败被杀。张献忠他的七杀碑上明确写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不少县志也记载了这一点。此外湖南湖北等地家谱都记载奉诏移民四川的事件。从我们易氏人口来看，明朝时候全国易姓的80%分布于江西、湖北、湖南3省，但现在42%分别在四川和重庆，也佐证四川确实有过从湖南、湖北、江西的大规模移民潮。要是四川有足够土著人口的话，何必鼓励大规模移民(当时全国人口还只有1800万，湖南、湖北各只有120万左右人口 HYPERLINK "/xlp/ye_hx_158.html" /xlp/ye_hx_158.html)？现在103万四川、重庆易氏从天上掉下来的？“湖广填四川”已经是历史公认的，不知邓经武目的何在？

　三、清朝时期中国人口变化及其原因在中国夏商西周三朝，中国人口在1100万到1400万范围内摆动，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两千万，到公元1714年人口仍然是两千多万。就是说这四千多年间人口总量一直在1000万到6000万之间波动。主要原因是人类生产力水平长期没有质的变化，每当人类繁衍到一定数量时，由于食物不足，便造成大量饿毙和体质下降，并继发严重危害人类的疾病和瘟疫。另外战乱也常使得人口剧减。

　明末清初中国人口剧减，由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的5,165万减少到顺治九年(1652年)的一千四百万(这一时期欧洲正在进行的30年战争加上黑死病,欧洲人口减少一半)。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中国人口一千九百万，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中国人口还只有两千四百万。乾隆时期(1736-1795年)中国人口数量才发生前所未有的迅猛攀升。1741年全国登册人口突破有史以来的１亿大关，1762年人囗增至两亿，至1790年，人口超过３亿，1812年为3.654亿人。应该归功于新的作物(明末开始从美洲传入中国的美洲高产旱地农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在乾隆时期才普遍种植)和摊丁入亩的税收政策：1、番薯（红薯、白薯）、马铃薯、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中国传统的谷子、高粱、小麦要高出许多，番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马铃薯的产量也很高。番薯、马铃薯的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而麦秸、稻秆则不能作饲料。2、番薯和玉米在北方地区，可以与冬小麦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3、这几种农作物的引进，增加了我国农作物与土地适应性的选择范围，例如在南方不适宜种水稻的丘陵或少雨地区，番薯、玉米正好可以大显身手。4、玉米的耐储存性，极大提高了民间百姓自我抵御天灾的能力，丰收年份的玉米储存起来，可以补充歉收年头的口粮；土豆、红薯的淀粉可制作粉条，也可以长期储存（古代由于运输能力所限，丰收地区的粮食难以大规模救助歉收、绝收地区的人民）。5、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不仅可以缓解人口增长压力，还能促进粮食商品化和农民转入手工业生产。经济作物的进，则能促进农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为手工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原料。6、“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新的税收政策，放松了国家对人口束缚。

　人类经过数万年的繁衍，到17世纪人口刚刚达到5亿。世界人口增加到现在的60多亿，很大程度归于于印第安人的伟大农业成就。可以说印第安人的农业成就(从遗传学角度看玉米的育种就非常困难，而印第安人很早就育种成功了玉米)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打造了中国康熙乾隆盛世。中国1970年代袁隆平杂交水稻是另外一场农业革命，但其意义远没有番薯、马铃薯、玉米对人类的意义大。同期从美洲传入的辣椒也改变了很多中国人(尤其是湖南、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江西)的饮食习惯。创造了非常辉煌文明的印第安人，却被讥为劣等民族；相反那些“一将成名万骨枯”的领袖却反而得到人们的尊重，屠川罪人张献忠长期被视为民族英雄(要是没有他，明朝可能还不至于亡国呢，他算哪门子民族英雄？)。

　但自乾隆末年后，可能是粮食增加已经到了当时的极限，又因为鸦片战争和长期社会动荡和战争，中国人口又再次维持在大约四亿的一个平台，到1901年仍然只有4.2亿。1911年人口降为3.4亿。

　历史年表(可查历代皇帝年号与公元对照)： HYPERLINK "/know/hist/histable.htm" /know/hist/histable.htm。

　四、清朝时期四川人口增长幅度远高于全国水平中国人口在乾隆时期才开始快速增长，而四川人口快速增长却早在康熙时期就开始了。四川是天府之国，长期是中国历来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汉水和五年（140年）达470万人，到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490万人，北宋初年首次突破500万人，南宋末年首次超过600万人。这说明四川本身土地肥沃，耕地较多，即使在当时的粮食品种构成，就已经能够容纳更多人口。

