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小说中茶馆文化

来源:加拿大留学 发布时间:2020-10-24 点击:

 沙汀小说中的茶馆文化

 摘要:四川茶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茶馆里喝茶听戏别有一翻滋味。在文学作品中,谈到四川茶馆的有很多,而本土作家代表李劼人、沙汀就对四川茶馆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描述。“沙汀是爱写四川的茶馆生活的”,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茶馆里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是“吃讲茶”、评事理的地方,在这里看尽四川的世态人情,风土习俗。本文将从沙汀小说中对茶馆的描写来看四川的“茶馆文化”。论文关键词:茶馆

 茶客

 “吃讲茶 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里曾提到咖啡馆是被视为“政治骚动的温床。”在西方像咖啡馆、酒吧、餐厅一类的都可以归为到“公共领域”里,而在中国与其相对的便是“茶馆”。当然茶馆也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也可以把它认为是“骚动的温床”。社会学家 R.森纳特认为咖啡馆是“讨论各种话题的地方,”在那里“社会暂时消弥,”每个人都“有权力给另一个人讲话,”并“参加任何讨论。”中国的茶馆由来以久,尤其是四川成都的茶馆。在百年多的历史中,成都茶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直至今天,它依然是成都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成都的茶馆数量之多,历史之久。有名谚这样说“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一城居民半茶客”。从这些名谚诗句中不难发现茶馆在四川文化中所占的份量。成都人自己调侃说成都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在中国,成都的确以茶馆最多,茶客最众并以在茶馆中消耗时间最长而名声在外。在沙汀的长篇、短篇小说里,尤其是他的“三记”中都可以发现茶馆的足迹遍及各个地方,它形成了

 独具成都特色的“茶馆文化”。

 一、成都茶馆多 在沙汀的许多作品中对茶馆和茶客都有精当的描写。“沙汀是爱写四川的茶馆生活的,”茶馆在四川是各种身分的人聚会的场所,“吃讲茶”,断事理。在这个地方,将四川人的风俗民情一一呈现。沙汀说“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成都人爱喝茶,爱坐茶馆,这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已然成了一种文化,一种传承已久的历史文化。“坐茶馆,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就形成了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正如沙汀说的“因为习惯出了毛病,”不到茶馆便难受。茶馆成了成都人悠闲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男女老少都离不开。人们去那儿不仅仅是喝茶,也享受齐聚一堂的氛围。

 在成都,无论是寒冷还是酷暑,最早亮着灯的必是茶馆,而茶客们也总是早早的从热被窝里进入冰冷的世界,摸摸索索的穿衣,不点灯,不洗脸,也不漱口,在万籁俱寂的冬夜走在打霜的石板上,向着有灯的茶馆走去。而此时的茶馆里几十个铜壶烧得呯呯作响,堂倌则是满额的汗珠。茶馆里人来人往,有些聊天,有些打瞌睡。在茶馆里你可以聊天、下棋、谈论政治,或者做生意。在夏天的几个月里,也有人一边品茶,一边洗脚。很多人称成都人是十分懂得享受的,就如一句话:“成都这地方,有钱可以过得舒坦,钱不多也活得很惬意。”

 所以即使在战争的动乱年代里,四川成都的老百姓仍然按着他们惯有的生活方式生活。沙汀在《淘金记》中就说:“纵然某些新的事物,比如物价、兵役和战争,有些时候也叫人感觉生疏,感觉苦恼,但是时间一久,也就变得很平常了,成了闲暇时候发泄牢骚的资料,浮上他们略嫌混沌的脑筋里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工作。但这也自然而简单:昨天如此,今天如此,已经做过好多年了。”长期的与外界少有联系,使人们的生活十分的封闭,无论世界如何变,只要他们还可以生存下去,只要不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仍然过得很悠闲自在,不在乎外面的世界如何变下去。已经形成了麻目、事不关己的心态。只要不打破他们的生存模式,只要没有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他们都可以不闻不问的照常生活。“对茶客来说,一年又一年,又有多大的不同呢?根据他们祖祖辈辈传下的箴言,管他天翻地覆,改朝换代,小民还不是喝茶吃饭?当明天他们再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另外一年了。” 沙汀所写的北斗镇并不大,只有一条正街,还有两条被称为“尿巷子”的窄巷。两边都是粪坑、尿桶、尿缸,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小乡场兑有八九个茶铺,赶场天甚至增加到十多个。1938 年左翼作家萧军到成都吃惊于茶馆之多“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何满子说:“茶馆之盛,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稍长,到了一次扬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通;乃至抗日战争时期到了成都,始叹天下茶馆之盛,其在西属乎!”不难看出成都茶馆的数量之多,而每一个茶馆所能容纳的人数也不少。李劼人曾这样描写晚清的茶铺“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

