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可以开中药吗【天津中药界人士的西医西药观】

　　解放前,一些从事西医西药工作的人士、留洋归国的学者,甚至包括国学大师,不信中医中药,说中医中药不科学。还有些人,全盘否定中医中药,说中医是“庸医杀人不用刀”,说“卖药的就是劫道的”,把中医中药说的一无是处。
　　中医中药在不少方面确实不如西医西药先进。中医中药的理论之源――阴阳五行说,带有神秘色彩,让人难以相信。中医中药有所谓“子午流注”一说,好像是某一类药品,只有某个时辰做出,才有药力,某个时辰服用,疗效才好,说中国人古代就有关于人体生物钟的体验。是否如此,则又无法证明。中医中药界早年还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即“药不瞑眩难见效”。那意思说,重病之人服药以后,若不神昏目迷,出现死去活来一般的药物反应,就没有疗效。喝药如同玩命,这药谁还敢喝?
　　但是,中医中药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智慧经验的结晶,是数千年中国人祛病延年的瑰宝,怎能说中医中药不科学呢?只是中医中药的理论体系,不同于西医西药的理论体系罢了。按西医西药理论体系讲不通的,未必就不科学。非得让中医中药按西医西药的理论体系做出解释,解释不通就斥为伪科学,就是骗人把戏,那就太不公道了。
　　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中国文明昌盛,国力强大无比,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派学生来中国留学,其中就有学习中医中药的。也许今后若干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未来科学的发展也能解释中医中药的奥秘,那时候欧美国家就会有大批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中药。但是,中国人不希望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以后,对他们的医生说:“噫!搞西医的家伙,你也配称医生!”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医大夫确有庸医。给鲁迅父亲周伯宜看病的大夫,治不好病人,却一次次用难寻的“药引”刁难人。什么经霜三年的甘蔗啦,同居一穴的一对蟋蟀啦,还有问谁都不晓得的“平地木”啦,用打破的旧鼓皮配制的“败鼓皮丸”啦,等等,没有一样是容易得到的。等到这些“药引”一一配齐了,迁延已久的周伯宜已经沉疴难治,一命归天了,死时才35岁。鲁迅憎恨庸医,他说管他什么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治膏丹,全都要踏倒在地。鲁迅说的是气话。庸医害人,口诛笔伐,也难消心头之恨。
　　医之庸良,不在中西。西医难道就没有庸医吗?一向信西医而不信中医的梁启超,称阴阳五行是迷信的大本营。1926年梁氏因尿血住进北京一家著名医院,医生说右肾有肿瘤须割去。手术以后,梁氏仍尿血不止,原来所割之右肾全然无病,三年后梁启超病故。1922年乐达仁如夫人因耳突发炎,住进天津水阁医院,院长请一个叫卢班的法国大夫诊治。卢班检查后说须手术,让乐达仁先交白银140两。手术后卢班即不见踪影,第二天病人死去,第三天乐家移尸殡仪馆,这期间卢班一直未曾露面。据说卢班事后到水阁医院,交给医院诊费白银15两。像卢班这样的西医大夫,即庸又黑,就更令人憎恨了。
　　参与创办哈尔滨道育仁堂的王静斋先生,是天津名中医,与北京名中医孔伯华相友善。王静斋常说中医西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西医能杀菌,中医用麻黄汤、白虎汤能祛邪,中医之所谓邪,正西医之菌毒也。中医西医殊途同归,可以互相学习,不可彼此排斥。
　　创办中西制药厂的刘秉彝先生,主张中医兼通西医,通西医而广中医,西为中用,中西融通。
　　金汤大马路(今建国道)上有个药店,叫聚兴和,坐堂大夫是哈振冈和哈荔田父子俩。哈振冈业中医而毕业于保定医学堂,兼通中西医。哈荔田1933年21岁即已考取中医行医执照,但是直到1935年他从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毕业以后,才正式挂牌行医。因为华北国医学院有三分之一的课程,是学习解剖、生理等西医基础课,这些课程很为哈荔田所看重。哈荔田坐堂行医,既摸脉观舌相,又使用听诊器、血压计,有时还要看看X光片。哈荔田像乃师施今墨一样,重视中医辨证,西医辨病,辩证辨病相结合,始能究明其理。哈荔田先生艺术高超,医德高尚,解放后出任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天津市中医学会会长。
　　解放前天津中药企业家,思想比较开放,从不排斥西医西药,能够虚心学习西医西药之所长。达仁堂的乐达仁,把女儿、女婿送到德国学医。乐仁堂的乐佑申,儿子毕业于北京协和医院。隆顺榕的卞�成,长子卞学鉴是天津著名皮肤病专家。他们都把西药当做中药改良的样板。
　　丁水益先生很了解这几位中药企业家。他说,有一件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今后知道的人恐怕就更少了:隆顺榕中药铺老板卞�成,热心西医西药事业,天津能够开设结核病医院,卞�成功莫大焉。
　　抗战时期,东马路上的天津青年会,不时举办一些科普讲座,有一次请燕京大学校医郭德隆,用英语讲结核病防治。上世纪40年代,结核病特别是肺结核,是不治之症,像后来的癌症一样,令人谈虎色变。1941年12月,因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强行关闭,郭德隆来到天津,找到天津青年会所属的预防肺结核委员会,提出拟在天津筹办肺结核门诊部的想法。郭德隆说,门诊部万事俱备,只差一台德国X光机,购置这台设备要花美金一万元。任天津青年会董事的卞�成,办事爽快,他对在座的各位委员说:“造福乡里,本会有责。不过,一万元美金也不是小数目。这样吧,一万元美金约合3.6万元联币,我和青年会陈艺琴董事各捐六千元联币,预防肺结合委员会主席、仁立公司董事长朱继圣,以及东亚公司总经理宋斐卿委员、航业公司经理王更三委员、百货售品所经理吉玉如委员,也各捐六千元。咱们六六三十六,怎么样?”
　　众人均表赞成。就这样,天津结核病门诊部不久后在巴黎道开业。这个门诊部,就是现在天津第一结核病防治院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