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精神天使”】 中国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

　　精神障碍类疾病,正以我们难以预计的速度摧残或吞噬着生命,而很多人面临即将来临的危机却毫不知情。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执行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和流行病学教授费立鹏,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目前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其中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任何精神卫生的专业治疗。
　　庞大的数字来源于费立鹏小组对中国四省(山东、浙江、青海、甘肃)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调查由熟悉当地方言的精神科医生及护士,随机抽取63004位成年人样本,通过标准化问卷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有17.5%的精神障碍高患病率,也就是说,每10人中有将近两人需要寻求心理援助或治疗。
　　人数为何如此之多?费立鹏表示,一方面,随着我国对于各类精神障碍疾病识别率的提高,很多过去被人们忽略的病症现在都被确诊,患者人数直线上升;另一方面,之前一直被忽略的“抑郁症”这次也被正式纳入了“精神障碍”的评价体系。如此庞大的“精神障碍”人群,该怎样应对呢?根据中华医学会公布的数字,我国注册的精神科医师仅有16383人,也就是平均每10万人中仅有1.26名医师,我国现有的精神卫生医疗条件,注定不可能让所有患者都走进医院接受治疗。
　　国内精神科医生人数稀少,与他们的从业地位有很大关联。一般来说,国内的精神病院都隶属公益性质,精神科医生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薪资水平,都远远不如普通医院的外科医生,因此有择业意向的人本就不多。
　　此外,在学历上,美国的精神科医师除了要攻读5年的本科医学文凭以外,还必须要攻读5年的医学博士,累计下来大概有300多个学时,系统的课程设置储备了大量专业人才。可在国内,精神科医生只需要攻读本科,约为30~40个学时,且我国的医学院校很少有专门的精神卫生系,更多的从业者是其他医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自动入行的,人才培养并不稳定,数目极缺。因此,各类心理咨询机构,以及家庭、单位等社会支持系统,显得尤为重要,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大众对于心理咨询行业的认知存在一定误区,总觉得如果心里有“过不去的坎”或“解不开的结”,咨询师就应当指出一条明确的出路,比如“你该马上离婚”“你的工作没上升空间了,跳槽吧”等。但事实上,心理咨询的最大意义在于“陪伴”与“分担”,正规的咨询师不会给你明确的行动指令,他们会在你的倾诉中帮你化解消极情绪或压力,但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心急的咨询者往往耐不住性子,半途而废。
　　除此之外,心理咨询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在我国起步较晚,目前无论从法律上还是职业规范上,国家都没有出台明确标准。当下我们常常听闻的“一级”“二级”或“三级”心理咨询师,其实是当事人通过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举行的考试,获得从业资格证。但与此同时,我国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从业者必须“持证”,这就造成业内人员资质参差不齐,且缺乏后续权威的督导人员。在很多发达国家,关于心理咨询师的成长都有一套完备的培养体系,包括入行前的资格审查、技能培训;入行后的继续教育、见习、实习、督导等,都有相应的学分学时要求。
　　“心理咨询”难解“精神障碍”之急,还在于医疗体制的接口断裂。美国人看心理医生,是可以遵循医疗体制报销的,就像我国的医保一样,所以他们对费用并不会过分担忧。然而在中国,按照一般的市场标准,看一次心理医生需要花费300元左右,一个疗程至少10次,也就是3000元钱。这样一笔“医保”以外的支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不轻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走进心理咨询机构的脚步。
　　而对于家庭、单位等社会支持系统而言,由于缺乏心理学知识,以及相应的体制不健全,你很可能会忽略身边亲人的“异常动向”,也可能在自身出现情绪问题后无处倾诉。
　　目前美国和日本的一些企业,会对员工放“情绪假”,你可以不用解释具体细节,只要表明“情绪不好”就可以带薪在家休养。美国的另一些企业还会为员工配备心理医生,或为他们购买心理服务,聘请专业咨询机构介入,为员工提供帮助,这些都是不错的办法,值得我们参考。
　　(摘自《北京科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