 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摆二十来张桌子公司;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 二、茶馆作用——消遣 成都茶馆不一定非要是在一个十分高级的地方才能成其为茶馆,即使是一个稍简陋的地方也可以。在《困兽记》开篇说田畴一伙人欢迎章桐回来所聚餐的地方就是“让人感到十分的舒适、惬意”,“只有三间茅棚的茶社”,“作为消夏休息,这地方的确不错:开旷、高敞,可见一览郊外的田野风光。”这样的茶馆,即使它只是十几个凳子,几张桌子,几个棚拼凑而成,但只要能让人谈谈天、聊聊心事,发发牢骚,它也可以吸引众人的眼球。1983 年《成都导游》报上提到“在茶馆内中可以看报,谈天,吃零食,消磨一整天的时间非常容易。”“你无话 可说,尽可做自己的事,无事可作,尽可抱着膝头去听隔座人谈论,较之无聊赖地呆坐家中,既可以消遣辰光,又可以听新闻,广见识,而所谓吃茶,只不过存名目而已。”因此来茶馆的人其实是为了寻找那种释放身心的氛围,消遣自己的无聊时光,排解心中的不畅快。

 每个茶馆都有自己的主顾,“所以时间一到就象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茶馆让人们有地方可去,有地方消遣,和平年代是消磨时光的地方,战乱年代是打消焦虑的地方。1949 年的一篇文章说,“年头不对,在苦闷中生活着的人们”,在这个“可恶的时代”,如果“想换得喘口气的机会”,“那我劝你上茶馆坐坐吧!躺在竹椅上,两手一摆,伸下懒腰,什么不如意的事,都会

 忘得一干二净,马上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茶馆实际上在战争年代成了一个避难所,人们在那里可以暂时得到安宁和满足。以至于让这些在战乱中找不到精神寄托的人有了可以缓解心中郁闷的地方。

 在沙汀的作品中有许多的闲人,他们无事时就在街上闲逛或者在茶馆中吸着烟袋打发时间。白酱丹与彭胖商量开发筲箕背时,由于彭胖的举棋不定令白酱丹深感不快。“他懒懒地走上畅和轩的阶沿,懒懒地对付着茶客们的招呼。而且,坐定之后,仿佛故意要避开与人接谈,实则是想赶走那些残余的不大愉快的想头,他吩咐堂倌去找老骆来替他挖耳,借此派遣一下心里的闷气。”这样的一个地方同时吸引了像士绅这样的人来茶馆消散心中闷气。因此茶馆成了一个绝佳排解郁闷的地方。

 田畴与吴楣在大厅中的亲密举动被李守谦撞个正着,在吵嚷之下田畴“他闷闷不乐地走进茶馆里面去了。他的熟人中多出一个来子远,正在同吕康下象棋。他谁也不理在一张圈椅上坐下,随即全身向后一靠,双手兜往后脑,困恼地继续着他的推测。”怀着闷气的田畴在茶馆里坐了一上午,好与不好的问题想了一通,最终“他安心了。抬起视线,他笑着向他的同样们望过去。”正是这样一个茶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地,让不论是心情好与坏的人都可以闲来无事坐一坐,正如《困兽记》中所说“那一批闲来无事,经常都来这同一茶馆,坐在同一位置上喝的中年老茶客,正象签到应卯一样,几乎都到齐了。”这正应证了沙汀所说的“所以时间一到就象一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不管有事无事,茶馆几乎占据

