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银行、政府三方还贷博弈研究,博弈分析

　企业、银行、政府三方还贷博弈研究_博弈分析

　论文导读:：政府对于债务的软预算约束是企业信贷违约的原因之一，从企业还贷相关利益者的相互博弈出发，建立一个企业、银行、政府之间三方博弈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行为及其目标差异对企业信贷违约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通过补贴银行和企业来实施对企业还贷的软预算约束。论文关键词：软预算约束，信贷违约，博弈分析

　0 引言 有关经济转型时期企业信贷违约和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制度因素。（姜烨，2004）认为国有银行产权主体的缺位，所有者（国家和中央银行）的监督和制约十分弱化；银行经营层对银行经营的效益缺少直接的利益冲动，风险意识淡薄，难以真正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1]。（2）市场因素。在信贷市场上银行和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会因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蒙受损失。（3）经济环境和经济周期因素。企业经营不善，社会信誉低下，法制观念不强和经济周期的变化，把风险转嫁给银行。以上三种因素都是从银行活动的外部因素来分析银行风险。

　（4）软预算约束的视角。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科尔奈提出了软预算约束理论，出现了一种从银行活动的内在特点出发，即银行信贷的跨期性和信贷资产的不可逆转性来探究银行风险产生机理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软预算约束理论（Soft budget constraint theory）[2]。自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 1995 对

　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开拓性贡献以来,软预算约束理论在分析银企经济行为及其绩效方面有很强的解释力，该理论认为，一旦一国经济中存在较严重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该国的经济绩效必定低下。事实上,银行机构本身也会导致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庞泽博弈（Ponzi game）

　就是一个例子。在 Ponzi 所分析的博弈模型里，一个借款者在无穷长的时间界区内，实际上可以通过不断地向新的银行贷新的款项,来偿还旧债的利息而不是旧债的本金。因为每一家银行只考虑自己放出去的贷款能否收回利息，因此单家银行不会担心自己的收益,也不会对借款的企业实施严厉的约束。这样,由于单独的银行与作为整体的银行业是分离的，使借款的企业有可能钻到空子，以至于所欠的款项可能无限扩大与延伸。我国政府的决策不仅考虑到经济利益，还要关注社会政治利益（Shleifer,A1 , Vishny , R., 1994），如政府的长期合法执政政府的政绩与声誉、政 治家的当选与升迁、社会的稳定、工人的就业、社会公共产品的供应、社会福利水平等。因此，作为全能政府的中国各级政府，既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又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对政府（或政府控制下的国有银行）的投资与再投资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权衡。尽管对某项投资就经济上的考虑是不划算的,但若从政治上考虑，则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利益。我国政府将社会政治利益纳入投资的目标函数后，即使对于在经济上亏损的投资，政府也可能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通过各种方式诱使银行对项目进行贷款和再融款，这样，就会出现企业违约和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

　1 软预算约束的理论综述 软预算约束，最早是由（Kornai，1979；1980）[3][4] 提出的。它最先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在发生亏损后，政府或其贷款人对其进行救助的现象。（Shleifer and Vishney,1994）[5]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是政府或政党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解救和再融资可以获得国有企业的政治支持。这样，政府在对国有企业实施解救和再融资时就不仅仅考虑到经济利益，而且也考虑到政治利益。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扭曲了企业的激励机制，也严重破坏了市场的竞争秩序。然而，软预算约束不仅仅存在于集权经济中，在其他经济环境甚至在完全分权的私有制经济中也大量存在。对于企业软预算约束形成机理的理论文献很多，总结起来可分为二类：一种是外生解释（也称政治性的解释）博弈分析，另一种是内生解释（经济型的解释）。外生解释认为软预算约束源于各种外生变量的存在，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Kornai，1986）[6]、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Shleifer 和 Vishny ,1994）[7] 以及企业各种政策性负担的存在（林毅夫、蔡日方和李周 ,1998; 林毅夫和谭国富 ,1999 等等）[8][9]。内生解释则将软预算约束看作是特定体制内生的现象，是一种动态的承诺问题 (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10]。在研究文献中，该理论框架被广泛应用，比如，钱颖一（1994）指出这种内生的软预算约束导致了前苏联经济中的物资短缺；（钱颖一、许成刚，1998）用软预算约束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中央计划经济会缺乏创新；Zhentang Zhang （1999）