　清朝乾隆以前全国人口增长缓慢，原因是耕地饱和，食物不足，便造成大量饿毙和体质下降，并继发严重危害人类的疾病和瘟疫。几千年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20至30岁(而现在中国寿命已经是七十多岁了)。很多人在未结婚前就死去。就算结婚，也无力养活小孩，溺婴(尤其是女婴)常有发生。溺女婴又导致男女比例失衡，又是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另外土地相当集中，耕者无其田，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比较高。地主一夫多妻，很多农民却终生未娶。家族中同辈分的人中只有少数有后裔相传(因为中国人口长期变化不大，平均每对夫妇只有一儿一女相传，少数有六、七个儿子相传，意味着更多人没有后代相传)。康熙时期由于人口减少，情况稍有好转。但耕地仍然不足。

　而此时的四川由于人口减少90%，还有大量荒地，田多人少。清廷为了奖励移民垦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规定：“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耕熟，不许原主复问。”并规定垦荒辟田者，放宽“起科”（纳税）的年限（分别规定为四年后、六年后、直至十年后“起科”）。正确政策的实施，大大激发了移民垦荒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驱虎豺、斩荆莽、修复水利、新建家园的信心和决心。因为有空地的存在，而政府又不允许抛荒，劳力又不够，地主只好将土地以低租出租，人力资源成为主要资源，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比较低，耕者有其田，多劳者多得，贫富差别较小。粮食的有余可以多生育子女，没有必要溺女婴，并且子女体质很好，夭折率低，一对夫妇成活七、八个小孩是很平常的事情，平均寿命大增加。贫富差别较小，意味着一夫一妻制比较普遍，单身比例比较低。家族中同辈分的人中大多有后裔相传。可以说四川当时是一片希望之地，难怪福建、广东等地都千里迢迢，背井离乡奔赴四川。清雍正时期，四川已锓锓乎成了全国最大的余粮地区，“于是川米贯于东西，视楚米尤多”，遂使“东南各省均赖其利”（王庆云：《石渠余记》，乾隆上谕）。

　后面乾隆时期，又与全国一样因为引进番薯、马铃薯、玉米，更进一步增加粮食的产量。

　在全国人口停止增长后，四川人口还一直快速增长。并且从清朝初年直到清朝末年四川一直相对远离动乱中心，人口因战争减少相对较少。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川人口达到2000万，到1912年四川人口增至4800万人。而全国人口在1812年3.6亿，到1901年仍然只有4.2亿。1911年人口降为3.4亿。就是说从1812年到1912年四川人口增加2.4倍，全国人口却反而有所减少。这一升一降，四川人口的比例就显著上升，四川易氏占全国易氏的比例也显著上升。

　五、现在川、渝易氏人口为什么占全国易氏人口42%？清朝康熙期间规模移民中到底有多少易氏？在明朝时期以及现在，易氏人口均占全国总人口的0.19%。康熙十年开始“湖广填四川”时，全国人口只有一千八百万，那么易氏人口只有3.4万人。其时41%易氏人口分布在湖广省(湖南、湖北)，39%分布在江西省。就算当时湖广省20%人口(不得了的比例)移民四川，江西10%人口移民四川的话，那么康熙时期四川易氏也只占全国易氏人口的12%，加上幸存的宋朝和明朝时期迁川的易氏，最多不会超过15%(约5100人，其中男性只有大约2550人)。

　因为四川人口自康熙时代(1671年左右)起就快速增长，直到清朝末期才停止增长，增长时间长达两百多年。而全国人口只增长了六十多年，四川人口比全国人口多增长一百多年。另外在康熙时期以后又有易氏陆续徙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鄂东、赣西易氏居住地后面经历了大的战乱，人口减少很多，而四川却相对平安。这一升一降，四川、重庆易氏占全国易氏的比例也显著上升，到现在占42%(103万)。重庆市合川县易氏一个始祖三百多年繁衍成上万后裔，这虽然只是特例，但没有四川当时的大气候是不可能的。

　全国有两个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县和江西兴国县。1950年代授军衔后，红安县共有223名将军，兴国县有开国将军54名。而在国民党军离开大陆前，兴国籍的国民党将军也有27位。从这荣耀的背后，我们可以看看所付出的人口代价：

　湖北红安县距离易氏居住地黄冈、麻城、大梧等易氏居住地不远，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是鄂豫皖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生命，查明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人。另外大梧县本身就是一个革命中心，还出了一个烈士易汉文(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七师政委)： HYPERLINK "/dawu/dwfq/rw_yihanweng.htm" /dawu/dwfq/rw_yihanweng.htm。

