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之“度”】印度尼西亚属于哪个洲

　　1936年4月17日,面对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的诸位同道,白求恩医生慷慨宣称:“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如今,73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白求恩许下的,仍旧是一个未竟的宏愿。
　　有人认为,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情形是更糟糕了――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正逐步变得对立,甚至是敌对,过度医疗即为明证。
　　人们发现“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很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最好的”药物、“最高端的”检查、“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昂贵的费用。
　　人们还发现:这些巨资换来的药物、检查、手术,有时候却只是“高射炮打蚊子”――获益未必很大,风险却着实不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现行体制机制下,“医院要赚钱,赚钱就要扩大规模,扩大规模要有资金,资金靠贷款,还贷款就逼迫医生进一步赚钱”,而医院、医生赚钱的办法就是卖药、卖检查。换言之,是体制、机制把医患推入冲突。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自20世纪以来,对“科学”“技术”近乎迷信的崇拜和几乎无条件的追随。
　　一百多年来,从普通X射线到核磁共振成像,从铁肺到人工脏器,医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突破着生命的禁区,人类因而前所未有地健康长寿。孰料,这些寄托着人们美好愿望的先进技术设备,却也为今日的医疗埋下了利益驱动、技术崇拜的伏笔。有人甚至断言:“目前某些备受推崇的‘高技术’其实既不高明也不高效,只是费用高昂而已。”
　　学者们亦开始反思:技术、设备是不是正在使医学背离自己的初衷?医学是不是正在淡忘自身的使命?更大的挑战是,在医疗卫生资源总体有限的现实下,有多少人是站在社会公正的角度上,去评估医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在“审计”社会为医学技术的进步支付了何种代价?
　　在公众对医生动机的怀疑、对医疗技术的失望中,中国的新一轮医改启动了。面对渐次展开的对公立医院的改革、对种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我们格外需要医务工作者们像白求恩那样,清洁自己的精神,守住医疗的“度”。
　　因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摘自《�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