 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时间,这成为发他们生命中不可获缺的部分。

 三、茶客、袍哥、“吃讲茶” 茶馆一方面普遍给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让人们无论有事与否都可以去消遣,当然有人也声称茶馆就是“制造罪恶的地方,”在这里可能发生许多混乱,扰乱秩序。在过去有可能茶馆与茶馆之间不断竞争而产生纷扰或邻里之间也有可能,在战争时一些军人在茶馆里生事,而在当时最有权力来处理这一切的则是“袍哥”。在过去四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帮会被称为“哥老会”,而当时的人把加入哥老会当作一种至高的荣耀,想要寻求一种保护、依赖。《淘金记》中就说辛亥革命以来,很多地主子弟就加入到这个圈子里了。《防空》里那位“毕业于正式学校的赖黑贼就加入了哥老会,用了三哥的名义接受着一切尊敬。” 袍哥们将茶馆当作解决问题的地方,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吃讲茶”,这种谈话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繁琐的,对于旁观者来说谈话并无目的,淡而无味,但却是当事人凭借它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并找出现实的利益来的方式。此时的茶馆俨然变成了集会和评理的场所“不管是固定的神会、善会,或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要商量什么好事或歹事的临时约会,大抵都约在一家茶铺里,可以彰明较著地讨论、商议、乃至争执……”袍哥在“吃讲茶”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经常被请去做调解人,所请去的人不仅在哥老会当中有一定威望,而且在当地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茶馆因此就被当作解决纠纷的地方了,其实茶馆议论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监督的作用,可以让众人来裁决是否评判得当,但事实确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

 成都茶馆名目众多当然茶客也就不计其数了。对于茶客们来说,“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了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他们对于茶馆、对于茶的喜爱达到了迷恋的状态。“这种第一个上茶铺的人,才现出活人的模样,拿出精神来,”仿佛对他们来说做第一个到茶铺的人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让他们身心舒畅。即使“全个早晨的时间,已经给他们花费干净了,但他们毫不觉得可惜。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等到肚子一饱,又有许多时光,在等待着他们,象阔人使用资财一样地浪费了。”他们在茶馆里无所顾忌的神侃。“大多数的茶客,我们不妨说正上为了他若干大胆锋利的谈吐来的。他们要借来发泄自己的怨气。因为他们在这镇上的地位,是屈辱的,无望的,但是,野心却又没有完全死尽。”而对于袍哥来说他们要在当地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需要建立广大的人脉以及在当地树立威信,而茶馆就是他们展示自己才华的地方。

 《淘金记》一开始并有从正面来描写袍哥领袖龙哥,直到第十六节才正式出场,而我们只从白酱丹、彭胖、季熨斗的嘴里了解到龙哥是一个在当地很有威望的哥老会的头人,只要由他出面的事没有解决不了的。而他真正出现在读者眼前时,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无须的四十多岁的壮汉。可以说是胖子,”他虽然是一个袍哥但却又有一点名士气,经常戴着一顶过小的黄呢帽,“手里切切磕磕地响着一叠铜元,大手大脚走进来了,一进堂屋,他就侧起肥头……鼻子吸着空气;最后又重重地响了一声。”从文中不难看出其实龙哥是一个在野派的领袖,

 “他在镇上的地位是屈辱的,无望的,但是野心又没有完全死尽,也是茶馆‘涌泉居’的老板,自有经常出入于这个茶馆的一伙流氓为他帮腔,政治恶棍白酱丹、商人地主彭胖”都依附于他存在。当龙哥吞下何寡妇的公债钱之后,他咆哮说:“老子吃就吃了,我不相信她敢告我龙闷娃一壮!这些东西才真是不宜好哩!”就是一个这样蛮横、残暴、卑鄙的人成了北斗镇权威的标尺。在“吃讲茶”这件事上,龙哥很明显的偏袒了这个玩弄计谋的虚伪的白酱丹。

 李劼人说:吃讲茶”是谁人多势众,谁就能赢,大家争吵一番,调解人“两面敷衍”,一般判弱一方为输,或把“弱势的一方数说一阵,就算他的理输了。”从《还乡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人人都很清楚徐烂狗霸占金大姐理亏在先,但他与罗敦五、保长罗懒五形成反动势力,在茶馆评理时倚仗自己的人多势众的势力硬生生的让冯大生有苦只能往肚里咽。这些都可以看出袍哥这种地方势力与乡绅、政府牵连在一起,而他们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已。

 沙汀将“吃讲茶”安排在茶馆这一特定的环境当中,自有其深意的。“茶馆就是一个市场,人们在那里进行交易,解决纠纷。道路两旁的茶馆为行人和外来的生意人提供了休息之地。”茶馆就是人来人往之地,聚众颇多,作者将主要人物放在此处,可以吸引更多的目光,茶馆的特殊地理位置不由自主的就将人置身于一个繁扰的世界里。《在其香居茶馆里》邢幺吵吵与方治国就在茶馆里上演着一出又滑稽又可笑的闹剧。他们在此处“吃讲茶”引出了无数个人物:新县长,哥老会头目陈新老爷等。他们之间因“抓壮丁”之事而狗咬狗。作者通过各自在茶