　江西兴国县位于江西省中南部，西邻万安、泰和，北界永丰、吉安。泰和、吉安均为易氏传统居住地。苏区时期，兴国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多人，占青壮年的80%，为国捐躯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3179名，居全国各县烈士之首，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十分之一，全江西省烈士的十分之一，赣南烈士的五分之一。其中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达12038名。兴国是全国知名的将军县，全县共有长征老干部500余人，省军级以上干部106人，地师级干部147人，开国将军54名，是全国第二大将军县。看来邻近的泰和出了个易氏将军易耀彩并非偶然。

　另外湖南浏阳、江西萍乡是秋收起义的地方，井岗山是革命根据地。这些地方都是易氏集居地。

　这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易氏为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些地方献出的几百万英雄儿女从全国角度来看比例并不大，但对我们易氏来说比例却太大了。

　六、“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迁四川”的说法不可全信移民问题在古代中国很普遍，中国很多省区到处流传着“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并且到处可以看到各种碑刻、家谱把这种传说记录在案，言之凿凿，使人难以怀疑。“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南方客家人都把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作为他们的发祥地，在北方，人们会普遍地说自己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移民。在安徽这一带，人们会说自己是江西瓦西坝出来的移民。云南人会说自己的根是南京杨柳巷。明朝初年后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后，很多四川人就开始说先祖来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清朝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后，现在大多数四川人都说是先祖来自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方言与民俗》等学术专著中收录的四川人家谱，说自己家族来自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占最大比例。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移民事实。

　麻城县现在没有一个孝感乡，只是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孝感县( HYPERLINK "/html/2003/11/001002002_395724.htm" /html/2003/11/001002002_395724.htm， HYPERLINK "/cddajin/MyPower/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81" /cddajin/MyPower/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81)。孝感县是因为汉代出了个孝子董永而得名。泸州易小平为修谱，亲访麻城县志办，承答当年孝感乡，即今白果镇、中馆驿镇、和铁门乡三个乡镇。

　湖广省以及江西省是清初时四川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全国易氏大部分刚好也分布在这两省)。但麻城却位于湖广省离四川最远的地方。当时清廷把移民的成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及升迁结合起来。地方官员千方百计鼓励移民，何必舍近求远到东部麻城吸引移民？湖广省西部更容易徙川(从目前已知的名人家谱看，湘西辰溪、洞口、武冈、新宁等地移民四川很多)。

　再说康熙初年中国总人口只有一千八百多万，全国有差不多两千个县。每个县平均不足一万人口(没有现在一个乡的人口多)。整个“湖广填四川”人数上百万(包括十多个省的移民)，就算麻城、孝感两个县人口共有十万(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大县了！可能性很小)，就算两县全部迁川，也只占迁川人口的很少比例。清康熙时期湖南、湖北全境各只有120万人左右，湖北当时共有六十多个县，按平均估算，麻城、孝感两县共有4万人左右，30%徙川的话，也只有一万多人，只占当时四川移民的1%左右。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麻城县孝感乡一个乡人口最多几千，全部徙川，也只占徙川人口百分之零点几。

　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联系自己的家史说：“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意识伴随着杨尚昆的大半生，事实上杨尚昆先祖是从湘西辰溪县徙川的。

　著名作家艾芜在1947年，这样追述着自己的家族历史：“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入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承认先祖来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

　至于为什么大多数四川人都说来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至今仍是个谜。中国古代崇向“父母在不远行”，离家背井迁徙外地被认为是不孝顺的。是否为了避嫌，就冒充来自出孝子的地方？

　重庆市涪陵区易亨明推测：先祖入川时顺应湖广填川的移民形势，可能当时忙于生计，加之新到一个地方后，教育相对滞后，“学在官府”，于是几代人后就“丢掉”了祖籍，于是人云亦云；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湖广人入川后，麻城人成为本地望族，为依附名门，多数人把当时湖广的麻城作为自己的祖籍。

　万州、合川也有易氏说是来自麻城，但没有确切依据。

　从“天下易家人”网站留言看，很多四川易氏族人也说先祖搬自湖广麻城孝感乡。

　易小平说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易氏是从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搬来。但泸州易氏曾托鄂东易氏1942年合修老谱孤本收藏者耀芳先生，认真遍查有关麻城和河南光山信阳商城固始等县易氏各支谱，未找到泸县易氏始祖文龙与迁川朝鸾等三公完全相合之记载线索。找到一些疑似线索留供后世继续考定。

　易亨明说重庆市涪陵易氏是从湖广永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搬来，事实上永州府是湖南南部(不是湖北)，没有麻城这个地名。

