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逝的酒香]酒香草头

　　天津同仁堂有不少被市民称道的好产品,如天工牌安宫牛黄丸、紫雪散、万应锭、京墨和阿胶等,而更为海内外认知的天津同仁堂产品,当属药酒。 　　药酒不独同仁有,同仁药酒独不同。以往中药行业做虎骨酒、参茸药酒等,都是用绍兴黄酒做基酒,天津同仁堂从清同治年间,就开始采用烧酒做基酒。烧酒比黄酒更能溶解出虎骨和参茸里的有机物,使药酒的药力更强。早年支撑天津经济的是盐业和漕运,随着天津城市的繁荣,商业和民用物资进出天津的数量也愈益庞大,这些物资的运输多数是靠水运而非陆运,因此,天津涉水作业的人格外多,患有风湿症的不在少数。对这些辛苦的劳工来说,喝天津同仁堂的药酒,既治病又有劲,因此天津同仁堂的浑汁药酒市场很大。为让南方人也能服用天津同仁堂的药酒,张益堂还研究出用低度数白酒制造药酒的新工艺,由此又打开了天津药酒远销东南沿海和台湾的销路。清末的天津,有酒乡之称,仅大直沽就有义聚永、永丰玉、存益公等烧锅50多家。在大口开烧锅的朱亦韩,是粮店后街同仁堂张家的街邻,同仁堂选购白酒真是方便之极。从清朝末年开始,天津同仁堂的虎骨、参茸、史国公、五加皮等药酒畅销天津、华北、潮汕、粤海,并且远渡重洋,行销到南洋、北美,成为天津出口的大宗商品。天津同仁堂的药酒,是美国海关进口免检产品,天津同仁堂每月发往美国的虎骨酒多达百箱(每箱12桶)。
　　1933年10月,天津同仁堂在与劝业场一路之隔的长春道开设一处分号,此时天津同仁堂进入鼎盛时期。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天津同仁堂药酒的外埠销路不断受阻。1939年夏天,天津洪水泛滥,长春道一带地势最低,同仁堂损失不小。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出口药酒的生意全部停顿,大笔当回的货款无法收回。沉重的打击,令天津同仁堂难以招架。五世之居的张家大宅门,入不敷出,不得不析产分家。1945年药铺生意已经实在无法维持,主持家务与铺事的张益堂之孙、被张家后辈称为十二爷的张叔良,忍痛将这爿具有93年历史的老药铺,连同华世奎题写的匾额,出让给他人。
　　天津同仁堂于1945年重组为天津同仁堂和记,和记分为六股,同仁堂张家有其二,其余四股的持有人是张叔良夫人刘氏的娘家亲友。
　　老东家张叔良以为,天津同仁堂缺的是资金,有人注入资金,同仁堂就能运转起来,不需很久便能重新驶入快车道,他也能像北京同仁堂乐平泉那样,把全部外股赎回来。事实证明,张叔良的想法太简单了。
　　日本投降前,经济萧条,不单是某个企业,而是相当多的行业,整体不景气。天津中药行业相对而言还算是能勉强生存的,社会游资正瞄着中药行业。在当时,筹集资金不算难,但是光有钱无济于事。
　　投资同仁堂和记的刘漱莹,是有钱人,从学校毕业以后就在芦纲公所做事,曾任过芦纲纲总。但是刘漱莹没有经商经验,给和记帮不了忙。另一个投资人孙越桥,算得上是天津商业奇才,他本是隆聚纱布庄的一个徒工,后来继承父业经营德和永杂货铺,靠包销日本洋行食糖发财。孙越桥发财后,办盐务,开银号,开纱布庄和绸布庄,无不盈利。但此时孙越桥已年近六十,出资解人燃眉之急,就算是帮忙了,指望他出面经营和记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位投资人叫刘皋儒,是中记卫生堂的资东,虽然说也是搞药的,但是中记卫生堂主要是经营药材批发,搞成药也不在行。张叔良年事已高,总不能让张叔良再亲临一线了,于是众股东推出一位经理全面经营和记。
　　丁水益老师说:“这位经理叫王璞玉,河北博野人,当时才刚35岁,正是干事业的好年龄。王璞玉为人忠厚诚实,又是中记卫生堂徒工出身,绝对忠诚可靠。但是王璞玉在中记卫生堂学的是药材经营,从1936年开始就在上海驻庄搞药材批发,经营同仁堂的丸散膏丹和药酒并无所长。尽管王璞玉工作十分努力,同仁堂和记迄无骄人业绩。”
　　其实,天津同仁堂在走向鼎盛时,就已存在危机。重整河山待后生,而天津同仁堂却找不出像北京同仁堂乐平泉那样的能令老字号走向中兴的后生。丁水益先生说:“子孙须以药为业,是北京同仁堂乐家的一条家规。乐家子弟从小就在栈房和铺面转,认药、切药、碾药,对药材进行蒸、煮、炒、炙、煅,做蜜丸,打水丸等等,不学会不行。谁都知道乐家子弟好玩,有玩票的,有玩鸽子的,有爱摄影的,有爱打鼓拉弦的,而且不少人玩出了名堂。但是,这些乐家子弟个个是‘药虫子’,经营药铺都有一套。进入民国以后,乐家子弟在全国各地开办三四十家乐家老药铺,都是自东自掌不聘外人。”
　　要问天津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有何不同,业内人士会告诉你,不同之处就在这里。