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吃甘蔗_倒一倒吃不了

　　药材未经加工炮炙，称为生药。生药批发始于清康熙年间，在此之前，虽有药商从药材产地或集散地趸些药材，卖给医馆、药贩和药铺，但是数量不大，没有形成规模。清康熙年间，粤潮闽三帮商人冒险海航，把缝衣针、铜钮扣、食糖、木材、南方中药成药和药材等所谓“洋广杂货”运抵天津，天津药材批发业由此开始形成。
　　最早从事生药批发的，是几家清代老字号――同善堂、宝心堂、卫生堂和聚兴和、隆顺榕、天津同仁堂。这些批发商进货渠道，一是粤潮闽三帮海船，二是祁州庙会，三是香港、上海南药市场。销路主要是本埠制药厂、药铺、片子棚（切制饮片的刀房）和二级批发户，一部分进口货如洋枳壳、洋枳实等，则运往祁州转销全国。
　　同善堂在宫北大街，规模不大，上世纪40年代资东经理是定县人王忠贤，解放初期经理是曹蕴辰。
　　宝心堂在针市街，清末至民初经理是夏泰昌，继任者是张华堂，公私合营前经理是64岁的李殿英。
　　卫生堂也在宫北大街，资产和规模比同善堂、宝心堂大。卫生堂做的不是整进整出的大批发，他是批发商中的分拆户――把整批买进的药材，拆包分等，再批发给小零售户。卫生堂经营的药材花色全，毛利很低的品种在别处买不到，这里有售。卫生堂资东是投资天津同仁堂的刘皋儒和刘漱莹，经理早期是解竹泉，解竹泉之后是王子祥，再后来是赵凤桐。赵凤桐1909年出生，16岁学徒，23岁到华东各省采购药材，一干就是20年。赵凤桐后来成为我市浙宁药材专家，他会说吴方言，在组织浙宁药材货源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对浙江、江苏一带各种药材的产地、产季、产量、优劣非常熟悉。例如，他能分出白术和於术的微小差别，能够分出白术的等级，能把寸冬分出正清和正面等不同的档次。像赵凤桐这样对浙宁药材十分在行的药业人士，天津只有两位。另一位叫王孝三。王孝三出生于1905年，从1922年起就经营浙宁产品。1927年王孝三进入惠通祥药庄，后来转入振通药庄，一直从事浙宁药材采购工作，成为天津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人士。
　　天津从事生药批发的商家，把德和永杂货庄和隆昌海货店都算进去，上世纪30年代不过就二十多家，但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经营生药批发的商家，一下子增加了百余家。这些新增加的生药批发商，大都是祁州庙会的十三帮和安国当地的药商。例如，1938年9月开业的天津永亨利药庄，是营口金诚玉的分店；安国东庆恒药庄，是一家较有规模的生药批发企业，它派人在上海、亳州、禹州和陕西三原县采购生药，集中在上海和安国销售。东庆恒在这几处地方设有分号。1938年3月，东庆恒在天津小洋货街设立分号，后来资东胡海门、上海分庄党华彬、陕西三原县分庄刘金鉴、安国本号张玉田等，都先后来到天津发展业务。东门里弥勒巷成记药庄和大伙巷徐家冰窖同仁泰药庄，西北角文昌宫福聚昌药庄，经理是杨有成、杨家麟和李我如、王文波，也都是安国人。
　　除了这些搞生药批发的较大企业外，十三帮药商和安国药商还仨一群、俩一伙，在天津成立了上百家小企业。过去搞生药批发，没有充裕的资金、宽敞的场地、丰富的经验和很强的风险意识，是做不好业务的。而这一时期，只要有经验，敢冒险，手里有点药材，就能干批发。当时社会币轻物重，存钱不如存货，人们担心手中的钱币不知哪一天变成废纸。经济恐慌刺激购买欲，催生批发商。那时候天津生药批发商，有不少是“皮包公司”，既不注册，也没有办公场所，随身带几包药材，找个地方一住，便开张营业。曲店街元泰茶栈内的元成祥药庄，针市街裕兴厚药行内的源丰隆及其后来改组成立的广源泰，针市街同兴合药行内的天利祥，针市街公安里1号信泰隆药行内的荣源生，恒安号楼上的永发恒，都是这样的“皮包公司”。这些“皮包公司”多数干不长，字号总变，人却还是那些人。这些专以“倒倒”为生的人，有经验，有胆量，日子混得倒也不错。他们当中不知是谁，编出这样两句顺口溜――“倒一倒，吃不了”。“倒倒蛋，吃顿面”。
　　日伪和国民党时期，物价飞涨，正规药铺的药工和店员靠微薄的工薪，难以养活一家老小，在药铺上班，远赶不上“倒倒”。药工和店员人心浮动，不少人在这一时期辞职出号，加入“倒倒”大军。1938年9月隆顺榕经理卞�成为稳定军心，拉住职工后退，从企业历年积累的“厚成金”里拨出20万元，成立同兴合药行，又拨款20万元，成立同益和药庄。卞�成对职工讲，同兴合与同益和资本是大家的，大家愿意干“倒倒”那就干“倒倒”，赚钱大家受益，赔钱大家承担。有这40万元垫底，即使赔钱，大家也不用掏腰包。不过，干“倒倒”，绝不能影响隆顺榕的业务。
　　就这样，才稳住了隆顺榕的阵脚。从这一侧面，我们可以了解抗战期间，天津生药批发市场是何等“畸形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