　四川江油的易可清意识到麻城的错误，认为从湖广麻城迁来的“这种说法未必可靠，因为四川人大都说是从那里迁来”。

　表1：湖南、湖北、江西易氏传统集居地离成都、重庆的垂直距离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湖南长沙湖南湖南湖北江西江西湖北湖北/公里辰溪黔阳石门新化邵阳宁乡衡阳浏阳孝感萍乡宜春黄冈麻城距成都602644644706744827852876856876955947951距重庆361395424465503594611648665685727748764从易氏集中生活区域(表1中孝感和麻城是假设为易氏集居地)看，麻城比湖南所有当时易氏集居地离四川的距离都远，比湖北现在易氏集居地大悟县、广水市、随州市、公安县(不知当时是否有易氏集居？)要远，也比江西萍乡、宜春等易氏传统居住地离四川的距离还要远，只比江西瑞昌、永修、泰和离四川稍近。

　从地理位置看，湖南黔阳(今洪江市)和石门是离四川最近的易氏集居地(辰溪易氏为黔阳易氏始祖子彬公五子祖高公后裔，数目远没有黔阳本部多)。黔阳易氏也有很多支系迁居溆浦县一些地方以及邵阳地区的绥宁、洞口(当时与武冈一个县)、城步、武冈等县。以当时的情况(包括交通条件和经济条件)，举家徙川并非易事，湖南新化易良祥一家九口于清康熙四十六年化了一年时间，历尽艰难才到达500公里远的重庆合川。因此增加几百里距离，增加无穷的难度。而早期移民是插草为界的越早徙川就越能占据很多良田(人口繁衍的物质基础)。

　石门易氏始祖赓公于明洪武2年(1369年)迁湘西，后裔迁湖南石门、桃源、湖北公安等地。距康熙十年(1671年)年302年，繁衍10代左右，比黔阳易氏晚5代。黔阳易氏到第十代时候男丁还只有近百人(不计算部分因后裔外迁无法上谱的)，八、九、十这三代总男丁三百多人。

　优公后裔九三公和元英公在宋代宝庆年间分别迁黄冈和浠水。九三公迁黄冈(1225－1227)与黔阳始祖子彬公迁黔阳(1224年)几乎同时，距康熙十年(1671年)有446年，繁衍15代左右。石门易氏繁衍到第10代左右。从谱上看( HYPERLINK "/shxbhn5.html" /shxbhn5.html, HYPERLINK "/yanyuan1to10.html" /yanyuan1to10.html)，石门易氏的10代时人口还不很多，不可能是迁川易氏的主力。网上只看到黄冈易氏前9代世系，第九代(以九三公为一世)玉字辈人口有43人，黔阳易氏第九代有名可查的有66人(并且还有几甲因为后裔外迁无法查到当时名单)，并且子彬公迁黔阳时候已经71岁，其子祖英公才是壮年，因此黄冈第九世更可能相当黔阳的第十世尧字辈，黔阳尧字辈有92人(也还有几甲因为后裔外迁无法查到当时名单)。并且黄冈属于战乱地带，从谱上看，人口时增时减，比如传六代时本有7人，适逢陈寿辉反元在浠水称帝，后陈友谅加入，鄂东仅余天文、天祺二公，再传至九代，明朝后期，才发展为43个玉字辈。且乱及鄂赣苏浙，易氏族居地都受影响，湘未受害，这可能是后来易氏名人多湘人的原因。麻城距黄冈一百多里路，以黄冈谱来看(/shxbhbhg5.html)，从黄冈迁麻城的易氏，到康熙时期人口不多；但麻城现在还有不属于九三公的易氏支系，虽似乎人数不多，但也不排除族人早年已外迁的可能(有待麻城易氏提供线索)。

　因此湖广填四川的易氏时候，应该是湖南易氏为多，麻城易氏(要是有迁川的话)最多只占很少比例，湖北其他地方以及江西也应该有迁川的。谱载来自湖广麻城/麻城县孝感乡/湖广孝感等地方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易氏千万要小心，要能找到更多证据(比如人名、辈分)才能肯定确实是来自湖北麻城或者湖北孝感。不过即使找不到确切祖籍，也不要太失望，因为我们易氏与其他姓氏不同，非常纯，都是晋朝易雄公的后裔(按江西谱现在易氏各支系在晋朝时才分开；按照湖南谱在唐朝才分开呢)，易雄的墓还在，是长沙市31座历史名人墓地最早的墓地( HYPERLINK "/bbs/97438/messages/225.html" /bbs/97438/messages/225.html)，“天下易家人”()网站就是大家的家！

　易雄公的籍贯和官职变动考 HYPERLINK "/researchxionggong2.html" /researchxionggong2.html易雄公祖孙疑考 HYPERLINK "/researchxionggong.html" /researchxionggong.html易雄故居、墓山、祠、墓 示意图 HYPERLINK "/gj1.htm" /gj1.htm

