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肺炎查梅毒宰人能否“艺术”点等】 梅毒性肺炎

　　婴儿肺炎查梅毒宰人能否“艺术”点 　　刘义昆 　　 　　患上新生儿肺炎、消化道出血、出生不到一周的婴儿，79小时内做了189项检查，其中包括艾滋病、梅毒、类风湿、糖尿病等项目。花费近6000元。初为人父的家长雷旭(化名)觉得被医院骗了。经向广州某儿童医疗中心咨询后，院方道出无奈：这些检查大多包含在一个套餐里，即便没必要。医生也无权将其从套餐里剔除，名目繁杂的检测费用无法避免。
　　189项检查、6000元已经令人咂舌，出生不到一周的婴儿竟然也要检查艾滋病、梅毒，更是耸人听闻。不管院方有何种“无奈”，如此检查、如此收费，无疑都是不合适的，都是在“鱼肉”患者。
　　遗憾的是，此类“小病大治”早已并非个案。今年5月，广东龙先生的幼女图误吞一根3厘米长的铁制弯针，被送至医院治疗。出院结账时。龙先生发现收费清单上竞有217个检查项目，医疗费高达3000多元。可以看出，　“小病大治”不仅存在，而且很多出现在儿童医院。相较于成年患者，我们并不否认，婴幼儿的检查更应“由专业医生说了算”，但连艾滋病、梅毒也要检查，却明显违背常识。
　　今年7月1日，备受关注的《侵权责任法》开始实施。新法第63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对婴幼儿而言，艾滋病、梅毒无疑是不必要的检查。现在却似乎很难按照《侵权责任法》予以处理――事实上，即便对医院、医生与律师来说，　“什么才是不必要的检查”都没有答案。更何况患者及其家属。无疑，《侵权责任法》中的这一祭款仍需明确，并有第三方的仲裁机构进行客观认证，才不会形同虚设。
　　医院的无奈在于医疗套餐。医院的套餐检查是根据“临床路径”制定出来的。诚如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所言，诊断治疗疾病，医生除了执行“临床路径”相关规范，也要运用临床经验判断某些检查项目是否有必要，并明白告知病人或其家属，　“这既涉及医生医术，更是医德问题”。可以看出。　“临床路径”制度再先进，倘若医生没有医术和医德，同样也会沦为医院敛财的工具。
　　不久前，江苏常州一位市民在市内一家医院给孩子看病时，仅花了一毛钱，孩子的病就痊愈了。这个一毛钱处方被病人家属誉为“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在我看来，常州的那位医生之所以能开出“一毛钱处方”，不仅在于她有良好的医德，恐怕也在于其所在的医院也“良心”尚存――这边是“189项检查”，那边是“一毛钱处方”，两相比较，反差让人震撼。
　　要想消灭“189项检查”，要想出现更多“一毛钱处方”，要想重塑医生们的医德医风，除了完善监督医院与医生的法律法规外；更为重要的恐怕是加快医改，将公立医院从定位模糊的迷局中拉出来，还其公益本性。
　　
　　“警察院长”能否当好第三方
　　范正伟
　　
　　医院聘请警察当副院长，这是沈阳某医院的一项举措。开出这样的“偏方”，据说是为了解决医患纠纷、遏制“医闹”行为。
　　医院的积极性不言而喻，警察的热心却令人费解。警察法规定，警察不得从事营利活动或受雇于个人和组织，沈阳警方的做法是否有违规之嫌?
　　或许考虑到这一点，有关部门反复强调，警察副院长不占职位、不拿待遇、保持中立。然而，拥有双重身份的警察副院长，在处理医患纠纷时首先是警察还是副院长?
　　更大的疑问还在于，如果不当副院长，警察就不履行职责了吗?省市大医院可以聘请警察，那么其他中小医院、民营医院呢?当警力有限时，哪些医院有资格无偿聘请?