 馆里的表演、声音、笑貌、举止、情绪,刻划了一个贪婪无比、奸诈的方治国和一个蛮横无理的邢幺吵吵。除了《在其香居茶馆里》以外,《公道》当中也有一对亲家在茶馆里的有趣争吵。

 这些作品中的场景都是发生在茶馆里,不难看出过去的统治者的勾心斗角,上流社会的骗局,人民的纠纷,老百姓的赴告无门,沙汀将一次次的“吵架”写得传神极了。他几乎全部都使用方言和土语,简洁、朴素、形象,有着浓厚的四川乡土色彩,因此才让人觉得就如身边事一般。《在其香剧茶馆里》、《公道》、《还乡记》等的精彩片断几乎都是在四川茶馆中,它与老舍的北京茶馆里的场面又自不同,浓烈、火辣,真有一股麻辣豆腐的气味。

 四、茶馆的“平等化” 留学法国的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在 1939 年称:“成都茶馆之多,有如巴黎的咖啡馆。”虽然说成都茶馆与巴黎咖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数量多,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平等化上。从王笛教授书中我们知道茶馆里的桌椅可以互相移动、组合,而座与座之间可互相倾听或加入对方谈话。但在巴黎餐馆里,一旦一张桌子有人使用,哪怕只有一人,也不会再安排其他顾客就座,表明那是自己隐私范围。但在茶馆里几乎每个座位都是满的,每个顾客可以只有桌子的一方甚至一角。不同的人可以共用一张桌子,彼此之间并不会感到尴尬。在这一点上茶馆与咖馆之类就有很大差别。

 在黄裳先生的《茶馆》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四川的茶馆,实在是不平凡的地方。普通讲到茶馆,似乎并不觉得怎么稀奇,上海,苏州,北

 平的中山公园……就都有的,然而这些如果与四川的茶馆相比,总不免有小巫之感。而且茶客的流品也很有区别……总之,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以茶馆为消闲遣日的所在的。四川则不然,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的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真是:其为用也,不亦大乎!”在成都的茶馆里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往来的小商小贩,有生意人,有歇脚听戏的,还有许多拎着小东西往返各个茶馆寻求生意的。

 那个“龚老法团”为了那徒有的虚名,将自己一次次的推到边缘地带,而等待他的也不过是“草草结束了他那他会值得铭记的一生,”而“那些团坐在茶馆里观察形式的绅士,”只不过把他看成了一个玩偶,一点笑料,对他是“忍不住哗笔了”。这个老法团成了茶馆中的物饰,变为茶馆增加生意的砝码。《防空》里防空协会的会长愚先生悠闲的出入于茶馆之中,而在那里看到了毕业于正式学校又加入哥老会的赖黑贼,愚先生学着国防知识却极其害怕与之相关的东西,这不是十分可笑吗?“在其香居茶馆里”的闹剧让我们看到了联保主任方治国,当过视学的俞视学,前征收局的管帐,靠利金生活的黄光锐,会文纸店的老板汪世模汪二等等,他们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反映了抗战时国统区的丑剧。茶馆中的呼嚎声,吵架声,各式各样的人穿梭于其中。

 茶馆之中有政客,有商人、保长、袍哥、学生、知识分子,这些人的出入无不说明茶馆的平等化、平民化。对于各自的身份并未有多少顾虑,他们都在当中寻找自己的利益,寻求一丝慰藉。

 五、结语 成都茶馆成了四川的一种罕见的地方文化,在茶馆里可以看到四川的各样人式风情,它保有了许多其它地方不可比拟的文化积淀,让我们看到四川的苦朴,麻辣,火暴。

 人们在茶馆中闲聊生活琐事、打听小道消息,或飞短流度。茶客们在茶馆里抱怨生活艰苦,政客在此争夺权力、谈论国家大事。茶馆就是一个汇聚三教九流的地方,人们在此休息、做生意,成为谋生的搏斗场。在茶馆里可以看尽人间之事,听遍天下,人生百态。茶馆历史悠久,即便到了今天他仍然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程序。”这也形成了成都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独特的“茶馆文化”,迷漫着浓浓的成都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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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劼人. 《暴风雨前》, 《李劼人选集》第 1 卷,[M]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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