　七、湖南黔阳(现洪江市)是四川易氏重要迁徙来源地之一黔阳易氏始祖子彬公(1153年生于江西庐陵)于南宋1224年迁黔阳，距康熙十年(1671年)已经447年，繁衍15代左右(请参看黔阳易氏前11代(宋末到明末)外迁名单表： HYPERLINK "/shxbhnqy11.html" /shxbhnqy11.html)。除开外迁族人，黔阳易氏生儿子率如下表。举例说明：第三代国宝、国器、国瑞、国良四个国字辈共生育10个廷字辈，生育率为2.5；但第四代因为廷忠、廷信后裔外迁无法考证，就只以8个廷字辈为父代(没有后裔的也算)，共有12个子代仁子辈，生育率为1.5，依此类推。没有外迁的前10代总共有238人，他们的子代445人，生男丁率1.87。而谱中没有外迁的第11代子字辈共有152人，这还不包括其时仍然在黔阳的八甲以及其他暂时还未外迁(但其后裔会外迁的族人，后面的谱无法得到当时名单)。而造成全国人口剧减的明末清初战乱并未影响黔阳太平里(志雄、万金、从文、关民、远煜、忠君、加富、远富、文荐、仁贵等先辈率黔阳族众将战乱阻挡于境外，我里无恙)。因此在后面四、五代内生育率不太可能突然变化很大。康熙时期黔阳易氏以第14、15代为主，一般两、三代共存。根据11代152人以1.87的生儿子率推算，到康熙时期黔阳男丁有三千多人(总人口七千左右，占了全国易氏的20%)。就算以1.7或1.6的生儿子率推算，到康熙时期黔阳易氏男丁两千人左右(男女族众有三、四千)，占了全国易氏的10%，可能是黔阳太平里偏处湖南西部一隅，为三县两府交界处，几乎独占方圆八十里，相对远离动乱中心，利于休养生息，就象后面四川一样；另外民俗尚武，能将战乱阻挡于境外(包括后面的抗日战争)。

　表2.黔阳易氏前十代生男丁率 以1.87/1.7/1.6/1.5生男丁率推算以后男丁数辈分代父代子代生儿子率1.871.71.61.5子1155辈分代男丁男丁男丁男丁祖2242子11152152152152国34102.5祖12307279262246廷48121.5继13573474420369仁510191.9加141072806672554志612231.92成15200513701075830良718321.78士163750232917201245绍831662.13良17舜9601101.83绍18尧10921641.78舜19总和2384451.87尧20

　黔阳易氏在大量外迁之后，乾隆四十二年(1779年)黔阳谱说当时黔阳本地易氏“不下千户”，假设1300户的话，按每户6.6人口计算(清乾隆《绍兴府志》记载乾隆五十六年，绍兴户609527，口4023970，每户6.6人)，黔阳易氏其时人口有八千五百人左右。公元1776年中国人口2.08亿，1995年12亿，增长5.77倍；1994年黔阳易氏人口5万(占全国易氏的2%)，按5.77这个比例回推，1776年也为八千七百人。再按全国增长速度(从康熙时期到公元1776年增长10倍)回推，康熙时期黔阳易氏男女人口只有近千人口。这个数字与上面依出生率推算的差别很大。因此唯一的可能是黔阳易氏族人在清朝初年大量外迁。

　黔阳现在易氏五万(占全国易氏的2%)，可能是仅仅次于江西宜春(八万易氏族众)的全国第二大易氏集居地。清钦差大臣左宗棠给易孔昭(二品顶戴，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易孔昭主管后勤)的父亲易尧扬(字抑之)所作“中议大夫抑之公传赞”中说：“易姓在楚，推望族。黔阳尤大。代有积学励行之士，辈出其间。”并且黔阳地处湘西，为川滇黔之门户(从黔阳独立出来的怀化市现在仍为西南门户，要是中国未来划50到60个省，怀化应该是个省会城市)，在宋、元、明三朝都有族人活动/迁徙到四川、贵州等地。“云南、四川”是当地口头禅，解放前我祖父作生意也多在四川、贵州和广西等地。明朝初年第一次“湖广填四川”时就包括部分黔阳易氏族人(不知这些族人是否幸免于明末清初的四川浩劫)。整个清朝，黔阳易氏先后有数千人(康熙时期至少几百，更多是在康熙以后)迁四川、贵州、云南(可能还包括广西)。整个西南一直是黔阳易氏的活动范围。

　黔阳易氏居住地太平里(现洗马乡、塘湾镇)的枳(方言发音jia)木界是著名的雪峰山天险的古要道(现在上海到昆明320国道也从这里爬上雪峰山。因为过于险要，上海到云南瑞丽的高速公路只好在其南部三十里的塘湾镇兰家村修全国最长的隧道穿越雪峰山)，为湘南(如邵阳、衡阳、永州等地)甚至广东一些地方到四川、重庆、贵州的必经之地。陈毅的先祖陈尧钦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徙川，艾芜先祖从湖南宝庆府武冈(现洞口县)徙川，四川省江安县易渡的先祖从湖南邵阳(宝庆府)徙川，都得从黔阳太平里穿过雪峰山。