　　当然，在诸多“不妥”之外，“警察副院长”的横空出世，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当前医患纠纷对“第三方”的渴求。
　　一些职业医闹的确扰乱了医疗秩序，但许多“医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医疗事故调查鉴定“老子查儿子”的格局中，不“闹”可能就没有公正。南京“徐宝宝死亡事件”，卫生部门力挺医生没玩游戏，但结果呢?在医疗行为不透明、事故处理不统一的背景下，患者之“闹”，毋宁说是一种无奈的维权。
　　因此，寻求解决医疗纠纷的“第三方”，不能寄希望于强力，而应考虑医患权责的平衡。一方面，卫生主管部门要与医院真正做到“管办分离”“政事分离”，明确监管的中立身份；另一方面，正如一些地方尝试的，借助人民调解委员会，打破医院的单方话语权，在医患之间构建一种平衡的博弈机制。
　　医改：改“制”还应改“心”
　　吴　酷
　　
　　广州龙先生的5岁女儿小颖在玩耍时误吞一根3厘米长的铁制弯针，随即被送至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治疗；第三天弯针自行经大便排出。可小颖出院结账时，龙先生发现医疗费竟高达3366元!收费清单给出了答案：医院竟给5岁的小颖做了包括梅毒、艾滋病、类风湿等在内的217项检查!对于龙先生的疑问，院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小孩有做手术的可能，项目是为手术输血做准备的，所做检查均合乎规定。
　　同一件事，为什么医患双方都觉得“冤”?毛病就出在一个“情”字上。也就是说，医院可能只注意了“合法合规”，却忽视了“合情”。事后，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广州中山一院急诊科主任廖晓星教授说，梅毒、艾滋病等检测应该是住院术前的一项常规检测，也是一个组套检测。不过，今后医院可以在管理上更细化一些，根据患者个体情况适当增减“套餐”项目。显然，这是“医方”比较客观的看法，既解释了一些项目检查的必要性，也指出了需要改进的方面。而作为“患方”的龙先生，总觉得自己是“挨宰”了，认定医院这种“套餐式”检查是为了规避医疗风险。多年积累的医患隔阂和缺乏真切的情感沟通，使医患双方再次因为一根小针陷入尖锐对立。
　　广州的小针，勾起了近50年前的一桩往事，同样与“针”有关。朋友家三四岁的小妹妹，也是在玩耍中误吞了一针，所不同的是，吞下的不是铁制弯针，而是更为可怕的注射器针头!与小颖一样，小妹妹也被及时送进儿童医院救治。在经过X光检查之后，医生告诉女童的父母：针头已经通过胃部最狭窄的幽门，进入肠道，而且针尖朝下!但是如果不出现受阻的情况，就不采用手术的方式取出。于是，医生安排孩子静躺观察。煎熬了几个小时后，没有任何“动静”。下班后，一位护士长把小妹妹带回自己家观察，并做了一盘香喷喷的肉丝炒韭菜，小妹妹大口吃下了特殊的“大餐”。第二天早晨，小妹妹排便后，护士长从大便中拨出了韭菜段缠裹着的针头!
　　同样是一根“针”引发的灾祸，小妹妹父母感受到的是浓浓的，真情，是治病救人的明亮热心，而不是龙先生那种“被坑”“挨宰”的憋屈。与几十年前相比，现今的规章制度无疑更加完备，现今的医疗手段和医疗设备肯定更加先进，但同“针”不同“遇”的事实，让人们看到了另一方面的逆向变化：医患之间失去了往昔那种纯净、可贵的信任。
　　固然，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痼疾的主要原因是严重扭曲的医疗 体制，但是体制并非包吞万物的垃圾箱，它容不下医疗界的所有“垃圾”。诸如医术、医德这类东西，虽然也与体制有关，但并不完全与之直接“联动”。在现有的体制下，为什么照样有华益慰那样“对得起病人”的精诚大医，照样有常州第七人民医院徐莉那样的“一毛钱处方”医生?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失掉医生“悬壶济世”的一颗良心，守持着行医“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不失“心”、不失“德”，就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失范。可见，医改在改“制”的同时，还应切实改“心”。好制度加真良心，才是患者之福。
　　(摘自《人民日报》)
　　
　　安全产品是“生产”出来的
　　张　铁
　　霸王洗发水被曝合有致癌的二恶烷，不仅影响到股票价格，更可能影响到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连同之前的紫砂“化工壶”、麦当劳“橡胶门”，甚至是毒奶粉、苏丹红，各种熟悉不熟悉的化学名词被“打包”提及，食品、药品、日用品的安全问题再次挑动公众敏感的神经。
　　对于日化品的监管，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等，都有严格规定。而对于食品，更是有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去年的强生婴儿沐浴液含二恶烷事件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监管部门，也已注意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二恶烷有可能作为杂质随原料带入化妆品中”。客观来说，在监管方面，意识、方法和成效，确实都有所改变。
　　然而，现在的监管，仍处于一种“倒逼”的态势之下。媒体曝光了，才查处、才完善，才发现监管的疏漏、标准的疏忽。要知道，各种化工原料，岂止千种万种，“一事一议”的监管，只能是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三聚氯胺浮出水面，难保没有四聚氰胺沉在水底；二恶烷被曝光。难保没有三恶烷在潜伏。仅仅依靠“打地鼠”，难免要使得人人都成为化学家，才能有放心的菜篮子、澡堂子。不仅社会成本巨大，而且会造成整个社会信任的流失。
　　实际上，与耗费巨大的监管比起来，生产企业和行业的自律，是产品安全更有效的保证。与大量的生产商和庞大的市场相比，政府机构的监督力量有限。而且，以化学知识的专业程度，生产过程中如果想加入某些非法物质，即使就在作业线旁，也未必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安全的产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监管出来的。
　　“源”与“流”的关系，同样适用于产品安全。监管也好，处罚也好，都是“问题型”的管理方式，其前提是“有问题推定”。这样，真查出了问题，也只是流通过程之中的“马后炮”。而行业和企业的自律，则是一种“防范型”的约束方式，企业有了良好的社会责任，行业有了成熟的信用体系，才能从源头上保证不合格产品不会流入市场。在食品日化品的安全中，与监管相比，更重要的环节是生产。
　　然而，我们现在却缺少这样的自律。不管霸王洗发水中的二恶烷是不是超标，这扇“致癌门”后最让人触目惊心的，仍是当事人曝出的行业“潜规则”：霸王公司首席执行官万玉华向媒体表示，二恶烷“几乎所有洗涤产品中都有”。如果一个企业、行业需要不断地监管敲打，才能保证提供至少无害的产品，那这个企业必然会被淘汰，而这个行业也难有希望和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