　认为，如果剥离国有企业的各类政策性负

　担，并分离公共与私人两品的提供，让企业仅仅提供私人物品，这样，对国有企业的亏损便不再承担直接责任，同时消除国有企业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巴曙松等（2005）认为 1998年至今，银行体系进行了垂直化的管理体制改革，同时政企分开的力度加大，但地方 GDP 指标仍是地方政府政绩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逐步放弃直接从国有银行体系争夺资源，而转为通过协助、纵容或默许辖区内企业的 “逃、废、债 ”行为等来间接争夺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这些研究都表明预算软约束在国有企业中仍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我国的民营企业尽管很大一部分脱胎于乡镇企业或由国有企业民营化而来，与政府部门和国有银行分支机构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也有获得政府援助的可能性。(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10] 的研究表明，在分散化的银行体系下，最初的贷款人由于受流动性约束，不能用自己的资金来给坏项目再融资，那么坏项目要想获得再融资，必须从外部银行来获得资金，而新来的银行与初始融资银行之间就项目重组和收益分配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无效率可能通过减少再融资收益而使得再融资不再具有吸引力。Huang 和 Xu（1998）从分散化的银行体系导致投资人在项目再融资时将要实行的结构重组战略方面存在冲突这一视角来论述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

　D-M 模型(Dewatripont 和 Maskin,1995）从新的视角，内生化地揭示了软预算约束产生的一般规律。（Dewatripont 和 Maskin 1995）认为，软预算约束出现的根源在于沉没成本的存在破坏了银行对企业的投

　资项目进行清算的威胁有效性，不可避免地，最终银行将选择对项目再贷款而非进行清算。D-M 模型的深刻研究在于，政府或银行之所以给予坏项目再投资，原因就在于事后有效（expost efficiency）（即在某种条件下再投资的边际效益大于清算边际成本）[11]。事后再融资的收益超过清算的收益(Kornai，1980;Dewatripont & Maskin ,1995)[12]；由于企业间密切的交易债务( 三角债) 联系导致清算成本过高(Peroti,1993)[13]；由于可替代项目质量低下迫使企业被迫选择提供再融资(ErikBerglof, 1997)[14]；债务有限责任所诱发的 gambling for resurrection 激励(Stiglitz , 1994)[15]；银行利用政府软预算的寻租行为(Berglof & Roland, 1997)[16]等。如果政府或银行己经对坏项目进行了 1 个单位的投资，那么政府或银行在第 2 阶段开始时，已经不能再考虑其在第一阶段中所投下的 1 个单位资金了，因为这 1 个单位资金已经成为沉淀成本（sunk cost ），它所考虑的只能是第 2 个单位资金与收益的比较。从这个观点来看，政府或银行仍然是理性的，仍然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者。D - M 模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从沉淀成本和再融资的事后有效的角度，内在地解释了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理[17][18]。

　2 相关利益方的目标差异 企业规划了个项目（将其标准化为 1）并将项目提交给银行和政府进行融资，在企业向银行和政府所提交的项目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好项目，所占比例为，另一种是坏项目，所占的比例为；项目的好坏对于银行和政府来说事先是未知的。银行在时期初期给每个单位注入 1

　单位的资金，在时期结束时好项目产生回报，企业的收益()，而不良项目只有当员工付出高的努力时才会产生相同的结果。银行在期开始面临着对老项目再注资或对新项目融资选择，若选择对企业再融资追加注入 1 单位的资金，在时期的末期会产生回报和企业的收益。银行也可以选择对新项目融资，假定在时期新项目好的概率为，在末期假定银行知道了项目的类型并且没有新项目的进入，在时期的初期银行面临着对项目再注资或对项目进行清算的选择。银行可以选择追加注入 1 单位的资金，在时期的末期项目会产生回报和企业员工收益，如果进行资产清算则银行获得的清算值为，而企业雇员的收益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