　由于黔阳谱总谱只记载了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文苑、笃行、忠义、孝友、公正、孝女、寿妇等)，因此上谱人物比例很少。但从中仍然可以窥知清代外迁的一些情况：

　黔阳谱总谱“从文公传”：从文公名加富(加子辈)，与万金公(但从文、万金似乎并不是九甲的)等率族众阻挡流寇陈友龙、王进才、马尽忠等进入我太平里，避免我里族众生灵涂炭。并记载从文公率族众并联合周姓大败小坪萧姓，然后一段如下：“先是，九甲父子九人，占据小坪兰家，俱雄猛，号八虎，当萧姓未侵时，八虎已侦知，乃蹑其后，至洪庙，遇贼众至，八虎乘势截杀，歼灭尽，由是萧人贴服，不敢复生觊觎，但萧姓恨之入骨，屡谋仇杀，九甲族人度不能居，乃徙川(据传说：走过走过枳木界后，有怕老小远行艰难的停居于枳木界西)”。紧接着，又记载康熙五年(1666)，从文公平定邻近徭民暴动，避免祸及我里。

　黔阳县志记载陈友龙、王进才、马尽忠等进入黔阳是在顺治六年（1649）。因此九甲举族迁川是发生在1649与1666年之间，在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号召湖广填四川之前就徙川的。

　黔阳总谱人物传“笃行传”(似为三甲老谱)记载：文上字登瀛，质性诚悫，贻谋宏远。康熙两子，诏移楚民实蜀地。公年逾杖国，子六，孙曾数十，长孙心会，入邑庠，家赀亦丰，毅然舍去，举家西行，止成都金堂县，心会复入金堂学，为恩贡。心融、心裕、心恰，相继游泮食饩。后裔蕃衍，分居成都、汉川、德阳，为蜀中望族。公在蜀，日以孝弟力田训导子弟，蜀人化之。族人至其地者犹悉称公之盛德。

　黔阳总谱人物传“文苑传”记载：1、心会公(就是上面提到的登瀛公的长孙)，康熙时岁进士，潜心经史，工古、今文，少游四川金堂县，邑钦其才，留主讲义塾，裁就甚多。逐寄居于此。从兄弟心融、心裕相继游泮食饩，均以才显。

　2、一龙公，雍正壬子举人，癸丑进士，任保定知县，积学淹贯，著述甚多，其稿俱携徙川。

　3、含章公，寄籍四川内江，嘉庆辛酉举人，壬戌进士，任江苏元和知县，寝馈经史，工古今文，著述颇多。

　黔阳旧谱“忠义列传、孝友列传”(三甲老谱)记载：绍高字高百，……慷然有四方志，以太公在，不果。迄太父卒，束装西上，访叔祖上三公于蜀之金堂县，有世家贺某者延公居西席训子弟，有声庠序……。

　黔阳总谱人物传“笃行传”(三甲老谱)记载：舜仕字猷廷，国学生……，从侄尧华，弱冠适川，行囊空乏，厚赠之，逐迁寓成都彭县(现四川彭州市)，家资巨万，族人往来其家，辄述公(舜仕)盛德，感激流涕。(黔阳总谱第10世系也有个尧华，但该尧华的父亲舜甫生于1458年，卒与1531年，时间不符，并且谱上只说他后裔康熙时迁川，他本人还在黔阳去世。因此迁彭州的尧华应该是第20世，应该在康熙以后，可能是投奔早已迁彭州的族人)。

　黔阳总谱钱公房传赞“太震公传”记载：太震公为明崇祯时人，寄籍贵州，补弟子员。怀宗殉国，桂王监国肇庆，旋改元永历。公(太震)上书恢复策，桂王立公兰山教谕衔，旋加桂阳州衔。后公在滇括饷济师，授督粮道衔。辛丑春，大兵破云南，李定国、沐天波等奉王入甸，公知事不可为，归里(太平里)，以遗民终。

　黔阳总谱锦公房传赞“仁麟公传”记载明万历年间，思祖公由古楼坪徙贵州思州府，去世后葬于城外冬青树，有子万荣、万禄、仕宝。万金公来贵州接万荣(万禄、仕宝仍然居贵州)带三个儿子文栋、仁麒、仁麟迁回黔阳。“仁麒有五子均徙川，分居仁寿、金堂、简州等地，富庶缙绅，互相辉映”。从贵州回来的只有仁麟(字友凤)在黔阳生活，后面又碾转迁黔阳塘湾木兰溪，后面迁塘湾沙溪祖山田，清朝光绪初年修谱时候有后裔上千。

　从上两则家谱看，明朝时期有黔阳族人迁居贵州。仁麒公五子徙川是在什么时候，家谱没有明说，但万金公是明末和康熙初期的人，因此仁麒公五子徙川估计应为康熙初年。湖南新化易良祥家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徙川，因入川已晚，无余地可耕，他们只好租种别人的田地。从这点看，仁麒五子徙川也应当在康熙初年，才能短期就“富庶缙绅”。

　黔阳总谱煜公房传赞“志先公传”记载志先公有三个哥哥志纬、志红、志逊。“志纬状貌魁梧磊落，有志，尝游远方不归”。志红、志逊也分别从戌、从商相继外出。志先想出去找哥哥们回来，但父说：“亦欲效尔兄之外游，不顾父母之在堂耶？”。后又得知三个哥哥“俱乐业于蜀(四川)”后，志先也就暂息心思。当父母去世后，志先历尽艰险，到四川找哥哥，但只有志红与他一起回黔阳，相得甚欢。志红回来后仍不安于家，徙湖南溆浦县七里湾。志红去世后，子孙又纷纷迁滇(云南)。同治年间修县志，曾采此事于“独行传”中。

　上则家谱也与正史所说四川人口饱和后迁云南的说法一致。

　总谱还有一些迁云南、陕西、安徽、湖北、广东的零星记载。

　另人口众多的八甲举族迁川不知是清朝何时。家谱记载其他支系大量族人也在康熙时期迁川。康熙“诏移楚民实蜀地”包括黔阳，黔阳易氏属于“奉诏填川”的。就目前资料看，湖南洞口(艾芜家族)、辰溪(杨尚昆家族)、湖南新宁县(陈毅家族)有不少人康熙时候填川，黔阳刚好介入洞口、辰溪之间，为洞口、新宁迁川的必经之地，并且也有很多支系生活在洞口、辰溪(子彬公五子祖高公后裔)。从辈分看，黔阳清朝康熙时期辈分多为“国(继)廷(加)仁(成)志(士)良绍”阶段。不过由于黔阳易氏人口较多，按辈分取名很易重名，因此明清时期很多族人就并未依辈分取名，这为联系外迁族人增加了困难。

　从家谱看四川金堂、成都、德阳、彭州、汉川、仁寿、简州、内江等地是黔阳易氏迁川集中地。我们看看现在四川省成都金堂县情况：金堂县是成都平原经济圈中心，全县有24个乡镇，84万余人。从该县政府网站查乡镇干部名单，发现光乡镇干部就有不少易氏：易彦：县教育副局长易刚坤：县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刚福：金堂县畜牧食品局督导员易立泽：赵家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劳动与社会保障所所长 易大：赵家镇镇老龄委、综治、司法所所长 易志坚：高板镇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易大贤：官仓镇党委委员易刚寿：福兴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易遵勇：转龙镇常务副镇长易佑望：广兴镇教科文卫与计划生育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易佑春：栖贤乡党委委员，协助乡长工作

　金堂县为85万人口大县(黔阳县只有三十万人口)，乡镇干部就有这么多，说明易氏有好几万(四川一个县易氏可能是多地迁来的)。不知这些易氏中是否部分是黔阳易氏族人后裔。

　以辈分推测黔阳易氏外迁四川族人后裔：黔阳易氏辈分原为：子祖国廷仁，志良绍舜尧。后面转宗后辈分为：子道继加成(这段时间辈分有些混乱，有些支系仍采用子祖国廷仁)，志(士)良绍舜尧。道光年间，加创“孔盛(又称圣)图延传，思文继受陶”。清光绪五年(1879年)三、四甲采用长沙雄公祠清同治元年(1862)新创的“大理贤声重，尚书世业扬”的辈分，其他各甲仍然采用“孔盛图延传，思文继受陶”的辈分。请参看“湖南黔阳易氏辈分排行原委”( HYPERLINK "/qianyangbeifen.doc" /qianyangbeifen.doc)。因此道光年间之前外迁族人并不知道后面的辈分(这为联系外迁族人又增加了困难)。但有些族人直到清朝末年甚至民国时期仍长期与黔阳族人保持联系，因此这些族人仍然采用黔阳易氏后面的新辈分。

　“天下易家人”网站2003年4月25日重庆秀山籍家门留言，他们的辈分：顺(舜)、尧、孔、圣等刚好与黔阳的新老辈分都一致。

　“天下易家人”网站重庆市易亨明于2004年6月19日提供的重庆南川易氏辈分为“胜仕成学文，才子国廷仁，志良孝(绍)顺(舜)雨，长贵春华茂”，与黔阳易氏老辈分一致。

　由于“大理贤声重，尚书世业扬”无法辨认是否是黔阳后裔，因此只能用“孔盛(圣)图延传，思文继受陶”的辈分系统从网上搜索外迁族人，要是某地同时有几个辈分都与黔阳一致，很可能就是黔阳易氏后裔。现在在世的黔阳易氏中有：尧、孔(湘)、圣(盛、大)、图(理)、延(贤)、传(声)、思(重)等辈分，发现以下地方可能是黔阳族人后裔。

　四川彭州市(全市人口77万)可能黔阳易氏后裔：1、易孔盛 副市长2、易孔华2、易延洪 学生3、易传斌 副镇长 4、易传友 司机

　四川南充市可能黔阳易氏后裔：1、南充市高坪区走马初级中学易圣仁2、易图科3、四川南充市滨江社区主任、南充市人大代表易延兴4、高坪区老君镇三道拐村党支部书记易延河5、高坪区东观初中易延茂

　四川崇州、德阳、郫县(如易图平、易传昭等)、广汉、什邡、金堂，贵州岑巩县、六盘水市等地都能查到与黔阳辈分一致的，但没有查到三个以上辈分都相同的，难以确定是否是黔阳易氏后裔。

　与黔阳易氏辈分一致的肯定是黔阳易氏外迁族人后裔。黔阳清朝康熙时期辈分多为“国(继)廷(加)仁(成)志(士)良绍”阶段，但在“志良绍舜尧”辈分用完后，急需新创辈分。不能再转宗了(上次转宗重复原十派辈分就面临一些混乱，并且有欠讳忌)，因此迁川族人大多单独新创自己的辈分，因此绝大多数黔阳易氏外迁族人的后裔的现在辈分与黔阳易氏并不一致(南川易氏虽然新创辈分，但新辈分仍含有部分老辈分，因此容易辨认为黔阳易氏)。

　看来黔阳易氏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以及湖南邵阳等地分别很广，可能比黔阳本地5万人口要多几倍。成都附近易氏估计有相当部分是黔阳外迁族人后裔。南充易氏到底是何时从黔阳迁出，我没有线索。

　黔阳县历史沿革：元置沅州路，辖黔阳、麻阳二县，隶湖广中书行省；明洪武九年(1376)改沅州路为州，隶辰州府，辖黔阳、麻阳二县；清康熙三年(1664)沅州改隶湖南布政使司，辖黔阳、麻阳二县；乾隆元年(1736)升沅州为府，辖黔阳、芷江、麻阳三县。

　黔阳县自宋朝以来没有改名(前几年改名洪江市)。黔阳县易氏集中地洗马乡、塘湾镇解放前一直叫太平里，雪峰镇叫子五里，铁山乡叫铁山庙。易氏本部太平里为黔阳、溆浦、武冈(现在洞口)三县交界区(附近溆浦、洞口等易氏也为黔阳外迁族人)，并为宝庆府(现邵阳地区)与沅州府(现怀化地区)交界处。太平里、子五里一些地名(方便外迁族人后裔查询)如下：古楼坪、梅田、衙里、中段、八甲田、九甲湾、十甲院子、小坪、兰家、袁家塘、杜家坪(沙溪二家凸)、甘田冲、黄泥洞、长田垄、和郎溪、洪庙、茅坪、徐家洞、铁山溪、曹家寨、墨池潭、岩备后、深渡、稠水脚、三角溪、泥鳅洞、江口、隘上、白杨、水源、浆溪、文峰、陈家、木兰溪、响溪、花岩、岩板冲、山牛坡、屏山、枳(方言发音jia)木界、帽子山、界脚、木古界、桐溪、先锋溪、庙冲等。另外附近一些重要地名：黔城(老县城)、武冈县、洞口县、绥宁县、溆浦县、罗翁山、渣坪、乌峰、湾溪、八面山、龙潭、黄茅园、安江、小坪、麻塘山、白茅垄、大垄、大坪、龙标书院。

　请黔阳易氏各支系能提供本支系到湘(孔)字辈世系和外迁名单(参见我上次的格式 HYPERLINK "/shxbhnqy11.html"/shxbhnqy11.html，用PowerPointr软件比较方便)以及外迁族人信息，便于西南易氏联系。并请湖南、湖北、江西等的传统易氏居住地的家门能将各支系外迁名单列出供外迁族人后裔查阅。

　希望有家谱的、辈分与黔阳类似的族人能与我联系（ HYPERLINK "mailto:fuxianyi@" fuxianyi@），我将尽量协助与黔阳易氏父老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